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陈好梅：串门蹭饭的川流不息，我们不招待那些“蝗虫”了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关于粮食的故事

作者：陈好梅

我的前几篇《知青生活散记》发出后，有人看了不太满意：人家写知青生活都一脸的苦大仇深，怎么就你跟玩儿似的？

想到以前写《黑帮屋往事》时也曾被提出过类似的质疑，本人就反思了一下，然后不得不承认这事儿的主要责任在我自己：全都是因为我不会好好说话造成的——除了东拉西扯地叙事，既不会抒情写景分析说理，也不会愁眉苦脸一本正经。

当然提出质疑的你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谁告诉你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只有一面的？想当初全国有一千七百万知青呢！抛开地域差别不说，阶段性的差异也很大——我自认为我们属于混日子的中期知青，后期的跟我们比，可能就更不一样了。

此外我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只记得好玩儿的事情——世人皆说插队苦，唯有乐子忘不了。那些灰暗的日子早已黯然失色地沉在了记忆深处，唯有一个个乐子作为生活中的闪光点还在熠熠生辉着。

还有的朋友以为，我们下乡时就知道以后反正是要回城的，所以就跟在学校参加“学农劳动”一样，当然是战天斗地其乐无穷了。

这可真是极大的误解。跟学农劳动完全不同，我们在精神上的困惑还是很多的，那种一眼望去看不到出路的渺茫的感觉也是很磨人的。对我来说这种感觉更甚，父亲于1975年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之时我们姐俩都在乡下，这无疑给我们的人生道路抹上了更加浓重的黑灰色。

不过，虽然精神方面的苦恼很磨人，但毕竟是虚无缥缈的、抽象的，而且是无奈的——你愁与不愁，它都在那里，不离不弃。而年轻人大脑中充足的多巴胺却决定了，我们每天的日子还经常是没心没肺地快乐着的。

但是具体烦恼还是需要时时面对的——那就是我们老得操心生活琐事。其结果是，现在的我一点儿生活情趣都没有。看到有人那么卖力气地种菜园子，有人那么热情地做饭，我一点儿也不受感染，只觉得麻烦不打一处来——有空儿就闲着是多好的事儿啊！你知道什么叫“仨饱俩倒”吗？那是多么美好的人生理想啊。

据咱们的老祖宗说，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开门七件事”，即柴米油盐酱醋茶。按照这个标准盘点一下，发现我们那时最糟心的只是第二项和第三项，即米和油。第一项“柴”对我们来说虽然也很重要，但不是很快就被我们豪迈地用钱解决了吗？同时我们也无须担心后四项，因为我们那儿根本就没有什么酱醋，盐和大茶叶倒是不缺。

其实人的基本需求还包括水，这个我们那儿也还行。我在回家的路上曾经遇到过另一个区的女生，她说她的生活用水是每天一脸盆，是住在隔壁的农民去好几里路以外挑回来的，出于同情每天分给她一些。下坡归来她只能用一小杯水抹一下脸和身上，剩下的得用来做饭……

所以这儿只说说米和油吧，与之相关的故事有不少呢。

（一）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我们是1972年3月初到生产队的，那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在那时候生产队不需要管我们的口粮，我们有国家给的为期一年的粮食供应。

现在已经记不清我们的粮食供应具体是多少了，几个同学回忆起来数字均不相同，有人说是男知青32斤左右，女知青28斤左右。这在副食丰富的今天看肯定是吃不完的，可那时的生活水平那么差，又是干力气活儿，这点儿口粮就不禁吃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吃供应”的一年里，我们的日子本该是衣食无忧的。可是也不尽然，关键要看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二姐所在的“沙滩”公社离大溪镇街上相当远，不但要翻山还要过河。可是我们大溪区还有比她们更远的叫做“可大”公社的呢，而且，如果你要去湖南湖北那边赶场的话，那“沙滩”公社就是必经之地了。

所以说我姐她们等于是住在路口上，来往路过的知青很多。远离家乡的人们总是喜欢串门打堆聚会的，再加上有些知青也不肯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整天东游西荡，结果她们就饱受了被吃白食之苦。

后来她们决定反剥削。有一天几个“可大”的陌生男知青路过“沙滩”，想要在她们那儿吃饭，结果被拒之门外。那几个男生很生气，用刀砍断了她们自留地里的南瓜，还在她们的木板门上扎了好几刀。我姐说她们一点儿都不害怕，对外面的叫嚣声充耳不闻，安之若素地在灶屋里（竹子围墙，外面完全可以看到）下面条吃。

