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潘文诚：在乡下，喝的茶都是脚丫子揉出来的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潘文诚，1952年出生于杭州；68届初中生，1969年下乡插队；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曾任某地级市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后任教于某省属普通高校，系主任，教授；2017年完全退休。

原题

插队山乡的日子

作者：潘文诚

我是68届初中生，1965年进初中，才念了初中一年级就遭遇了那场运动。期间父母受冲击对我打击极大，下乡前曾报名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还去当地军分区招待所找来招“兵”的老兵油子要求了好多次，结果还是不要我。

1969年11月下乡插队时，父亲已去五七干校。当时我去派出所迁了户口回来，母亲嚎啕大哭，她以为独子会不让去的。那时父母都已被“揪出来”，每月只发12元和9元的生活费，家中的存款也被冻结。生活的拮据加上政治地位受歧视，我只是天真地想着早点离家。

去的地方是离吴兴县城最远的西部山区，梅峰公社立新大队（现在的梅峰乡钱坞村）。那是一个三分田七分山的小山村。同去梅峰公社的二中同学有王建新、卢兴中、施根运等人，卢兴中和我一个大队不在一个小队，王建新和施根运在其他大队。

新山民

下去那天，从县城人民广场敲锣打鼓地被敞篷大卡车拉到梅峰公社的公社所在地贾家村，立新大队处在公社的最西端，是一个接近三县（吴兴、长兴和安吉）交界的山村。大队民兵连长钱海根来公社接我们，海根大哥一根扁担挑起我和卢兴中的铺盖行李，翻越畛岭，步行15华里到达处于三山脚下的立新大队（钱坞）。这个大队百分之九十的人家姓钱。大队有三个小队，卢兴中安排在一小队，我被安排在二小队。1970年4月，又来了杨吉林，安排在三小队。

一开始，我们被借住在农民的老屋里，吃饭在另一家搭伙。搭伙不出一月，就让自起炉灶自开伙了。县里按知青人数给大队拨来建房款和农具费。住房是第二年建成的，连着大队炒茶场的一排平房边上，我们三人每人一间。一间屋隔成里外两半，里面睡觉外面烧饭，竹床在里，土灶在外，家具是木制米箱、两层无抽屉的小桌以及竹制的碗橱，农具是一把锄头、一片竹刀和一件蓑衣。

同是上山下乡，比起兵团农场来，插队的生活更加艰难。我们三人虽然住在同一排平屋，但分在三个小队，出工不在一处，所以也组不成什么集体户。三人各出各的工，各做各的饭。白天出工，晚上去小队除了开会学习还要派第二天的工。山区的农活一般都是比较分散，一日四餐，中饭和下午的“点心”一般由家中的老人做了送去劳作现场。我们知青就麻烦了，没人做饭更没人送饭。

后来是，被派在和谁一起的工，第二天一早就把饭盒（里面是头天煮好的米饭和一格小菜）放在他家，请他家做饭时放在大锅里蒸热后一起送到田间或山坳。所谓“点心”就没有了，有时也吃一点他们家送来的番薯之类。夏收夏种（那时叫“双抢”）时，出工收工两头黑，我在农民朋友钱坤水家搭伙。坤水的母亲待我很好，每天还帮我把换下的臭汗衣服洗了。

下乡的第二年（1970年），卢兴中和我被安排去大队的林场。所谓林场就是在一个离村较远的高山上，开荒地种植了几片茶树地和番薯地。林场人员是三个小队抽来的，大约有十多人，集中住在一个大草房内，安排一人（坤水的父亲）专门烧饭，但小菜还是要各人自己解决。我和卢兴中也都乐意去，做饭送饭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

在林场里，日常的劳作就是开垦荒地，给茶树地和番薯地除草，夜间轮班值夜驱赶野猪。番薯长大后，野猪会在夜间来拱开番薯陇，吃掉和糟蹋掉番薯。整个林场除了主草屋外，又在山顶和山腰处设了两个值夜点（茅草搭的小披），值夜人时不时地敲打毛竹筒，用于吓唬和驱赶野猪。

有一个暴雨夜，我和卢兴中一上一下值夜，闪电就像从头顶上劈下，吓得够呛。现在想想，当初也是老实，雷电交加哪来的野猪，完全可以回到主草屋去的。

一年多以后，大队林场不办了，我们又回到各自的小队。干农活干山活的劳动强度是极高的，割稻插秧累得直不起腰，担肥扛竹没有一百四五十斤不能起步，其重量都要超过我们体重好多。队里的全劳力每工12分工分，我刚下乡时和他们的半劳力一样，6分。后来就像涨工资一样，7.5分、9分、10分，3年后才涨成一个正常男子汉的工分。

有一项活我们常要求去干，去离村七八里的公社萤石矿，用双轮车将萤石拉到30华里外的埭溪镇，一车装够1000斤就给12个工分外加8角钱补贴，还没有出工时间和收工时间的限制。来回60华里的丙级公路，有几个坡度是比较陡的，上坡时两人搭档一推一拉，来回几次将车盘上坡顶，称为“盘车”。双轮车后下部扎一段毛竹梢，满车下坡时拉车人在前面抬起车杠，那段毛竹梢拖在地上，就权当“刹车”减速了。

