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刘亿，四川人，1959年出生，1976年下乡当知青，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我的知青生涯
于我而言，知青生涯是一段抹不去的人生经历。
很多当年的知青，在步入老年行列之际，在回顾自己的知青生涯时，喜欢使用“青春无悔”的词汇，甚或将“上山下乡”作为讴歌的对象。我却大不以为然，曾经的青春不假，“无悔”就免了吧。
当年，我是在极其不愿意，又无可奈何，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去到农村插队的。相较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倒更加乐意接受更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或者到人民军队那座革命的熔炉中“淬炼成钢”。
1976年7月，我从高中一年级辍学，插队到了家乡四川省富顺县福善公社。到1978年2月考上大学离开那里，我在农村待了一年半的时间。
作为生长在小县城的人，我们和农村及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基本属于农民的范畴。对那儿人们的生存状态非常熟悉，能很快适应农村的生活。因此，乡下的生活本身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困扰。与那些到“知青点”，或“兵团”的知青不同，我单枪匹马插队到了一个生产队。这导致我没有机会，也没有胆量干些诸如“偷鸡摸狗”的恶作剧般的“坏事儿”。也没有三天两头往家里跑，而是实实在在，老老实实地干了整整一年的农活儿。农民淳朴、善良，对我友善。他们对我的好，我至今铭记于心；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刚下乡时，生产队没有我的住房。我就寄居于与革命先驱一字之差的，生产队妇女队长李大蓉家，吃住都在一起。李大蓉和家人热情地接纳了我。李队长有几个儿女，大女儿已经出嫁。当时家里还有一儿两女，大一点的女儿和我的年纪差不多。李大蓉队长的家。刚下乡时，我曾在这里寄居了好几个月李队长精明能干，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将五口之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男主人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善言谈，却勤劳、善良，是一位耕作能手。刚下乡的一段时间里，政府还给我粮食供应指标，好像是每月32市斤的口粮。由于我吃住在李队长家，我的口粮也顺理成章地交由她来掌控。当年主粮稻谷的亩产量，远远没有达到近二十年前就被宣称已经达到的“几千上万斤”，再加上硬性的上交“公粮”指标，在青黄不接的月份，农村大米的匮乏尤显突出，被严格控制食用。好在红苕的产量挺高，农民们多以红苕充饥，一天三顿与红苕相偎相依。特别是早饭，全部是就着咸菜吃红苕。当地有一种叫作“Kong”红苕的烹制方法，就是在一口大铁锅中放入红苕，用水蒸煮。再用小火将水烧干，红苕中分泌出的糖分集聚于锅底，形成厚厚的一层糖霜，香香的、甜甜的。与当今女孩子喜欢的零食“烤红薯”有异曲同工之妙。让我至今都心存感念的是，每天早上李队长家“Kong”红苕时，都会在锅中蒸一小碗米饭，那是我的“特供”。尽管在早餐时，我有一小碗“特供”，但红苕也没有少吃，仿佛将一生该吃的红苕都在这里吃完了，以至于到了今天，我对于红苕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我在享用“特供”之时，看着年纪尚小的“弟妹”们巴巴的眼神，也动过恻隐之心，试图与他们分享。但这样的举动被李队长严厉制止。李队长在他们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我也毫不例外。“弟妹”们尽管年龄尚小，也是乖巧听话，对此，看不出丝毫的负面情绪。我将这样的行为理解为善良和教养，绝非“吃人口软”，“得了便宜卖乖”。西方贵族讲究“教养”，而中华文化中善良，“热情好客”等等基因在潜移默化中生生不息，代代传承。这甚至可以升华为中华文明得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的原因之一。人可以没有太多的“文化”，但不应该没有教养。半年后的1977年年初，我要返回县城家里过春节。临行前，李队长全家特意给我“饯行”，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我也当仁不让地参与备餐。然而，手忙脚乱中，我打碎了一只碗。一只碗也是农民家的一笔财产呀。对此，李队长只是笑了笑，轻松而不失幽默地对我说了一句“碎碎（岁岁）平安”。化解了当时的尴尬，也可以看作新年的祝福。没有上过多少学的她，一点也不缺乏智慧和情商。我插队的富顺县福善公社韩嘴六队，大多都是江姓人家。这有点像我们富顺人的杰出代表，著名的江姐江竹筠的故乡，富顺县大山铺的江家湾（后来划归自贡市管辖），基本都是江姓人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貌似理所当然地也姓江，叫江少初。生产队有太多叫江成～的（成字辈），让我傻傻地分不清、也记不住他们分别都叫江成什么来着。只记住了一位叫江成敖的兄弟，和我关系特别要好。江队长时年三十多不到四十岁，正值壮年，精明强干。他们家住在自建的土坯瓦房中，独门独户，是川南农村常见的农舍模样。他婆娘长得挺好看的，也是一个精明能干之人。他们两口子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居然有七个孩子。即便在农村，在还没有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也属罕见。从还是“奶娃儿”的老幺到十多岁的老大，男男女女一大堆。