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赵雪：我中学时的“兼学别样”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赵雪，1956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三岁时随父母迁居内蒙古呼和浩特。1974年到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插队。1977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生物系。1982年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2002年调入山东烟台鲁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植物学和生态学教授。2016年退休。

原题

我中学时的"兼学别样"

作者：赵雪

看到顾晓阳先生在微信公号新三届上发表的《那年月北京的中学生在学什么？》一文，颇有感触。回想自己中学时在边疆城市呼和浩特，也有近乎相同的经历，愿在此分享一下。

老人家发出“五·七指示”是在1966年的5月，当时在广播、报纸、墙报等各种宣传媒介上进行了传播。但因为从那时起，那场运动迅速升温，很快大乱，这些指示的落实要到几年后了。

像我，1966年上半年处在小学四年级的第二学期，离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月左右就因搞运动而提前放假。整个下半年都在跟随、围观那些红卫兵大哥哥姐姐们揪斗人、砸、烧、“红色恐怖”和大串联等事情上。至1967年初，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才接到学校通知上课，但已是无教材、无课桌凳、无稳定课表的状态，且上几天不上几天。

当时从市里到各单位，造反组织都分成两大派互撕，成规模的武斗时常发生。所以“复课”大概两三个月后，学校就又让我们回家了。本来我这个年级应该是1968年小学毕业升入中学，但当1968年中学可以接收新生时，在我们年级前面还积压着两个年级的小学毕业生，因此又推了一年，直到1969年下半年才升入中学。

那时“九大”已开完，局势趋于稳定，落实“五七指示”，学文化的同时兼学别样也就能逐步进行了。

1.学军

在初中时期，我们与军事、国防沾边的活动很多，但基本都不是以学军的名义进行的。1969～1970年，中苏关系极为紧张，甚至到了要爆发战争的边缘。那两年战备成了全民的中心任务，尤其在内蒙古这样的边疆、前沿地区，更是一切要为战备让路。

我们呼和浩特五中这所不大的中学，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来过三拨驻军。其中一拨是高炮部队，在学校只是驻点值班，几天就撤走了，与师生无交流。另两拨则是分配到各个教学班，对学生进行军训，训练内容以队列为主并讲解一些军事常识，也有时开大会集中做形势报告。还举办一些展览等进行国防教育，主要包括跟突然袭击有关的战争历史、军机识别、步枪如何打飞机等。但没有让学生们接触武器。

1970年底，记得是在市体育场，几乎全市中学生听取了传达领袖关于部队要进行野外拉练，否则就会变成“老爷兵”的指示。因而，野外拉练也就成了1971年学军的主要内容。学校在战备时已经给每个同学做了一条“干粮袋”，这时又号召大家自备背包。

我父亲是参加过战争的转业军人，做事向来认真，他给我做的背包，用一块60厘米见方的帆布，上下卷两根射箭比赛用的箭杆，四周再安上绑带和背带。用时将一床被褥叠整齐放入、扣好，背在背上正好覆盖整个脊背，怎么颠都不会散开。刚背上时还觉着挺舒适，走时间长就难受了。

大约四月春暖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当天返回的短途拉练，我背着全套行李到校时，见到其他同学背得都比我轻，多数同学都是仅拿一条毯子或小薄被，叠起来像几本书那么厚，再用绳子捆几下，背上。那次从市里走到坝口子山上，倒是没爬太高，又返回。沉重的背包压得我肩、腰、腿疼了几天。不过好歹算坚持走完了。

1971年暑假组织了一次连续几天、在外居住的完全野营拉练，我由于送父亲下放农村而没有参加。

学生中真正学过如何使用武器的，是“红卫兵纠察队”成员。

文革初，各单位的基层共青团组织全部瘫痪，至“九大”以后，虽然党组织都开始恢复，但团组织一时似乎还恢复不起来，就先建立起了一个过渡性的“红卫兵”组织。但此时的红卫兵与1966年的不同，那时的红卫兵是学生自发成立，自主决定其“革命行动”，而此时我们参加的红卫兵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学生组织，执行党组织安排的工作，在团组织重建过程中优先从红卫兵中发展团员。

当时，呼市各中学还都成立了红卫兵的“纠察队”，与一些工厂、农村的“基干民兵”相似，有一部分半自动步枪等武器，参与市里的一些维护社会治安的活动、保卫学校安全等。

我是上高中以后进入“红纠队”的，参加过两三次步枪刺杀训练，还有一次到野外靶场打靶。当时我和其他6位男队员晚上住在学校里以备不时之需。有一个晚上被叫到辖区派出所，协助进行治安突击巡查。领受到所长布置的任务后，我和另一个队员在一位警察的带领下，穿过几个居民大院（都是平房）走了一大圈，没发现什么情况，回到派出所后知道各小组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

