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现为新加坡籍。“文革”中有多年知青经历。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元智大学中语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广西大学访问教授。
原题
作者：王力坚
2012年，王力坚教授在厦门大学讲述知青文学
毋庸置疑，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角，以致人们在谈论、讨论上山下乡运动时，往往只是聚焦于知青，而有意无意忽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其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与涉及者，如乡村农民、基层干部、带队干部、知青家人等。十多年前，老三届知青，著名学者徐友渔已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提出严厉批评：“广大农民明明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运动无疑也涉及到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但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出评价和检讨。”（《知青经验和下乡运动——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
徐友渔：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出评价和检讨
文学批评家王彬彬更从历史呈现的角度提出话语权的质疑：“所谓‘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共同完成的。因此，当年的农民对‘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发言权。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农民的声音。只听见‘知青’在单方面地说个不休，他们说着当年的自己，也说着当年的农村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表现了‘知青’的话语霸权。”（《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
王彬彬：迄今为止，并没有农民的声音
历史评价须立足于历史呈现，没有历史呈现，历史评价只能是无的放矢。因此，王彬彬质疑的意义似乎比徐友渔更见其根本性与重要性。虽然王彬彬将农民话语权的失落完全归咎于知青，甚至不无偏颇地推导出一个所谓“知青话语霸权”的结论，但提出农民不受重视，强调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提倡农民的话语权，这些都不失为相当有建设性的见识。广而论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视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知青固然是运动的主角，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权。然而，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关的各类人，如前所述的乡村农民、基层干部、带队干部、知青家人等，也都应该行使其话语权，发表他们对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参与讨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话题。这些人虽然不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角，但是，他们的发言，显然可以使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考察与解读，更为全面、完整，也因此可得到更接近客观公允的认知与评价。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也有论者关注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农民／农村的关系，如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在其专著《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第九章“物质困难及精神困顿”中，也从“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条件”、“难以融入农村社会”、“群组的社会身份及认同问题”等方面，剖析了知青与农村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然而遗憾的是，当年曾亲历上山下乡运动的“其他人的声音”仍然十分微弱，对这些“其他人的声音”进行学术探讨的文章与论著更为少见。