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陈好梅：亲不亲阶级分，乡坝里阶级斗争也要“天天讲”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亲不亲阶级分

作者：陈好梅

大溪镇

看了我的前几篇知青生活记录，好多建设兵团的或是集体户的知青就认为我们这些散户知青太苦了，可是我却觉得我们比他们舒服，除了吃得很差以外。

最主要的是我们有着相对的自由，每年冬天可以请假回家一两个月不说，平时出工与否也全凭自觉。如果你哪天不舒服不高兴了，去串门去赶场了，或者就是想偷懒了，都可以不去“上坡”。

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力。我和同学在学校时都算是好学生，虽然我在文革中长了点儿自己的脑子，比她的全盘接受洗脑教育强，但是多年以来听党的话跟党走这红色教育可不是白受的。再说大家也知道自己的“表现”如何很重要，不管是招工还是后来推荐上大学上中专，你“表现”不好就可能通不过去，这点儿利害关系连傻子都明白。

而“表现”如何，主要就在于你的“活路”做得如何。现在想来，我们那儿的“活路”真不算重，比起北大荒来应该只是小菜一碟而已。只是刚去时，我们连山路都走不了，锄头也扛不动。有一次刚刚出门走了一段路就坐在锄头把上休息，老乡们看了很诧异：“这就歇气了？”第二年我上山已是如履平地，再看当时的歇气地点自己也很诧异——那根本就是还没有驾迈（开始）的嘛！

而且，虽然山区各地的田土情况千差万别，但是跟北方农村比，至少不会有那么广袤无垠的土地让你感到绝望——跟我妈住黑帮屋的那年，我去北京郊区参加过拔麦子，北方大平原的一望无际实在太可怕了。

跟我二姐她们位于半山腰的寨子不同，我们生产队的寨子地处山脚，水田和岩坷地（山坡上的零碎土地）各占一半左右，它们大大小小依山就势地被分为一块一块的，这样做活路时，可以做完一块再换一块，给人心理上的感觉比较好。

水田里的活路主要是插秧打谷和犁地，这些都由壮劳力（主要是后生家，也有少数妹仔家）负责，我们三个知青始终混在大嫂伯娘和刚学做活路的十四五岁的细伢之中，从来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重体力活儿（男知青则不同，不少人后来都可以作为壮劳力使用）。

只有下水田薅秧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个活路做起来非常富有美感和节奏感，远远看上去简直是一种曼妙的集体舞——七八个人在田里站成一排，腰身扭来扭去，动作一致地向前推进——将双脚轮流地插进松软的泥土里，一转一翻，就把杂草压在了下面，还护住了秧苗。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活路之一，不但不太累，还赏心悦目。当然前提是要在阴天或山沟里晒不到的地方进行，如果天上有“背时老阳儿”烤着，水田里又有热气蒸着的时候就比较惨了。

不过田里的蚂蝗很多。我那时好像还真的不太怕（也有可能是因为怕也没用），遇到了就在它周围一通乱拍，等它吸血吸得差不多了，身体变得鼓鼓溜溜的，也就掉下去了——揪是揪不下来的，人家吃饭时是绝不撒嘴的。

后来听说蚂蟥最怕盐巴，把它放到盐巴里就化了。于是有一天，一个满满（大叔）下田时就在腰上扎了一条绳子，再挂上一个装了盐巴的小竹子篓，打算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每抓到一条蚂蟥就顺手往竹篓里一丢。快收工时发现，他的腰背上趴着好多好多蚂蟥！原来他丢的时候看也不看一眼，结果这些小东西都从半道上爬了出来！

每年春天的插秧季节，大家都会按户分配到四两酒用来解乏，叫做“插秧酒”。那时候物资匮乏，平时是买不到酒的。

这些酒被装在一个大的容器里运到公社，再分给各家各户。因为知青不喝酒，所以有一年我就被指定参加分配工作，这样杜绝了徇私舞弊的可能性，大家觉得很放心。

那天我和另一个什么人在街上站着，各家各户拿着瓶瓶罐罐来买。我忘了自己是负责收钱和记名字呢，还是负责拿竹舀子往瓶瓶罐罐里灌酒，只记得最后的结果是钱数对不上，差了近一块钱。我觉得很抱歉，自掏腰包付了差价。后来有人笑我：“分斤少两都不晓得吗？你硬是苕（傻）呀苕！”

