余祥明，1953年生于四川。初中69级毕业，1971年插队落户。1973年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英语，1977年留校任教。先后在广州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英国华威大学学习。一直在高校任教，2013年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退休。现居广州。
原题
无中生有，造谣诬蔑
推荐上大学，
我遭同队知青诬告
作者：余祥明
这是个沉重的话题，还得从1971年3月我插队落户当知青谈起。“1969年7月我们毕业，成为实际只有小学水平的初中毕业生！然而不知何种原因，离校后一年半的时间，69级身份不明：既不再是在校学生，也不是上山下乡对象，没有任何部门单位过问我们。我们就像没有爹妈的孩子，无人关爱，处境尴尬，自生自灭。”（节选自余祥明：《超龄生》）
我的初中照，后排右4为我
这是一直没有换成正式版本的临时毕业证。1971年左右，我们的母校被撤销
自1964年母亲调到公社诊所，刚满10岁的我，学习之余在县城家就挑起做家务事的重担，到河里、水井挑水、买菜做饭、洗自己的衣服（父亲和6岁妹妹的衣服包给邻居李三婆洗，每人每月1元5角），习惯了劳作。因此初中毕业时，不到16岁的我，无学可上，无书可读，不愿无所事事，无端地浪费生命。父母也看到我无聊，心情郁闷，到处找关系托熟人给我找点事情做。我在高石公社油坊做过小工：挑土夯土墙；在东联公社诊所做过小工：在石厂清理石渣、在工地拌混凝土、担灰递砖；在高石公社诊所住院部做过小工：打地基挖土挑土、发石灰制作灰浆、搬砖运瓦；在泥河道班维修公路：挑水撒泥、清理路边排水沟等。经过磨练，在建筑工地，我可以一次叠三、四块砖准确无误地抛送到脚手架上瓦工师傅的手中，双肩可轻松挑100多斤的重担。
夯土墙时，我就负责挑土上墙（网图）
做零工时间多则一、两月，少则数周。繁重的体力活累得腰酸背疼，但沉重的心理负担则更让人忧心忡忡。做零工是暂时的，当知青是免不了的，但是什么时间，以何种形式，则是未知数。听说大城市有去兵团的，集体生活，还有工资，令人羡慕，我等县疙瘩（注1）没那份福气。当然，近年信息多了，阅读到兵团知青的命运、遭遇、困境，才知不能去兵团不一定不是好事。时至70年，先期下乡知青，已陆续招工回城，重庆、内江、本县都有。如此说来，下乡还不是死路一条，有个盼头。至此，何去何从，更是希望早日有个说法。 17周岁留影，摄于1970年12月中旬
一直到1971年3月，我们初69级毕业生才结束了离开校园后一年半的“三非“（非学生、非工人农民、非知青）身份，”在县城乡亲们的热情欢送下上山下乡 ”，威远中学和我就读的红卫中学学生被县知青办安排到本县农村插队落户，各区中学学生自行联系。我们开始了“知青和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的知青生涯。我申请自行联系，插队落户到我母亲工作的高石公社。为此我母亲多次到县知青安置办公室申请交涉。几经请求，领导们终于开恩，同意我到高石公社插队落户。但条件是，我不能参加3月18日县知青办举办的“全县人民欢送69级知青上山下乡大会”，也不能佩戴大红花！高石公社所在地叫高石场，离县城15公里，有泥石公路，但道路狭窄，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也非交通要道，故不通汽车。场上有一条200来米长的街道，绝大部分住户是50年代末期下放到附近生产队成为农民的，留下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不多。我母亲自1964年起在公社诊所工作，负责接生及培训大队接生员和赤脚医生，与大队干部和农民很熟悉，关系不错。她一提出我想在公社插队落户，这些接生员赤脚医生都乐意帮忙。一大队的赤脚医生曾化明向他当生产队长父亲提出此事，曾队长立刻同意，表示欢迎。因此我就在威远县龙会区高石公社一大队七生产队插队落户。一大队一共七个生产队，环绕公社街道。其中离镇街最近，也是全公社经济效益最好的，是二队。他们有知青家长的关系可以购买化肥、电机等紧俏商品，在镇街上开办有制面房、打米机房等队办企业。公社油坊张会计的家也在二队，可以帮队里买到榨油剩下的油枯，是很好的有机肥。所以二队每个劳动日价值七角多钱。这是全公社最令人羡慕的香馍馍，据我所知，这在全县也是非常好的效益了。二队没有特殊关系是很难进的，这于我是可欲（可想）而不可求！七队的工分效益一般，每个劳动工作日（10分）价值人民币两角多钱，在公社算中等。近年阅读新三届公众号、私人史公众号的文章，得知两三角一个劳动日的生产队在全国不计其数，七八分一个劳动日的也不是个别（注2）。但这于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离镇街不远，大约两华里路程，很方便。