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刘克文：厂社挂钩，我们还是饿肚皮的“好吃鬼”

作者简历摄于1973年初刘克文， 1956年生于长沙，1960年后在株洲生活，1973年下乡插队，1976年回城读师范，1979年学校任教，1989年洞庭湖“北海牧羊”。1993年加盟民企，2003年下海经商至退休。

原题

知青生活剪辑

（上）

作者：刘克文

我是首批“厂社挂钩”上山下乡的知青。知青运动自大规模开始后，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与问题，为较好地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株洲市率先全国实行“厂社挂钩，干部带队”的新模式，受到中央的高度评价并向全国推广。

1973年，九年制高中毕业，我们响应领袖和政府的号召与安排，随父亲单位——十五冶三公司子弟一行三十余人（大多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班同学），下放到首批厂社挂钩的农村——株洲县朱亭林区黄龙公社。在那里，我度过了三个春秋。

近五十年了，回顾那段苦乐年华，仍有不少感慨与感悟，现剪辑几个片断。

 “下马威”

下乡那天是初春。我们在公司门前接受领导授予的光荣花和热烈简短的欢送后，踏上了南下的火车，车厢内还有几百名与我们一道下乡的其它单位（如桥梁厂、电厂、麻纺厂、省建五公司等）的子弟。在车上，大家踌躇满志兴奋异常，个个对未来似乎充满信心，对田园生活极至美好的想象。当火车开动亲情真正分离在即，车箱内外告别声哭声抽泣声顿时响成一片，随后一段时间内整个车箱死一般地静。都是十六七岁，孩子到底是孩子，静过一阵之后，大家又恢复了谈笑，没有人想象过更不知道今后将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和命运在等着自己。

经两个多小时，中午时分到站了，贫下中农在车站热情地迎接我们。在公司带队干部和当地农村干部的分配安排下，我们十几个人分到了兴隆大队林场，另外十多个同学去了邻队的红旗大队林场。怀着美好的理想与踌躇满志，但迎接我们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下马威”。

第一个“下马威”：背着行李爬山过坳步行十里路方到达“新家”，累得大家够呛。

第二个“下马威”：所谓“新家”，是借居在农民破旧潮湿黑暗的房内。男知青和带队干部挤住在一户，我等四人被安排挤缩在一间极窄极暗极差的杂屋，房小又少床，我与最要好的田同学只好同床共眠。直到半年后，我们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风景很好的山窝里新建了知青点。

第三个“下马威”：第一餐饭，是饿极了的快二点钟才吃，而且是没油水又无荤如猪食般的菜。

第四个“下马威”：下乡的头几天，大队组织我们去各小队参观熟悉。春雨泥泞，弄得我们个个摔跤，满身泥水，我更是不小心从小山头直滚到山脚，让山下田间的农民将我们这些“臭知识份子”取笑了个够。

山抱中的知青点

参观熟悉后，马上便投入了劳动——垦山育林。刚开始感觉新鲜，我们热情很高，干劲也大，不怕苦累，劳动时快下雨或下大雨了，农民忙下山并力劝我们去躲雨，我们却无所畏惧，冒雨大干，边干边高唱《沙家滨》中“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一月后，我们每个人有了劳动定额。劳作的艰辛、身心的不适、生活的艰苦，给了我们无数的“下马威”，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的磨练。我们稚嫩的手都布满水泡血泡，钻心的疼直至满是老茧，在密密的杉树林中翻土，针叶如锥，剌得我们满脸满身血眼满布麻辣火烧。

久而久之，每天望着群山峻岭，不禁感叹：我们这些新愚公挖山不止，何日才是个头？整日的挖山，一年四季繁重的劳动，特别是炎热夏日山上日晒林中如蒸，挥汗如雨仿佛水中涝出，严寒冬天山上风刀剌骨寒霜阵阵入心。劳作之余常还要荷担砍柴百余斤挑回知青点做柴火，而我最不善藤条捆柴，总荷不紧捆不好更不能挑，只好一捆捆地背，如针的柴树每每剌划得我的背一道道一眼眼的伤，我曾为此又急又恼又伤心暗暗哭过几回。