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以期做一些聊胜于无的“补白”工作。希望通过知青之外的“他人眼光”，回望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通过知青之外的民间叙述，重构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谈农民后人对知青的看法。就笔者所接触到的各种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数据看来，尚未见有全面系统反映乡村农民声音的论著，所见者多为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的记忆追述，而且明显地突出了三个特点：其一，几乎皆为第一人称的自述；其二，作者基本上年龄小于知青，因此可称为农家子女；其三，关乎知青的评价，褒多于贬。这类记忆追述大多是着眼于知青们的正面表现，尤其是作为城市文明传播者的表现，诸如：你们这些城里娃的到来让我高兴地不得了，我们一起演节目，一起说普通话，一起劳动，从此乡间的文化生活不再单调……。对于那一段与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已然成了我们那一代人最深的记忆。（陈爱美《时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个刚满10岁的小学生……生产队来了个外号叫“杜老五”的知青哥哥，他就是杜泽陵。因为他是个文化人，很快就当上生产队的记分员。那时队里常常开会，这时就由他读报纸和语录，他还领着团员们办墙报和专栏，进行文艺演出等，很快使小山村活跃起来。（庞国翔《永远的知青哥哥》）李洪芝和曾振森经常在这里给黎胞们读读报纸，教导黎胞们读书认字……经过一段日子的朝夕相处，知青和黎胞的关系亲密起来了。从知青脸上，黎胞读到了他们愉快的心情；在知青心里，黎胞窥探到两颗真诚的根正悄悄往这片土地扎下……（黄宏能《芝姨》）
这些来自都市的学生们就给偏远、落后、困境中的农村带来了一股无处不在的新奇。他们的装束，他们说话的声音，甚至走路的姿势，都使我们觉得奇特，别致。在大田里做活，在村街上走路，我们也总是能够觉出他们的优秀来。自然而然地，我们将他们确定为自己的精神向导。……在他们的身边，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我们渐渐长大了。（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
这种城市文明的传播与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刻意而为（包括输出、教育与接受、模仿），有的则是潜移默化的。如张凤起最喜欢跟知青赵红军待在一块，用他的话说，是“和知青在一起沾沾文化气儿”（佚名《我与知青的不解情缘》）。陈爱美回忆从知青那里看到自己深爱的文艺杂志，“我几乎到了如痴的境界，捧著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陈爱美《时代回眸，那一段我和知青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胡海棠模仿知青的生活方式，从学会刷牙开始，进而“拼命用功读书”，最终“考上外面的学校”而离开乡村（胡海棠《学会刷牙》）。有时候，农家青年只是纯粹非功利性地受到知青形貌气质的感染：“男的轩昂，女的漂亮……他们的美和率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有一个白净漂亮的女青年一手提箕，一手提耙，哼着小调，不时出现在乡间小道和屋前屋后，这一幕，我至今都记得。我曾对女儿说起这件事，她说我尽说谎话。”（李学友《与知青在一起的日子》）“（上海女知青）疑是下凡的七仙女，在月光下吹口琴或在倒映着彩虹的河畔洗头发，哦，真是人间罕见的无边春色良辰美景。……她们是宁愿不吃也不愿放弃饮食中的审美；比如，她们会用圩埂下的凤仙花汁染指甲，用燃过的火柴枝子描眉毛，用火钳子烫出头发上的波浪，用装满滚开水的铝口杯烫平衣服上每一条皱褶。……我们那时那么小，完全不懂三围之类的美女标准，只是本能地被一个个纤秀、优雅、聪慧、感性的优雅气质所吸引……”（黑白《上海美人》）