后来跟她们关系好的“五福”公社的男知青知道了这件事，专门走了几十里路去为她们出头。这些人多是老高中的，曾经是大名鼎鼎的重庆六中武斗队的成员，比“可大”公社那几个老初中的知青凶多了。

据说“五福”的男生也掏了刀子，逼迫那几个人去“沙滩”道歉，还警告并威胁道：“再敢跟“沙滩”的女生过不去，你们以后就别想去赶场了！”他们还顺手抄了人家的什么小物件，后来作为战利品扔在我姐她们队里。

过了些日子，果然有个“哈戳戳”（傻乎乎）的男生去表示歉意。那时我大姐正从北京回贵州铜仁（作为“老大学生”毕业分配到那儿的），特意绕路到酉阳去看二姐。她一边在自留地里摘菜，一边摸不着头脑地接受了这个糊涂男生语无伦次的喃喃道歉。

我们遇到的情况比二姐她们严重得多——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实在太优越了，离大溪镇也就两三里路。那时候，老知青们因为招工的事情都没心思出工了，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和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新知青们也不消停，为各种琐事（或者根本无事）到处乱跑。所以刚下乡的那一年，我们那儿简直成了免费的招待所。男男女女南来北往的知青，只要跟我们沾了滴点儿边边的，都自然而然地选择在我们那儿落脚——女生来了大家挤着住，男生来了还得腾出一间房来。以至于到了后来，只要有一个晚上没有客人来住，我们就会喜不自禁地躺在床上，享受自由自在地伸胳膊伸腿儿的感觉，同时不断地发出由衷的感慨：“好安逸哟，老子今天个人（自己）睡一张床！”

因为客人们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所以我们有限的粮油就显得更加有限了。虽然有的人只是来叨扰一天半天的，甚或只是吃一顿饭，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坐吃山空”，什么叫“樱桃小口吃到泰山下”吧？

刚开始我们还努力地保持着主人应有的风度——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的仓廪虽然日益空虚，却还碍着情面“知礼节”呢——表面上我们总是不好意思说什么，更不敢开口问人家打算住几天，可是心里对有些人却是“婆烦”（讨厌）得要不得，巴心不得这些不速之客赶快消失。

当然我们也可以遵照孔老夫子的谆谆教导，大力开展“礼尚往来”活动，去那些人的队上豪迈地“吃回来”！可是，来者不但人数众多相对分散，又都住得天远地远的，逐一回访他们的地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没有听说过“为嘴伤心”和“吃肥走瘦”吗？再说了，这里面好多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就算他们请我去我还不稀罕呢！

就这样，在那宾客如云送往迎来的热闹日子里，我们过得真是捉襟见肘每下愈况。捱到后来，我们也不想保持什么风度了——就像契诃夫后期小说的主题一样，觉得“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最早想要改变状况的契机是几个女生带来的。她们中有一个跟我和同学是同一届的，在学校时说过话，算是认识吧。有一次她带来了两三个人，一住就是好几天，说是要在区上办什么事情。

按不成文的知青交往惯例，她们至少应该帮我们挑挑水做做饭什么的，可是我们出工回来却往往不见人影，等做好饭时她们却如期出现了！有一天看她们早早出了门，我就在出工之前煮了一锅绿豆汤，加了盐和小葱，打算收工后用来当下饭菜。谁知到家以后发现，她们出门后又转回来了，而且已经把这锅汤分而食之了！当下我气得要命，脸色很难看地宣布说：“今天绝对没得菜吃了！”可是人家就跟没听见似的，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后来的事情记不清了，好像我们死扛着就是不去买粮食，只等弹尽粮绝的那一刻到来，以逼迫她们自动转移阵地；又好像我们终于坚持不住了，只得去同一公社的几个好友处暂住一两天避难。反正只记得那一天，当我们回到家时，发现人倒是如愿以偿地不见了，眼前却是一片狼藉：最后的米和油甚至葱姜等等均被一扫而空，脏锅脏碗丢得到处都是……写到这儿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生气：这都是些啥“宁”啊！

我再也忍不住了，像祥林嫂一样到处倾诉。还记得我和几个朋友鱼贯地走在山间小路上的情景：我义愤填膺絮絮叨叨地描绘着各种气人的细节，她们几个边听边时不时爆出惊骇的大笑。说到最后的那片狼藉时，走在我前面的女生突然站住脚转过身来，双手按住我的肩膀放声狂笑起来！

