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刘亿：自动辍学后，次年我考上重点大学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刘亿，四川人，1959年出生，1976年下乡当知青，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原题

一个高中辍学生的

成年礼

作者：刘亿

辍学

辍学是当下的一个常用词，意指学生没有完成规定学业发生的中途退学行为。中途退学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为普遍的原因应该是学生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其学杂费。

辍学现象并非现在才有，也非中国才有。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邹韬奋出访欧洲各国，在他报道欧洲社会现象的《萍踪寄语》中就有描述：“可是因为家境困难，虽免费而仍须自供膳宿，不得不辍学的很多。”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本尊便是一个标准的辍学生。倒不是因为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杂费，而是另有它因。

富順教师进修校附中

富进字（76）第12号

学生修业証明

高中77级1班学生刘亿 現年17 性別 男 于76年9月因本人自动退学，在校实际学习只有2期

特此証明。

富順县教师进修校附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

以上是本人的辍学证明，上面清楚地写着，辍学原因是“因本人自动退学”。此话不假，的确是本人主动提出退学。

好好地上着学，为什么要退呀？即使现在说起来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心酸。要知道，尽管我天资平平，但即使在那个“读书无用”论调盛行，且现实就是如此的年代，我也是发自内心地酷爱读书。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在我那有着“川南才子之乡”美誉的富顺县，在全县范围内、在我们那个年级，我的学习成绩最好。如果谦虚一点就加上“之一”，但我一点都不想谦虚，可谓之事实胜于谦虚。尽管两年高中只读了一年，我的成绩依然比那些上完两年高中的同学要好不少。

在我辍学一年多后的1977年12月的高考中，我们县高77级（1977年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伸出一个巴掌，都屈指可数。而我，是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

您可以不屑地对我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可我会告诉您，我并不是什么好汉，就是一个被时代折腾够了的“辍学生”。少有的可以嘚瑟一下的事情，还不可以让我找点良好的感觉？

我常常想，如果我读完两年高中，我就可以考上人民大学新闻系。当然，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果”。

我的退学源于“上山下乡”。实际上，1976年7月，我的城市户口已经被变换成为了农村户口。我已成为一名落户在四川省富顺县板桥区福善公社韩嘴大队六队的“知青”。只是在九月开学后，到学校取得一纸退学证明而已。

为什么着急忙慌地下乡？

我家五姊妹，我排行老三，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这在当年，以父母一般公务员的身份和地位，我是笃定无法躲过下乡命运的。而当年富顺县有传闻，1977年后的中学毕业生就不是在本地下乡那么简单，是必须支边到黑龙江的。而现实证明这不是谣传，我就有同学在1977年毕业后去到了黑龙江。

尽管在那个年代，富顺县既不富裕也不顺畅，甚或可以称作僻壤穷乡。但在富顺人的固执观念中，对于遥远且陌生的黑龙江还是充满“误解”，认定那就是一个冰天雪地、充军流放之地。你可别给我扯哈尔滨之类的大城市，哪怕就是一个小城镇，都不可能是我们“知青”可以安身立命之处。

作为我的父母，他们实在不忍心让自己几乎没有出过远门的儿子去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并且是前路未卜的那种。他们决定，宁愿放弃继续读书，也要将自己的儿子留在眼皮底下的本县农村。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多次跟我做说服工作，尽管我是那样地留恋学校，但我却无法违拗父母的想法和心愿。

传统、保守而闭塞的富顺人似乎还固守着“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况且，去到那里，远不是游那么简单，极有可能就是一去不复返。

秉持同样想法的富顺父母们大有人在，进而催生出好些个与我同样命运的“辍学生”。

当我拿到这一纸退学证明回家后，心情极度压抑。到了晚上，一个人悄悄地躲在被窝里，伤伤心心地痛哭一场，还要压低抽泣声，以免让父母知道，让他们担心。

只能让泪水尽情地流淌。从小到大，尽管也有许多次的哭泣，但大多属于“干嚎”的范畴，属于本能的防御性措施，哭给旁人看的。而这次的一个人痛哭，却是痛彻心扉，刻骨铭心，也是人生中最长时间的哭泣。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矫情，一个酷爱读书的少年，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却被无端的终止学业，对此又显得那么的无辜和无助，真正的痛彻心扉。 

此生最后一份中学期末通知书

也许这事对于我唯一的好处就是在以后的人生际遇中，甭管遇到多大的打击和挫折，都会坦然面对，淡然处之。

哦，对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后来政府给予的“连续工龄”待遇，让我每月的养老金多了几粒碎银子。

