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刘亿：乡村媳妇赤果果，知青小哥萌葱葱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刘亿，四川人，1959年出生，1976年下乡当知青，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知青生涯

（2）

作者：刘亿

农业学大寨

从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开始，到1979年以后，农村逐步实行以户营为主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农业学大寨”运动自行终结。

在我插队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

我所在生产队的江队长很会用人，充分发挥我这个有“知识青年”的作用。他要求我在靠近马路边、山坡上等显眼的地方刷好些标语，诸如“农业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

他还给我派了一个小伙子当助手。我们将山坎壁用锄头薅平，再用一个手扎的刷子，蘸上石灰水，在上面写标语。石灰水干了后，白色的字就显了出来，还挺醒目的。

我在学校时学过美术字，基本写的是黑体字，字形端正，整齐划一，非常适合写标语。我写的标语像模像样，大老远就能看见，很给江队长长脸。

在生产队一年多时间，这大概就是我极少的高光时刻，队长也难得表扬了我一回儿。干农活儿差点，但写字是我的强项，也不枉“知青”一场。

我不太清楚全国其他地方“农业学大寨”的情况。后来，我看过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富顺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的《富顺县志》（1988年～2005年）。其附录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富顺县重大历史事件补记”，我将其看作官方文献，并相信它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其中，关于“农业学大寨”有这样的叙述：“1964-1978年，把“大寨经验”作为指导农业生产唯一模式，学习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削平馒头山，建设大寨田和早、密，二季、三季作物耕作制度，以及大寨式评工记分，平均主义等制度。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农民劳动热情降至最低点，全县粮食总产量徘徊在20万吨左右，社员劳动日平均单价0.3元，最低仅0.08元。”

我们生产队当时社员劳动日平均单价是一毛多，处于全县平均水平之下。

在讲到大寨式评工记分制时，《富顺县志》是这样记述的：……每个社员首先讲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以不超过标兵工分为原则，自报应得报酬。只要“毛主席语录”背得多，出来站一天，就有一天工分。大寨工分又被戏称为“大概工分”、“语录工分”、“政治工分”。

我当年曾在此崖壁上刷写“农业学大寨”的标语

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生产队没有实行所谓的“语录工分”。这一定是我们的江队长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简直可以说他是阳奉阴违：叫我写了那么多学大寨的标语口号，做足了面子活儿，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学大寨的具体行动和措施。

如果他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精神，我就太乐见其成了。我敢保证，在讲述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方面，生产队没有人能超过我。如果需要，我可以将那“小红书”倒背如流。

试想，每天我仅需要站在田间地头，口中念念有词，一天的工分就到手了。我也就真成为了一名“君子”：只动口，不动手。何其乐哉。

但是，这样的好事儿，一天都没有出现过，让我“青春好悔”。

农民自然知道庄稼是辛勤耕耘出来的，而不是靠背“语录”背出来的。我理解和赞赏江队长们的做法和坚持。

技不如人

读中学时，我每学期都会到农村劳动几周时间，谓之“学农”或“支农”，但一般都是抢收小麦之类，就是割麦子。技术含量不高，并且都是同学们在一起，谁也好不到哪里去。

真正到了农村插队，与农民在一起劳作，就会明显感觉到体力与技术的差距。

需要驾驭耕牛的农活，诸如犁田、耙田等，技术含量高，有专人负责，生产队根本不会让我触碰，光栽秧就显示出我与农民的差距了。

直到45年后回到我的生产队，居然还有农民记得我栽秧栽得“不直”。他们没有冤枉我，我的确技不如人，无话可说。

当年生产队的土路已拓宽成平整的柏油路。横跨大路的水渠尽显斑驳，但依然发挥作用

队上有一个小名叫“仲才”的青年，比我大4岁，当年也就20出头，身体壮得像头牛。他不仅体力超强，技术，特别是栽秧的技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栽秧时，他总是第一个开始。无论田有多大，他栽出的一行秧苗就像用尺子画出的直线一般。然后，其他社员再在此基础上栽出一行行的秧苗。