我们这才知道，那几个女生已经不止一次当蝗虫了，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不带含糊的。甚至在区上的小饭馆“杀馆子”，她们也等着别人付账，自己连一两粮票都不掏！现在想来，她们之所以敢于如此得尺进尺，除了她们长着常人没有的厚脸皮以外，也因为大家对她们始终采取一种无奈的纵容态度——知青中一向有着互相招待留宿的传统，要是不这样就显得自己太小气了。

现在我终于撕开了这层含情脉脉的面纱，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才发现朋友们个个深受其害深有同感。于是我们相约，除了正常的走动以外，再也不招待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蝗虫了！

（二）

万恶的私有制啊！

不过事情总是知易行难，有时候很难界定谁是正常的客人谁是厚脸皮的蝗虫。

比如有一次，来了一个以前没有任何来往的我的小学同学，她很笃定地住了好几天，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搞清楚她从别的区到我们这儿来“爪子”（做啥子）。而且我们本来也不是一类人，完全没有什么话可说。到了一个赶场天，她终于宣布要走了，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在街上她忽然又找到我说，她的钱不见了，没法买车票。当时我的反应先是不信，接着有一种冲动，恨不得自掏腰包帮她买票，只要她能赶紧离开！好在后来一天一趟的班车来了，她还是走了，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悬念：她的钱是如何失而复得的呢？

再比如有一次，一个比我们小两届的男生来了（他与同学姐俩都属于重庆邮电局的子弟），也是一住就是好几天。这人倒是很乖，天天给我们担水做饭。可是我每天收工回来一看见这家伙就心烦：我们凭什么养一个厨子呢？何况这厨子还是个语言乏味的小文盲？最主要的是，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走呢？我承认我那时不大懂事且自视甚高，心里很看不起这些小文盲，虽然他们又不是自己想当文盲的。

后来我和同学实在不想再撑下去了。我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发动生产队的干部去赶走他。

我们先去了不远的覃家湾，跟队里管知青的团干部覃正贵提出此要求。刚开始我还怕给他留下我们不近人情的印象，所以说的尽量委婉，结果交流了几句之后才发现，这些络绎不绝的客人不但吃穷了我们，还给我们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给农民们留下了整天“穷作乐”的坏印象。当过知青的人都知道，“印象”这个东西可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孜孜以求的不就是有个好印象，以便以后被顺利招工吗？

覃正贵听了我们的诉求，让我们放心去出工，由他去找民兵排长搞定此事。于是那天我们回家时很高兴地发现，这男生果然消失了。他给我们做了最后的晚餐，并留了一张纸条，说他在我们的灶屋打死了一条小蛇，让我们不要害怕云云。

后来听我们的“排长哥哥”（他是队上唯一一个跟我们同姓的人，是真正的本家哥哥）说，他站在屋外吼了几声，问那小子为什么一直住在女知青屋里，再不走就送到公社去！当即就把那男娃儿吓哭了。

经此一役，队干部们明白了我们跟这些不速之客并不是一丘之貉，我们也洗清了自己只会败家的不白之冤，按说这结局本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可是我们心里却隐隐觉得那男生有点儿可怜，毕竟他那时也就十几岁（我们也才十几岁啊，不过好歹比人家大两岁），毕竟人家还被吓哭了。

后来才知道，因为和他同生产队的伙伴有事去了县城，他一个人呆不住，所以才跑到我们这儿来住着等候的，那个伙伴从县城回来后也确实先到我们这儿来寻他，说他们之前是说好了的——可是凭什么你们自己就能说好住在我们这儿的事啊？而且那个来寻人的伙伴又吃了我们一顿饭！幸好后来同学的妹妹不惜“为嘴伤心”和“吃肥走瘦”，长途跋涉几十里对他们进行了回访。

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下面这个故事。

那时有几个没被招工回城的老知青，他们早就看穿一切似的不出工做活路了，每天像孤魂野鬼一样到处游荡，逮着谁就吃谁。有一天他们走到了我们的朋友那儿要求吃饭，可是他们没想到，我们之前就此问题讨论过以后，大家已经决定改变无原则的待客之道。于是这几个人受到了空前的抵制，双方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朋友们是把这件事当乐子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的，我现在只记得其中最精彩的几句对白：