看着那一个个鼻脓口水的，站在一排像物价涨幅直方图似的江家公子、公主们，人们一定会钦佩江氏夫妇超强的生育和养育能力。一次，江队长不无得意地给我讲起他如此超凡脱俗的奥秘：每天保证吃一个煮鸡蛋。从此，我心中对煮鸡蛋充满了崇高的敬意和向往。以至于在我18岁生日那天，孤独一人在乡下度过，因为没能吃到在家时，从小到大生日都能吃到的一个煮鸡蛋，我黯然神伤，潸然泪下。江队长跟我说，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身体不能垮。每天一个煮鸡蛋，这在我们队里，甚至整个公社，全富顺县，都堪称顶级奢华的做派。谁说农民没有文化？江队长就能从哲学层面，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是他全家得以良好运转的物质基础和有力保障。后来在电影《音乐之声》里，看到特拉普上校家的七个孩子，我眼前就会浮现江队长家的情形。我真的很想知道，特拉普上校是否也是靠着每天一个煮鸡蛋的强大能量支撑，让他家如此人丁兴旺？当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但是让富顺的生产队长们都去山西现场学习大寨经验，是不现实的。就近一点到成都平原，观摩、参观“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倒是有机会。福善公社政府当年的大门，现已成为富顺县的文物保护单位江队长去了成都，取经回来了。他和我们眉飞色舞地讲他的成都之行，但反复唠叨的却不是什么学大寨经验，而是对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耕作条件赞不绝口，羡慕之极。说到成都平原的肥沃土地，他称之为“黑油沙”，江队长咬牙切齿，仿佛真从那土壤里挤出油来了。从他的语气、眼神中，我感受到了一个农民对于肥沃土地的眷恋和热爱，还有一种为之献身而在所不惜的豪迈，让我为之动容，被深深地震撼。从而我深刻地理解了，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对于贫苦、无地农民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江成敖是我历经45年依然能记住名字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农民之一。他大我10来岁，当年也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他善良、敦厚，我们性格相投，所以就走得近。福善公社地处川南丘陵，在那个年代，常有野兔等等小动物出没。在物质匮乏，动物蛋白珍稀的背景下，能打到野味，是农民们乐意为之的。江成敖是一位优秀的猎手，方圆闻名。当地人打猎装备简单，一支猎枪，一条猎狗，足矣。但要成为一名好猎手也并非易事。“守株待兔”也许本身就是一个传说，野兔没有那么莽撞。笨兔子早就撞树而亡，存活下来的，都具有“兔精”的咖位。它们机警、敏捷，善于奔跑和钻洞。再加上一身与周遭土地融为一体的保护色，没有犀利的眼光，很难发现。江成敖具备一个好猎手的一切天赋条件，眼光锐利，枪法精准，身手敏捷。我见识过他狩猎时的风采，与平常平和舒缓的状态判若两人。一天下午，他换上猎装，手握猎枪，赤脚，带着他那“中华田园”猎犬，顺带也捎上我。他知道哪些地方会有野兔出没。进入预定区域，没有了路。他步履轻快，赤着双脚，奔走在满是荆棘、碎石的地面，如履平地。而穿着鞋的我，能强烈地感受到硌脚，行路蹒跚。当年眼神还好的我，举目四望，惟余莽莽苍苍。偌大的世界，除三个“游神”，哪见其他的活物哟。江大哥，你带兄弟出来体验生活，逗兄弟玩儿呀？夕阳西沉，暮色苍茫。我静静地、紧紧地跟随在江兄的身旁。我们都屏住呼吸，而江兄那猫头鹰般锐利的眼睛，如战备雷达般，一刻也没有停止扫描。在我恍惚的一刹那间，举枪、瞄准、击发，枪响，随之飘来一缕火药的幽香。旁边像幽灵般跟随我们的“中华田园”，就像被击发的弹丸般，狂叫着往前冲去。待我回过神来，猎狗已叼着一只肥硕的野兔，跑回到了它的主人身旁。整个过程，仿佛就在一瞬之间完成，让人来不及细细地欣赏和品味。但那些画面、声响，却适时地被摄入我的眼、耳，存入大脑。如此的清晰和生动，45年过去，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日落西山红霞飞，我们打猎满载归，满载归。肩扛猎枪，手拎野兔，今晚我们品野味。咪唆啦咪唆，啦哆咪唆唻，今晚我们品野味。当地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上山打猎，见者有份。我虽没打一枪一弹，也没去找中弹的猎物，但仍然昂头挺胸，迈着胜利者的步伐，跟着江大哥和“中华田园”，心安理得赴兔宴。肥美的野兔自然交到了江大嫂手里。不多一会儿的功夫，一盆色泽浓郁，香气四溢的红烧野兔就端上桌来。许久没有沾荤腥的我，像狩猎的雄狮见到羚羊，饥饿的灾民见到食粮。当然，我还是努力地克制自己，假装矜持。待斟上烧酒，大家围坐桌旁。江大哥举杯，我们把盏言欢。美味的野兔被反复咀嚼，回味；既饱享口福，又慰藉肠胃。“中华田园”一直围着饭桌转，时不时趴在地上享受赏给它的无数碎骨头。整个打猎过程、品味野兔的感觉，应该是我插队生涯的华彩乐章。过程是那样的紧张、刺激、欢快，记忆尤深；野兔的味道是那样的鲜美、独特、醇香，回味悠长……我见到了七十多岁的江成敖，他已偏瘫多年，没有了当年的风采，只能在轮椅上度日。我们都饱经沧桑，已不复当年的模样。但是，从他坚毅的脸庞，特别是那犀利的眼光，我一眼就能确认，他就是我当年的江大哥。他也很快认出了我，并能叫出我的名字，令我感动。我们没有热烈拥抱那样夸张的情感表达，但眼神足以充分流露出再次相见的欣喜和激动。他的眼神依然犀利，我的笑容依然可掬。他记住了我的笑容，我记住了他的眼神。刘亿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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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