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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丨顾晓阳:那年月北京中学生在学什么?

新三届 2022-06-2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顾晓阳东拉西扯 Author 顾晓阳


作家简历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70年代的中学生

在学什么?





作者 :顾晓阳


老人家晚年对教育改革的设想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1966年5月)。这是他整个乌托邦空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不论好与坏,这种空想与其他的空想一样,都不具备操作性,一落地就乱了套了,行不通。当年即便已经把社会打碎重组,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这场短暂的教育试验发生在七十年代,到1977年恢复高考,旧的教育制度卷土重来,各种试验就无疾而终了。我正好在这期间上中学,可谓“躬逢其盛”,亲身当了一回“小白鼠”。兹将我初中三年的“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大略记录在此,备份储存。 


一、学军

 
(1)2月10日,初一放寒假期间,搞了一次“夜行军”。当天夜里11点半在学校集合出发,先走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宣誓活动,然后徒步行军,至凌晨4点返回学校。具体的路线已经忘了,好像经过了龙潭湖一带,那时龙潭湖只是一片水面,四周很荒芜,有沟有坎,我们爬上爬下的,还有卧倒,尽量模拟“行军”状况。

(2)3月,在校内进行了9天“军训”。集合、整队、齐步走、跑步走等等。最辛苦的是练习匍匐前进,身体完全趴在地面上,用四肢爬行。春寒料峭,土地尚未解冻,又硬又冷,我膝盖磨破了,手生了冻疮(不允许戴手套)。衣服的磨损就不用说了,那时对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说,一件衣服是非常宝贵的,哥哥穿完了弟弟穿,缝缝补补不舍得扔。不知家长对搞这样的军训会怎么想。

(3)8月,可能暑假还没结束,初二还没有正式开学,又进行了7天军训。这次搞了个新花样,军训期间,一天晚上,突然采用人传人的方式,到每个人家里通知8点半到校紧急集合,并且要打背包。传到我这里是7点多,我再去传给下一个同学(事先已编制好了同学之间的“联络图”)。在学校集合后,开始夜行军。行军中增加了匍匐前进、躲防空警报等,折腾到半夜。

(4)初中二年级,大约是12月5日,传达了最高指示“这样训练好”,这本来是对军队进行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批示。教育局马上起而效仿,指示各学校组织学生也来搞“拉练”。

12月22日我们就出发了,速度真快,但也过于仓促,准备不足。我们是新建校,学校只有我们一个年级,8个班,共300多学生。老师们对搞这类活动完全没有经验,带着300多个14岁的孩子,来回行军8天,晓行夜宿,负责吃、住、行,提供后勤保障,与各地各单位协调合作,还要组织劳动、防治疾病、解决矛盾纠纷……这是一项专业性的庞大复杂的管理工作,用现在的话说是“系统工程”,实在太难为文弱的老师们了。我敢说今天谁也不敢揽这样的事儿、负这个责。

出发前对我们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打背包(棉被和衣物),要自带炒面和水。炒面是我妈妈给我做的,并不知道怎么炒,就是把面粉放到锅里小火干炒,炒到微微发黄,有些糊味儿为止,里面掺些白糖。我妈再做个干粮袋,参照电影里解放军装备的样子,用布缝了个细长口袋,把炒面灌进去,斜挎胸前,背后系扣。

第一天只走了一个上午,还行。第二天走了45华里,觉得比前一天累多了,一到宿营地(某个村子的老乡家),坐下就起不来,脚上也起泡了。老师来教我们怎样挑水泡。第三天走80里。第四天,带路的老师(好像是一个副校长)带错了路,走了100多里路,天都黑了,真把我们累趴下了。我们散坐在路边的田地里,地里都是收割完玉米留下的根部茬子,也不管那么多了,摊在地下动不了。带路的老师十分歉疚,站在一个土墩子上,向我们大声道歉:“同学们,你们打我吧!你们骂我吧!……”我到现在还能记得他蜡黄的脸、鼻梁上歪架的黄色镜框的眼镜、和他嘶哑的声音。

