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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陶正:同学李文湖,“闹鬼”吓人的另类玩主

陶正 新三届 2022-05-22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陶正,1948生人,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李文湖

少年初识愁滋味

——我的五六十年代(之四)





作者:陶正 



小学同学李文湖

 
李文湖是我的小学同学。套用现在的语言,他颇有些“另类”。二十年前,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鬼脸儿风筝》,就是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但是,因为是小说,难免要做些加工。虽说反响不错,我却总觉得意尤未尽。这就像给人介绍朋友,只拿了张像片儿,而且是化了装,修过版的。于是,现在,回味起少年滋味儿,我就还想写他:更真实地写,写他的真实。
 
小学头几年,我跟李文湖并没什么交往。所以,他为什么比我大一岁,是上学晚还是蹲过班,我至今不甚了了,只知道他的学习从来没好过。我是好学生,所以也爱接近好同学。

高小前的小集团是四个男孩儿:刘雍、贺援、我和李云,按生日大小排列。除了学习一律不错,四个人各有所长。刘雍在少年宫学美术,画国画儿经常得奖;贺援是什刹海业余体校的,跳水、潜泳堪称一绝;我能编打油诗,对对联儿,唬得他们一愣一愣的;李云的特长就是没特长,却能把每个人的特长都当成他的爱好。

四个人惺惺惜惺惺,忽然想起了桃园三结义,就也要兄弟一场。学校里有个小夹道,夹道里有野孩子们的屎尿。课间,我们偷偷钻进去,烧香、磕头,拜了把子——如果那时我曾想到过李文湖,大概只能把他和夹道里的臊臭联系起来。
 
开始注意李文湖,大概是四年级的事情。一次,他在课堂上打盹儿,老师把他叫起来,罚他到教室外边儿醒醒脑子。我的座位靠窗,无意中往外看了一眼,发现他竟窜上单杠,风车儿似地转开了。那姿态很漂亮。我突然就被他吸引了。

说起来,突然吸引我的,是李文湖的姿态。想起来,真正吸引我的,却是他的反叛性。他没求饶,没认错儿,更没掉眼泪儿,自己玩儿去了,还有点儿示威的意思。要换了我,肯定老老实实站在教室门口儿,或站在教室门口儿,装老实。
 
老师以为我真老实,让我帮帮李文湖:放学以后跟他回家,一块儿做功课。我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李文湖也高兴,接连几天都买好吃的款待我:一分钱一串儿的糖葫芦,一分钱一捧的爆米花儿,一分钱一大团的棉花糖,一分钱一小碗儿的酸枣面儿……我一边儿帮他背书、讲题,一边儿吃零嘴儿,吃得心安理得。

然而,李文湖的学习实在是差。背课文,我都倒背如流了,他还是狗熊掰棒子;做算术,我讲得再明白,他也犯糊涂,直到我把自己也讲糊涂了为止。

“算了,”李文湖说,“你也甭费劲了。我天生不是念书的料。”

可老师叫我……

“其实老师也没指望我能怎么样——就是让你看着我点儿,别让我外边儿野去。”

那算术作业……

“你做你的,做完了让我抄就行了。”

这倒是个办法。

于是,我就做自己的功课。李文湖就又“外边儿野去”了。
 
其实,多数时候,李文湖是去挑水——那时侯各家各户很少有水龙头,有龙头的院子都不多。人们吃水,大多要到胡同口的公共水龙头旁去排队,去接、去挑、去拎、去抬——每月按人头儿交水费就行了。

李文湖拿起一根儿扁担,挂上两只水筲,吱吱扭扭地摇着,走了。

不过,他接了水,却不往自己家里挑,一桶桶倒进了一些邻居的大水瓮。

他可不是学雷锋,当时雷锋还没牺牲。他也不是听从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说教,尽管这说教还比较有人味儿。他是为了挣钱。他给人家挑水是要收钱的:一桶一分钱,一挑儿两分。雇他挑水的或是病人,老人,没孩子的人,或是懒人,富人,有孩子而不愿让孩子干活的人。

李文湖也是孩子,当时应该十二、三岁。他比我大一岁。

我至今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当时还在不在人世。反正我没见过他们,记忆中只见过一个老人的影子,爷爷、姥爷,也许是奶奶、姥姥——连男女都记不清了。又记得李文湖老是自己做饭,蒸一屉窝头,熬一锅粥。也有时,炉子灭了,劈柴没了,他就拉我去逛护国寺。
 