我母亲前几年的工作是到各大队接生，培训大队接生员和赤脚医生。他们能够独立工作后，她就只是在诊所定期给予他们指导，更多时间是在诊所注射室工作和负责药品管理。她工作认真负责，性格开朗温和，与同事和领导相处很好。生产队解决我的住宿有困难，因此我母亲向诊所宋利辉所长提出借用诊所一间约4平方米的空闲杂屋供我住宿时。宋所长二话不说，当即答应，而且那时没有房租一说。我在生产队劳动，早出晚归（我从1971年3月住到1974年4月），肯定给大家造成不便，但诊所的十来个妈妈的同事（我都称公公，婆婆，大爷，叔叔，孃孃）没有一个人说闲话表示不满。时至今日，我还非常感谢宋所长，感谢大家，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完全理解，热情友好，出手相助！我们生产队的作息时间由曾队长敲钟掌握。早上6点钟左右，曾队长敲钟（约6-70公分长的铁轨）出早工，根据季节不同，或挖土点麦种、苞谷种，或栽秧打谷，或收割麦子、苞谷，约干活两个小时，回家吃早饭一个小时，9点左右曾队长又敲钟出工，干活到12点，中途人们抽烟休息，妇女奶小孩，大约半个小时。午饭时间约两个小时。下午2点（夏天休息三个小时）队长敲钟，大家出工，一直干到下午6点左右，小麦苞谷收割时节，特别是收割谷子，打谷子脱粒时，干到较晚，8-9点左右。我因为有从小干体力活的底子，身子骨还结实，更重要的是一直老实本分，相信力气使了还有的，从不偷奸耍滑。所以从第一天起，我就是与主要劳动力一起干活。除了犁田粑田（只有两、三个被称为“使牛匠”的中年农民会）、栽秧、打谷、（脚踏水车）车水这些技术活，我没有干过，其余的重体力活如挑粪、挖土、割麦子、掰包谷、挑秧苗、薅秧苗、割谷子、打谷子脱粒时传递带穗的谷草，我都是和主要劳动力（全是男性中、青年）一起。所有的农活我都可以承受，当然还是经常累得精疲力竭、甚至周身疼痛。
犁田、耙田、车水、扯秧栽秧这些技术农活我没有干过，薅秧苗，我做过。（网图）
我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各种农活：挑粪水灌溉庄稼、从县城粮站肩挑60斤良种，走30华里路回生产队、到几公里外的煤厂为生产队买煤、参加民工建勤（注3），步行到几公里以外的公路，挑石头砸石子，义务为国家修公路。我的粪桶与大家的一样，100斤左右。我与男主劳到各家各户的猪圈挑粪水到集体的大粪坑、到地里挑粪灌溉庄稼。生产队农民家家养猪。因为国家只对城镇居民供应粮食、肉油等副食品，农民要吃油吃肉只能靠自己生产。而且自己养的猪不准私自宰杀，必须卖给食品站，食品站代表国家收购一半返还一半给农民。这一半就是一家人一年的肉食。而且当时化肥是紧俏物资限量分配，农业生产主要是农家肥。所以规定每家每户都要养猪，上交肥料，按多少计算工分参与分配粮食。因此有条件的家庭还是愿意多养猪。每家的猪圈大小不一，但是布局都差不多，多建在厨房旁边，一般是两边靠墙，其余两边半人高的石板或木栅栏围成，石板/木栅栏的一边有门，地面也是石板铺就，便于打扫清洗。猪的屎尿就扫入半堵墙隔开的粪坑。茅坑是敞口的，兼作厕所。有的家放上两块大木板，人蹲在上边。有的家不放木板，如厕时靠近坑边，大便时还要防备粪水溅到屁股上，家有小孩的，还要防备小孩掉下去。当时亩产量很低，一般三四百斤。经历过了大跃进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的超级谎言，吸取造成大饥荒饿死大量人口的教训，政府和农民都比较客观了。有关部门提出的目标是亩产四百斤上纲要，亩产六百斤称为过黄河，亩产八百斤跨长江。每年分到手的粮食不够吃，喂猪就只好用红苕藤、牛皮菜、各种老菜叶子、小孩割的猪草等切碎加上泔水煮成。所以猪的粪便是水草分离，清清的，味显酸臭。人的粪便则浓稠得多，也臭得多。生产队定时安排劳力到各家的猪圈挑粪水，集中到田边地头的大粪坑。舀粪水的工具是绑在长竹竿上的小木桶，大家排队依次将自己的粪桶装满，然后一起挑到田边地头，倒入集体粪坑发酵。排队舀粪时，大家叽叽喳喳，天南地北，乱侃一气。除了评论哪家的粪水比较浓，比较臭，肯定是吃得好以外，更多的是男人们的荤笑话、骚故事。大家口无遮拦，毫不掩饰。譬如打谜语：“天荫徒弟拿，日出师娘使/屎” （雨伞）；脑筋急转弯：“啷个再宽的床都喊窄？” “夫妻都是重起睡！”笑话：“教师在农村扫盲，让一农妇认被子两字，农妇想不起来，教师提示：睡觉时你身上是什么，农妇说是老公。老师哭笑不得：老公不在的时候呢？农妇：是书记。”顺着话题，大家又聊到大队的前书记，与本队一妇女通奸，“四清运动”处理下台。大伙嘲笑憨厚老实的陈XX，游医给妻子治疗妇科病，管上门让他回避。他老老实实地站在门外，直到游医说完事了，才叫他进去。不知是否真假，反正陈XX憨憨地笑，也不辩解。此类话题，大家是乐此不疲。我是听得似懂非懂，懵懵懂懂。他们哄闹一年轻的回乡知青，晚上和婆娘“又筛又簸”。我读小学时，课桌中间划分“三八”线（男女界限），中学基本没有上学，复课闹革命的半学期男女生不交往，阅读的革命文学没有过性描写。所以他们的荤段笑话，我虽然不至于完全不懂，但很多确实似懂非懂，朦朦胧胧，以至于后来个别词语使用时还闹出笑话。