我们有时还常去镇上或车站挑沙石、农药、化肥等，一担百余斤爬山过坳十来里，人似乎都压矮了许多，累得够呛。但经锻炼，后来我们基本都能适应了。特别是垦荒劳动的速度与质量大提高，我与好友田、石同学总是知青中劳动定额和质量完成最好的，获得了林场贫下中农、同伴和带队干部、大队领导的好评。

每日挖山不止，何日是个头？

“邹队长”与“独眼龙场长”

我们的带队干部姓邹，是父亲公司派来管理我们大队和红旗大队知青的“孩子王”。邹队长是位木工，四十来岁，个头不高，一口地道的长沙腔，表面有些严肃，但平易近人，语言风趣又实在，有工人的本色。

下乡那天中餐后，他便与大队书记召集我们知青在住地开了个会，并指定我与石同学为知青点点长及团小组长，同时，他激励大家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坚持乡村干革命，争取表现好早日招工回城。尔后，他严肃地宣布了几条纪律，以约法三章。此时，我们还真有些怕他，就像不久前在学校怕老师一样，更怕他回城向父母打小报告。其实，后来他从没有打过什么小报告，只是向家长说我们的好和不容易。

不多久，我们都不太怕他了。我们刚开始学抽烟还都躲着他。后来有烟瘾了竟厚着脸皮向他讨或从他嘴里抢，他拿我们这些孩子也没法，只是严肃加玩笑地“教育”几句，有时能给点我们抽，更有大胆的有时还偷他的烟。当他发现后也并未“雷霆震怒”，只是批评几句并将烟藏得更隐蔽些。当然若谁犯了违规“大事”，他还是会严厉地批评的，此时他就像一位严父，让人有些怕。

邹队长对我们这些孩子很关心关照。刚下乡那些日子，他晚上还常查铺，谁回来晚了他着急并严厉批评，谁还在说话他风趣玩笑地制止，谁打了被子他替盖好。白天他与我们一道出工劳动并帮助指导我们，其间还不时说说风趣玩笑的话，调剂我们劳累不适的情绪，我们都很很喜欢他，与我们一道出工的农民也很喜欢他。在我们的眼里，他就像父亲，使我们这些远离父母和家的游子，感到很是亲切温暖与信任。

因为管着两个点，邹队长还常要去隔壁红旗大队知青点，有时因公要去大队或公社办事开会，而且每个月还要回公司汇报。邹队长没在的日子，是我们最难过的，仿佛父亲没在身边，没了保护神和精神支撑。特别是他回城的几天中，我们心中更是象失落了什么，当他回来后，我们就象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欢呼雀跃。围着他问这问那的。

邹队长对我们是特别的关心关照和爱护保护，特别在敢于和善于维护保障知青权益方面真是做得很好。我们知青年纪小又因怕得罪大队领导和贫下中农，影响今后招工回城的前途，故而对大队领导不太敢提意见建议，有什么都爱向邹队长反映。邹队长仿佛我们的主心骨和代言人，他总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为我们知青点的建设发展，为知青政治、生活、工作方面的利益和待遇，做了许多事。

当时林场食堂人员为讨好大队干部，常免费招待饭菜，常引得知青不满。有次收晚工回来的杨双伶等没了晚餐，杨很气愤，边骂边拍桌掀碗，大队干部竟令在场的治保主任要将杨捆起来，当时大多数知青吃了饭去山上散步了。邹队长此时正好外出归来，见此情形，勃然大怒，厉声制止了大队干部这种粗暴的行径，弄得大队干部真有些怕他，此后也很少再来吃“免费餐”。

一年后，按规定邹队长准备离任回公司，公司会再派一位干部来带队。我们知青闻讯急了，忙上书公司和大队，强烈要求邹队长再继续留任，大队干部和林场农民也真心相留，因为他们也知道邹队长为人正直，办事得力，又平易和蔼，知青管理离不了他。最后，公司同意了大家的请求，这样，邹队长又留任了半年。

一年半后，邹队长将正式离开了。在依依惜别的欢送会上，知青们都流下了泪，贫下中农也热情地赞扬他。邹队长走了，将知青们的心也带走了。后来的几任都不如邹队长，知青和农民都这么说。

