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陈好梅：知青们互相偷拆信件是常有的事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知青生活碎忆

作者：陈好梅

大溪镇

这篇是我知青生活散记的最后一篇。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话题，只好叫做《知青生活碎忆》，希望它亦能引起你的“碎忆”。

（一）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

在关于粮食那篇文中，我说的都是有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这里说说跟钱有关的事儿吧。虽然川剧《抓壮丁》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莫谈钱哟，谈钱就不亲热了！”可是别忘了，还有一句流传更广的话呢：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工资的散户知青来说，没有钱更是万万不能的哟！

先说安家费。

据大家回忆，我们那儿每个知青的安家费是两百块钱左右，具体是多少呢，却没有人说的准。这些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城里的一般人家存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存下这么多钱，那时好多人的工资也就能够勉强支撑一家人的吃喝用度。

所以第一批知青下去时，各个生产队都抢着要，分不到知青的还不高兴——除了有钱拿以外，农民们以为还会有其它好处，可以因此少交公粮。后来发现这只是个误会，人家也只能自认倒霉。还好他们并未把怨气发在知青头上，只是对知青们经常不出工跑来跑去地“嗨”感到不满罢了。

我刚开始对此还很不理解。按说我们那儿地少人多口粮有限，生产队也不像北方农村一样庞大，每个寨子也就二三十户人家，如果加上几个知青参加分粮食的话，不就明显地是多余的负担吗？再说，虽然常言道“人多好下田，人少好过年”，可是实际上田里也没有那么多活路可做。于是我也有个误会，以为我们少干活儿也不要紧，不去跟农民们抢工分，他们应该高兴才对啊。

后来一个老知青大姐为我解了惑。她说咱们既然来了，就是跟农民抢口粮的，即使不做活路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人家在那儿辛辛苦苦做活路，看到你们在“嗨”，心理上肯定不平衡的嘛！

怎么扯到工分口粮去了？还是回来说安家费。

这笔钱对第一批知青来说很重要，因为要给他们造房子做家具等，我们刚到时住的那四间木屋就是老知青们住过的。我姐她们队上也是四个人住四间木屋，光是请人来“立屋”（搭架子装木板墙）的钱就花了两百四十块。此外还有家具农具锅盆碗灶蓑衣斗笠……哪一样都是要用钱的。

不过到了我们第二批知青，这笔钱就基本上可以省下了——除了添置了几个锅碗瓢盆以外，我们用的一切都是老知青留下来的。而且没想到的是，第二年春天我从重庆回到生产队时，发现我们原来住的宽敞明亮通透大气的四间木屋已经荡然无存了，那里成了一片庄稼地，而我们居然一点儿也没有觉得被侵权！

我们的新屋在粮仓旁边。粮仓的一溜空屋子是早就立好的，中间的几间都只有木头架子，没有装木板墙，只在一头儿装了一间木板屋盛放些粮食。现在依山就势因陋就简地给我们在另一头装了两间屋，比以前的差远了。

里屋是寝室，放了三张床以后中间只能背对背地放下两张书桌，另外的两张不知去了何处。屋里虽然开了两个窗户，但是一个对着粮仓的架子屋，另一个则被土坡挡住了光线，所以我们的寝室就老是暗暗的。晚上倒是只点一盏煤油灯就行了，很符合“节约闹革命”的原则。

最糟糕的是，对着土坡的窗户外面还放着两个大木桶和一个石磨。大木桶里永远泡着苞谷子，发酵以后散发出又酸又臭的刺鼻味道。等到泡够了日子，它们就被舀出来用石磨推成浆，做成臭烘烘的粉条，也晾晒在我们窗下或者粮仓的木架屋里。有一次苞谷子们发酵过度，使大木桶轰然炸裂，流出来的臭水遍地流淌.......