粪桶有两种，我的粪桶是后一种，有耳朵的。（网图）
栽秧时，我负责挑秧苗。在窄窄的田埂上挑着重重的泥脚稻秧，并将秧苗按需要，均匀地撒到稻田的角落四方，以方便社员栽秧。100多斤的重担在肩，稍不注意，容易掉下田埂，撒秧苗不均匀，导致有些地方秧苗不够，有些地方秧苗太多，影响进度，都会被人责骂。
四川栽红苕是夏季，一定要等到下大雨后，抓紧时间一天之内将红苕苗栽完。知青多数穿半统雨靴，农民则基本都是赤脚干活。雨后天上的太阳暴晒，地里蒸发的热气腾腾，额头上黄豆般大小的汗珠直往下滴，一直低头弯腰，很快腰酸背痛。更要命的是踩了沟里的雨水粪水，脚上皮肤容易长肥水疙瘩，手脚发痒，不时用手挠挠，不敢用指甲抓，生怕抓破皮肤，引起感染。我们中学68级的一位学长、知青，郭二娃，就是栽红苕时，长了肥水疙瘩，搔痒时皮肤抓破，得了败血症，下乡一年就去世了。
栽红苕。（网图）
苞谷土要除几次杂草。夏天苞谷苗长到一人多高时，锄杂草最辛苦。防止苞谷叶子豁人，只得穿上长裤长袖，戴上草帽。头上焦阳似火，晒得人汗水直望下淌。两边苞谷杆叶子巴掌宽，五、六十公分长，叶子边上有细细的小齿，不时割在脸上、手上，又痒又疼，难受至极，巴不得太阳早点下坡，活儿早点干完，回家洗澡睡觉。
薅苞谷。（网图）
割谷子不是技术活，但是重体力。割谷子一直低头弯腰，偶尔镰刀还会割破手指。用嘴和舌头吮吸一下手指头，血止住了，继续加油。打谷子脱就是技术加体力了，必须是懂技术的壮劳力。我们队里既有人力打谷，又有打谷机打谷。人力打谷是两人双手握住割下的谷子，在三面围有篾蓆拌桶里用力摔打，使之脱粒。用人工打谷机打谷，打谷的人则不用摔打，只需将谷穗一头搭在滚动的打谷机上即可，但是需要不停地踩动打谷机的踏板，因为打谷机是没有电动机的。无论人力打谷，还是打谷机打谷，都需要几个人递谷穗。我参加割谷子、递谷子等体力活。
割谷子
人工打谷
脚踩的人工打谷机。那时的打谷机拌桶三面都有篾蓆围住的
现在使用的电动打谷机。布蓬防止谷粒飞扬，方便实用，不需篾蓆
我自幼没有文艺细胞，不会吹拉弹唱，不会写写画画，不会舞文弄墨，也没有某些知青的干活拈轻怕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好吃懒做、走乡串户、偷鸡摸狗等不良习气，天天劳动在生产队，吃住在诊所。我劳动不错，但是政治敏感度极差。1971年10月初，“9·13事件”过去快一个月了，大队支书来我们生产队检查工作。读报之前，我还继续带领社员“敬祝......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敬祝......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 支书也面无表情地与我们员一起齐声祝福。现在想来，支书当时已经听过文件传达，知道副统帅已叛党外逃，但有纪律规定，不准提前泄密。他心里肯定想，这个知青政治上太不敏感！生产队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刘克一，50来岁。他的自留地在我每天上工的路边，打理得非常好，随着季节变化，地里的蔬菜庄稼都涨势喜人，令人称赞。听社员讲，他是本地人，抗战时是国军上尉，国共内战时他将太太送回老家。后来太太失踪，他被俘判刑。劳改后释放回来，一直独身，也是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干活时，他不苟言笑，从不多言多语，但却天天读报，关心国家大事。1971年底干活休息时，他谈到中美关系破冰，美国总统即将访华，我还不相信：中美是不共戴天的敌对阵营，怎么可能摈弃前嫌，握手言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只埋头劳动不看路，没有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形势，以至于信息闭塞，孤陋寡闻！一年多下来，生产队干部社员都对我评价很好：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虚心学大家学习，吃苦耐劳，积极肯干，不挑肥拣瘦，不偷奸耍滑，工分给我评定全劳10分。我的同学在其它区公社插队落户，评7、8、9、10分的都有。生产队干部在生活方面对我也很好。划分给我的自留地，需要的粪水，可以在生产队粪坑取用。民兵排长指导我种菜，我种的海椒、缸豆、四季豆等长势很好，收获颇丰。我的粪桶、锄头的劳动工具也寄放他家。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他们全家。生产队还派人帮我打地窖堆放过冬的红苕。五十年以后，这次回成都，我母亲还提到窑的红苕好甜！