“独眼龙场长”姓向，是大队派来管理林场和知青的一位老农民。他50多岁，个子矮小，因有只眼瞎了，我们知青背地里都这么称呼他。其实，我们都很尊重他的。因为，这绰号并非贬义词，当地农民也这么称呼刘伯承为“独眼龙元帅”的，意思是很有本事能干的“龙”。

向场长言语不多，老实厚道，为人正直，对人和善。特别是很能干，是当地有口皆碑的农活好把式，而且干活卖力，就象一头老黄牛。别看他只一只眼，可灵着哩，甚至可说是有些“火眼金睛”。刚开始，有些知青见他只一只眼，还以为可以在垦土的深度、面积和质量上胡弄他，但根本逃不过他那只眼，只好认输受罚。

向场长是属于那种所谓“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他管理知青，是只管出工干活，只管质量数量。他最大的特点，也是对知青最大的影响与教育的是：身体力行、甘为表率。他对知青好坏的评价是：谁干活干得好便是好知青，便喜欢谁，谁干得少谁偷懒使滑弄假便不好，便不喜欢他。

我和田、石同学等几个便是向场长很喜欢知青，因为我们干活卖力，不偷懒使滑弄假，而且数量质量都好，所以我们几个若犯点什么小事，他总是网开一面，特别照顾。林场规定每天要出早工，是种菜、浇菜、摘茶、育树秧什么的无定额的集体工，我因历来太贪睡，不太想出早工，所以常常设法躲避，而且“狡猾”躲过了许多次。

每天早上天刚亮，向场长便每间房地叫喊催促我们起床出工，我利用他只一只眼看不太清的缺陷，采用了一个好办法：当他第一次来叫时，我便起床将蚊帐靠墙收拢，然后睡入靠墙的帐内，给人一种床上无人的假象，等他再次来叫，大家都被叫走了，他见房内床上无人，便也走了，而我却躲在那继续睡。这样每每蒙过了场长。

久而久之，向场长有所察觉，因为在出工现场不见我，他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后来有同伴挨批因此而抵我，听说场长还为我庇护：小刘平时表现最好劳动也最卖力数量和质量也最好，他不出早工情有可原，你们若都像他那样就不错了。说得相抵之人无言以对，后再无人嫉妒我了。我从内心感谢场长对我的夸奖和破例优待，并可继续偷偷睡懒觉而高枕无忧了。后来，为了使睡懒觉“合法化”，我便借担任林场出纳员要作账或去信用社出纳员家取款作借口，被“破例”免了早工，保证了睡懒觉的“名正言顺”。

因睡懒觉，有次我还偷听到大队党支书、向场长和带队干部在隔壁向公社领导及县知青办领导的汇报会议。很荣幸得知，大队党支部将我列为入党重点发展对象，说是要我写“扎根书”。大队书记后来曾为此做我工作，我却辜负其望，不想违心地扎根农村。再后来，大队党支部做通了来自朱亭镇的一名女知青工作，她写“扎根书”入了党，后来却并未扎根。

最苦最怕是“双抢” ­

乡下最苦最怕最难适应，导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仍有条件反射般恐慌症的是：七八月间农忙“双抢”（抢收抢种）的一个多月，那是我体力和心灵最难熬的日子。每逢春插与双抢（春插不算累），林场人员全都要分别下到各自落户的生产队去忙农活，而且规定不得回林场，更不得借故脱离一线。告别朝夕相处的同伴去并不熟悉的生产队与不熟悉的人相处，对于老实不善言谈的我来说，本来就感觉很孤单痛苦，更何况还有特别繁重特别累我根本吃不消的活在等着我，故而我十分的恐惧。

每次下队后，惯例被独自分到要养家糊口一大帮而拼命赚工分的小组工分单独核算的农民小组中，我虽不想累死累活挣工分却要无奈地随他们同起同落，对于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苦惯了的农民可能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刚出校门还是孩子更根本没锻炼的我却无异于最大的一种惩罚。而与他们在一起我还无异于异类一般，因我历来老实胆小，不善与人特别是不熟的人交谈交往，在林场农民便称我为“妹子”的，下队后人地生疏我更胆小无话。