护国寺
 
护国寺——我童年生活五光十色的大世界。每每回忆起来,我总在茫茫人海中看到一个“小小的我”:骨架单薄、面皮白净、眼神又胆怯而又兴奋。李文湖或是走在我前面,拉着我,像《瞎子引路人》(我和李文湖一起看过的一部电影),或是走在我后面,护着我,像《墨西哥人》(我和李文湖一起看过的另一部电影)里的拳击手。
 
我和李文湖一起吃“灌肠”:老板娘把“灌肠”切成薄片儿,扔进大饼铛,淋上豆油,吱吱啦啦,煎得焦黄。起锅了。交两分钱,就能领一个破瓷盘儿,伸胳膊出去,接一铲“灌肠”,然后,自己动手,撒蒜泥儿、浇醋汁儿、插竹签儿……李文湖拿了两个竹签儿。我们两个人合吃一盘儿。

当然是李文湖掏钱,他挑两桶水的钱。
 
炸灌肠
 
我和李文湖一起玩儿“敲小锣儿“:端一只满是窟窿的木盘子,放一个玻璃球儿上去,晃盘儿,滚球儿,一分钱滚一次。滚进四周的窟窿,白搭;滚进正中的窟窿,下面的小铜锣儿就“当”地砸响了,就可以赢一块“糖稀”,或让摆摊儿的老爷爷吹个糖耗子。

吹糖人
 
“当!”我终于把小锣儿砸响了。但我已经滚了四次了,得交四分钱。

当然是李文湖掏钱,他挑两担水的钱。
 
我和李文湖挤在人堆儿里,听《水浒传》:说书的拿一把折扇儿,“唰”地打开,“唰”地合上。好听的故事便和难看的吐沫星子一起,从折扇儿后边儿喷出来。突然,“惊堂木”拍响了。说书人落座,擦嘴,抽烟,端起盖碗儿茶润嗓子。就有一个女人露了面,端个铜盘子,跛着腿、呲着金牙,绕着场子让人们“帮钱场”。

当然是李文湖……李文湖当然不掏钱。他把我拉出人群,转悠到别处去了。

说评书
 
我和李文湖在帐篷里听小戏儿:一个男人涂脂抹粉儿,扭扭捏捏地《拾玉镯》。唱着唱着,嗓子劈了,他就咳出一口痰来,“呸”地吐在木板儿台上。正看得新鲜,收票的轰我们来了。李文湖忙又贴地撩起帐篷,催我往外爬——我们就是从那儿爬进来的。收票的一边儿追一边儿骂我们“小兔崽子”。骂得我们比兔崽子跑得还快——不一会儿,我们就又来到了护国寺后门,看卖蛐蛐儿或斗蛐蛐儿的了。

唱小戏
 
我也养过蛐蛐儿。形形色色的蛐蛐罐儿摆满了一窗台。有李文湖买的,也有他带我逮的:我们一起去黄庄儿、五道口、或西北旺人民公社,钻草垛,翻铁道石头,挖旧墙垛子……主要是李文湖干,我站在旁边儿,拎一个用破布筒子缩了口儿的竹暖壶套。

多半天下来,人晒得黢黑,累得贼死,暖壶套里却多了些活物。李文湖一个不要,全叫我带回家,然后,把以前的蛐蛐儿也召集起来,让它们捉对儿撕杀,以胜负排位。排名靠前的是“五虎上将”“红头元帅”“紫牙”“黑头”……

它们的居室也分出了档次:或“澄浆”(水泥)罐儿,或瓦罐儿,或破牙缸子,剩下的干脆合住一个漏尿盆儿……李文湖还把一些零碎事儿也包了:挖胶泥,给蛐蛐罐砸底儿;找铁皮,给蛐蛐罐儿扣盖儿;拔头发、揪毛笔,做蛐蛐探子;或者,从邻居家门口顺来一把毛豆角,留着喂蛐蛐儿。
 
斗蛐蛐
 
妈妈不大喜欢我养蛐蛐儿,怕耽误学习。姥姥也反对,却是冲着李文湖去的:“那孩子忒野,看那打扮儿!那做派!跟他能学了好儿?”
 