这些来自农家子女的追忆，印证了专家学者的论述：“大批风风火火的知青涌来，深入到穷乡僻壤，给封闭落后的农村带来了与祖祖辈辈陈陈相因的传统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新鲜的气息——从刷牙、洗澡、洗衣服到半导体、良种核桃——多多少少现代化的信息。宜川百姓流传一种说法，几十年来，两起事件对宜川世风民心震动甚大且深，一是抗战时期阎锡山一度将山西省政府迁至宜川县，百姓由此得知世上的风风雨雨；另一个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各村送来了‘北京的学生娃’。”（印红标《当今延安地区北京知青的处境》）这些农家出身的作者，大多年龄小于知青，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当年知青的感染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启蒙，开拓了视野，激发了理想，提升了文化，增进了才学，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年龄与文化的“劣势”，也致使这些农家子女往往以一种仰慕的口吻与角度追述他们对知青的印象与感受（从今天看多少是有点理想化的想象），上引诸例的字里行间便可见这种表现，有的还用更为直接且鲜明的方式表达：当年，你们怀着理想，怀着梦，来到北大荒，为我们家乡的发展建设做过多少贡献，我们说不清，可是，你们却像星星之火，用你们的理想、精神，也用你们的知识、热情，点燃了我生命中的希望之火……你们培养、影响过的一代青年人正在为北大荒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到外面的世界看了个遍，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赵秀兰《祝福大哥大姐》）
知青弟妹的回忆文章也佐证了知青与农民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却也不无良好互动的关系：我哥和我熟知的人一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的知青点，加入了并不真心欢迎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的大群体。自私的和狡滑的农民挑剔着城里的青年，善良和同情也帮助了我哥这群知青，总之他们还是为枯燥的农村生活带来了活力，他们组织的文体活动带动了许多农村青年参与，并且将我家所有的连环画和图书带入了农村，吸引了更多的农村小孩。（较劲的土老冒《“成都”知青哥哥》）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追忆的真实性，我们没有理由质疑这些农家子女确实受到知青正面形象的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还有不少受到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负面形象消极影响，甚至曾遭受知青有意无意不平等对待乃至欺凌的农家子女至今仍然沉默失语。固然，农家子女的记忆追述文章也有对知青负面表现的反映，诸如：知青们第一天下田干活见着那满地满野的麦苗直发愣，有的还嚷，这农村怎么的种那么多的韭菜，一眼望不到边。（袁浩《我记忆中的乡村》）
他们互相之间也有矛盾，也为一些鸡毛蒜皮打打闹闹；有时也为了出工、恋爱、生活、回城等琐事，不时闹出一些花边新闻，成为邻里四村茶余饭后的谈资。……偶尔，他们也像村中青年一样，会在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到村中或外村偷鸡摸狗，然后，悄悄撬开伙房的门，将猎物洗剥干净煮上；然后，再悄悄敲开小卖部的门买几瓶白酒，慷慨高歌、大快朵颐直至月上柳梢。（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
城市乡村的日子紧巴，精神生活凄惶。知青们苦中作乐，不时就会弄出一些事情来。一次，知青点厨房里少了几斤花生油，知青们互相猜疑，后来竟私自查起房来。还别说，油在一个知青的床下找到了。这个知青也是一个刚烈之人，一气之下仰药自尽，留下一个难解的谜团困惑着所有的人。（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
但这类负面反映，基本上是出自善意，有时候还着意为知青们解套：“大家喜欢他们，也反感他们，不理解他们。他们离开自己的家，远离父母，生活的寂寞，精神的空虚，对前途的绝望，构成这个群体独特的心灵世界。他们的心，同整个村子的色调是一致的，灰暗而沉闷。”（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知青口馋好吃，善找野食，是由于“在那个动荡、饥荒的年代，生存是主要的，何况他才从城头来。”（宋明《我记忆中的知青们》）1993年，歌手李春波创作演唱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红极一时。该歌诉说知青与农村姑娘相恋而又不得不分手的伤感故事，感动了不少人，却也受到不少网民的批评甚至是攻击，认为是“始乱又终弃的故事”，“（小芳）年轻单纯不谙世事被人利用被人玩弄”，“流氓知青玩弄了村姑”。然而，农家子女的记忆追述文章，不少涉及了类似的故事，却有不一样的叙述：我们的校外辅导员是知青队的小郭，她长得漂亮，身材也苗条，我的小叔说她的气质和脸形很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刘胡兰，要我传个小纸条，被祖父喝住：“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学友《与知青在一起的日子》）