有些农民还常讽刺挖苦我这所谓“臭知识分子”，说是你们就是要多接受我们的再教育多劳动改造，他们嫌弃我不会干活又干得慢，总之我这不是那也不是，人人甚至妇孺都可以呼三喝四地叫我干这干那，我不说话不回嘴只有默默承受，简直如沉默的牛更如苦役犯。 ­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苦役和生活呀！每天凌晨四点钟便要起床出早工直到八点钟方吃早餐，饭后出工到下午一两点，休息一两小时后，三四点钟再干到深夜十一二点甚至一点。作为知青的我孤单住在农民家，并轮流到各家各户吃“百家饭”，若轮到山冲坳里的农家时，吃一顿饭便要走上几里路，待吃完晚饭返回所寄住的农民家时便是凌晨一两点多还要洗澡洗衣，没睡上两三小时又叫出早工了，每天真的像机器一样地干活。

我十分恐慌听到打谷机的声音，以致后来听到如打谷机般轰鸣的声音，我便条件反射般恐惧。每每听得山间哗作响的流水声，便以为是打谷机响又是双抢了而有几分恐惧。双抢时我特别怕踩打谷机和割稻谷，因为体力不行踩不动又踩得慢，同时还怕农民斥骂取笑和恶作剧地作弄我（他们故意猛踩让我踏不上踏板，然后借故训斥或取笑）。

我插秧速度快受农民表扬，为了对得起难得的表扬，我总是不歇气直往前冲，一天下来弄得自己腰都挺不直了。扯秧是妇女与十来岁以下小孩的活，有此活时农民组长常将我列入其中并非照顾而是轻视与取笑我，听着他们的取笑看着他们的表情我真恨不得钻地洞。扯秧不算累但我怕蚂蟥，蚂蟥黑黑的又长又粗真吓人，咬你一口又痛又痒且弄都弄不掉。

我割稻还行，但怕割手导致有些慢总招来骂，结果越怕割手越怕骂越慌神，最终还是被割了手，割得很深，至今仍留伤痕。收割劳动中农民都最不喜欢搂稻谷，因为腿要不停地在田里跑并弄得浑身又脏又痒，所以他们总是叫我干，动作慢了便训斥，我只好抱着稻谷如牛般在泥泞加炎热的田间一趟趟跑来跪去，腿酸疼得不行，全身到处又疼又痒，后来果真染了十分难熬的皮肤病奇痒难受，还要边抠边干活，真是累得苦得难受得要发疯似的。没法，我吃苦拼命并常带病劳动，以尽力表现好，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双枪结束工分结算，­我一个多月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工分却是最低的，甚至比10来岁的小孩还低，当然也没有我在林场的定额工分多。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这分明是欺生欺软嘛！但转一想，农民们要养家糊口一大帮而我只养自己一个人，随其便吧，谁叫我是来接受处罚和再教育的呢？吃亏是福，只要最难熬的苦役结束了就好。

所以我一直对落户的生产队及其农民没多少感情，甚至有些怨恨。在双抢这种特别难熬难过特别孤独痛苦的情况下，孤寂无助的我特别想知青点想同伴们，若能看到同伴或是林场农民或是借故回趟知青点我都会感到特别特别的亲切，太孤苦想林场这个“家”。

有次我实在累得不行又有染上难熬的皮肤病，肚子也不好，看病后便请假回林场悄悄睡了一晚并卧床休息了半天，后被林场知道说我擅自脱离一线，批评还不算，在公社后来的优秀知青评选中我因此被刷下。

1974年在知青点

“好吃搜索队”

每天起早贪黑的辛苦劳作，伙食又差，肚里几乎没什么油水。一日三餐几乎全是小菜，但我们这还算不错，没吃过无油的红锅菜，一月也有一、二次小荤。农村的菜都是随季节才有点变换，白菜、青菜、萝卜、南瓜、冬瓜是吃得最多的，一种菜常常是吃一季，有句顺口溜便是真实的写照：“早上萝卜菜，中午菜萝卜，晚上现家伙（湖南话意为原样货）。” ­