信息反馈到大队和公社，给各级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公社书记对我母亲说，刘老师，没有想到你的儿子在县城长大，你们没有娇生惯养，这么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社员们对他的反映很好！1972年，县食品公司下属的区食品站和县煤建公司下属的区煤站，下放给区供销社管理。受文革影响，各单位多年未招工，用工缺乏。因此，有关部门批准龙会区供销社在威远煤矿所在地黄荆沟镇、新场区和龙会区招收一批社会青年（其实就是家庭出身不好，或其它原因，文革前小学、初中毕业，不能升学，多年在社会做零工的年轻人）和龙会区各公社推荐的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作为合同工入职。我们公社社青熊明全，徐北燕，知青宋景明，李怀宗和我被选上。1972年4月初我们到区供销社报到，说是合同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签署过什么书面合同。说实话，我从内心是不愿意到供销社工作的。因为我从小就听说，商业部门，财贸部门经常搞反贪污浪费，反多吃多占的各种运动。人人都要坦白交代才能过关。比如饭/面馆的普通营业员，尽管不接触钱、粮等各种票证（粮、油、肉、豆腐、菜等），也要如下交代，才能过关。你从家里带饭到饭馆，不会吃冷饭吧？！你在公家/集体的蒸笼、锅里热饭，占公家的便宜吧？！有时放点盐或酱油，喝口热汤，有的吧？！那每天算你一分钱，一个月三角钱，一年三元六角五分。自上次运动以来，五年了，你多吃多占十七，八元，对吧？！那就退赔这么多吧！！所以我的内心是不情愿的，其他人可能是盼望成为正式工，而我却生怕成为正式工。我希望有机会被推荐到工厂当工人，哪怕是县办的化肥厂、农机厂，当然更希望像有的同学一样，被推荐到重庆钢铁学校、重庆电力学校、内江铁路学校上学。但是我家无一亲戚在政府机关或要害部门工作，可以让我挑选招工单位和学校，那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听天由命吧！合同工每个月工资27元，知青身份的交2元回生产队分粮，再卖到粮站换粮票。所以我们还是算吃农村粮的知青合同工，各级政府和知青办认可我们的知青身份，招工、推荐上学时予以同等对待。那就还有希望，我愿意等待！我们几十个合同工在区供销社集中学习几天后分配工作。分配的单位是通公路的区煤站、东联、民政、靖和煤站，和区供销社社新建的旅馆和餐馆。我被分配距离区上10多里路的靖和公社煤站当铲煤工。后来得知，70年代初期，全国不少地区都推荐选调社青、知青充实基层、农村供销社，身份有合同工，正式工不等。无独有偶。几十年后我的同事张林教授谈到他的经历。他1972年已经被安排到四川铜梁县区供销社当营业员，是正式编制。但他不愿意去供销社工作，到县委组织部坚决要求退回农村继续当知青，得到批准。1973年被推荐到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上学，后来留校任教。近年阅读新三届公众号文章，了解到知青到供销社工作的还不仅限于四川省。其它省份也有。只不过我干的工作不是掌握紧俏商品的营业员、有操刀实权的卖肉师傅、艺术技术合一的摄影师傅。我是没有掌握权力（农民凭购煤本从营业员窗口购票，来煤坝取煤）、天天日晒雨淋、重体力劳动、与农民顾客争执不断的铲煤工。夏天太阳暴晒，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冬天寒风瑟瑟，手被冻得皮开肉裂，但内衣被汗浸湿，湿了干，干了又湿。最忙的时候，一天卖20多吨煤，我们两个铲煤工累得腰酸背疼。一首打油诗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我母亲参加区里的计划生育巡回宣传，顺便送月饼来看我。多年后她经常描述，“看到你太阳坝下，穿一条内裤，打个光胴胴，靸一双木板鞋，肩膀上搭一张分不清颜色的面巾，弯腰在铲煤，周身是汗，抬头时脸上全是煤灰，只看到眼睛珠珠转，我的眼睛水一下就流出来了......"在靖和煤站工作时，县运输公司的司机每次拉煤来，我都热情接待，问寒问暖，安排搬运工及时缷货，与他们相处很好，关系不错。当时正在修建威远县长沙坝水库到自贡市的团结渠。因工作关系，自贡市郊区粮食局的派驻干部江光明也成为我的朋友。公社的知青很多家在几十公路外的县城和威远煤矿，经常来煤站赶场歇脚，交流闲谈，互换书看。他们回家休假，或到区上县城办事，则求我向司机说情，让他们搭顺风车（当时未通公共汽车）。县城知青金锋，威远中学高68级的高才生，与我成长环境相似，兴趣爱好性格相投，爱读书善思考，我们迅速成为好友。1973年初我调到区煤站。区煤站服务对象是场镇周围三个公社的农民居民，员工多一倍，工作量照旧，一样辛苦。但是顾客多了，朋友多了，信息量大了。煤站的同事铲煤工郑鸿元，父亲是南下干部，文革前是区粮站负责人，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一直没有解放。