里面有一个人称“秀才”的娃子，不仅人长得好，而且很守规矩。他白天干活，晚上向农户问长问短，用小本本记录下来。他说话客气，举止文明，真像个秀才。社员们都很喜欢他。情窦初开的我，慢慢向他走近了。那时我刚从中学毕业回家务农，按当时的说法叫做回乡知青。……我终于明白了，他爱的是那本书，那份送书的情，不是我这个人。（阿芳口述，柯云整理《我与知青》）
我的哥哥和来村下乡的青年是一年高中毕业的，年龄相仿。他特能干，毕业后就担任了生产队队长。为此他和下乡青年们“玩”得特别好，也正因为如此，我家成了下乡青年的“点”……其中一位女青年，父亲是国家一个部级干部。在相处中，她看上了哥哥，以至于发展成恋爱关系。后来，哥哥被保送上了师范学院，很多费用都是她帮助的。但最后两人没走到一起，原因是女青年回城工作后，考虑到传统观念和户口等问题，觉得人言可畏，还是忍痛分手了。（刘玉广《那段历史，大家都忘不了》）
这些故事的男女主角，或者是落花有意，流水无心；或者是发乎情，（主动或被动）止乎理。这种结局是颇为契合现实情形的。且不说文化差异、门第之见等传统规范制约（所谓“止于理”），就从现实生存情境考虑，知青也是尽量（有意或无意）避免与农家子女发生恋情，因为一旦发生此类恋情甚至结婚，必定极大影响其离开农村的机会。毕竟，绝大部分知青是不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于是理性抑制了感性（“止于理”的另一表现）。那么，有没有“始乱终弃”的负面例子呢，肯定是有的，但笔者所看到的文章却未见这样的负面表现。或许这是文章作者有选择性的记忆、撰写策略所致。甚至有的本是很负面的事例，在作者笔下（或者说是当事人们宽宏大量的化解），却也得到出人意外的“大团圆”结局：一个在该村窑厂干活的女知青，一个多么漂亮的仙女啊，竟然鬼使神差地爱上了村中一个有妇之夫。开始，他见她纤弱，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关怀， 对她呵护有加。一来二去，竟擦出了火花。一次，两人在大沽河畔的砖林里休息，一时间情不自禁，年已不惑的他与二八年华的她完全沉浸在一种柔曼的缱绻之中，完全没有注意近处有一双盯了他们好久的眼睛。傍晚时分，公安局的警车呜呜叫着一路开进了村庄。她坚称是自己主动，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但是，他仍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被判刑六年。自那时起，满怀歉疚的她便经常上门与他的妻子做伴，教他的儿子做作业，直到回城的那一天。两个善良的女人，用一腔真情和宽容谱写了一曲理解万岁。（栾承舟《与知青相处的年月》）
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及撰写策略，或许是基于文章作者（农家子女）跟知青之间相交相知相惜且悠久深厚的情谊：我曾与当年的知青同用一个厨房共卧一条土炕。／我也曾与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演唱。／我知道他们劳动后的疲乏和酸苦，／一声“真累呀”也能体现出他们软弱中的坚强。／他们不孤高视我如知心朋友，／她们很淳朴亲切地呼唤叔伯婶娘。／我常闻他们饭锅里散发的糊味，／我常笑他们有趣的方言异腔……／我和他们的故事很多很多，／都在我的记忆里深藏……／我知道他们是一群可爱的青年，／他们虽然有时叫苦喊累有时偷鸡摸狗有时斗殴打仗。／但他们有激情有豪情有斗志有理想，／即使离开了第二故乡也不忘与我们的友情和交往……（张永贤《我与知青》）
出身于城镇户口家庭的王彬彬，曾以“一个乡下人”的名义，对知青进行了颇为严厉而彻底的抨击。（《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王彬彬之所以能如此高姿态的直言不讳，很大程度是没有前述作者那种“跟知青之间相交相知相惜且悠久深厚”的历史情感负担。无独有偶，知青的同龄人，既没当过知青，也没当过农民的专业一级作家刘醒龙在其中篇小说《大树还小》中，也对知青进行颇为全面无情的批判，其小说所突出渲染的中心情节就是女知青与农民的恋情悲剧；同样是文学创作，1960年代出身的农民作家魏留勤，在其短篇小说《我们队里的知青》中，虽然也以农家小孩的角度，反映知青与农民的诸多矛盾，但也更反映知青对老农二爷由了解而尊敬，以及二爷等农民对知青的关心与爱护，农家子弟对离去知青的怀念之情。由此看来，与知青的情感联系，似乎成了一个历史负担。无之，则可秉笔直书；有之，则会扬善隐恶。孰对孰错，却又难以一言断之。其实，无论基于何种立场，绝然二元对立的认知固然失之轻率，一味扬善隐恶的举措也不免失之偏颇。
知青女教师和她的学生们
知青在农村对城市文明、文化的传播，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具体的体现，便是作为乡村教师教育农家子女。而多年之后，不时有受过知青老师教育的农家子女以学生身份发言感恩。前引的李学友《与知青在一起的日子》，便在文中陈述了对启蒙老师知青小郭的感激之情。专文表达怀念与感恩者亦不时可见，如孙秀明、黄豆、花瑶花、朔星都不约而同写了相同题目的回忆文章《知青老师》，另外还有龚德明的《有歌声与笛声相伴》、王江的《怀念有知青的日子》、许苍竹的《音乐课》、吴昕孺的《师恩如海》、吉霞的《照亮我心头的第一缕阳光》、曹先强的《边寨知青女老师》等。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当年作为乡村老师的知青所教过的农家小孩。