原来这是我们生产队刚刚开始的一项副业。这倒是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农民拿粮食和钱来换粉条，可是我们就得整天在臭气中生活了！现在想想我们真是够傻够老实的，也够能忍的，居然从来没有想到可以为此据理力争。

外屋是灶屋，倒是很亮堂，但是也比以前小了很多。它是沿着粮仓的架子勉强延伸出来的一间，因此形成了半吊脚楼——下面有一大半是土坡，另一小半的下面则是空的，用几根木头支撑。

这间灶屋居然开了三个门，其中两个分别可以跨出去踏在土坡边缘上的小路上，另一扇则直接连着“诗与远方”。

有人说只记得好事儿是一种好习惯。遵循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好习惯，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吊脚屋外的美景：顺着一条蜿蜒十几里的清澈的小河，你可以一览无余地向西看出去：河两岸是层层叠叠的水田，水田外青山环绕；远方的天空或是碧蓝碧蓝，或是云雾缭绕；夕阳西下时你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晚霞在燃烧，大雨降临前你可以看到波谲云诡的层云在翻滚……想想看，要是现在，买一套这样一无遮挡的观景房，你得花多少银子啊？

我们在这个又暗又臭的“观景房”里住了好几年。直到有一次知青慰问团的人下来检查工作，看到我们离粉坊这么近，不禁大惊大怒，把队上的干部叫来批评道：“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知青呢？”然后那背时的粉坊才被搬到附近的土坡上去了。

怎么又说到房子上去了？不过，房子和钱的关系确实很紧密，二者不正是现代人最看重的东西吗？

再说生活费。

我姐记得很清楚，她们头半年吃国家供应的口粮时有每个月七块钱的生活费，在公社干事那儿领，用来买粮食和油。可是这件事在我和同学的记忆中却完全是空白，不管是买粮食还是领钱，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为此我还在微信群里发动朋友们一起回忆，返回来的信息居然也没有一个说得清的，有人说好像折合成粮食食油什么的了。我想也可能每一批知青或每个地方的执行方法都不一样吧。

国家给的生活费只有半年的，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这些没有好运气投生到富裕地界儿的散户知青，就只能靠家里支撑了。为此曾经有一个老知青在知青会上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上都不能自立，啷个可能扎根嘛！

确实是这样，我们那时候都要靠家里支持才能过日子。记得很长时间内我们用的卫生纸都是我大姐从湖南寄来的，每年回家探亲返回时还要带上很多日常用品。至于钱呢，一般家境好的每个月寄十块钱，家境不太好的寄五块。我们大队的一个女生，上边还有两个哥哥在当知青，他们每个月只有五块，因为她是幺女儿，所以家里每个月给她十块。

要是家里实在贫寒呢，就有可能很长时间才寄几块钱，那就只能在自己尽量节省的同时靠同学们帮衬了。有一个男生说过，他们是几个人合着用牙膏，二十几天就得用一管，还有一个人老是不交钱。后来他们觉得实在太贵了，发现牙粉便宜得多；还知道有一个女生没有衣服换，总是穿别人的衣服——走到哪个生产队就脱下自己身上穿的，穿上一件别的同学的。结果老乡们都以为她家最有钱，因为她老是换着样穿！

至于那些最最穷困的家庭，子女们则干脆拒绝下乡，哪怕全家都没有正式工作，他们也宁愿在重庆打零工，理由就是当知青养活不了自己。

日子长了，不少人就开始因为经济问题闹纠纷了：谁多花了钱，谁多用了东西，谁多吃了菜，当然还有谁干了多少活儿......一桩桩一件件累积起来，各种不满和不忿也就越来越多，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分家各过各的。也是，在物质生活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不斤斤计较实在太难了。

说到分家，应该也是各有内幕精彩纷呈，可惜我没有探听过细节。只隐约有个印象，觉得当时分家的知青虽然不少，但也都有点儿舆论压力，不管怎么说还是不太光彩似的。现在想想，其实分家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可以杜绝吃大锅饭的浪费现象。我们那儿的农民有一句话，叫做“家不分不发”！

我们的三人之“家”从一开始就立下了严格的记账制度，这保证了我们始终没有产生分家危机。这个帐由我来记，具体到每一分钱的花销（比如买一根灯草），到了月底结算以后统一缴费。这个经验我跟好几个知青说起来，她们都说很难效仿，因为面子上过不去。她们的办法一般是这个人花一次钱，那个人就花另一次钱，然后心里就得记着下回该谁花了，算计着谁花多了谁花少了…….