当时学校正在搞基建，要新建两排教室。但有几天，建筑工地的脚手架板出现了丢失。学校向我们几个“问责”——让你们住在学校就是为了保卫学校的！我们几人夜里轮流背枪值班了几天，但觉着对白天上课的影响太大。

后来发现与围墙相连的一个厕所的电灯线断了，我们大着胆子找来些废铁丝连起来挂到围墙上，一头与电线断头处连接。当时学校围墙是土坯垒成，外面抹着一层泥，被我们加上电后用电笔测墙上，湿的部位都发亮。后来被管“红纠队”的老师知道后严令我们立即撤掉，说那属于“私设电网”，是违法行为。好在那几天没有什么人来找学校的麻烦，脚手架板也确实未丢。

1972年底前后，红卫兵组织及其纠察队全部撤销，武器被收回，住校这几个除了我因家庭原因还必须继续住在学校外，其他人都回到家里。直到1974年我高中毕业，再未接触与学军相关的事情。

2.学工

当时的学工有两种途径：校内自办小工厂和派出学生到工厂跟班学习。这两种都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资金、意愿等条件。对我们五中来说，这些条件是在1970年年中，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开始具备的。进驻五中的工宣队成员都是从呼和浩特市电子设备厂派出的。工宣队与学校党支部、革委会形成“三驾马车”般共同领导学校，在学工这件事上，厂方也给了学校很多帮助。

首先是学校将原先的一部分实验室和库房腾出来做厂房，自办了一个小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是汽车上的充电夹。当时路上的轿车极少，主要车型是解放牌货运卡车，为其电瓶充电时，箱式充电器很大，其两根引线先端连着充电夹，夹在电瓶的正负极上即可充电。那时的充电夹很原始，就是两个铁片被冲压成弯曲的形状，相互勾连起来，中间按上弹簧即成，没有绝缘体保护。

这种夹子的制作工艺也简单：将大工厂作为边角废料的铁皮拉来，裁剪成以夹子长度为宽度的待加工材料，将其送入冲床，在冲床上压延出一个个夹子中的一爿，下一道工序就是手工将两爿组合一起，中间装上弹簧，成品就完成了。

我在初中和高中时各轮到了一次到小工厂劳动，每次两周。小工厂规模太小，主要机器冲床最多时只有两台，每台只能一个人操作，其他人只能做材料的初处理或成品组装等工作。生产要根据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状况来定，无工作定额，时开时停。很多时候没什么事可干，有人玩，有人复习功课。操作冲床是一项有危险的需十分小心的工作，稍不注意就会将手指冲断。也听到过其他班有同学手指受伤的消息，好在我的班里没有发生过，我自己也未被安排过冲床操作。

1971年11月左右我们班获得了到电子设备厂学工劳动的机会，时间好像两周左右。每天早晨骑自行车直接到厂上班，准备一个饭盒，装上适量的碎大米。（那些年呼和浩特的普通居民供应的粮食定量中，细粮占30%，即大米、白面；占70%的是粗粮，主要是玉米面，时而有一些小米、莜面、红薯面等。有大约三年左右，在粗粮份额中供应一部分“碎大米”，确实由不完整的大米组成，口感不如按细粮供应的完整大米，但比其它粗粮好。让人不解的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供应几年，不是个小数量，是怎么让它“碎”的呢？）到厂后，先奔食堂，将饭盒加上水，放入一个巨大的蒸笼。到中午时，碎米饭已蒸好，再在窗口买个菜，一般2 角以上的都是荤菜。饭后就在车间休息。

我们到工厂没有老师带队，全班人被三三两两地分到各个车间、班组，甚至固定给一位师傅带，整个在厂期间没换过。与分到其它车间的同学就只能在午饭和全厂大会时见面了。我和几个同学被分在机壳车间，其生产任务就是为电子设备厂的各种产品，如磁带机等制备机箱外壳。车间有车工、钻工、焊工、钣金工等多个工种和相应的机器设备，实际上有时一个工人要完成自己的任务需要干不同工种的活。