“我们没得米！”“那不是米是啥子嘛？看都看到了！”

“那是我个人的，不是大家的，我不想给你们吃！”

“啊——！万恶的私有制啊——！万恶的私有制！如果是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些米就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大家的了！”

听到此处我们早已笑成一团——你若不信也可以试着用四川话来唱一唱最后这几句咏叹调——当方言遇到书面语，“笑果”不是一般的好哦！

接下来朋友说的话让我们的心提了起来。原来，当这几个人宣称他们要吃遍全区无敌手时，朋友居然拿我们来说事：“你们敢去大溪三队吗？”“啷个不敢嘛？不是提虚劲儿，从来都没有我们不敢去的地方！”

这简直就是帮我们下挑战书的节奏啊！我听了立刻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这帮人如愿，以免“脏”了我们大溪三队的“班子！”（“脏班子”即丢脸、栽面儿）

从那天起，我们对他们的到来充满了高度的警惕性。

那一天终于来了。是一个赶场天，他们几个带了一两个新知青过来，刚刚一露头儿就被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坝子位于小坡上，他们从下面的山路走上来，名副其实地只能先“露头儿”。

我和同学正在灶屋“捞饭”，当即心照不宣地同时迅速行动：撤掉灶台里的柴火，几乎是当着他们的面锁上灶屋门（因为这时他们已经走近了），然后退到木屋里插上所有的门窗，一声不出地静观其变——因为我们的灶屋是竹墙，不利于坚壁清野。

可是玲玲很着急，因为她刚刚帮着其中的某个新知青取了一封信。我们两个不容分说，坚决不许她出声，更不许她到外面去——一旦开了门，那几个人进来就不好办了，我们可不想再展开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的辩论会，万一又出现了“万恶的私有制啊”那样的语境而导致笑场，那就前功尽弃了。

现在想来，我们是把那些人想的太坏了，人家就是想“喷”（蹭）一顿饭而已，看到我们如此严阵以待，估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得在外面无奈地喊了几声“信拿来哟！”就怏怏地撤退了。（后来玲玲不顾我们的反对——怕她又一次引狼入室——到区上把信交给了那个男生。）

这是我们反剥削运动中战绩最辉煌的一次，不像前两次，或是采用逃避的方法，或是假借他人之手来解决问题，而是靠自己短兵相接得到了胜利，是以记之。

（三）

那些年我们吃过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一群年轻教师经常出去玩儿。有一次去北京郊区，晚上住宿在农民家里，晚饭是小米粥和玉米饼子，还在附近的小卖部里买了几个罐头。饭后收拾桌子，有人要把罐头盒扔掉，被我拦住说：里面还有不少油呢，留着明天早上煮挂面正好！于是就留着了。后来有人发问了：是谁这么会过日子啊？

还有一次，一个中年老师面授机宜，教我们用油豆腐烧红烧肉的方法，说要先把油豆腐洗一下挤出水去再烧，我立刻提出疑问：“那不是把油洗掉了吗？”那个老师很奇怪似的看了我一眼：“洗掉就洗掉呗，咱们现在又不缺油！”

原来咱们现在不缺油了！后知后觉的我这才如梦初醒。

现在我不管是炖汤还是烧肉，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细心地撇去一切浮油，还向朋友热心传授彻底去掉浮油的方法，就像当年知青中有人热心传授怎样获取最多的油一样：在一大锅烧滚的肉汤里，你下勺子舀的时候就得注意了，中间正在翻滚的部分是最没有油水的，一定要顺着那看似平静的边上舀下去，那才是油汪汪的精华所在呢！

回想当知青那几年，我们对油的需求与缺乏是成正比的：一方面大家正在长身体，又从事以前没有从事过的体力劳动，还长期吃一种很刮油水的极苦的长叶子青菜（有两尺多长，洗好以后切碎搓出苦汁才能下锅）；另一方面我们不像农民那样自己养猪（农民家里都有闲散人员做饭和养猪，有孩子帮忙打猪草），所以我们的油永远不够，只能靠队上一年分一次的菜籽油和偶尔弄到的肉来解决。那时城里的供应也很紧张，每个人每个月的油票只有半斤，家里也很难帮到我们。