然后说补助款。

1972年，有个叫李庆霖的教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申诉知青家长的苦恼和知青工作的乱象。这封信效果巨大：李庆霖本人从此开始了他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全国的知青工作由此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下来了一笔补助款。

关于这笔钱是如何使用的，大家的回忆也不尽相同。我姐说她们公社是每个知青都有份，当时给了她几十块，她说家里不困难不需要，公社干事说给她的还是最低的呢；而我们公社好像是统一使用的，认为谁有困难才给谁。

之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我们大队有个“出身不好”的男知青，他就一次性地得到了不少补助——因为他下乡后两三年都没有回过家，给他补助是让他回家的，还记得公社书记说不管什么人都得回去看看娘才是。这么看来我们那儿的公社干部还是挺有人情味的，当然这也跟我们那儿天高皇帝远，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有关。

这个男生的哥哥有精神问题留在重庆，妈妈不知为什么在贵州一个小地方工作，父亲曾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官，不知是死了还是被关着（即所谓“杀关管斗”人员，很严重的家庭问题哦）。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的人很多，包括我们姐俩。可是这男生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对这事都讳莫如深，他却总是把他家的“历史反革命问题”挂在嘴上，同时随时随地表达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跟你想的不一样，他这样做并不是“装虫”（假积极），而是觉得藏着掖着也没有用，还不如自己说出来更坦然——不过我那时觉得真的不必这样。

这男生为人很不错，长得也白白净净圆头圆脑满面阳光的，是个可爱的小男孩（比我们小两届）。他与我们以混日子为主旨的知青也不一样，什么活路都会做，甚至学会了“喊活路”（就是每天分配全队的人做什么活路），由此还当上了他们生产队的队长。

说到回家，我们那时都是一年回一次，与那些每个月都能回家的在近郊县插队的知青比动静就大得多了：路上的车船费和住宿费饭费加起来最少得十四五块钱，如果再买点儿花生瓜子鸡蛋什么的带回去的话，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因为路上情况万变，你也不敢带太少的钱，万一天气不好或者路坏了或者车船票没买到，在路上耽搁个七八天也不是不可能的（最快也要四五天）。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不回家过年的知青真是少而又少，连平时寄不出生活费的人家也会想尽办法寄路费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公社干部才会那么同情那个男生吧？

最后说说那些年我参与的金融借贷活动。

一次是向别人借钱。

1972年秋末，我接到了母亲的电报。估计她考虑到请假的问题，所以在电报里清楚地交代：速回渝随母去京探父。

我立即拿着电报向队长请假，那时应该比知青们回家过年的时间提早了一个多月。听说队长在队干部开会时说，去么倒是该去，可是，那还不是“得嗨”了？

现在想来，队长特别不乐意我们“得”到“嗨”的机会。有一次公社搞宣传队，我和另一个女生被某个分管知青的干部批准，去邻近公社的知青那里学跳舞（我们的理由是找不到可以演出的节目，只能去学一两个舞蹈回来教给大家）。队长闻讯很气愤，坚决不许给我记工分，说谁批准的就去找谁要工分好了。后来他还让记工员在我的名下写上两个字：“在嗨”。因为那人不会写嗨字，就写成了“在街（读gai）”，我们看了都乐坏了——坦白说我们那天确实是去“嗨”了一天，同时也不负众望地学会了两个藏族舞蹈。

其实我们队长那时也不过是25岁的年轻人，只是一个生产队的担子和几个满地爬的儿子让他没有了“嗨”的时间和心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同情心，他虽然知道我家也是“有问题”的一类，但是当他听说我已经六年没有见到父亲了，还是感到非常震惊，这不合常理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所以后来他不但准了我的假，还答应了我得寸进尺的借钱请求。于是在某个赶场天，我就借到了他刚刚卖掉小猪得到的十几块钱做路费。