回程时空车遇下坡，我们会将两辆空车的车杠对接，组成四轮车，人坐在后车上，后车车杠架在前车上，两手扶前车车杠似方向盘快速下行，称为“放车”。当时上上下下也不觉得太难，到埭溪镇卸了萤石，花5角钱吃一碗鳝丝面，2角9分钱还能买包好烟（利群或飞马），我们觉得很值、很爽。不在一个大队的知青（施根运、王建新等）相约后就能一起干活一起逛小镇了。

山里有一种活儿叫拖毛竹，是把砍下的成年毛竹运下山的活儿。砍下的大毛竹，削去枝叶，粗的三四根，细一点的五六根，顺着码齐，用竹蔑将它们的根部、腰部和梢部各扎一道，捆在一起，其中一根往前伸出一截，就做成了“毛竹拖”。

拖竹人肩部用一块称作为“搭肩”的长棉垫，垫在肩上延至后背，将伸出的那截毛竹扛上肩，脊背通过“搭肩”抵住“毛竹拖”中未伸出的其它几根毛竹，手上拿一根比肩高低的称作为“杕(duò)子”的竹杖，帆布山袜从脚上套到膝盖下，山袜下面是笋壳和稻草混编的草鞋，腰间栓着刀架，刀架中插着那片用于砍竹破蔑的竹刀，完成了拖竹人的风采。

拖竹下山时，“毛竹拖”的梢部搭在拖竹人后面的坡上，随着山的坡度的陡与缓，“毛竹拖”基本呈水平波动。随着拖竹人的脚步，“毛竹拖”的腰部也有韵律地振动，“咵，咵，咵……”十分有阵势。可不能小看那根称作为“杕子”的竹杖，拖竹人拖竹下山时用它借力，中途如要歇歇，则可用“杕子”撑住“毛竹拖”中前伸的那根竹子，将肩膀脱出来休息或换肩。

“杕子”还用于其它的肩部劳作中：挑担时“杕子”可作为杠杆，从作为支点的、空着的那个肩膀上穿过颈后去翘住扁担，分担了那个挑担肩膀的压力；要息力时，可将担子的后挑搁在稍高的大石块或坡上，用“杕子”代替人肩撑住扁担，挑担人就可以从重担里脱出来喘气、擦汗和喝水了，当然有一只手还是要扶住扁担的。下乡5年，拖毛竹、挑谷挑肥挑番薯是常规的劳作。

这种近乎于原始的劳作，意外伤害也会降临。杨吉林一次在山上滑倒，食指粗的锋利的小竹桩（上部已被斜砍去作柴火，只留下根部十来公分长）从他右胳肢窝下刺入，又从右前肩膀处分成几片刺出，并折断在肉里面，真是十分的血腥。

出事后，他们三小队的人可能也没发现，那时卢兴中已经当兵走了。我用双轮车翻山越岭15华里，把他拉到公社卫生院，正好有个县里来“医疗下乡”的小陈医师，立即做手术。从右肩膀前面用刀片划开，取出碎竹桩片，上下都缝了好几针。

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一阵阵头晕要吐，医生护士说你晕血了，快去外屋坐一下，不要在这里看了。手术完后，又翻山越岭15华里，用双轮车把杨吉林拉回钱坞。杨吉林右前肩膀处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至于我本人，也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一次在一个山坡拖毛竹下山，踏在一块大岩石上仰面滑倒了，还好我“机灵”地顺势抛“毛竹拖”出肩，自己只在那块岩石上滑下了一两米，而由于竹子和大岩石块的摩擦系数近乎为零，坡度又近似45°，那件“毛竹拖”呈排山倒海之势，箭般地向下射出……

当时周围还没有人，诺大的山谷只听见毛竹滑过大岩石块“砰砰”的撞击声。以至于多少年后，我还会在此梦境中惊醒。当然是我走错了拖毛竹的路，有经验的山民绝不会拖着毛竹走上这种石头坡的。

村小代课老师

岁月进入1972年，“文化大革命”还是影响到了偏僻的山区。一天，村小的民办教师管老师拿着几本课本和点名册来到我的小屋，要我替他代课，8毛钱一天，他要去公社“公干”了（可能是去造反夺权）。也没说几句，放下课本就走了，好像我一定会同意似的。

正如他所料，长年承受重体力劳动的我，确实经不起当教书先生的诱惑，就这样开始了村小的代课。后来他倒是按月送来代课工资，这钱是公家给的还是管老师自己出的，我也不得而知。

村小设在庄上村，离钱坞村3里地。庄上村也是立新大队（钱坞）的，但设在那里的村小除了钱坞的孩子，还收有上方、官朗、佃坞里等好几个外村的孩子。共四十来个学生，就一个老师一间教室，3、4、5三个年级复合上课（所谓复合上课就是一个年级上课，其余两个年级的学生做作业，轮流进行）。除了语文数学，还设置了唱歌和体育课。唱歌课也没有什么乐器，就是把歌词和简谱抄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带唱。体育课也没有教具，就让学生跳绳和拔河。后来公社中心学校组织拔河比赛，我们还拿了名次。