跟前文介绍的农家子女比较，“学生”的身份与视角，使这些作者与知青老师有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观察、体会也更为细腻，情感也更为复杂却也深厚。虽然说知识青年所拥有的“知识”并不算丰富，但跟农民比较，确实也可称是“文化人”“知识人”了。而在农村，最能发挥知青的文化知识的工作，莫过于到乡村学校教导农家子女读书写字。其实，对知青而言，跟到田地干农活相比较，在学校教书委实是一桩难得的“美差”。花瑶花在《知青老师》中，颇有点“童言无忌”地道出此中实情：“他们虽然识文断字，肚子里灌满墨水，却搞不清稗和麦，分不清草和荠，不知道鸭晚间下蛋鸡白天抱窝……最重的活儿队长不忍心要他们做，最脏的活儿他们不能做，最麻烦的活儿他们又不会做。他们是一群农民伯伯们惯着的孩子。他们当中最优惠的待遇，便是放下锄头到学校做代课老师。”
知青女教师和她的学生们
因此，各地农村都有不少知青充当了当地乡村学校的老师：“我出生长大在北大荒。从我上学的那时起，我的周围就有很多很多的男女知青，尤其是在学校的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基本是清一色的知青老师。”（王江《怀念有知青的日子》）“念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教我的有很多是知青老师……他们来自各地，有本县城的，有铜陵的，有合肥的，更远的来自上海。”（孙秀明《知青老师》）乡村学校教学环境差，条件简陋，知青老师不得不一专多能，因地制宜。而知青老师的教学往往能不拘一格，甚至有意无意突破当时文化专制的清规戒律，将“封资修”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你手把手教我们“a、o、e”／一加一还有音乐和图画／我做对了你就打个小小的钩／错了你就打个大大的叉／你说地球是圆的美国在我们脚下／我很想用铁锹挖一挖／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哦，知青老师／多年以后／我数不清从你那学了多少文化／但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东北土语，是普通话……（黄豆《知青老师》）
徐老师带大家到野地采集树枝，选一拃长、两头带小枝杈的留下，做成“琴板”，用扎头发的橡皮筋扎住两端枝杈，权当“琴弦”，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拥有一把简易“琵琶”，徐老师课余教我们基本功，什么勾轮、满轮、凤点头、摇指等等。每人拿根树杈往大腿上一斜戳，二郎腿一跷，活像真的。橡皮筋发出的声音闷闷的，“邦邦邦”，像弹棉花，震得人虎口发痒。木棍琴好虽好，声音不好听。徐老师说，最好听的声音在心里。（花瑶花《知青老师》）
徐老师会弹好多曲子，信手弹弹，都是好听的。边弹边解释: 这曲叫《昭君出塞》，这曲叫《大浪淘沙》，这曲叫《春江花月夜》，顺带还把故事讲给我们听。又听音乐，又听故事，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我们还被要求闭上眼睛听，再回答听到什么。有一次徐老师在琴弦上乱拨一气，又轮指弹了个调调，一个女同学回答说，我看到眼前有点点星星，又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珠子落下来，撒了一地。徐老师听了很高兴，连声说“来事来事”。（花瑶花《知青老师》）
我们曾围坐在一位知青老师的周围，听他讲过“一条项链的故事”，还有“几个矮人和一位美丽公主的故事”。后来过了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莫泊桑小说《项链》和安徒生童话《白雪公主》的主要故事情节。（王江《怀念有知青的日子》）
知青老师在上课
这些知青老师在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方面，确实使在乡村学校就学的农家子女很有收获，为他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尤其是那些后来通过升学途径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的农家子女，对此深有感触，亦心存感激：岁月流逝，冲刷掉了无数记忆，但却冲不走这些知青老师留在我心里的印痕。我感激他们，感激他们带给我们知识，给予我们关爱，带领我们走出贫穷的山村。（孙秀明《知青老师》）
哦，知青老师／你是否记得／拖鼻涕的我和那些顽皮的娃娃／我们却永远忘不了你浅浅的酒窝小小的虎牙。（黄豆《知青老师》）
怎么能忘记，就是在那间低矮的教室里，在那张裂着宽缝的黑板面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知青老师让我们早就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知青老师们用不很多的知识，就浇灌和滋润了我们荒芜干涸的心田，让我们一颗颗愚顽蒙昧的心头，从此燃起了向往和追求文明的火苗，扬起了梦想和渴望能够飞翔的翅膀。……我总想告诉你们，有一个北大荒已经不是孩子的第二代北大荒人，怀念着知青，怀念着知青在北大荒的那段日子。（王江《怀念有知青的日子》）