他是威远中学初66级毕业生，1968年底插队落户，1972年与我们一起招到供销社当合同工。他当知青已经4年多。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感到前途无望，就找了个农村女子谈恋爱，打算一辈子在农村安家了。他曾在县城上学，我们话题多些。休息之余，我们探讨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他中学学的俄语，我向他请教地名、人名怎么读。他在龙会街上长大，区小学就读，同学多。一次一个个子高挑、面目清秀、衣着整洁、气质明显与众不同的年轻男性顾客走后，郑鸿元告诉我，这是他的小学同学，回乡知青，参军后72年在部队被推荐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上学。他的另一小学、初中同学，回乡知青徐屹东，放假来煤站看望他。我们一起聊天得知，徐当兵复员回乡，72年被推荐上南充师范学院汉语系。后来得知徐毕业后分回威远县，在县进修学校任教。郑鸿元的的另一小学初中同学，刘路明，师范毕业分到本县山区任教。刘每次回家休息都来煤站聊天，也成为了我的好友。1978年恢复高考，刘以高分成绩考上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77级。他的高考语文作文是一首长诗，《四川日报》给予全文转载报道，高度评价。他毕业时留校被选作校党委秘书，后调重庆市纪委，在重庆市教委纪委书记任上退休。他们几个的经历、学识都引起我的羡慕。
下乡两周年纪念，1973年3月与中学同学合影
很快到了1973年4月，下乡两年多的我被大队和公社推荐上大学。受文革影响，自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北京上海从1970年开始招收初中以上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到1977初（1976级）结束，只有1973年在推荐的基础上，有过文化课考试。四川省规定要考试三门课程：语文、数学、政治，程度是初中毕业水平。我一边在煤站继续工作，一边着手准备复习。我1960年秋季入学，学校是地区重点的县城严陵镇第一小学，1966年夏季毕业。受文革影响，初中基本没有学到知识，初中数学也学到一元一次方程。但是我接受了完整的小学教育，小学基础很牢固，而且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我的数学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我特别喜欢做应用题。语文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一直喜欢阅读，文革前、中一直没有放松阅读，千方百计找书读，当时几乎所有的革命文学（文革中成为禁书）都读过，如《烈火金刚》《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晋阳秋》《小城春秋》《三家巷》等等，还有巴金的“家，春，秋”，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文革前的文学杂志《萌芽》里关于曾泽生，郑洞国的长春起义的小说，描写北伐战争的小说《前驱》，1964年的《人民日报年鉴》，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高尔基的《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英国小说《牛虻》。新华书店没有别的书卖，只有“毛选”和鲁迅的书籍。我购买并阅读的鲁迅的杂文集（黄色封面），一直保留到到90年代末期，父母搬家时才遗失。家里的《毛泽东选集》，我喜欢阅读后面的注释。我的作文虽然缺乏文采，但是语言表达通顺流畅，意思清楚。政治靠背功，我年轻记忆力好，也应该没有问题。好友金锋，当知青已经四年多，因家庭出身与其舅舅罗达仁抗战时从军在缅甸为盟军做过英语翻译及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关系，读书及招工无望，做小学教师的母亲只好退休让他顶替。他于1973年初被分配到龙会区中学当炊事员（注4）。我们接触更加频繁，他经常从区中学图书馆帮我借书。我第一次接触英国文学，就是阅读他帮我借的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得知我在准备高考，热心的金锋帮我找初中的数学、语文教材，下班后给予我耐心细致的辅导。辅导我初中数学，语文。金锋辅导方法得当，我信心十足，一定考出好成绩。7月份的高考，我考得很好，成绩不错。我一直很感谢他。我被推荐并准备高考这段时间，我被同生产队的知青造谣诬告：用手表贿赂几个公社干部。