另一次是借钱给别人。

那人是个年轻的农民。那时他的头生女儿快两岁了，很漂亮很好玩儿，我平时很喜欢抱她。有一次我抱起她的时候脚下打滑欲跌，赶紧死死抱住不敢撒手。结果我很小心地摔了一跤，自己滚了一身泥土，女娃儿却毫无知觉毫发无损。翻身站起来看到，她的爹娘正在不远处向我们跑来呢，被吓了一跳的同时他们也笑坏了！

这次去北京探监前，他托我给他的女儿买一件灯芯绒外套。他已经打听好了这样的外套需要五块钱，以当时当地的消费水平来看，这价格相当可观。更加麻烦的是他没钱，让我先垫上。

寨子里的伯娘们对此很不满，认为他借钱买一件细伢的衣服太奢侈了；而我虽然怕他还不起，却不知道什么叫拒绝，也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反而尽心尽力地完成了此项任务——自己搭上布票买到了一件红底小花点的灯芯绒小外套，好看极了。

接下来的两年里，那个爱女心切的父亲从来没有提过还钱的事儿，我也以为这笔钱肯定打水漂了。没想到在我回城前的几天，他四处找人借了五块钱还给了我。还钱的场面蛮尴尬的，双方都一脸羞惭地喃喃不清着，他是因为欠债太久，我却是因为，一来自己小看了人家，二来是想拒绝却还是不知道怎么拒绝！

以上有关钱的内容拉拉杂杂的，好不容易才理清楚了，却发现想不出合适的小标题来。最后想起了张爱玲短篇小说中的咏叹调，那是一个公车司机百无聊赖时反复吟唱的：“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

管它合不合适，拿来做小标题得了！

 （二）赶场——散户知青的嘉年华

我们大溪镇逢五逢十的日子赶场。那一天街上可以用熙熙攘攘来形容，与平时的“冷场天”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队离街上不到两里路，跟那些路远的地方比，赶场是多么方便啊。所以一到赶场天，大家就心里痒痒着想去凑闹热：伯娘大嫂们惦记着去卖点啥子换几个活钱，我们则想要去场上会朋友摆龙门阵。所以即使那天出工做活路，一个个也是心不在焉的。难怪有一次开会时大队干部批评道：“一年365天70几个场，有的人硬是场场赶！没得啥子卖的就拿个小瓢瓢（汤勺）卖炒瓜子，这不是资产阶级尾巴是啥子？”有农民听了抱怨道：卖个瓜子就是资产阶级尾巴？大尾巴多得很，你整些“崽崽（小）问题”有么子搞头？

其实我们谁又不想“场场赶”呢，只是害怕“影响不好”不敢肆无忌惮罢了。再说赶场天的活路一般比较轻松，可以胜任愉快地“混工分”，这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当然我们也没少赶场，即使什么都不买，穿上像样点儿的衣服去“操坝子”（秀时髦），或是跟遇到的朋友们“杀”一回馆子，又或者只是单纯地逛一逛“嗨”一阵，都能让我们灰暗的生活充满阳光。

大溪镇不大，从我们的黄家坡下来，顺着公路走上一里多路，就到了前街，其标志就是从较宽的土路走上了窄窄的石板道。街两边有几间黑乎乎的老旧的木板房，两边住人，中间的堂屋空着，放个玻璃柜台，里面稀稀落落地摆着些杂货。如果你在冷场天来到街上，就只能光顾这样的小店了。可是在赶场天，这里就成了牲口市。卖小猪小牛小羊的人都站在木板屋旁边，跟人打招呼讲价钱。

我们对这个地方一般是视而不见一穿而过的，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自己养猪养羊。不过前面说到的跟队长借钱一事就发生在这里，所以还保留了一点儿印象。

过了牲口市，就来到了一个比较宽的坝子上，这才是赶场的中心地带。不过我们一般不着急把自己投入到乱哄哄的人群中，而是拐到一条小巷里，来到知青们最爱聚集的邮局。

邮局的屋子小得转不开身，只有一道窄窄的木门和一个小小的木格窗，却是我们跟家乡亲人的纽带，每个知青到大溪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那里。如果得到了在路上辗转多日的信件固然高兴异常，如果没有呢，大家站在门口说说废话，传传各色人等家信上的消息，说说自己队上的或是听来的乐子，也都是极好的消遣。