然而，知青老师对农家子女影响最深的，当是他们作为城里人所体现的城市文明的方方面面。上述文章的作者，都对知青老师的言行举止样貌风度，以及日常教学与生活中的细节印象深刻：知青给农村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带来了生机。他们穿着干净，谈吐文雅，性格开朗，又识文断字。他们穿皮鞋戴手表，早上用牙膏刷牙，晚上还得温水漱口。男生用皮带系裤，女生用黑绸子扎头发。（花瑶花《知青老师》）
那些平时难得听到的歌曲，从年轻漂亮的女知青口中唱出来，真是太动听了! 我学得特别认真，唱得格外卖劲。（龚德明《有歌声与笛声相伴》）
教我们舞蹈的是一位身材苗条、文静清秀的女知青，据说她是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学生。记得有一次，她把我们招呼到女知青宿舍里排练，在房间里我嗅到一种我从没闻过但特别好闻的气味。多少年过去了，这味道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知道那是一种香皂味和雪花膏味混合在一起的馨香。（王江《怀念有知青的日子》）
徐老师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身材很高大，皮肤白皙，胸膛饱满，目光清澈。眼睛有些凹陷，鼻子自然挺出来，头发带点儿自来卷儿，颇有些欧化。徐老师穿件白衬衫，绿军裤，衬衣裤缝整理得一丝不苟。用现在时髦儿的话说，就是酷。（花瑶花《知青老师》）
尤老师不温不火，总是笑眯眯的。课间，有社员来讨教识字的，有姑娘和小媳妇来问毛衣花样编织方法的，她都一一解答。村里人都喜欢她。（孙秀明《知青老师》）
李老师圆圆脸，一对酒窝深陷，两根长辫子，拖到屁股梢儿，发梢儿用黑绸子扎成蝴蝶结。最好听的是她的声音，蹦而脆，似一折就断。李老师爱唱歌，是知青小百灵。（花瑶花《知青老师》）
知青老师／你们是走入荒野的女神／那软软的上海话／那朗朗的北京话／那干净那漂亮／叫荒野一下子沸腾起来。（朔星《知青老师》）
上述知青老师的行为与形象，很是“小资”情趣，在文革时代绝对归于被批判范畴，但却受到农家子女的如此认同、欣赏与推崇。这可说是城市文明润物细无声的征服，无关政治也无关风月，无须宣扬更无须强制，却在农家子女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掀起了躁动的波澜： 她的绿军裤显然改过，裤腿没那么肥，裤腰也没那么皱。把臀包得圆圆的，大腿部分笔直，小腿肚顶出来，形成一个弧线，上身灰色毛衣胸部还嵌着波浪线。脖子上对襟扎着花手帕，若隐若显。瞧着特不一样。我们不知道这就是美，只是心里处处想学她，学她说话，学她走路，学她抿嘴笑，甚至学她咳嗽。（花瑶花《知青老师》）
听你读小说童心安然入梦／跟你画线描荒野花开醉人／你把最好的营养／给了发育不良的我们／每天清晨你领着我们跑步／我们学着你的样子／见老人称呼“您” ／擦喷香的“牡丹”保护干裂的皮肤……（朔星《知青老师》）
这是生活的教育，文明的熏陶，美的启蒙，爱的感化。知青老师自己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知青老师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以及记者的有关报导，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记述），但农家子女所得到的潜移默化感染，却是受益终身的。可见，知青老师对于农家子女来说，不仅是传播文化知识，还在文明及生活方式方面深深影响了后者，这也是当地老师所未能起到的作用。这些农家子女对知青老师的感念，应是融注着对知青老师这种生活方式及品性气质的认同。在笔者看到的有关文章中，农家子女的笔下绝无仅有出现了一位“反面人物”的知青老师，那是一位靠出卖同伴而取得代课老师资格的女知青。这位女知青固然受到作者的贬斥，但却无损知青老师整体形象在作者心目中的良好印象。因为，该女知青的出卖行为，不仅让学生们受到善恶是非的教育，还致使学生们更加推崇及爱戴被出卖的知青老师：“我们越发想念徐老师了。徐老师犯了这样大的‘事情’，被退回到生产队挑大粪。放学大家就去找徐老师，帮他捡麦穗，割蒿草。徐老师用他那双颀长的，覆盖着半透明指盖的手干最脏最累的农活儿，嘴里还能哼出调调来，他真是心里有音乐。”（花瑶花《知青老师》）当然，文化思想背景与生活习惯的差异，也使农家子女与知青老师之间产生情感的隔阂，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文化思想与生活习惯的差异未必能消除，但情感的隔阂还是得以较大程度的化解。有的农家子女就著文记述，当年他们对知青老师如何从不喜欢、作弄、顶撞，逐渐转化为理解、接受、喜欢，乃至推崇，在文中表达了他们的愧疚与感恩之情，并表示“永远珍藏学生对老师的那份深深感激浓浓想念.”（吉霞《照亮我心头的第一缕阳光》）
云南瑞丽的知青纪念碑
延伸欣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50周年纪念相册
（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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