没有规矩，他却能自成方圆。看他栽出的秧苗，横平竖直，行间距就像用尺子量出来一般，赏心悦目。

后来我在观看国庆阅兵转播时，看到走正步的士兵那步调一致、整齐划一、高度统一的行进方队时，就会想起“仲才”栽的秧田。

无论哪个行业，当你做到极致时，就会升华成为一种美，让人叹为观止，给人以美的享受。

“仲才”不仅农活干得漂亮，生养儿女也是一把好手。他现在才60多岁，却是四世同堂，已经当上曾祖父。就是说，他儿子已是爷爷，孙子已当父亲了。区区几十年，他们家就比我这儿孙满堂的爷爷整整多出了一辈人。“仲才”啊，你总是让我感到自愧不如。

我之所爱，被其伤害

四季豆是我之所爱，我却曾经被它伤害。

生产队分了一块大约120平方米的自留地给我。我已记不清楚我都种过些什么了，应该是玉米、红苕、高粱、蔬菜之类的作物吧。但有一样东西我却记忆犹新，那就是四季豆。

我在自留地周围全部种上四季豆，周边竖着竹竿，四季豆藤就顺着竹竿攀援而上。

队里对我挺好，粮食按规定分配，一粒也不会多给，但队上的粪水随便用。我勤于施肥、耕耘。四季豆长势喜人，以至于太过喜人，几乎每天都可以采摘不少的豆子。

其时，我已从生产队妇女队长家搬出，自立门户。

四季豆“Kong”饭大概是最为便捷可行的烹饪方式，即用从家里带来的猪油将四季豆在铁锅里炒一炒，加水和米饭，盖上锅盖，用小火焖。

待水焖干，一锅清香软糯的四季豆“Kong”饭即告完成。在繁重的农活之后，这就是我最好的犒劳和慰籍。那时食量惊人，好在四季豆管够。

四季豆大获丰收。我没有喂养鸡呀，鸭呀、猪呀这些家禽和家畜，那就物尽其用，将大量的四季豆喂养自己。

这样的美味伴随了我一个多月，朝夕相处，终于吃伤了。以至于在随后的一二十年间，我见到四季豆就会胃痉挛。

值得庆幸的是，在和四季豆疏离了一二十年后，我和四季豆又旧情复燃。

现在，我最拿手的就是川中名菜干煸四季豆。将四季豆炒熟、煸干、起锅待用，再将肉沫入锅翻炒，加入宜宾芽菜炒出香味，倒入四季豆翻炒，加入盐等炒匀，出锅。一盘香气四溢，味道醇厚的干煸四季豆即大功告成。

川人有云：四季豆，油盐不进。但在我的调教下，干煸四季豆绝对味美。

接受启蒙教育

生产队的江队长不是党员，但我依然将他视作党的代表。牢记“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忠诚信念，他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

在富顺农村，男劳力一般主要在水田里干活，诸如插秧、薅秧、打谷子、车水，犁田、耙田之类。

只有在忙完田里的农活后，男劳力才会转战旱地里，加入妇女们的队伍。

我刚下乡时，被队长指派和妇女们一起干活儿。估计他是担心田里的农活技术含量高，怕我去添乱吧。

这样，我得以混迹于一帮农村妇女之中。记得妇女强劳力一天的工分分值为8分，我干一天却只有6分（可能是7分，记不清了）。当年生产队10分工大约值人民币0.18元。这不能怨天尤人，那是因为刚开始，我力不如人，技更不如人。

一大群妇女，就我一个男人。我既没体会到常青同志在“娘子军”中党代表般的责任重和威严感，更感受不到宝玉在大观园中的受宠和怡然。只能暗自仰慕常青的才能，心生对宝玉的艳羡。

农活的内容随季节的不同而变换，不外乎是种麦子、红苕、高粱；收麦子、红苕、高粱之类，其间当然穿插着施肥、除草等等。

辗转于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坡坡坎坎；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春来秋往，四季轮回；面朝黄土背朝天。