说完了水田里的，再说地里的活路。我觉得这些活路中最没有意义的是“薅坎坎”——用薅锄把田坎上的杂草都薅下来，以确保每道田坎看起来都光秃秃的。我曾经质疑过这样做的目的，答曰是为了看起来“乖（好看）的乖”！

现在想来，我们那儿地少人多，分田到户的话一个人也就不到一亩地，那点儿活路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之不已；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得靠挣工分吃饭，那就只能没事找事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田地也是农人的脸面，如果杂草丛生的，看起来就像一个人胡子拉碴不修边幅一样太不“乖”了？

薅苞谷则不同，除了很有必要以外，还是最苦最累的活路之一。薅头道草时还好，玉米苗不高，天也不太热；等到薅二道三道草时已是盛夏，苞谷已经密密麻麻地长得一人高了，你得钻进地里，顶着大太阳干活儿，在汗如雨下的同时还得全副武装地穿着长衣长裤戴着斗笠，不然被锋利的苞谷叶子一划，皮肤上就是一道火辣辣的口子。对于我们这些水土不服的知青来说，哪怕只是被轻轻划了一道，都一定会生出一串包块，然后进入化脓阶段。

还有一种活路叫做“砍火焰”。不知是否因为被这个活路吓着过，我经常做的“挫折梦”里才加上了那些被困在山上既上不去也下不来的内容。

“砍火焰”常常是在小雨绵绵，没什么别的活路可做时才做的——人人手执弯刀排成一排，从一面荒坡的山脚下开始往上攀爬，一路上披荆斩棘，见啥砍啥，最后爬到某个地方结束（那或者是山顶，或者是一条山间小路）。那些被砍下来的荆棘杂草都不收，过些日子晒干了，一把火放上去，整面坡都被烧得黑黑的，然后就撒些小米种子，到了秋天就爬上去收小米。这样过上两年，人们有空了就去垒垒田坎拾掇拾掇，慢慢地这些刀耕火种出来的坡地就被改成熟土了。

这个活路不在于累，在于险。有一次我二姐在她们队参加“砍火焰”，快要爬到尽头时，上面的人踩落了一块石头，从她的身旁滚落下去。她说当时她一点儿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可是抬头一看，上面所有的人脸都吓白了！

对没有走惯山路的我们来说，这事儿跟现在的攀岩运动有一拼——那些从未开垦的处女地在我们眼里根本就是无路可走的悬崖峭壁，你有时得贴在山崖上，一手抓住草根一手东砍西杀，还得随时找好下一步踩踏攀爬的落脚点。最令人感到害怕的是，在“砍火焰”时，你的命运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也许老乡们知道），别人也都自顾不暇，哪怕只剩下一两步了，你也只能独立完成。这让我们这些须臾离不开“贫下中农”帮助的“背时知青”情何以堪？

所以，这个活路让我们闻风丧胆望而生畏，去过两次就不敢再去了，一听队长喊大家“砍火焰”就视为放假一天。

在最热的季节，我们的出工时间会变成三段，天蒙蒙亮时先起来“打早”，两个多小时以后回家吃早饭，往往到了十点多甚至十一点来钟才又出工。这下我们散户知青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老乡家里都有人做饭，回家就能吃上，我们却不行。后来我们也想了些办法，比如早上起来先垫补一点儿吃的（也忘了有什么可垫补的），再比如骗一骗队长——那时全生产队只有我们有个闹钟，队长很喜欢来问时间，我们就告诉他时间还早。不过这个法子很难奏效，人家在二十几年的生活中早已练出了看天知时节的本事，你那点儿小伎俩不能频繁过度地使用。

当然，队长面临的不只是我们的小伎俩。有几回吃过很晚的早饭，他站在家门口的坝子上喊了半天也没人出来，他只好再喊一声：算球了！吃了晌午再做！大家听了真是心花怒放，有如犯人得到了大赦。

说起来我们那儿的农民还真是挺能磨洋工的，公有制嘛，本来就是养懒人的制度。可是聪明人却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公有制带来的弊端，那就是“砍战”（分组竞争，先做完的先收活路回家）。你别说，每当引进这个竞争机制时，效果都很显著，用当地话说就是好得“不得了极”，本来预计一个下午的活儿，常常一会儿工夫就能做完。