我1971年3月插队落户，到1972年4月被选调到区供销社当合同工，一大队七队只有我一个知青。此后不知何时，县城知青黄Q插队落户到生产队。我二人从未有过交集，虽然我们是县城同一条街的街坊，住在相距不过100米的两个院子。他应该比我小一两岁。双方没有说过话，但还是面熟，知道对方的。他父亲是检察院的干部，舅舅是公安局的股长，我都面熟。当时政策规定，知青必须在农村劳动一年以上，才能被招工，或者被推荐上中等专业学校或技工学校，被推荐上大学则必须两年以上。1973年4月推荐时，我当知青已经两年多，黄Q则最多只有一年。他也想被推荐上中专技校，但名额有限，他欲取我而代之。他们家到处散布谣言诬告，说我家送给公社干部每人一个白糖罐，里面装的手表；我母亲是地主的小老婆。大有不择手段要将我弄下来，他取而代之，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公社主要领导有两个书记，一个社长和武装部长（文革期间是各级党委政府机关的主要领导），工作人员还有分管知青具体工作的公安员和公社办公室主任、主办会计。只送手表给主要领导吧，一只上海牌手表要120元，普通百姓4-5月的工资。近500元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是一笔巨款了。我父亲，城郊农民出身，解放初期到县城当学徒，普通的缝纫师傅，月工资三五十元。母亲，公社诊所助产士，月工资27元。买手表只有钱还不行，当时购物还要工业券，也叫购物券。凭工业券购买商品的范围很广，几乎囊括所有商品，有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手表是当时的高档、紧俏商品，买一只手表要上百张工业券。而每人每月只有几张工业券。我家到现在（21世纪20年代）没有家人、亲戚在政府当干部（现在叫公务员），或商业部门工作，哪儿去筹集几百张工业券？就算有足够的人民币和工业券，手表只有在县城才能买到，公社供销分社是没有经营手表、收音机等高档商品的权利的。县城只有一家五金公司门市部经营收音机。只有县百货公司才有手表经营权。如果谁在百货公司一次买4、5只手表，那在小小的县城可是惊天动地的爆炸性新闻！
全国各地的工业券、购物券及各种票证大同小异
我母亲家世代居住在小小的县城，街坊邻居都知根知底。她解放时才13岁，刚上初中。上小学时，与黄Q的舅舅（县公安局股长）还是同班同学。其父是县检察院的干部。如果诬蔑属实，他们还不利用其特殊身份和有利资源大作文章？！不知有关部门如何对待此事，反正一直没有任何部门找我们家人、亲戚、朋友，或父母的同事调查了解过。可能是谣言编得太不靠谱、太离奇，以至于令人感到不可信吧！我们无权无势无钱无门路，信奉天老爷会主持公道，总不能无中生有、白的说成黑的，那就“相信群众相信党”吧，反正 “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父母泰然处之，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我自己也心无旁骛，不受其干扰，每天上班劳动，下班去中学金锋处请教，晚上挑灯夜读。我小学知识基层牢固，人还不笨，理解力强，反应快，记忆力好，金锋的辅导方法得当，不到三个月，我学习完了初中的数学和语文课本，记牢了政治方面的基本事实、年代、人物等，和时事新闻大事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准备迎战高考了！诬告信似乎没有任何效应，我适时收到准考证，如期参加高考，体检和填写志愿。填写志愿可以同时选填高等学校和中专技校。当时对高校了解不多，前面选报的学校我记不住了，但是我填写了西南石油学院。因为1965年全国石油大会战就在我们县，指挥部“红村”建在山区新场公社，也受风靡全国的抒情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影响，我要当“头戴铝盔走天涯”的石油工人。还填报了南充师范学院汉语系，因为我从同事郑鸿元的同学徐屹东处，知道有这个一个院系。虽然不愿意从事最不吃香的行业，当吃粉笔灰的教师，但是为了回到城里，为了跳出农门，还是将其作为保底。当年6月底因辽宁省考生张铁生物理考试考得不好，写信上书有关部门辩解。全国主要媒体，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等大小报纸8月中旬全文刊登了他在高考卷子上写的信，大意是：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整天劳作，累的半死，哪里有时间复习功课，靠一张考卷决定是否上大学太不公平。此事件导致凭考试成绩录取的政策不能完全实施。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路很幸运。事实应该是，我考得很好，成绩不错。考试不久，县招办通知我到县委招待所参加面试。高校的招生老师问我一些问题，并朗读中文报刊。可能招生老师看到我人年轻（19岁），长相还端正，口齿清晰，反应敏捷，记忆力好，最后录取我到我没有填报的志愿和学校：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很快，8月份我收到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的入学录取通知书，10月初入学学习。