因此，我们都变成了嘴馋嘴软见什么吃什么的“好吃鬼”。甚有许多地方的知青成了被骂为偷扒抢劫的“土匪强盗”，许多贫下中农爱用“偷鸡摸狗”四个字来评价知青并发泄不满，甚至见知青色变。这从另一侧面看出知青生活的艰辛苦难，要不不会发生1974年福建李庆霖冒杀头风险斗胆向毛泽东写信诉苦，导致“龙颜大戚大怒”，震撼全国之事。

记得当时我们点的知青闻毛批示兴奋不已，趁当时“批林批孔”之机，暗中开会讨论并由我执笔，就生活待遇等向大队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全篇文革火药味，标题是“向大队党支部轰20炮”文中列了二十条意见。深夜，我与一同伴麻着胆子偷偷贴到了几里路外的支书家的外墙，之所以偷偷贴，是怕穿小鞋，毕竟怕影响今后招工回城。次日天未亮我与同伴又偷偷去现场看大字报还在否，结果是可想而知地不在了，但后来生活还是有所改善。 ­

我们饿得慌，特别想吃特别好吃。而当时物质匮乏，没什么东西吃，何况是乡下？同时，我们也都没有什么钱，因饿而都好吃，不过我们从未有过“偷鸡摸狗”，但常有些小的偷吃的不良记录。譬如我们在外出工或外出玩的路上，只要看见地里哪有红薯、凉薯、西瓜、黄瓜等可吃的又无人看守，我们便蜂拥偷吃。

若在一个地方出几天工，那里的瓜果红薯等定会被我们搜刮个光，就是林场我们自己种的红薯、凉薯、西瓜等也常是长不到成熟时便没了，我们常自笑是“搜索队”，这或多或少引起农民的一些不满，但许多农民也能原谅我们，因为毕竟都还是孩子，正是长身体会吃好吃之时，而且大老远离家别亲够苦够难的。 ­

我们这支“好吃搜索队”还进行过一次较大的偷吃行动。

一天林场放假，下午我们全体男知青去朱亭镇上玩，回场的路上，见一列南下的货运列车在山边的大弯道上减速缓行，大家便突发外出玩玩的想法，我们知道车最远到衡阳会停，那么就去那玩玩吧。大家拿出平时练就的功夫，学着“铁道游击队”般爬上列车。那时，我们回家或出去玩坐火车很少买票，我们的口头禅是“人民列车人民坐”。或是逃票坐客车，若被抓就称穷知青没钱，列车员大多同情而放行；若有女知青同行，我们便与停靠朱亭站的货车尾部押车员说好话取得同情而坐货车尾箱；更甚者是我们男知青都学得一手爬飞车本领。

那天我们爬上货车，坐在车上边高唱“爬上飞快的列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边谈笑风生。夜里九点来钟车到衡阳货站便停止了。下了车，闻到一股喷香诱人的梨子香，喉咙里顿时伸出手来，大家顺味寻找，见有一列车的香梨，兴奋得一个个饿狼般，纷纷扑上去大偷大吃起来，结果个个弄得肚饱袋满。撤退时每人的衣内袋内都塞满了，出了站我们不断谈笑着“人民列车为人民”这句知青世界里的流行语，在大街上边吃边逛肚饱心满，放浪不羁，高兴地玩得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逃票坐客运列车赶回了知青点出早工。早工和白天出工时大家竟能边干活边睡，场长、农民包括女知青们还笑我们咋有如此本事，问什么我们也都守口如瓶，大家都不知我们昨晚去了哪，也只觉得我们今天表现特反常。

我们不敢说的原因，是一个朱姓同伴在衡阳站失踪了。当时我们曾在货站四处寻找并问了些人，甚至还动用了站内广播找人均无果。大家以为他夜里掉队迷路，今天定会赶回来，我们还帮他请假说是家有事回去两天。岂知两日仍不见其归，知事不妙我们只好实情相告，结果可想而知挨了大批人人检讨，并罚两月不放假也不准回城，我的县“优秀知青”表彰也因此被拉下。

人失踪了，大队、公社和公司一下全知道了，都紧张急忙得不得了，城里乡下各方下衡阳并沿京广线南北城市电话打听贴启示找人，因我与石同学以前曾趁同学们回城回家时飞车南下衡阳衡山玩过多次，带队干部携我曾去衡阳衡山找人，无果而返。各方急不可耐的近一周时，才从衡阳收容所再传来消息：人在那，各方这才宽心，带队干部总算将朱同学领了回来。