“砍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岩坷地都是沿山开拓出来的，整面坡上都是大大小小的土地，最小的只能种两三棵玉米，所以分组时划分地界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件事姑孃家（已婚妇女）和女子家（未婚妇女）是弄不成的，只有后生家在场才有可能。每次“分战”，都是队长和另一个能干的后生家先看着山坡高声讨论一番，然后才宣布，从我们站的山脚下算起，以哪里哪里为界，到哪里哪里为止，就把这些零零散散的岩坷地分成了大致相等的两边。

然后要把出工的人分成两队。这个很容易做到公平公正：他们两个轮流叫名字就是了。这样先被叫到的肯定都是最精壮能干的劳动力，然后从男到女从年轻到年老依次叫下来，到了最后，双方的阵容自然不会相差太远。

我们几个知青永远是垫底的。同学的妹妹玲玲比我们俩粗壮些，过了一两年后还能荣幸地被点个名（她的平级对手一般是初做活路的妹仔细伢），到了我和同学简直就没人要了。如果正好剩下我们两个，那就随便了，一人去一边就好了；如果剩下三个人呢，那就那个人一边，我们俩另一边。有一次只有我一个知青出工，有幸剩到最后一个，大家就说，你欢喜在哪边就在哪边吧，莫得来头的（不要紧）！

毫无自尊心的我们对此一点儿也不难受，还挺高兴的，因为只要一“分战”，那天就可以早收工了。有一次薅草，我两边的人拼命往前赶，只给我留下一锄头宽的地界儿，就连这样我都跟不上。后来他们索性把我前面的地儿都包了，我提着锄头往山上跑都追不上他们！

常常跟队长一起“砍战”能干的后生家应该有好几个，可留在我的记忆里的只有一个叫“老美”的富农子女。他做活路是一把好手，在后生家里面算是很精壮的劳动力，可是长得很不好看：满脸麻子，一只眼睛突出来，声音很嘶哑，俏皮话倒挺多。

老美跟他的富农婆婆住在大队书记对面的一个小坡上。如果说队上其他人住的还算得上是木板屋的话，他住的就只能算是一个家徒四壁的木头棚子——我们来来回回去区上时都会经过他那个歪歪倒倒的窝棚，从外面就能看到他的婆婆总是在火塘旁边忙活着或呆坐着。

因为富农出身，也因为太穷太丑，老美二十几岁了还没有订婚。那时队里的民兵排长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他屋里的堂客金花嫂却始终没有怀孕。后来她终于怀上了，生了个漂亮的佬佬（男娃），记得为此还请我们去他家吃了一顿饭呢（因为我们几个知青和他同姓陈）。我很喜欢这个“陈家的佬佬”，因为别的孩子多是木头木脑的，这孩子却一脸聪明相，眼睛又黑又圆，还滴溜溜地转。虽然他总是脏兮兮的，我还是爱抱他，旁人都笑说我喜欢“自己家的侄儿”。

可是不久后我们听到传言，说这孩子是金花嫂跟老美生的，说排长去县医院检查过，生不了孩子，就找大队书记出面跟老美讲，让他帮忙。本来我们对农村的各种传言都持有怀疑态度，不过有一次金花嫂跟人吵架，对方一直笑说她么子事都是“找人帮忙”的，金花嫂嘴笨，气得要不得却又说不出什么来，看样子像是真的。之后再去看老美，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两样。

说到老美，就得讲讲我们那儿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了。

从1972年下乡起，在文革这个阶级斗争的总纲之下，我们那个偏僻山村与外面的世界基本同步，各种名目的运动此起彼落十分频繁。只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它们都被搅在了一起，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也分不清谁先谁后孰轻孰重。现在记忆中的一些片断，几乎都是凭着一些小乐子才得以保存的。

比如说批林批孔吧，到底要批什么以及为什么批，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搞清楚。之所以还记得，是因为那个“批”字跟当地的脏话同音，所以只好改“批”为“呸”，连知青教老乡唱歌时也必须如此发音，不然就会引起不怀好意的哄堂大笑。

那时有个相当难听的应景歌曲，前两句直不楞登开门见山地吼道：“批林批孔！批林批孔！”于是，在我们大溪二队最会唱歌的女知青的带领下，老乡们都学会了拉着长声合唱：“呸——林呸孔！呸——林呸孔！”