邮局有两个职员，一个是四十来岁的矮个子“白局长”，他守在邮局里分发信件，也管发电报摇电话。有一次我们不知为什么去邮局的阁楼上找他，发现那些老知青的电报业务往来十分繁忙，他们那时正在为回城折腾着，电报内容因此十分奇特。比如一份打给父母的电报是这样的：“XX单位招工 名额有限 迅速疏通”……

我相信那些年应该是白局长职业生涯中最风光的一段——知青们爱屋及乌，对他毕恭毕敬，只要他从柜台后面的小屋一出来，立即将他团团围住，前呼后拥地好不威风。要是你能跟他攀上交情就更好了，你的信件就有可能被他收藏起来以免丢失。

另一个职员比较老，姓戴，人很瘦。他每天斜挎着一个书包到各个公社送邮件——一天走沙滩和可大公社，一天走五福和白溪公社，还有一天走更远的老寨公社（县城来的班车捎带着邮包一天一趟送到区上，再由老戴送到各个公社）。

老戴在公路上往来行走的身影是人们熟悉的一道风景，老乡们常常以他为标准来判断时间：“老戴都走过去好久了，该吃晌午了！”“老戴都转来了，为么子还不吃晌午？”

老戴那时已经年届退休，听说他本来想叫儿子接班，那年轻人跟着他走了几天就喊受不了了，表示不愿做这个工作。可是老戴说习惯了就好，他已经这样走了二十多年了，“刚开始还不是累得要死，现在下午三四点钟就转来了，还有力气去学校打会儿篮球呢！”

说到邮局就想起信件丢失的事情，那时知青们互相偷拆信件是常态。这种拆信的本事大家都掌握得很好——把信封的一头儿用小刀划开，读过之后再用饭粒什么的粘上丢回邮局去。当然如果操作失败就不用丢回去了，让它自然消失就是了。

我们那时发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二姐在重庆治病，给我写信时说了好多重庆趣闻，比如说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要去之前，重庆把临街的墙面都粉刷成了白色，看起来仍然是脏乎乎的，侧面更是惨不忍睹，等等等等。最后她写了一句：简明新闻报告完了。

后来我们在好几个知青的谈话中都听到以上内容，甚至“简明新闻报告完了”这句话也被多人传诵，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姐跟区上供销社的丁主任聊天时抱怨此事，丁主任答道：“你们屋里的信当然容易‘失’了，别个嘿好奇的嘛！若是杨渝屋里的信呀，那才没得哪个去偷！”杨渝是一个黑乎乎哈戳戳（傻乎乎）的男知青，老乡们都喜欢逗他，远远地一见他就大声喊：“杨渝！你吃了好多洋芋？”

说来惭愧，我自己也干过一次这样的事情，其动机也是“嘿好奇”。那是刚下乡的第一年，我们队上几个已经被招工走了的老知青还时不时地给队长写信。有一次同学从区上带回了一封她们的信，我当即不假思索地决定：“拆来看看！”

这本来已经很不对头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更不对头了——我们读了那封内容平淡无奇的汇报信，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以后，刚刚把信塞回去封上口，就看见队长走过来了，我又一次不假思索，直接把做过手脚的信交给了他，那封口还没干呢！后来队长回过神来质问我们时，我们就像革命党人一样坚贞不屈死不承认，非说从区上拿回来就这样子！

从邮局出来，知青们就分头去赶场，主要是买日用品和吃的，比如针头线脑鸡蛋水果盐巴火柴等等。

鸡蛋很便宜，刚开始只要四分钱一个，随着知青和分配的到区上工作的“老大学生”（两个医生）的到来就慢慢涨价了，变成六分钱左右一个。记得有一次我姐她们跟一个人砍价，那个人本来要卖六分五一个，她们问六分一个行吗？那个人回答，那还不如五分五呢！她们大喜过望，连忙装了不少。后来才明白那是当地好多农民都不大会算数的缘故。比如说一筐海椒卖两角钱，你要一角钱买半筐，他就不肯了；还有一次买扣子，说七分钱十个，给他四分钱买五个却不行！