记得有一年秋天队里分菜籽油，我们仨分到的油被装在一个半尺多高的瓦罐里。油坊离我们只有百十米远，可我们就是不敢去领。因为这段高高低低的山路平时虽然常常走，但这次却不同往常，责任太重压力山大——万一不小心摔一跤，一年的油就泼洒了。要么找人去拿？不行，还是害怕……纠结到最后，还是同学的妹妹玲玲下决心自己去拿——我们家“砸笨”（出力气）的事情一般都是玲玲在做，当然也就常常“戳笨”（捅篓子）。

到现在我仿佛还能看到当时的情景：玲玲晃着胖胖的身体，小心翼翼地捧那罐珍贵无比的油，一摇一摆一步一步地走下来……

油那么少，肉就很重要了，如果能买到肥肉熬猪油的话。可是这也很难。据我二姐说，她们下乡后的第一年每个月有四两猪肉和半斤油的供应，而且还有几块钱生活费，可是我和同学却没有这样的印象。我只记得肉是无法保证供应的，必须有人杀了猪，按规定卖给肉站半边猪的时候才有可能买到肉——在那些年里，除了肉站，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场上有猪肉卖。

农民似乎比我们好一些，他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杀了以后除了必须卖给国家半边以外，另外的半边可以自己熏制一些腊肉，也可以先卖给肉站，需要的时候再凭肉站给的条子分次购买回来；知青没有条子，就只能靠运气了。

不过我们总还是有机会开荤的。让我罗列一下那些年我们吃过的肉吧。

蛇肉。

下乡三年多，也就吃过两三次蛇肉。

这种肉我们那儿的农民是不吃的。他们如果抓到了活蛇，就一手抓着蛇头，一手抓着蛇尾地走到区上的收购站去卖蛇胆。

有一次我们队的一个后生家不小心把蛇打死了，他知道收购站不要死蛇，所以干脆送到我们这儿。他帮我们把蛇皮刮了，把蛇肉砍成段，然后笃定地坐下来，背着他的家人等候参加蛇肉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烹饪方法，就是煮汤，蛇汤味道很鲜美，胜似鸡汤。

鱼肉。

能吃到鱼的机会更少，虽然我们那儿有两条河，还有国家保护级的娃娃鱼出没，但是炸鱼和抓娃娃鱼都是违法的。只记得有一次，一个农民提了一条鱼去区上卖，经过我们正在薅秧的田边，被大嫂们叫住了。她们七嘴八舌地谈好了价钱（好像是一块钱，挺贵的），然后鼓动我们买下来。我们那儿没有酱油醋什么的，也只能煮了一锅鱼汤。

牛肉。

下乡后吃过两次牛肉，都是死牛肉。

第一次是在我姐同学的队上吃的。那天我们有八九个女生在她们那儿“穷作乐”，正赶上队里的母牛生产，没想到生下来的小牛是死的。人家知道我们这些“背时知青”么子都敢吃，就来问我们要不要。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于是我们就吃了一锅淡绿色的小牛肉，虽然大家心里都有点儿打鼓，毕竟那绿色看起来有些蹊跷，但还是一个个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它们吃了下去。

第二次是在我们生产队。

说起来那头牛跟我还有过一点儿过节——它曾经用后腿蹬了我一脚，可能是嫌我在上山的路上离它太近了。虽然那一下蹬得不重，却给一起出工的伯娘大嫂妹仔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她们在坡上笑得“泼了泼的”，远远近近的人们都听得见。

后来那头牛在走山路时不小心打滑，便往山壁上猛地一跳，结果被反弹下高山摔死了。放牛的伯娘为此哭了一场，全生产队的人却都很高兴，因为当天大家就分到了牛肉。至于不好切割的牛头，晚上就在粮仓旁的坝子上支了两口大锅煮汤，家家都分到一大碗。我们就住在粮仓旁边，队上的妹仔后生家来领牛肉时都要进我们的屋里“嗨”（玩儿）一阵，非常热闹。

麂子（野山羊）肉。

吃到麂子肉是在我姐她们队里。与我们队不同的是，她们那儿的农民以土家族居多，又住在山上，所以比我们那儿的农民更喜欢也更有条件打猎。我姐曾经说过，有一次大家正在懒洋洋地做活路，突然跑来了一个半大孩子，他喃喃报信道：“有一只……麂子……”，话音未落，周围所有的后生家瞬间就消失了！都冲回家拿猎枪去了！后来，全队的人家包括知青就都分到了一块麂子肉——很瘦，不是很好吃。