那会儿还时时宣传不得“乱砍滥伐”、不得上山放火下河炸鱼等等，倒是保护环境的好立意，虽然没有形成运动，但人们对那些宣传词语也做到了耳熟能详——有一次我们队一个后生家去山上砍了棵树，有人说那树还没有死呐，你个背时脑壳“乱砍滥伐”！他听了装糊涂曰：“我不乱砍，它怎么乱发？”

后来还动员过打狗，让老乡们把不能“赶战”围猎的狗处理掉。我姐她们公社的妇女主任的名言是：“七亿人民至少养了一亿狗！”

“呸林呸孔”之后，除了大张旗鼓的计划生育运动以外，还有“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两项，也忘了这俩是不是难兄难弟同时进行相辅相成并驾齐驱的运动了。

在那些不断的运动中，大家都没闲着。有的运动阵仗很大，以致号召全民参加的同时上面还要派工作组的“工作同志”下来，还有的却只是闹噪一阵就不了了之销声匿迹了。

阵仗大的时候，晚上老得开会。难怪老乡们抱怨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而且原先开会都是一家来一个人就好，那时却要求是个成人就得参加。每每一吃过晚饭队干部就开始吆喝了，可是往往要等很久这会才开得起来，谁家还没有点儿零零碎碎的事情啊？

会场就在我们住的粮仓的晒坝前，来得早的妹仔和后生家大都喜欢先来我们屋里“嗨”，被催狠了才不情愿地陆续出去。现在我根本不记得会上都说过些什么，只记得会场气氛很不一样：有时很欢乐——年轻人疯疯癫癫打打闹闹，岁数大的也叽叽喳喳废话挺多；有时则很沉闷——所有的人都躲在黑暗中昏昏欲睡着，只有挂在梁上的煤油灯发出一豆光亮，照着“工作同志”在那里不知所云地喋喋不休。

可是，如果是跟生产队的经济生产有关的议题呢，那会场气氛就比较凝重了——大多数与会者什么也不懂，只能一言不发，几个老伯或满满就成了中心人物。他们严肃地抽着长长的烟杆，火光一闪一灭地照在沟沟壑壑的脸上，就这样沉默良久，才终于有人说上一句话，接下来又是长久的沉默。

那时我们知青也被动员起来，一会儿写个宣传栏，一会儿组织个宣传队表演节目。除了唱歌跳舞，还排过小剧目，水平很低仅供老乡们一笑。我就是那时候学会跳民族舞的，有一段时间跳得上瘾，晚上常跟本大队的几个知青在门外的晒坝上自娱自乐，动作随意挥洒，属于自由创作和自由发挥的中低下水平。

最风光的一阵子，是我们在公社干部的授意下写了稿子，讲解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还把毛爷爷那段著名的语焉不详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总而言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记得有几个晚上还到其他大队去讲呢，当时觉得自己写得特深入浅出特清楚明白，讲得也头头是道，可是现在一点儿也不记得这个背时的“法权”到底是个啥子东东了。倒是还记得去别的队上讲时，大家耐心听完这些虚头巴脑的废话后，就会立刻转变话题，把这个务虚会变成务实会——只不过那些事关各生产队民生的“实”我既听不懂也记不住，也就无法在此向你汇报。

那时区上还常常召开“三级干部会”（即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每个生产队的队长、妇女队长和会计都要参加，好像自己还得带点儿粮食，一开就是好几天。想到他们在会上肯定能吃到肉，还有工分可拿，我心理就不太平衡——因为不记得从几时开始，也不记得到底为么子，我也混入队干部之列，成为一名光荣的记分员了，只是级别太低无法参与其盛——每次通知开会都专门把我除外：各队记分员以上的干部参加！

不过我当上记分员以后，还是尝到了一点儿权力的滋味。有一次一个满满想要查工分，还满面笑容地捧了一个“崽崽（小）南瓜”上门呢，被我们笑得都不知所措了！更提劲的是，每当在地头歇气以后，队长总是喊不动大家重新开始干活儿，可是只要我一拖起锄头站起来，人们立刻就跟着站起来了！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自己这么有权威，后来发现还真是屡试不爽，于是我就屡试。

我的权威建立在有宣布“矮（扣）分”的话语权之上。你别说，在队长的默许下，我真的可以说到做到，有一次还“矮”过迟到的大队书记的分。因为我发“矮”音时发不出老乡们那种的扁扁的“梅花音”来，所以他们就特别喜欢听我说这个矮字，听一次就学一次笑一次。听说我走了以后好久，他们还在学还在笑呢！