母鸡一块钱左右一只。有一次我本来无心买的，只是顺口问了问价钱，结果那个抱着一只歪脖子母鸡的农民大伯就一直追着我，非要廉价塞给我不可：“拿去呀妹！妹，拿去呀！”回到队上，老乡们发现这是一只瘟鸡，就一个劲儿地笑我“苕”，没想到人家瘟了几天之后痊愈了，接下来就一天生一个蛋了！

水果是要看季节的，桃子李子柚子柿子轮番上市，品种并不多。我们那时候不可能那么奢侈地天天吃水果，都是现买几个吃掉过过瘾算数。

有个歪嘴的大嫂，她卖的柿子五分钱一个，又大又甜，还特别脆，像苹果一样。我们每次看到都会跟她买一两个，其结果是后来我再也不吃柿子了——达到她那样的高标准的柿子再也没有遇到过。

有一次顺着酉水河运来了一船湖北的西瓜，当地人大多没有见过，只有知青们纷纷解囊。有个老乡也跟风买了一个，回家后将它连皮吃了，感到大惑不解：这有么子好吃的嘛？

最解馋又最经济的零食是炒瓜子。除了赶场天，平时街上也有一家人常年摆摊卖，两分钱一小酒盅。你可以狠狠地舀上一酒盅倒进衣袋里，也可以用手几个几个地拿着慢慢地往酒盅里堆放，堆到尖尖的再也堆不上去为止（我们经过一番比较后得知，“堆”比“舀”要划算些）。

这种买卖方式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可以“堆”的东西，比如小河虾啊，李子啊等等。有时我们看中了某种东西，谈好价钱以后就蹲下来耐心地往碗里堆放——下面摆上一块布，把碗放在中间，一点一点地“堆”上去，掉下来了就重新再试，直到所有的东西都颤颤巍巍地稳住了，不再往下掉了，就把碗一歪，倒在那块布上！那些卖主从来没见过这样有耐烦心的顾客，就笑眯眯地在旁边乐见其成地看着。

东西买齐了，如果大家不去“杀馆子”，我等住得近的知青就该打道回府了，住得远的则往往另有活动——他们纷纷在区上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比如在税务所啦粮站啦供销社啦等等地方有自己的熟人，可以去歇歇腿吹吹牛放点儿东西什么的，有时甚至可以借住一晚。我们因为离得近，没有这个需求，也就没有去刻意开拓和发展根据地。结果有一年想要回家时居然一连好几天都没有买到班车票，被早就通过熟人买到票的知青嘲笑说：“守在区上还买不到票，好笨啊！”

供销社税务所粮站等等都在后街上，虽然也是短短的一条街，却有些像样点儿的房子。其中供销社是大家常常需要光顾的地方，比如买火柴和煤油之类的。

火柴供应紧张，一旦有货就每个人限购十盒。平时老乡家都会在火塘里保留火种，对火柴的需求没有我们大。煤油也是，我们除了喜欢用大煤油灯使屋里显得亮堂堂的以外，还常常用蘸了煤油的纸团“引火”。老乡们家里都有一种“油木”，将之劈得细细的，一点就着，再把它放在架好的木柴下引火。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就用煤油纸团代替，这也是农民说我们“败家”的事例之一。

供销社的丁主任（就是上面说没人偷杨渝信件的那位）是我姐的熟人。他身兼数职，除了管供销社之外，还在没事的时候负责看管设在供销社旁边的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我姐是那间书店的常客。后来老知青几乎走光了，新知青里不看书的半文盲较多，那书店就更加乏人关注了。