有一次语文课，我正在声情并茂地给学生朗读范文，教室窗外有人张望，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公社中心学校的负责人，直到他离去我也没有停下朗读。他大概是来“探班”，看看那个8毛钱雇来的代课老师有没有将学生“放羊“。

晚间备课和改作业，日间教学和做游戏，作文的出题和讲评，和小学生一起唱歌跳绳，中午还有时间自己做饭吃！我体会到了工作的意义和乐趣。当时也不会想到，多年后我还会走上大学的讲台。

我这个初一年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就这样代了一年的村小复合班的课。

山村情怀

插队山乡，1969年11月~1974年10月，从17岁的大少年~22岁的小青年，期间的苦楚和难处，不想再去数点。每一段人生经历中都有闪光点，但愿能将这些闪光串成我们生命的光环。

高山上的景色是美好的，一陇陇翠绿的茶树和番薯地，远近山峦的阵阵松涛竹浪，以及路边脚下的绚烂山花。晴日的夜晚更是漫天繁星就在眼前，不像如今的所谓光污染使得天空只剩下一轮孤月。那年在林场，我还用普通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东方红》乐音（现在才知道，当年的《东方红》乐音是卫星上的发射机播发，然后采用大型地面站接收，再通过广播电台转播实现的）。当年钱坞虽然还没有通电，但村村通电话，家家有广播是必需的。高山上的林场是没有电话及广播的，场长文虎伯是以听天气预报的理由向大队申请买的收音机。

冬日的山村不再有活干，山里人也在此时杀猪打年糕。猪杀了后总有一顿杀猪饭，我也常有幸成为座上客，平时玩在一起的农民兄弟总忘不了我。风雪天屋外漫漫鹅毛飘洒，乡亲们会在小队部用开荒掘来的老树根架起火堆，边喝茶品尝炭火中煨熟的番薯，边计算今年的收入憧憬来年的收成。三分田七分山，每年两季水稻正好能满足全村人的口粮，好像也没有交公粮之说。

因为有竹、笋、茶叶和番薯丝这一块，山里的收入还不算低，农历年前分红，一个工（按10分算）能折算到一元四五角，12分的全劳力不比城里普通工人的工资差。我因体弱，工分低还不能满勤出工，就这样也从来没有“透资”过。“透资“就是你年底分红得的钱抵不了平时队里分给你的粮食和物品，你得再交钱进队里。

山村的几年生活，也吃过一些野味。我的农民朋友，坤水、根林、小勤等，从田里打来一只獾（说是田狗），他们避开家人到我这个单身汉这里烧了吃，煮了一大锅，上面还汪着一层獾油，三五个人中午连着晚饭吃。农民朋友打来的竹林中的竹鸡和水田里水蛇也常拿到我这里，就是盐水煮一下，没有半点油星也鲜美无比，连汤也喝完，不剩下半点。

有一次听说庄上村有人在卖老虎肉，赶过去看到一个外村人摆了个地摊，皮和肉摊在地上叫卖。我一看皮毛呈金钱图案，就说这是金钱豹，可人家非说是老虎。也不去争辩，买一小块肉回来（价格好像不便宜），烧熟后根本嚼不动，肉纤维十分粗，这还是一只小豹呢。所以说，孔雀不比鸡好吃是有道理的。

梅峰公社西部山区（包括钱坞）还是茶乡，与安吉接壤，出产的茶叶可能和安吉白茶一个品种吧。每年春季新茶萌芽，大队就组织妇女上山采茶（水田竹山都是各小队所有，但茶树是归大队所有的）。

采来的鲜嫩叶就用竹匾摊晾在我们知青住房边上的那排平房里。没有隔开的十多间平房，沿墙边斜着支起一排炒茶的锅灶，炒茶人顺着锅的斜度，将嫩叶一下一下沿热锅上抛，散去热气，日久对面的墙上留下铮亮的痕迹，这还是第一道工序。

第二道工序：炒茶人坐在条凳上，赤着脚用脚将嫩叶揉成团，脚下那块黄泥地，揉叶处也变得微微下凹、乌黑铮亮。之所以用脚，我想是因为手不如脚有力。当年我一直喝这种茶，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卫生问题。当然如今炒茶都是机械化了，已见不到这样原始的炒茶风景了。但是君不闻还常常有什么“手工炒茶“之类的广告语吗？

钱坞的茶叶还有春茶秋茶野茶之分。种植的茶树，春秋采两季。而野茶树就散布在野山地的灌木丛中，不属于队里管，可以随便采摘。现在想想野茶是最环保的，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当然在那个年代，农药和化肥也是稀罕物。

1974年10月，我在独子独女知青可以回城的政策下，“上调”到当地县城的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做学徒。再后来，就是再上学，做工程师，调省城高校任教、做科研，直到退休。在我四十五年的工龄中有五年是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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