回来继续说头等大事。

有一阵子，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儿绷得很紧，说是要反对什么和警惕什么，还说要准备打仗。所以除了常常开会以外，大队还搞过几次紧急集合的演习，民兵们（队里的年轻人都属于大拨轰的民兵，其中的一些人算作“基干民兵”）半夜三更地集合起来听了一番指示，说有几个台湾特务空降到附近了云云。

最后的一次演习，我们三个知青在排长的指示下没去参加。作为“本家哥哥”，这是他滥用职权对我们几个“本家妹”的特殊照顾。可惜他也就这么点儿权力，不然我们说不定可以跟着他鸡犬升天。听说民兵们集合后，公社干部还专门问了知青为么子没来，排长大声报告说：“她们留在队里看守！”

接下来的一个晚上，我队的几个“地富分子”都被叫来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面对面的阶级斗争”，平时都是扯完了就散会的。

那次来了好几个“阶级敌人”，多是平时呆在家里不出门的老妇人，她们全都黑黑瘦瘦面色阴沉，穿的也是我们那儿老人常穿的黑色衣裤，再加上头上包着黑色的帕子，看起来个个都是面目不清的样子。

那次好像是大队书记声色俱厉地教训了几句，就让人把她们押回家了，整个过程带有表演性质，就是走一下过场。可是第二天我们就听说，有一个老妇人回去就吐了血。传话的人说她是遭“怄（气）到了”，有人立刻反驳说，说“怄”太骇人了，应该是遭“骇”到了的嘛！

现在想想，说这话的老乡还蛮敏感的，知道一字之差意思就不一样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你被“骇”到了还差不多，要是说被“怄”到呢，那就十恶不赦了！现在想来那个老妇人也应该是经过些事儿的惊弓之鸟，不然也不至于被吓唬几句就那样了。

反思起来，那时我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太不咋样了，跟老知青比也相距甚远，他们那批人毕竟是参加过文革的。记得我姐说，她们大队的知青下乡没有几天，就去大队干部那儿询问阶级斗争的动向，还让人把她们大队的七个“地富分子”都叫出来挨个提问。有个人说她娘家是军属，知青们一听就急了：“啥子？地富还是军属？”于是扑上去就动手打，还叫人家以后给她们送柴。大队干部看了都吓了一跳，没有想到知青这么生猛。

我们这批新知青因为文革初期还是小学生，没有参加的资格，也就少了他们那种斗志。而且，我们队好像连个像样的地主都没有，除了那几个从不出门的老妇人外，只有一个为人特别好的富农伯伯，再有的就是地富的后代了。

在这些后代里面，除了前面说过的老美，还有一家三兄弟，他们的爹不知是地主还是富农，在解放初期的剿匪中被枪毙了，说是勾结土匪的反动分子（我们那儿以前盛产土匪，听说很多老乡都当过）。

这三兄弟中只有老大娶妻生子，老二黄增厚和老三黄增道都没有“讲”到婆娘。他们虽然跟我们年龄相仿，但在寨子里十几户黄姓家族中却属于长辈，很多跟他们同龄的后生家都是福字辈的，得管他们叫满满。

黄增厚长得很端正，眼睛大大黑黑的，做活路也是一把好手。他跟其他后生家一样常常来我们知青屋“嗨”，还喜欢在言语中占点儿便宜，有两次被我正色地反击（赠送他一连串的“滚”）以后，还嬉皮笑脸地叹道：“了——了！这个妹疙瘩硬是凶得很！”

黄增厚在队上好像是有点话语权的（主要是在做活路方面），有时候也敢和队里其他人叫板，再加上他的活泼与无赖相，倒是看不出有什么心理阴影。后来听说，我们走后的某一年，他跟会计屋里的梅英大嫂家有了什么过节，结果弄死了人家的人，最后跟他爹一样被枪毙了。

还有个比我们小一点儿的后生家，叫黄福龙，他跟黄增厚不一样，是个老实孩子。他爹是富农子弟，常常要代替他已经去世的爷爷受过，比如叫地富分子来听教训时也得到场，而黄福龙本人也算出身不好，“讲”婆娘也受影响。我们那时觉得很奇怪也很不公平——只听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有地富子女，没想到还有地富的孙子女。