我姐队里的农民还打过野山猪——各家各户的后生家都带着狗“赶战”，对野山猪进行合围；队上的其他人也“噢噢”地喊着，帮忙“吆狗”向前，一时间满山都是吆狗的声音。野猪吓得乱跑，最后被包围在很小的范围内，农民这才开始打枪——他们所持的是很简陋的每次只能打一发子弹的火枪。等到分肉的时候，凡是帮忙吆喝的人个个都有份，猪头则分与第一枪打中野山猪的人。

鸡鸭肉。

鸡肉还是能吃到的。那时只要有熟悉的知青被招工招生回家或有其他的什么好事，都会借机大宴宾客，大家也就有机会大吃大喝一番。反正买不到猪肉就杀鸡呗——主人要走了，鸡也只能下肚了（我们自己也养鸡，主要是为了吃鸡蛋，然后在冬天回家之前杀了，腌制后带回重庆）。

至于鸭肉，记忆最深的是我们有一次用分到的六十斤“崽崽洋芋”（很小的土豆）跟农民换了四只小鸭子，还叫来了二队的两个女生来我们这儿连吃带住。我们五个女生一顿饭就把这几只鸭子全都吃了，结果因为消化不良，到了晚上全都开始拉肚子，又不敢自己出去上厕所，于是一晚上你叫我我叫你的互相陪着，进进出出地忙个不停。

鼠肉。

我们住在粮仓旁，老鼠多极了，整夜整夜地不得安宁。有一夜我听到它们在我的书桌附近折腾，抽屉里的纸张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第二天早上打开抽屉，猝不及防的，一只老鼠迎面窜了出来！再一看抽屉里面，躺着五六只粉红色的刚刚生下来的小老鼠，原来老鼠妈妈把我的抽屉当成产房了！

记得我是找一个守仓库的后生家来处理此事的，他高高兴兴地捧着小老鼠回家开荤去了。虽然我们那儿的农民常常笑骂我们“背时的知青啥子都吃”，可是我们下了无数回决心，还是不敢下嘴吃鼠肉。虽然老乡们一再保证说鼠肉是多么“细刷”，可我们还是觉得恶心。

之所以能够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其实并不是我们有多么讲卫生，而是被“除四害运动”洗了脑，从而形成了偏见的原因。其实你仔细想想，人家老乡世世代代都吃田鼠肉，有什么可恶心的呢？再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人家田鼠真的有那么脏吗？你们人类真的就那么干净吗？再再说了，你没听说过“苍蝇腿上的肉也是肉”吗？

猪肉。

那些年吃得最多的应该还是猪肉，因此相关记忆很多。

有一次举办全区知青大会，天热，事先准备的猪肉都臭了。我们到会的时候，街上支了一口大锅煮肉，锅里的肉汤泛着可疑的泡沫，四下里热腾腾地散发着臭气。可是知青们全都本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大无畏地把这些肉吃了个精光。

还有一次比较小规模的知青会，我们仨加上二队的两个女生，专门去找那些其他大队的看起来娇滴滴的女生，问人家吃不吃肥肉这样的愚蠢问题。我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她们真的是表里如一的娇娇女，那肯定就不吃肥肉，那我们就可以跟她们一桌，然后痛痛快快地大快朵颐啦！结果被问到的女生都很气愤地反问：“啷个不吃嘛？”

可见经过一两年的历练，知青们个个都练出了吃肥肉的本事。而且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只吃一点儿，而是像吃白萝卜似的一块接一块地吃，居然不会被腻住！

不过平时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是农民家举办婚礼吃流水席（全队每家人派一个代表参加，知青则全都属于被邀请之列），每桌除了海带粉条以外，也只有中间一小碗肉，每个人也就一块的样子。

敞开吃肉的机会只有过年时才有。有一年我和二姐没有回重庆去过年，她们队的好几家农民轮流请我们吃饭。那次连我们自己都奇怪，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能吃了！

在农民家吃饭需要漫长的等待。你坐在火塘旁边一面烤火，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摆龙门阵，没话说的时候就昏昏欲睡地看着伯娘做饭：鼎罐里煮着肉汤，豆腐里塞上了肉，下在汤里面煮啊煮的，正所谓“千滚豆腐万滚鱼”。等到吃饭的时候，不管哪个伯娘都会专门挑一碗“精肉”（瘦肉）给我们，说你们知青不是都喜欢吃精肉吗？其实她不知道，我们心里更垂涎那些油汪汪的肥肉。