带我的师傅是一位不到30岁的青工，说话不多，人很好。我们的工作是领来作为机壳框架的角铁和铁条等材料，按照图纸要求的各种长度裁开，在需要与外面包的铁皮铆接的位置先用錾子做印记，经核对纠错后，在钻床上钻出眼来，准备交给下一工序进行焊接和铆接。师傅十分放心地让我大胆自己操作，还超出本工序范围教我一些其它机床的用法。在工余我在师傅指导下用废弃材料制作了一个榔头的头，拿回家去按上木把就可以用。当然这种做“私活”是不能让车间负责人看到的。

每天上午10点左右是工间休息时间，车间往往用来进行政治学习（主要是读报）或开会。我们在的那几天正遇上厂里把新修订的工厂管理规章制度发在各车间讨论。讨论中，工人们对大部分条款没有提出多少意见，而是集中在要求“加班给钱”上。奖金、加班费等物质奖励措施已在文革开始后被批为“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修正主义路线”被批判，哪个公有企业都不敢用。

由于生产之外的事干扰太多，正班时间往往不易完成任务指标，所以加班成为常事，大量超时劳动却没有任何报酬。但物质奖励取消了，物质惩罚却不取消，新规章规定请事假是要扣工资的。工人们的理由很明确：既然请事假扣工资，加班就应该付加班费！

几乎全车间工人都或长或短发了言，大家意见一致。主持讨论的车间领导也未做任何解释和劝导，表示会将大家的意见记下，向上反映。至于最后有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就不知了。

在厂时，还参加了两次跨车间的非生产性活动。一次是批斗会，我们进去得晚了，见到被斗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穿得还齐整。当时正在发言的是一个50多岁的人，讲的都是自己的女儿如何被这个男人藏来藏去。听了10多分钟没弄清楚这个人究竟为什么被斗的。

还有一次是听取传达中央文件。那时关于林彪的事没有公开，都是通过一层层传达文件告诉大家的。我们进厂前已经传达过林彪事件的第一批文件，在厂时传达的是又一份，主要是讲“9·13”之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到与中国相邻的中亚地区活动，以此证明林彪的活动是有外国背景的。

在那时，不仅全国性的事，从自治区到市里的许多事情也通过传达文件及会议精神来告知。记得有一次传达说呼和浩特要开放了，开放的标志是有一名英国记者叫马克斯韦尔的即将来呼采访，要求大家不要跟踪、围观等。还交待大家遇上外国记者问及林彪的事该如何回答，如遇上苏联记者问，就说“可惜，列宁不要他，摔死了。”如遇上蒙古记者问，就说：“摔死在你们那了，你还不知道？”几乎连标点符号都交待得非常具体，可偏偏是如果那位作为开放标志的英国记者问该怎么答，却只字未提。

3.学农

1971年，呼市五中在郊区罗家营子公社僧盖营子大队建了一所“分校”，但并不在当地招生，也不开课，实际就是为了让学生们轮流进行学农劳动的自办基地。我们这个年级成为了这座基地的初建者。在1971年上半年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早春，天还不是很暖，用了一个周日当天来回，主要任务是捡地里的石头。这个大队（村）地处阴山山脉大青山的山前洪积扇，距山麓也就几里路。能利用的土地只有少部分有井灌条件，多数是旱地，靠天吃饭。拨给学校的地是其中较差的，土壤沙性强，砾石多，必须人工将大部分砾石去除掉，才能不误种植，在第一年有所收成。

我们乘电子设备厂的“日野”牌卡车，其车帮（俗称“马槽”）很低，大家只能坐在车厢上。车出城沿京包公路行驶一段后要离开公路走一段土路，当天风较大，走在土路中间时，上风向的地里有一群正在劳动的社员忽然向空中扬土，正好借着风力吹到我们车上，下车时一个个都成了“灰猴”。

第二次到分校是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按小组分住在农民家里，吃饭时用盆子和笸箩将大锅菜和窝头等打回住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建分校自己的房子脱土坯，由于前一年为战备搞过脱坯，不用重学。廿几天，都是在坯场和住处度过，完全未接触过地里的农活，与社员接触也较少。受的最大的“教育”是集体听取大队妇女主任做的“忆苦思甜”报告。给人留的印象似乎旧社会她不像以前听到的别人那么苦。

大家记得比较深的是她形容新社会怎么甜：“同学们！咱们说完了旧社会，再来看看咱们这新社会，咱们的生活有多么好。就说咱们家里哇，要甚没有呢？咱先从底下数哇，有炕，炕上头有席子，席子上头有毡子，毡子上头有毯子，毯子上头有塑料布，有褥子，有大红盖窝（被子）；咱再从里头数哇，有裤衩，有秋裤、有毛裤，有绒裤，有棉裤，有毛哔叽，有凡尔丁……”