粮站是一个几进深的院子，估计以前是大户人家的宅院。有的知青会在回家前去粮站用粮食换粮票，前提是你得有多余的粮食。这个地方我只去过一两次，是去交公粮的。

每次交公粮，队里的强劳力都是用担子挑，伯娘大嫂细伢和知青则用背篼背。我背不了多少，却总是落在后面。有一次我到的时候，队长他们已经出来了，很丧气地说我们那次交的公粮被评为第二等，还很生气地骂了几句。

过了粮站以后，后街就结束了，你面对的是一坡梯坎，下去后就是酉水河和小溪河的汇合处，风景绝佳。

（三）与卫生站相关的故事

大溪镇还有个卫生站，跟区委会在一个建筑里，就在邮局小巷子的巷口，回想起来与它相关的记忆还是不少的。

赤脚医生和二嫂

印象最深的，是伴随着“批林批孔”一起而来的大张旗鼓的计划生育运动。那时全区全公社各个大队都行动起来，一会儿开会宣传一会儿办学习班动员，忙得不亦乐乎。

这运动本来跟我们知青无甚关系，但因为有个别女知青早些时候有幸成为了“赤脚医生”，所以从她们口中还是听到了一些乐子。

记得有个女生，本来其做派和打扮都土土的，但自从被她们大队选拔为赤脚医生以后，因为常常参加些培训，便眼见得一天天谈吐不凡起来，气质做派也逐渐向文化人靠拢，很是令人刮目相看（可见在我们这些半文盲中还是有可造之才的）。那时她常常要来区上，不知为何就成了我们的常客。

那时计划生育的风声很紧，超生的“姑孃家”怀孕了要引产，后生家要结扎（可是过了些年，风声过去以后，家家都生了三个以上的孩子）。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就让她们这些赤脚医生上岗帮忙了。听她说，她们被告知在手术室里戴好口罩帽子并不得出声，不让那些后生家知道有女人在场。有一次一个女生不小心咳嗽了一声，结果“患者”当场就骂了起来！

那段日子里，在田间地头，老乡们一个个脑洞大开妙语如珠，专门拿这些事情寻开心。当然这只是后生家和伯娘大嫂们的专利，我们这些未婚的“妹仔”不但不能插嘴，根本就得木着一张脸，装作没听到或听不懂的样子，连跟着笑一笑都不行。可惜因为时间久远，我已经记不起来那些幽默睿智的民间段子了，更可惜的是，在相对闭塞的生活环境下，我们那儿的语言中还保存了许多古语，现在也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那时卫生站每天都要把一盆盆术后的脏东西倒在河边的坑里。听说有一次引产下来的婴儿还活着，手抓着盆边倒不出去。这虽然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也够吓人的了，可是我们居然都没有觉得有什么稀奇。

后来卫生站搬到了紧邻镇上的大溪二队旁边，二队的老乡近水楼台，有了些机会为医生们提供各种服务，比如有的十几岁的女娃儿帮忙给女医生带孩子。还记得她们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头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背着孩子走来走去的样子——跟那些衣着灰暗破旧蓬头垢面的同龄女娃儿相比，实在太打眼了。

住在卫生站旁边的二嫂也因此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她结婚多年没有生育，这下就把一个引产下来还活着的娃儿抱回家养。大家都劝二嫂说这小娃一定养不活的，可她执意不信。最后结果如何就不知道了，反正那时候的二嫂可高兴呢，一副“有子万事足”的模样。

女医生和女知青

那时有个新来的女医生，姓陈，是分到山沟里来的老大学生，跟知青们关系不错。有一次一个女知青黑灯瞎火地进屋，不小心踩翻了一条板凳，把处女膜打破后血流不止。隔壁的伯娘连忙用灶灰帮她止血，结果却被感染了，得了急性盆腔炎。

后来她是被她们公社的几个男生送到区上来的，他们为此奔忙了一阵，逢人便说病情，且十分娴熟地使用着那些妇科的医学名词。对此我们女生都觉得别扭极了。

听说这女生出院时，陈医生把自己的姓名地址包括重庆父母家的地址都给了她，并反复叮嘱说，你一定要收好，以后你结婚的时候找我，我给你做证明！免得你男朋友不相信你！后来一个有点儿脑子的女生就此发表意见说，那样的男朋友根本就是狗屁不如！若是老子遇到那种人，先一巴掌铲起过去！