这样吃了好几天后，我们不但没有吃腻，反而愈战愈勇，回到我们队上继续战斗，甚至还应邀去了小河对岸同学的姐姐她们生产队，到一个陈姓伯娘家吃过两次饭。那时她们队上的几个老知青早就走光了，可是陈家伯娘认为既然大家都姓陈，她就有责任继续招待我们。

还有一次，同学姐俩先回城过冬去了，我在等二姐放假后（她在公社小学代课）一起走。我不知怎么弄到一小块猪肉（好像是农民家里杀猪送了一小块给我），就挂在房里的大梁上等我姐来吃。这一等就等了好几天。大嫂伯娘们经过时都要来看看那块猪肉还在不在，然后发出感慨：“了——了！你还没有吃呀？”

关于猪肉的回忆还有一个，那就是玲玲引狼入室，险些浪费了好不容易到手的肥肉。

那一天我们仨去赶场，发现肉站外面有不少人聚集着（平时肉站不怎么开门，有人等就证明那天有戏），玲玲立刻决定跟那些人一起等。我和同学都觉得等也白搭，你手里没有农民因交猪得到的条子，又不认识卖肉的人，怎么可能买到肉呢？而且，还有好几个知青也在那儿等着呢。于是我们俩在街上转了一会儿就转回去了。

到了下午，玲玲居然举着一块一斤多的肉兴冲冲地回来了，同时欣喜地报告她是如何在众多等肉的知青中脱颖而出得到这块肉的。因为时间久远我已经忘了其中的原因，只记得我们也欣喜万分，赶紧把所有的肥肉都剔下来准备熬油——估摸着能熬出来一小碗油，如果每顿饭放一小勺在苦叶子菜中，那就满屋飘香了——这一点女生比男生更会算计也更有自制力，我听说有的男生在馋得受不了的时候会不管不顾地舀一勺猪油直接吃掉——当然他们在体力上的消耗也比女生大得多。

没想到这时来了几个男生，而且都是我们认识的，不能将人家拒之门外的那种！我和同学奇怪他们怎么会在饭点儿之后到访，刚才在街上遇到时也没说要来啊？这才知道是玲玲买到肉以后顺嘴发出了邀请的：“隔哈儿你们来吃嘛！”（其实他们也买到了，还在商量着回去炒榨菜肉丝呢。）

虽然对玲玲的经常犯傻感到不满，但毕竟肉是人家费心费力买来的，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把切下来的肥肉尽量地煸了又煸，用锅铲使劲地按了又按，最大限度地榨取出一切能榨取的油水后，再把油尽量地舀出来。剩下疑似油渣的肥肉和瘦肉一起被倒入苦叶子菜汤里，熬制出一大锅“美味佳肴”了事。

（四）

节粮模范是怎样炼成的

虽然前面说到，我们都快要被信奉共产主义的家伙们吃穷了，但好在那只是下乡第一年的事情，毕竟每个月的口粮还是有保障的。后来情况慢慢地改善了很多：老知青们能走的都走了，包括办理病退什么的，各个公社只剩下了一两个家庭问题实在太大的“残渣余孽”（包括我二姐）；新知青们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比如我们就基本上只跟本公社和本大队的知青来往。尤其是离我们最近的大溪二队的两个女生，我们那时候好像恨不得每天都要见见面说说话才行。后来有一段日子她们的大米接不上顿了，还曾经隔几天就来我们这里背一书包米回去。

可是到了第二年，我们就得靠生产队分的粮食过活了。那不但离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的丰富”相差甚远，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相比，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方式也显得十分落后，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自从前面说到共产主义以后，我就老是想着用共产主义的理想来照进我们的现实）。

当然，就算同在山区，各个公社各个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具体到各队的知青，情况就更不一样了。比如我姐吧，就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

我姐下乡一年就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常常回重庆去治病养病，其间断断续续有一两年都不在队上。直到1973年春，我回去过冬以后，才和我二姐一起回到乡下。

特别记得那天，我们生产队的大嫂妹仔们正在我家附近做活路，一听说我回来了，几个人丢下锄头就跑来看。然后她们大声评论我姐道：“了——了！天呀天！没见过恁个歪（瘦）的人！走在田坎上一阵风都吹得倒！”后来后生家们也来了，参加议论道：“歪成那个样法，做活路不是恼火得很？”我们队长回答：“讲么子恼火？我看是造孽！”