原来偷梨行动时，我在北朱在南地把风，行动结束时，朱被货站工人发现，朱本就有些愚而露了马脚，便被逮去了收容所。一周的收容生涯，朱还带回一个故事：收容所里竟关有一位60来岁自称“太子”——“毛岸龙”的老流窜，一直执著地北上认“父皇”，曾多次享受住国务院招待所的礼遇，受多位首长“检验”，因无法验明正身而无果，只得终身为认父四处流浪。哈哈……

至今仍记得并回味得在朱亭镇上第一次“百粒丸”的味道和情景，所谓“百粒丸”不过是米豆腐丸，但在当时物质缺乏、生活艰苦条件下无异于“山珍海味”，我们还是听镇边大队的一位知青来串点时津津有味地说起才知道的，此后我们只要上街必去开一顿“洋荤”不可。 ­

也因为好吃，我们全体男知青下乡后还都好玩般学会了抽烟，感觉那抽烟的神态和过瘾真是捧极了，刚开始，大家还有些怕带队干部，怕他回城告状，都是躲着抽，久而久之大家便都不怕而抽烟公开化，有时还偷带队干部的烟抽。我们在抽烟方面还真有些共产主义的味道，有烟不独享大家抽，谁回城归来必带几毛钱一包的好烟分与大家抽。大家烟瘾都变得很重，有钱抽一两毛多钱的“航海”“常德”，没钱便抽八分一包的“经济牌”，出工在山上没了烟，便向随我们出工的贫下中农讨那些十分呛人的旱烟和水烟袋过瘾，虽然那些土烟太厉害如铁它一样塞喉般难受，但也能止瘾。有时贫下中农也没在实在都没烟了，我们甚至在菜地寻干枯的菜藤代之过瘾，足见我们烟瘾之大。 ­

久未开荤，有时实在馋得不行，我们就打伙买着吃。有次我们男知青搭伙买了条几十斤的狗，自己杀的杀，煮的煮，煮了良久大家都忍不住要吃，未煮熟便抢着大吃起来，真有些“茹毛饮血”的味，结果一餐竟全吃光了。

有次端午会餐的酒醉饭饱后，我与好友田、石同学趁放假去朱亭镇玩，在山路上恐惧又兴奋地发现一条二米长碗口粗的大菜花蛇，酒壮英雄胆，我们三人竟将大蛇打死了，高兴地扛回家，知青们高兴得像过节，大家在坪里破的破，煮和煮，一餐竟全吃了，美味无穷。

对于我们的壮举，农民却十分惊讶和害怕，因为他们从来不敢吃蛇，对我们这些城里孩子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吃会吃能吃咂舌不已也取笑不已。至于那么大的蛇胆嘛，听说吃了对眼睛好，我们当然献给尊敬的独眼龙场长了，他是在我们好言力劝与“强迫”下麻着胆子才吞下去的；那么大那么长的蛇皮嘛，则送给了爱拉二胡的林场农民老杨了，他喜得乐不可支。

我们平时的饭量，每餐0.8斤是小菜一碟，而1.2—1.6斤甚至1.8斤也不新鲜。我们常将吃饭当成吃零食一样，哪怕是光饭也美味无穷，常常是自己收工早已吃了饭，当看见晚收工的同伴回来香喷喷吃着饭时，忍不住又吃。 ­为饱肚和添油水，每到秋季我们便积极主动地为农民建房而助工，因为可以捞几餐鱼肉，有时还有一包“经济烟”，而农民也乐意请我们，因为我们卖力也不会要还工还礼。

同时，每年秋收或春节后，我们这支“好吃搜索队”便兵分几路去玩得好的农民家，我们美其名曰“访贫问苦”，其实是去讨吃的，吃糯米饭、红薯片、花生等，因为我们与农民关系好，他们也很欢迎并乐意请我们去吃。

我们这支“好吃搜索队” 还用电影《打击侵略者》的台词作口号：“搜索队，搜索队，吃起东西往前冲，打起仗来往后退”。每每出发，总要喊着它。哈哈穷快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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