同学及家人送我入学留影
黄Q及其父至此还不死心，继续玩弄卑劣手段，做出我们想不到的事来。社教工作队员余J勋，是临近公社的多种经营员，吃农村粮，在供销社拿补助的合同工。为了转正、吃商品粮，余J勋趋炎附势，不惜昧着良心，做缺德事，参与造谣诬蔑。他到我们生产队社员中到处散布，余祥明在大学犯了错误，要被学校开除遣送回来了。他回来后，大家不要歧视他。社员告知我父母此消息。我父母当然身正不怕影子斜，置之不理，泰然处之。父母与我通信时也只字不提，只是鼓励我努力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宝贵机会。所以我在学校对此一无所知。我在西南师范学院上学留影，1973年11月
他们是否继续写匿名信到西南师范学院诬告，我不清楚，因为我在学校一切正常，院系没有部门、任何领导找我谈过一次话。父母单位也从未找过他们了解询问。1974年初寒假回家，父母才与我聊起此事。我回生产队看望社员时，谣言不攻自破。我们知道后，觉得太他们卑劣了！黄Q，我们本是街坊，同为知青，何必相煎太急？你为了自己早日招工上学，不惜造谣诬蔑，再三诬告陷害无辜，何苦？你比我还年轻，下乡才一年，你父亲、舅舅都在政府机关，有权有势，关系众多，且来日方长，机会有的是，你何必出此下策？余J勋，你为了跳出农门，吃商品粮成为正式工，不惜昧着良心，助纣为虐，参与陷害无辜，你是否感到愧疚？！不过既然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于我们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我们家人对这种行为不屑一顾。我们没有以牙还牙，以卑劣手段报复，选择相信 “是非自有公论！” “人在做，天在看！“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什么都报！”后来听说黄Q后来招到县面粉加工厂。几年后精神出了点问题，最后结果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感谢生产队的社员群众、大队、公社干部，和不知名不认识的招生办干部和招生学校的老师们。我不知你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应对，但是你们实事求是的态度，凭良心办事，守住做人的底线，让我一路顺顺当当，从生产队知青到煤站铲煤工，从煤站铲煤工到工农兵大学生！我真的一直感谢你们，我心里永远记住你们！几十年来与朋友聊天、从报刊杂志文学作品和“新三届”公众号文章阅读得知，知青中为了招工回城、上中专大学、招干当兵，不惜损人利己，人性的丑恶全部显露出来：编造谎言、造谣诬蔑、偷看同学日记、揭露个人隐私、出卖好友、检举揭发、告密举报、落井下石......各种怪像，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后来知道朋友熟人也经历过此类情况。有同学父亲是单位党员领导干部，被推荐时却被人匿名举报：其外公是土改时被枪毙的地主！该同学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等录取通知书期间，她度日如年，天天如坐针毡，内心忐忑不安，生怕政审过不了关，扎根农村一辈子！通知书到手时才如同卸下千斤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几天下来，人都瘦了一圈！闲话两句。无巧不成书！我在西师外语系教78级4班时，得知班上罗嵩同学是金锋的表妹（舅舅的女儿）。近年他们班级群邀我进群，所以又是微信好友。几年前与我们大队二队的知青曾克莉聊天，无意间她提起，罗达仁教授是她母亲的表哥，去世前几年在成都还在母亲家做客。知道我与罗嵩的师生关系，曾做东邀请我及罗嵩兄妹三人及在成都三圣乡小聚。聊天中得知罗嵩后来是高校副教授退休。哥哥罗峰考上四川医学院77级英语师资班，毕业后在市外办和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已退休。我们聊起金锋及他对我的帮助，我也了解更多罗达仁教授的生平经历。聊天得知我们当年都是知青，各自经历坎坷......第一次听到曾克莉1975年被推荐上大学时，也曾遭人造谣诬蔑，恶意举报。同队的回乡知青刘XX及其哥哥刘H生，公社的多种经营员（后来转正当了副书记），四处写匿名信诬告曾，妄图取而代之。 以后的二十年间，我多次回生产队看望农民，回龙会供销社、煤站看望昔日的同事。