结果我姐因瘦得福，回到她们生产队以后一天活路也没有再做过。那时她同生产队的朋友们都走了，以前的知青屋也拆了变成土地，自留地更是早已收归公有。她们那儿的农民看她回去了，也懒得重新做什么安排，就让她住在粮仓旁的一间木板屋里，平时给大家记记账什么的，粮食随吃随取，柴和菜总有人主动送上门来——有的人去自留地摘菜，就顺手多摘一把扔在她门口。大家还安慰她说，你一个人又吃得到好多嘛？就算我们养了头大猫！到了晚上还总是有人聚在她那里“向火”和摆龙门阵，精神生活也挺丰富的。

这样我姐就提前过上了不愁吃穿的共产主义生活，后来更是被调到公社小学代课，除了有寒暑假，还有了一个月二十九块钱的工资，交给生产队十六块，记最高的工分，要吃粮直接找粮仓管理员就是了。她们队的细伢馋了想打牙祭，还会跟大人要求说，咱们请知青老师“逮”顿饭好不？

记得我们队的一个老乡还找我姐借过一百斤苞谷子（玉米粒）。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他找我们商量，还说其中有一半是为他妈妈家借的。他妈妈是覃家伯娘，对我们一直很好，我们也就欣然同意了。因为我姐的口粮并没有在她自己手里，所以她只好编谎话说妹妹的口粮不够，请一个农民帮忙挑一百斤粮食救急。她们那儿的农民都特别喜欢我姐，又全都认识我，一听说“妹妹不够吃”，立刻就同意借粮了。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多“苕”（傻）啊，怎么就没有想到用此方法给自己弄些粮食呢——对了，那时我姐说我们是“填不满的天坑”（我们那儿溶洞多，农民称之为“天坑”），她无能为力。

与我姐相比，我们该算是生活在缺粮少油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那儿属于人多地少的山区，工分值很低，一个劳动日也就一毛二分左右。每年秋天分粮食，大米和苞谷这样的主粮全都加起来也没有多少，一个人也就一百多斤吧。其中还包括偶尔分到的小米绿豆黄豆荞麦等，不过就更少了，只够吃几次玩玩儿。

不过红苕和洋芋（土豆）也算口粮，而且好像还挺多的，所以我们那儿的农民习惯用它们来做主食：铁锅里放一点儿水，堆上满满一大锅红苕或洋芋，添柴烧上一阵子，水烧干了，红苕洋芋也焖熟了，然后在上面洒点儿盐，有条件的还可以加一小勺油，等到起了点儿黄壳儿以后，就可以当饭吃了。

这种吃法我们一直无法接受，除了容易胃酸以外，更觉得难以下咽。后来回城后的十几年里，我都不吃这两样东西，实在是吃够了。所以我们发明了另外一种吃法，倒也混得过去。而且，我们还因此得到了公社书记的大力表扬，成了他眼里和口中的节粮模范——有一天这个书记到我们生产队来，看到我们正在按此方法“捞饭”，就一个劲儿的表扬我们。我听了大惑不解：“不恁个吃还能啷个吃嘛？”答曰：“你们哪里晓得，那些男知青就不会打算，有米的时候哈（傻）吃哈胀的，还随便抛洒（浪费），没有的时候就恼火了，顿顿红苕洋芋，当然喊遭不住了哟！”后来，他还在知青会上多次表扬我们，我这才知道并不是人人都像我们这样会过日子的。

我们的办法其实很简单：第一顿用很少的米煮成一点儿米饭，配上一大锅洋芋和苦菜叶子；第二顿把剩在鼎罐（铁制的圆形高锅）里的锅巴泡一泡煮开，一人一碗清汤寡水的锅巴粥，用来就红苕吃。这样虽然每顿饭还是以洋芋红苕为主，但却可以勉强维持有饭有菜的感觉。

写到这儿想起来，不知是契诃夫还是果戈理有一篇短篇小说，说的是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小说里的那对夫妻每天晚上都要一丝不苟地吃宵夜，以勉强维持着贵族生活的感觉。在宵夜过程中他们总是互谦互让：你吃一块肥的吧，你吃一块瘦的吧……

你以为他们在吃什么？是白薯（肥的）和红薯（瘦的）！这场景要是被我们那位书记看到，可能也会封一个什么模范称号给他们呢！

陈好梅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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