与后生家比较起来，地富分子家的女儿要好些，可以通过“讲人家”把自己嫁出去，可是一旦有什么事情，那个人就也有可能受到牵连。

我们的玩伴中有个叫兴花的妹仔，人长得矮矮胖胖，脸盘子很宽，实在说不上漂亮。她“讲”的“人家”是我们队长的弟弟黄福成，小伙子一表人才，各方面都不错（我们那儿的年轻人身材大都挺好，虽然不高但是都很匀称，而且直溜挺拔）。有一年黄福成被招兵的看上了，最后却没有走成。他自己说是因为体检时心脏有杂音（山区的孩子很多都有），我们得到的印象却是因为他未婚妻的出身不好，因为兴花在我们屋里“嗨”的时候曾经抱怨道：“我们一家都搭到（跟着）我娘背时！”她的娘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骇”得吐血的老妇人。

兴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爹（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为人很好的富农伯伯）本来出身很好，以前是这户富农家的长工，后来这家的女婿死了，他被招为上门女婿，才成就了富农的身份。

兴花爹那时也就五十出头，看上去比他的富农老婆年轻很多。这人精瘦如猴动作敏捷，且目光犀利寡言少语，对人的态度也不卑不亢，跟那些面目不清的老妇人完全不一样。

我们对兴花爹印象很深。因为他会做粉条，就在我们屋子旁边的粉坊做活路，我们进进出出的老是能看见他。他的眼里特别有活儿，手脚又麻利，周围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会立刻去帮忙。有一次一只小猪掉进粮仓屋后的粪坑里，就是他下去捞出来的，然后就带着一身粪水和小猪一起去河边洗澡。

河边离我们的粮仓和粉坊不远。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妇女队”的成员过河去做活路，回来时不知为什么没有船，是他和几个后生家稳稳地站在河中间保护大家淌水过河的；还有一次河水涨了，大家都站在破木船上摇摇晃晃大呼小叫。兴花爹见状立刻从坡上跑下来，跳下水去帮着扶船。快到岸边时我不小心掉下河，他迅速地用一只手抓住我，另一只手拿过我的锄头深深地砍在河沿的泥土里，然后我就可以抓住锄头把爬上岸了。

那时我们不管用坏了什么东西，比如木盆裂了呀，锄头把脱了啊，背篼破了啊等等，只要丢在门口，兴花爹就会自觉地拿过去修理，然后一声不吭地放回原处。刚开始好像只是偶尔为之，后来就成为双方配合得很有默契的事情了。

可是我们却从来不理他，更不曾叫过他一声，严防死守着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阶级防线，虽然从队长到大队书记都很尊敬地称他为伯，甚至还曾经商议着要上报公社给他摘掉富农分子的帽子——有一天队长和书记表情凝重地找我们说起此事，让我们写一份证明材料，说他的表现很好应该摘帽。

这件事早已淹没在我的记忆中了，直到写这篇文儿时才浮现出来。那么当时到底是怎么提起此事的，我们又是具体怎么写的呢，都不记得了。不过我想，这件事肯定应该在那次面斥“阶级敌人”之前，因为之后的风声越来越紧，大家不可能顶风做案对吗？当然，这事最后也没有下文——没怪罪我们就不错了。

不过从那以后，我们之中最小的玲玲就开始叫兴花爹“伯伯”了，一声声叫得多亲热的，可能在她简单的心里早就给他摘了帽了吧。

2008年第一次回乡，我们见到了兴花的哥嫂，却不知他们的爹还在不在世（大队书记和队长还有我们的几个妹仔玩伴都已去世）。他们那时承包了鱼塘养鸭子，日子过得还不错。

2019年又一次回去，见到了兴花和黄福成夫妻俩。在一些早年回重庆当教师的老知青的帮助下，他们的孩子（以及不少当地人的孩子）得以在重庆主城读了中学，后来还留在重庆市区工作。

我想，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阶级斗争还得世世代代地“抓”下去，那顶“地富子女”的帽子他们也还得世世代代地戴下去呢！

与兴花和黄福成合影，地点是他们自己盖的五层小楼上

与兴花相见欢

与当年的大嫂们合影

我们在队里的玩伴，当年是队里最漂亮的妹仔

见到我们同姓陈的民兵排长“本家哥哥”

陈好梅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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