后来听说，我们公社的知青分到民政煤站的宋景明，后来患上精神分裂症，30来岁就去世了。他性格内向，郁郁寡欢，想来应该是感到希望渺茫，内心苦闷，无人倾诉，积郁成疾，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龙会煤站的郑鸿元，也是30多岁患病去世。不知后来他父亲何时解放，他一直在煤站，又已在农村结婚生子，不知何时患病，所患何病，英年早逝，令人痛惜！50 年后我和刘路明谈起他，都唏嘘不已，为他惋惜！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初、中期，这批合同工就各显神通，陆续被招工到工厂企业，成为正式职工，或辞职下海，自谋职业。我们公社社青、靖和煤站卖煤开票的徐北燕到了食品公司，后来到建材厂。我们公社知青、高石分社食品门市部的李怀宗也到建材厂做销售员。龙会饭店做白案的虎燕台辞职在县城开店做汽车配件生意，我还去他店里聊过几次。五十年后，我与刘路明，当年一起招进供销社当合同工、当年才15岁的宋勇一起聚会。他先在龙会餐馆做菜墩负责切菜，后调靖和煤站，70年代末期被招工到攀枝花钢铁公司，也退休了，现居重庆。68级高中生郭林彬，餐馆的白案，后来也招工到甘孜林业局，现退休回威远老家了。我们公社的社青、餐馆做厨师的熊明全，龙会煤站的王大望，还有崔凤英、郭明英、邱光辉几位大姐，徐火光、小范都招工走了。他们都早已退休，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吧？愿大家都开心快乐，健康长寿！ 有微信后，从中学群得知，120位同学中，只有近1/4的同学被推荐上学，又只有其中的1/3上大学，我是不幸中的万幸。大学78级我的学生，不少走的是当知青、推荐上中专师范、当中学教师、考上大学这条路，得益于改革开放，他们是最幸运的。十年内乱，我被浪费了人生最宝贵的、求知欲最强、记忆力最好的七年。华夏大地放不下一张课桌，豆蔻年华的我本该在安静的教室由老师引进知识的殿堂，在知识的海洋学会游泳，畅游，探索大海的奥秘，却被赶出课堂，蹉跎岁月，浪费青春。我们名为中学毕业生，却不知道中学应该学习哪些课程，不知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的基础知识。后来发现，因为错过了学习吸取知识的最佳时机，学到的知识少得可怜，而且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不会阅读，不爱阅读，抱残守缺，不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文学，对新观念、新思想抵触抗拒，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不少人后来上了大学，成了硕士博士，成了教授专家，还是非专业书不读，本专业以外的知识，几乎都是盲点。手写一封不到一百字的家信，错字别字不少。公众场合念错字、别字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还好，没有头破血流，只是有惊无险，跨入了大学校门......我经常沉思：我个人的命运如此坎坷，结局堪称满意。但是我的妹妹、我的同学，我的同辈，如果没有十年内乱，他们会怎样？
注1：县疙瘩，线疙瘩的谐音，本意是渺小，无足轻重的意思。县疙瘩，贬义，指小县城的人，见识不广，井底之蛙，土里土气。注2： “西乡是如皋的穷地方，加力是西乡的穷地方，梅甸3队又是加力的穷地方......劳动一天八、九分钱......” 《电闪雷鸣中的陌生姑娘，你在哪里？》冯璐，新三届公众号 2022年3月30日。“当年生产队10分工大约值人民币0.18元。”《乡村媳妇赤果果，知青小哥萌葱葱》刘亿，新三届 2022年3月1日。如皋所在的江苏省一直是我们心目中的富裕省份。第二篇里四川富顺县，与我的生产队所在地威远县，相距不远，都属川西南，浅丘陵地带，自然环境，风土人情，语言习俗都基本一样。注3：民工建勤，我国公路修建用语，指公路两侧的农民按规定每年出一定的义务工，对公路进行养护、修理和改建等工作《经济大辞典上、下册》百度百科。注4：1978年恢复高考，金锋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78级。毕业时系里准备留他任教，但他已结婚生子，妻子在威远县教小学，后来被分配到内江地委办公厅。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联络编辑
四川知青
陈好梅：知青们偷拆信件是常有事
串门蹭饭的川流不息，
我们不招待那些“蝗虫”了
陈好梅：我们这些个“背时知青”，
比“老三届”那拨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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