后来形成了惯例，每来一批学生，都要让老太太讲一遍。有些班都是第二轮了，讲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变，就像录音机重放一般。

分校离山很近，但带队老师出于安全考虑，规定不许上山。不过总有人违规，包括我。

一次，由于学校宣传队要来为我们和大队社员演出全本样板戏《沙家浜》，下午休息，我和三四位男生吃完午饭向山里走去。沿着沟口向里走了不久，发现沟边的峭壁上的岩缝有一个老鸹窝。几个人找路爬到跟前，亲鸟已不在窝中，我们掏出了几只尚未睁眼、光洁无毛的雏鸟。将雏鸟的两个翅膀拉一下，其鸟喙就会张开，放入小石子，它就动几下嘴将石子咽下。现在想，实不该这样折腾雏鸟。

不知谁建议沿峭壁爬到坡顶，大家都同意，就开始攀爬。峭壁近直立，面不光滑，我们手攀脚踩倒不太费事。攀至中间时，身上竞爬上了许多身长约1厘米的大黑蚂蚁，又不能腾出手来扑打，想下去却发现下比上难得多，只好继续向上。好在那里处于从平原刚进山的浅山地带，相对高度不高，最后都安全到顶。到顶后再看身上，蚂蚁竟全没了。

在高中时期，1973年6月，我们还去呼和浩特郊区良种场学农劳动20多天。

良种场位于南郊大黑河冲积平原，地面平整、土质肥沃，属于国营的良种繁育基地。但我们在整个劳动期间，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与良种繁育相关的知识，每天只是由场里的农工带着我们到地里进行一般的锄草、浇水、撒化肥等劳作。在地里也未见到作为区分不同品种和措施地块的标牌。我们班一部分人住在场部，另一部分人住在离场部十几里的分队。工余时间大都在宿舍里打扑克或看书，有时也到另一拨人的住地“骚扰”一下。

我在干了几天地里活后被老师派去帮厨，主要是给50多岁的大师傅打下手，烧火、抬笼，给同学分菜及清洗炊具等。那时大家都按照预定的天数交粮票，管理员拿粮票按当月粗细粮供应比例买来做，所以还是粗粮多，而且细粮中的大米从未给我们吃过，交涉也无用。没有交肉票，菜里基本没肉。

一次，两位同学回校办事，返回农场的路上，捡到了一只可能是被马车轧死的鸭子。拿回来后，在厨房剁开，搁点花椒、盐炖出来，17个男生分食，每人只有一小块加点汤，吃得津津有味。我要了两只鸭掌，觉着比其他人“赚了”。

结语

作为学生，在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适当地接触社会、接触生产实际对学习和成长确实是必要的。但这种实践活动应该是有明确的、适合该阶段身心发育特点的培养目标，并与课程结合制定可行的计划，甚至最好能考虑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等做出在总体指导下具有个性化的实施方案，才可能收到与文化课学习相得益彰的效果。

而那时的我们，无论学军、学工、学农还是学其它什么，也无论对群体还是个人，都没有任何的目标、计划和方案，随意性和临时性很强，管理粗放，满足于看上去是在“响应号召、落实指示”。实际上，包括在校内的课堂与课外也是一样。初中刚入学时基本没有正式教材，都是临时发下来的册页。后来有了教材内容也总变，导致有些知识点重复学，更有很多内容来不及学。

课时很多被其它活动大量占据，如各种大会小会，传达会、学习会、批判会；今天搞战备、明天学哲学，一会儿批这个、一会儿斗那个。每有“最高指示”或“重要社论”发出，就要走上街头庆祝、进入公交车进行宣读。甚至还曾入户动员已经毕业未下乡的哥姐们下乡。几年后，恢复高考时才知道自己在中学学了些什么。下乡时说我们这些人是“知识青年”，真是太名不副实了。

在这些活动中，我接触到的工、农（包括农场职工）、兵们，除了做报告的中层军官外，没听到一句报刊、广播、戏剧中常有的“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所谓“觉悟高”的表现。大家都在做着自己的工作，说着生活的语言，为自己争取着应有的权益。在这些地方，见到了与我们一直接受的教育和宣传完全不同的一面，为更好地适应日后上山下乡，做了一些预演，有了思想准备。也算是这些活动的收获罢。

赵雪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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