开药

据大家回忆，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每个月都可以报点儿医疗费。可是那时大家都跟毛爷爷说的那样“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个个身体棒棒的，很少头疼脑热，再加上也都从家里带了一些日常用药，就很少光顾那个地方。

但是聪明人总会找到空子钻的，听说有的老知青就从中发现了可乘之机。

那主要是一些男生，他们下乡之初懒得也不会打理生活，有米的时候就天天“哈（傻）吃哈胀”，没有米的时候就顿顿红苕洋芋；有油的时候恨不得用白花花的猪油拌饭，没有油了就清汤寡水的煮青菜南瓜，把日子过得乱七八糟。

同时他们也不愿意烧火做饭。日子久了，便无师自通地发明了一种拖延战术，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腾”（读ten，第四声）。方法如下：睡醒以后躺在床上不起来，能“腾”多久就多久，直到哪个人终于饿得“腾不起”了，才只好认栽爬起来做饭。那时候其他人心中就会暗喜，又“腾”赢了一盘！

为此有的人居然跑到卫生站去开那种小瓶的葡萄糖，饿极了就喝上一瓶，因此得以“腾”得更加长久。忘了告诉你，我们那时候都是睡在蚊帐里的，这给每个人提供了相对隐秘的空间，也是实现拖延战术的必要的前提条件。

说到开药，有一个悲惨的故事。

那还是在我们下乡前，某公社发生了一起知青因病死亡事件。这让当地管知青的干部和知青们都紧张了起来，很多人纷纷去开药，卫生站的医生也因此忙了一阵。

那个死去的知青并没有得什么大病，他只是跟所有的知青一样，因为水土不服长了一身脓疮罢了——我们所有的人刚下去时都无一幸免地中招，只要皮肤上有一点点划痕或者破皮，就会发展成脓疮。而划痕破皮又是不可避免的——你被蚊子跳蚤什么的咬了也好（我们那儿老鼠跳蚤极多，为此我们都在铺床的稻草里拌上樟脑粉，然后就在呛鼻的味道里睡觉），下田时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也罢，哪怕是薅草时被苞谷叶子轻轻碰了一下，都会出现划痕，接下来就一定会长出令人痒得钻心的红疙瘩，你也一定会忍不住抓挠，结果就会把皮肤挠破，由此发展成令你又痛又痒的脓疮。

那种痛倒是很容易解决，你只要忍痛走动一下就行了。因为它不是每时每刻的，只是在你从不动转为动的时候发生，比如你坐了一阵子站起来，或者站了一阵子走起来的时候。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里面的脓液都习惯了静止的状态，你一动就打破了均衡，它就得流动一下，所以你才会感到“扯起扯起”的痛。

可是痒就不好解决了，那种钻心的感觉是时时刻刻的。所以，只要你看到一个四肢布满五颜六色的疮疤（有黄有红，如果抹了紫药水还有紫），并且东抓西挠的人走过来，你就立刻可以确定他的知青身份了。听说那个死去的男生就是因为痒得难受，竟然用小刀来刮，结果才感染以致不治的。

现在想想很后怕，因为当初的我们根本就不把此事当回事。我还到处传播经验说，对付脓疮的最佳办法是下田泡在泥水里——因为有的人用紫药水对付它发现无效，有的人包上纱布结果是更加溃烂，我却发现敞着它，让它经风雨见世面要好得快些。更奇怪的是，虽然有如此可怕的前车之鉴，我们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去卫生站开药，可能大家都认为这是下乡后不可避免的一课吧。

这种水土不服的症状到了下乡的第二年就会逐渐消失，但我们身上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疤痕却要在多年以后才慢慢淡出。

唯有记忆永存。

这里就是当年的知青屋所在地，前面的那个老乡是当年管知青的队干部。那天下过雨路滑，我们又像当年那样需要贫下中农的帮助了

陈好梅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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