冬季的华北平原土地裸露,甚为萧索,寒风毫无遮拦地吹过来。有的女生两块颧骨周围被吹得、冻得红红的。14岁的少女,皮肤有着象牙般的质感,都被风卷跑了。我有一瞬间心里一动,感觉这事儿荒唐。但仅仅是一瞬间,因为我已经相信“脸晒黑了,心更红了”的说教。还有一天,我看到相隔很远的另一条小路上,有一队送葬的人群踽踽而行,他们打着白幡,头上裹着白布,披麻戴孝……那种凄凉肃杀的气氛、忽然与死亡拉近距离的感觉,深深刻进我心里。

第一、二两天,吃饭都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第三天晚上是同学自己做饭,每个班一个灶。是否有同学提前坐车到了宿营地当炊事员?已经不记得了。这次吃饭,我们跟炊事员同学发生了矛盾,日记里这样记载:“我们都到×××住的那家领饭。我们到他那领饭的时候,因为我们老嚷嚷,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不好,我们就生气了。回来以后大发牢骚。”写得太简单、不具体,但也不难想象:一帮14岁的孩子,又累又饿(炊事员同学的辛苦不下于走路的),不吵一架才怪呢!

第四天跋涉了100多里地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平谷县杜辛庄村。在那里住了14天,度过元旦。期间又进行了两次爬山拉练,一次40多里,一次60多里,都是山路。记得还参加过村里的劳动,好像是挖河泥,但在日记中查不到。这14天,最深刻的感觉就是饿。校方由于没有经验,食品供应出了问题,粮食不够吃。因为饿,同学之间闹了很大的矛盾,打了架。

回北京花了7天时间。第一天走到了河北三河县,接到上级通知,命令原地多住几天(原因不详)。所以走路还是4天,但在三河多住了3天。

(5)初二第二学期,6月,进行了“夏季拉练”。这回的目的地是顺义县大田庄村,比上一次近了,来回各走三天,每天的路程也短。印象中是夜行昼宿,气候环境不像冬天那么严酷。也不要求带炒面了,吃的虽差,基本管饱。

劳动结束回北京时,到了通县城关又下令住三天。眼看到了家门口不让回家,把我气疯了,站在院子里,面朝北京,大叫三声,发泄心中怨气。实在太想家了!

(6)初三,6月,夏季拉练,目的地是顺义县北彩村。还是夜行昼宿。第一夜冒雨行军,走了70多华里。虽然穿着雨衣,全身都湿了。凌晨1点多时雨最大,我身体冰凉,肚子疼,但坚持走了下来。来回也是各走三天。 
 
二、学农
 
初一第二学期,6月,我们第一次搞了学农劳动。去的是通县台湖的朱家垡村,坐火车来回,一共15天。

大概是考虑到学生年龄在13岁多,太小,又是第一次,所以所干农活轻重搭配:拔麦子三天(有一天是在夜里),这个最累,腰受不了,手都磨破了。在稻田插秧一天、拔草一天,比拔麦子省力,但光脚下到泥水中,也很辛苦,我被蚂蟥蛰了一次,吓得不敢再下去了,声称腿上流血怕感染。指导员(日记所记,但我已不记得这个指导员是谁和什么角色了,反正不是班主任)严厉地批评了我,逼我又下到田里。其他劳动穿插其间,以拣麦穗为主,比较轻松。

吃的方面,每个人的定量都一样,不够吃也没办法。印象最深的是老吃窝头和炒西葫芦,极少见肉,尤其缺油。我个子是小的,一个男生比我还矮(但蹲过班年龄大,也比我壮),饭量极大,经常问我:“你吃……吃得了吗?”意思是匀他一些。我当然吃得了!我也饿,但好像没他那么厉害。他也问别人,谁都没给过他,后来我们把这当成了笑话讲来讲去的。