农活中途歇息之时，农妇们也在一起聊天。但话题基本着眼于福善公社，主旨基本关乎家长里短，偶尔一展她们的理想和愿望：祈盼风调雨顺，母猪多下崽，卖个好价钱……

她们不怎么在乎政治和政治人物。只有在1976年9月，红太阳陨落后，有所涉及。我没看见她们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倒是有位老妇人神神叨叨地说，她近来看到了太阳的异象之类，以此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

她们喜欢开玩笑，相互打趣，荤素搭配。大多数妇人都是几个娃儿的妈，似乎少有封建礼教的束缚，有时尺度还挺大，让我这个纯情青年略感难为情。当然，彼时彼刻，我会心一横：你们敢讲，我就敢听。

一次，她们居然讨论起貌似跟法律有关的问题，说，只要女方不愿意，“强暴”就不可能实施。我听得是云里雾里，还是心生好奇。

这已经涉及到刑事处罚，很严肃的问题哟！我自不敢多言，的确也懂不起。看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确实是很有必要。

更有妇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她分娩的过程：临盆之时，斜坐在一凳子上，叉开双腿，她男人抓住她的双肩。使劲，“Biang”的一声，婴儿坠地，分娩即大功告成。

在此之前，小孩子问及自己从何而来时，每每被大人告知是从大街上、甚或是从垃圾堆中捡来的。

直至上中学，有了“生理卫生”课，但讲到生殖系统章节时，每每会被老师跳过不讲。这让许多少年对于“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儿去？”这样深奥的哲学问题充满迷茫和好奇。

还是贫下中农直接，给了我启蒙教育，还是免费的。从此让我知道了，小孩儿既不是从大街上捡来的，也不是像佛祖一样从摩耶夫人肋下降生的。

我住的地方是以前农民晾面条的一个低矮小屋，在一个大院子里，里面还住了大约十户农民，大多有亲戚关系。我在那里的一年多时间里，很少见到他们吵架什么的，更没有见他们打过架。

我插队时最好的哥们儿江成敖。虽困于轮椅，他依然目光犀利；而我，依然笑容可掬

夏天的富顺很是炎热，又没有诸如电扇、空调之类的降温设施。男人只穿一条裤衩是常态。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已婚妇女穿得也很清凉。大白天的，她们上身什么也不穿，就在家里窜进窜出的。乡村的房屋都是开放式的，邻里之间随意串门儿，几无隐私可言。给娃儿喂奶，也从不避讳外人。

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就看见到年轻小媳妇在自家门口旁若无人般地走动，上身什么也没有穿，丰满而弹性十足的胸部随走动而上下抖动，韵律感十足。

对我这样的纯情小哥，此情此景虽觉新鲜，却没有产生丝毫的“邪念”。

为什么会如此？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像当你看到非洲某些部落的女人们的装束时，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这似乎也与落后、愚昧无关。

当在拉斯维加斯那样高度现代化的剧场，堂而皇之地观看舞女们的歌舞表演时，在优美伴奏音乐声中，在舞美、灯光烘托下，展现出的是姑娘们丰满、莹洁的身体，会产生出愉悦、欣赏之感，完全是一种美的感受，丝毫不会有想入非非的猥琐想法。

进一步看，对于凡夫俗子而言，这是太过正常的表现。一般而言，只有那些天赋异禀的杰出之人，在这方面才会与众不同。

这让我想起中学时读过的郭沫若传记《我的幼年》，才华横溢的沫若先生，早在七八岁就因堂嫂而唤醒了朦胧的性意识。

更在11岁时，就在攀爬竖立的竹竿时，因需要双腿夹紧竹竿，就能产生快感：“就这样发觉了这种怪味之后，我便要时常来贪享这种快乐了。把竹竿当成了自己的爱人。”

随后，小屁孩儿郭开贞在看《西厢》时：“……甚么“莺莺不语科”，“红娘云小姐，去来，去来”，“莺莺行且止科”等等，很葱茏的暗示，真真是够受挑发了。到了那时候，指头儿自然又忙碌起来，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达到了它的第三段的进展。从此以后差不多就病入膏肓了。”

综上，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才华横溢之俊杰的必要条件是“性早熟”，当然它并不具有充分条件的属性。

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我等迟钝之人，注定只能是庸庸碌碌之辈。

刘亿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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