李文湖的打扮确实特别:上小学就留大背头,老师怎么说他也不铰短了。他的做派更显眼:走起路来,哈腰、晃膀子,像大猩猩,让人有点儿害怕。我当然不怕他。跟他在一块儿,我还有一种安全感。有时,等他抄完作业,我也不愿回家,常要耗到夜里十一二点。

实在太晚了,李文湖会送我回家。从他家到我家大概要走二十分钟。路上,他就一惊一炸的,给我讲吓人的故事。诈尸呀,鬼打墙呀,吊死鬼借火儿呀……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可是,听完了,我却还想听,总要他再讲,再讲。

“咱们也闹回鬼吧!”他建议,“也吓唬吓唬别人!”

我欣然同意了。

我们爬上了贺援家的房顶。我们从一家房顶跳上另一家房顶……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天窗,四面全是玻璃……下面的房间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在看书。

我们从瓦楞间摸来石子儿,哧哧啦啦划玻璃。

女大学生扬起头来,看着天窗发傻。

我们不划了。女大学生又低头看书……我们又划了……女大学生又仰起了头……

终于,女大学生发毛了,猛地站起来,拉灭了电灯……片刻,房门一响,她又从屋里冲出来,穿过院子,逃进了另一间住房……

我们怕她把街坊都招出来,连忙撤退了。
 
“不行,那回忒不过瘾。”李文湖说,“咱们得来回邪的!”

他想出了一个“邪的”,讲给了我。然后,把床单揭下来,搭在肩上,送我回家。

“你可得看准了,”走到我家胡同口,他又嘱咐我,“别吓唬老头儿老太太。”

我点头:“特别是我姥姥。”

一个中年妇女出来倒土……行,就她了!李文湖蹲了下来,我骑上了他的肩膀。李文湖站起来,我披上床单儿,让它长长地垂下去,把我们俩连成了高大的怪物……那女人发现了什么,猛然回头,吓得“妈呀”一声,扔掉垃圾桶,疯了似地往家跑……我们俩哈哈大笑。好一会儿,才忍住笑,走向我家的高台阶。
 
上了台阶,按响门铃,李文湖并不马上离开,一定要听见开门的脚步声——

我跟他说过:我一回来晚了,姥姥就惩罚我,半天不给我开门儿。回来越晚,门开得越慢。

果然,按了好几次铃儿,我和李文湖都听得清清楚楚,姥姥愣装听不见。

“那你就拍门,”李文湖说,“把南屋的孙姥姥拍起来!”

没用。姥姥跟全院儿人都打过招呼了:都甭搭理他啊!臊着他!

“她怎么这样呀?”李文湖不明白。

“嗨,不愿我老跟你玩儿呗……怕你把我教坏了。”

李文湖不吭气儿了,过了一会儿,才又嘟嘟囔囔:“你可真够傻的。”

我怎么傻了?

“你说跟别人玩儿不就得了?刘雍、贺援、李云!”

他忽然有点儿酸溜溜的了。

“哼,教坏就教坏!”他又改换了口气,恶狠狠的,还掏出了一把小刀儿,“你信不信?我能把门拨开。把刀尖儿从门缝儿插进去,拨插关儿,拨几下儿就开了……要不你自己试试……”

我没试。没等我试,院子里就传来了脚步声——姥姥终于发慈悲了。

“就按我教你的说啊!”李文湖忙又叮嘱,“刘雍!贺援!李云!”

说完,他扭头就走,还把那床单披在身上。可是,只他一人,那影子就不怎么高大了。
 
李文湖轻易不到我家来。这以后,来得更少了。偶尔来一次,也是趁我们家没大人的时候。可有时也难免碰上姥姥或妈妈回来。真碰上了,他往往表现得比我还乖。

我们正在用“油葫芦”脑袋做蛐蛐探子,姥姥买菜回来了。没等我招呼,李文湖就先“姥姥姥姥”地叫,还想接姥姥提着的菜篮子。姥姥没让他帮忙:“嗨,不沉。你们赶紧玩吧……玩够了就回家。”

一次,轮到我们家“泼街”(用清水泼胡同里的黄土地),李文湖正好在场,就跟我一起忙乎。刚巧我妈妈下班早,碰上了,夸了他几句,他就冲妈妈拍胸脯:“您以后有重活儿就叫我,我包圆儿了!”