有的同学到村里小商店买糖果等零食,受到批评。我没买过。

因为是第一次,学校没经验,考虑不周是难免的。学生们的衣服普遍带少了,气温一降,有着凉生病的可能。所以我们班派班长老曾回城里各家拿衣服。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在麦子地里拣麦穗。我特意拉住他问:“你见着我爸了吗?”(当时我母亲已下干校了)。他说:“见着了,你爸还问你怎么样?给你带了件上衣……”

我从未离开家这么多天,听他这样一说,特别想家、想我爸。情绪极其低落,蹲在地里,动作慢下来,哭了。头上顶个大草帽,以为别人看不见。杨老师走过来,问我:“顾晓阳,你怎么了?”我说:“我肚子疼。”“发烧吗?拉稀吗?”我不吱声。也不知道杨老师是不是看出我是装的,停了一会,她说:“你回去休息吧,别干了。”这是这次劳动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此后,每年6月都要去农村参加“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并且与拉练结合在一起,都是徒步行军来回的,情况已如上记。

在大田庄,住了13天,参加麦收劳动,体力消耗很大,但后勤方面也有了经验,保证了吃喝。我因为饭量大增,体重到了100斤。

我们房东的儿子叫田希正,刚结婚,把他的新房腾出来给我们住,对我们特别好。他爱看书,借给我浩然的小说看,从他嘴里,我才第一次知道小说是编的,不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这使我很震惊:敢情,我过去看的那些小说,都不是真事啊!

我们和希正大哥成了好朋友。半年后的冬天,我和段大、小和尚从北京到大田庄去看望他。先坐火车,再倒长途汽车。从长途车站走到大田庄很远,雪夜迷路,踏着厚厚的积雪越走越黑,最后一点灯光都看不见了,吓得我们够呛。希正大哥也来北京在我家住过。我们保持了多年联系。

在北彩,也是劳动十几天。端午节那天,收工后回到老乡家,房东大娘包了粽子给我们吃。我一激动,写了一首贺敬之体的顺口溜:
 
粽子节,到北彩
贫下中农笑开怀
 
裹上糯米塞上枣
深情厚谊包上了 
……
 
顺口溜在大队广播站广播了。一天下工后排队从田头回村,班主任曲老师走到我身边,说:“诗写得不错啊。大队里有人打听是谁写的……”接着又讲了一些诗人和诗歌的事情,听着很觉新鲜,可惜现在忘了。我深受鼓舞,大概从那次以后,对文学的兴趣陡增。

曲老师是教数学的,兴趣广泛,说话幽默,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人家瓦特看见水开了,发明了蒸汽机。咱们同学呢,一看水开,“妈,该沏茶了!”

经过这几次劳动,我比过去能吃苦了,干活儿方面也有些进步。在大田庄和北彩,劳动强度都很大,基本是每天下地割麦子或拔麦子。也经常在场上干:脱粒、扬场……有时还“夜战”,这是最累最脏的活儿。 
 
三、学工
 
初一结束后放暑假时,7月底,学校与北京仪器厂联系妥当,长期定点组织学生去北仪学工。为了摸索经验,每个班派一个同学先行试点,我们班是让我去的。

我去的是钳工组,由一个30多岁的师傅带我。我随师傅“三班倒”(早班、中班、晚班),像工人一样上下班,每周休息一天。主要是给师傅打下手,搬搬运运、敲敲打打,熟悉各种“活技”。能独立操作的,是开钻床,给金属薄板钻孔,这个活儿简单、安全性高,师傅简单传授要领后,就可以放手让我干了。这位师傅话不多,对我很好,但我是个“眼里没活儿”的人,肯定不是师傅特喜欢的类型。这次好像干了10天就结束了。