靠着一年高中的底子，我报了名去参加1977年高考。但是，没有一点信心和把握。

临考之前，我敬重的高中数学老师，当年富顺最优秀的数学老师曾凡升到我家串门。谈到复习考试的难处，曾老师感受到了我对父母让我退学的埋怨情绪。他貌似轻松地对我父母说了一句话：怨自己，恨“四人帮”。

对呀，要怪就怪“四人帮”，是他们作的孽。曾老师化解了我和父母间的尴尬，也减轻了我临考前的紧张和不安情绪。他的话，还挺管用。

成人礼

退学后，我离家去了几十公里外的福善公社韩嘴大队六队，成了一名光荣的知识青年。

临行前，父母亲再三嘱咐我，要积极劳动，和农民搞好关系。他们还特别强调，不许“耍朋友”。

这个厉害关系，我是知道的。如果在农村“耍朋友”，进而讨个“小芳”，就意味着只能一颗红心，一种准备，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了。而这决不是我所希望的。

尽管17岁的我已然到“钟情”之龄，然而扎根农村的恐惧时时警醒着自己“非礼勿视”，以至于以后都丧失了主动追求女孩子的能力，要靠热心人牵线搭桥才能谈情说爱。

作为生长在小县城的人，和农村及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困扰。而且，农民对我也都挺好，这让我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我住在生产队一个大院前部一间低矮的小屋子里，呈85度倾斜，以前农民在这里晾面条。

旁边还有一间厨房，可以自己做饭。屋子是木结构的，因为低矮，所以也不太担心略微倾斜的屋子，万一倒塌会把我怎么样，反正烂命一条。当然称作革命的英雄主义或者革命的浪漫主义，也许更能彰显那个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胆魄。

我和同学在富顺教师进修校附中的合影。插队落户时也就是这个模样

农村生活虽然艰辛，但当时的情绪还是积极乐观的。想到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心中就充满希望，没有一丝的消极和颓废。

一年的时间里，干了除犁田、耙田以外的几乎所有农活儿。因为犁田和耙田属于技术含量最高的农活儿，生产队有专人负责。再说，农民也舍不得将宝贝的耕牛交给我驾驭或折腾。

1977年的6月，我在农村度过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18岁成年礼式生日。对这场“生日宴”，我至今记忆犹新。

“成人礼”古已有之，《礼记》有云：“夫礼，始于冠”、“男子二十，冠而字”。鉴于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我当然将自己的成人礼定在了十八周岁生日。至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类的，我倒是不那么在意，也记不得何时可曾行使过如此神圣的权利。

对于自己的18岁生日，我是相当地重视。虽然没有给生产队任何人讲，但在之前的赶场天，就到福善公社镇上买好了高粱酒。

生日当天下工后，我拿出春节时生产队分的，腌了几个月舍不得吃的两斤腊肉。一分为二，一半挂起来留待下次重大事件时享用。再将另一半也一分为二，一半煮好算作佐酒凉菜，另一半炒蒜苗权当回锅肉。再加上两个素菜，一顿丰盛的生日宴就此开吃。不担心有人争食，从容而淡定。

一个人，在昏黄的煤油灯照耀下，就着浓烈的烧酒，吃得津津有味。没有多少时间，烧酒、腊肉几近清场，半斤烧酒是我出生以来的最高纪录，居然只是二麻二麻（方言，似醉非醉，半醉半醒）。

在酒精的作用下，思绪如天马行空般自由驰骋：过了今天，我就是成年人了。从此，需要独立地面对世间的一切磨砺和挑战、成功和喜悦。

酒精的伟大，在于能让人暂时忘却现实的困扰，起到让人飘飘欲仙的作用，让我甚至憧憬着有一天我能当上“工农兵大学生”。虽然在读了高中一年后就被迫辍学下乡，但渴望读书的念想一直都未曾泯灭。

我想了好多好多……但半斤的酒量终究还不足以让我想到为了解救世界上那三分之二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们而奋斗牺牲。

夜已经深了，望着窗外沉沉的夜幕，我蓦然想起：我还没有吃一个煮鸡蛋！

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小县城，没有生日吃蛋糕、吹蜡烛之说，而是吃蛋糕的原生态——煮鸡蛋。

那是我们家兄弟姊妹生日所能享受到的待遇，颇具仪式感。在家时，每年如此。母亲煮饭时，煮上一个鸡蛋，给过生日的孩子，任由其他兄弟姊妹眼馋流口水。那大概就算我们能收到的最为珍贵的生日礼物。

想到煮鸡蛋，我就想我的家，想我的妈妈。此时此刻，孤独感油然而生，是那样的清晰和强烈，高度白酒也丝毫不能将其模糊或减弱。

我顿时潸然泪下。

妈妈，今天就最后一次将我当作一个小孩吧，让热泪当作我成年的洗礼；明天，我就成了大人，我一定不再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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