又一次,李文湖叫上我,到北海偷钓了一条观赏用的大鲤鱼(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在本系列的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记叙了)。他自己不要,非让我拿回家吃。一路上,他一会儿想跟我进家门儿,让姥姥他们知道鱼是他帮我钓的,一会儿又说不能不能,那他们又该说我教你偷东西了。翻来覆去,就到了家门口。结果还是我独自进了家门——我准备不足,把鱼的来历说了个稀里糊涂。好在我们家人都馋疯了,没怎么深问,稀里糊涂地,就把鱼吃了个干净……
 
李文湖到底没能得到我们家的认可。而且,偷鱼以后不久,我跟他的关系也开始疏远了。

倒不是因为偷鱼,是因为看电影。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看电影时发生的一起意外。

还是在护国寺,护国寺电影院。电影刚刚开始,后排就有人按我的脑袋。那是个大人,起码是高中生。他嫌我挡他了,让我“矬着点儿。”我不愿意,跟他戗戗了几句。那人突然犯起了狗松脾气,伸手就勒我的脖领儿。这下儿,一直沉默的李文湖不干了,也突然出手,攥住了那家伙的手腕儿。

“找茬儿是怎么着?”

“嘿!你是那庙的和尚?”

“少废话!有本事你冲我来!”李文湖叫板。

“嚯……怎么着?想出去练练!”那家伙也不示弱。

“行!”李文湖正式下了战书:“看完电影,咱们谁都甭走。谁走了谁是孙子!”

……还能看完电影吗?

我们还真把电影看完了!

看完了是看完了,可我根本没看出演的是什么。现在回想,连电影名字也不记得了。

就记得这样一组镜头——不是电影镜头,而是真实的生活镜头:

棉花胡同——离护国寺电影院不远的一条胡同里。李文湖和那人面对面站立着。

我拉李文湖,要拉他走开。他把我的手打开了。

我又推那家伙,想推他走开。那家伙倒有点儿下台阶儿的意思了,说起了“不跟小孩子置气”之类的话。可是……

猛地,李文湖从我身后扑过来,抓住那家伙指指点点的手,拧身发力,一个“大背胯”,将他摔了个仰面朝天。紧接着,他又骑到那家伙身上,连续挥拳,没头没脑地砸下去……那家伙根本没来得及回手,就被打弹了,先是嚎叫,再是求救,再后来,就连声儿也发不出来了,只是满地打滚儿……

那天,李文湖又把我送到了家门口。路上,我发现他的手背流血了。但那绝不只是他自己的血。

“他大概得换口牙。”李文湖说。说得很轻松,很得意。

我没说话。我不知说什么是好。

李文湖看看我,也没再开口。

以后,无论我还是他,都没有再提这件事儿。

然而,从此,我和李文湖的交情变了,变浅了……不错,不是变深了,而是变浅了。

尽管我知道他是为了我。
 
不久,小学毕业了。我上了离家较远的三中。李文湖上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中学。

一晃三年。

三年以后,1964年。我又接到了清华附中高中的录取通知。那比三中又好多了。不仅力主我报本校的三中老师没想到,我自己都没想到。

然而,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竟是李文湖,不知怎么得知了我的消息,作为第一个祝贺者,又出现了。

清华附中主楼
 
这又是一组电影镜头:没有了暴力,更没有了血腥。一切都是平平淡淡的。但那平淡,却更让我刻骨铭心——

李文湖靠着没有阳光的南墙根儿,蹲着,斜对着我家的院门口儿,使劲嘬一根烟。

见了我,他并不站起来,表情也没什么变化,只点了点头。

“考上清华附中了?”

“啊。进家去吧。”

“算了。我就想看看你……我早看出你有出息了。”

“你考哪儿了?”

“没考……我明天去北大荒。”

“怎么回事儿?”

“没怎么,就这么回事儿……我走了。”

就这么几句话。

几句话说完,他就掐了烟,站起来,走了。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年,我16岁,李文湖17岁。他比我大一岁。 

2001年4月16日

陶正专列

陶正:姥爷挣下的家产,
就这样被败光了
碍着谁了?我的五六十年代
陶正:儿时记忆,
 每月24号家里粮食就吃光了
朝阳大妈大叔,当年就是这样炼成滴
陶正:我有两个怪毛病:
不爱理发不爱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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