初二开学后,10月,我们班全体都去了北仪,劳动了一个月。

我被分在同一个车间同一个班组,但师傅换了个年轻的小伙子,20多岁,刚结婚,夫人也是这个车间的。这个师傅比较爱说话,对我管得更松。他问我:“你爸在什么单位工作?”“××部。”“是部长啊还是科员?”“科员儿。”

他带我去另外的班组干活儿时,给我讲了那里两个工人的事:一个是30岁上下的女工,印尼华侨,最近犯了“作风问题”,被批斗了;另一个小伙子身材瘦小干活利索,师傅说他在文革初期是北仪某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曾组织过大规模武斗,一下调来6辆消防队的消防车,用高压水龙头攻击对方,在北京市都很有名,现在被监督劳动。

我很好奇,经常观察这两个人,女工皮肤较黑,一看就是南洋那边的人(我母亲有个同事是泰国华侨,二人有相似之处),相当漂亮,工作服整洁干净,但神情压抑,从来不抬眼睛,一语不发。造反派头头成天用木榔头敲铁板,也很沉默,凡人不理,但带着一股劲儿,没有灰头土脸的感觉。

工人下班后经常开小组会学习,我们都跟着参加,有时让我给大家读报。有一次上夜班,比较清闲,工具柜上放着一张报纸,我翻开看看,有一篇批判老舍的文章,标题大意是揭开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真面目。内容看过就忘了,但“人民艺术家”这几个字深深吸引了我。我没读过老舍的作品,真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才称得起人民艺术家这样崇高的荣誉。

北仪的食堂不错,菜有5分钱的,比如熬白菜、炒土豆片之类,也有两毛五的肉菜。我比较注意不买贵的,但也很少买5分钱的,印象中买一毛多的菜的次数最多。但在学工快结束时,老师跟我说,有同学反映我吃饭买贵菜。意思是吃得太好了。把我气得够呛。我从小学起,一直到参加工作,一辈子就没离开过给我“扎针儿”打小报告的人。

(三年后在高中时,也来北仪学工一个月,我又被分在同一车间同一班组。我对这里的师傅已经很熟悉了,感到工人的精神面貌与三年前比有明显变化,消沉、消极、发牢骚、不同程度的怠工……记得三年前有一次搞“会战”,晚上8、9点钟,一位厂领导来我们车间参加劳动,与工人说说笑笑的。师傅说她是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的夫人,老干部。刘文革时没倒,是周总理的联络员。而现在,见不到厂领导了,车间主任也是高高在上的人物。我们高中班自己开会时,我说出了自己的观察,并表示困惑:为什么文化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工人们的情绪反而低落了?老师在做总结时,温和地、不点名地批评了我的“错误思想”,认为我实际上是提出了怎样认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的问题。) 
 
结语
 
从时间上看,初中三年,刨去寒暑假,学军学农学工再加上校内的各种劳动(挖防空洞、挖明城墙、脱坯烧砖、运土等等),占去了约五分之一强。剩下的五分之四是上文化课。所谓文化课中,搞大批判、时事教育学习等,又占相当比例。所以,纯粹的“知识”,学得不多。

初中毕业后,大多数学生去了北京郊区插队。少数人上高中。

 “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说说容易,做起来牵扯面太广,需要整个社会来配合,很难制度化。学生去农村和工厂劳动,实际上给他们造成诸多麻烦,接待单位须付出一定“成本”,却毫无收益可言,势难长期持续。

老人家对教育制度很不满意,经常举孔子、耶稣、释迦牟尼、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时登基当了皇帝”)等人的例子,说年轻人不用读那么多书,没有什么学问,也可以创立新学派、干大事。这都是历史事实。但这类特例只适合于天才人物。绝大多数人,才智平常,还是要通过接受正规教育,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安身立命。

他提倡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学校,什么都学,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都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这实际上还是1958年办人民公社的思路,即一个公社里,不仅要种田,也要办工厂、办学校、建医院、建商店、搞民兵。这种做法,与现代社会的越来越精细的分工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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