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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 张炜:翻越崇山,徒步两天去报考

新三届 2021-04-2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松竹散人 Author 松竹散人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张炜,昵称松竹散人,自由撰稿人;电气工程师,就职于教育部门,已退休。凯迪网站认证原创作者、作家前线平台签约作家。

          

原题

我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

第一次高考




作者:张炜


                           

                 

1977年是我来到兵团的第五个年头,一天早晨在睡梦中,听见外面营部的大喇叭,播放王昆唱的洪湖水浪打浪,我心一惊,这首歌自文革开始即被禁,现在允许播放,说明政治风向变了。


很多兵团知青聚在一起议论,猜测国家政策的走向,期待下步能否有新政策出来,希望可以回到离别十几年的城里和父母团聚。


单位地处岷县境内,周围被大山包裹,抬头所见绵延群山,山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荒凉偏僻。


岷县地处甘南高原、陇中黄土高原和陇南三地交汇地带,岷县古属雍州之域,为西羌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为36郡之一,岷县属陇西郡,是秦王朝的西部边地,董卓和貂蝉即本地人。


兵团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下地干活、政治学习,开批判会。


该地十月份以后就开始下雪,冬季最低气温零下二三十度。


十月后到来年开春这段时间为农闲季节,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白天蹲在墙角晒太阳、吹牛、传播小道消息;单身未婚者聚在一起,围在炉边或者围坐在炕上没完没了的地喝酒、谈女人。


很多人都设法找关系,希望调离本地。


兵团主要从事农、牧业,但农工属于国家全民编制,和当时的国营企业属于同一个档次,工作岗位可以相互调动,有关系的还可以调到机关单位。


那时进入国家行政机关,只要有全民企业职工身份就可以调入,后来慢慢开始限制条件,直到现在逢进必考,而且要本科文凭,门槛越来越高了。


我那时也是多方设法调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父亲的关系,但他坚持认为,人生的路靠自己走,坚决拒绝为我的事去求人。


1977年十月的一天,连指导员晚上开会宣读文件,国家开始招生。符合条件的男女青年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条件是: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及以上,年龄三十岁以下,婚否不限,如果工龄满五年还可以带薪上学。


对此消息我不知如何把握,我找到当时的同事,因反右被发配到此地的兰州某回民学校的马姓校长,现为羊倌。


他是兵团农场的文化人,见多识广。平时我俩私下交往多于他人,我视他为人生路上的良师,很多自己不知如何把握的事,会求教于他,他亦热心乐于指教。


他的意见是:一定去报名参加高考,万一考上了命运会随之改变,考不上也没失去什么。当时全单位就我一个去报了名。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我要到岷县文教局招生办报名,单位开上证明,那时没有身份证,唯一能证明本人身份的凭据就是单位开具的介绍信。


那时所有的人无一例外的归入不同的组织系统,没有组织的人现实中并不存在。


报名有时间限制,单位到县城近七十公里。那时到县城的长途车站,距单位所在地五公里,在当地公社所在地蒲麻镇。班车隔日一发,冬季遇到大雪封山,一月一次都有可能。


我到车站问方知班车已一周没发了,还有三天时间报名就截止了,为保险计,我只能步行前往。翻山越岭走七十公里需要近两天时间,第三天还可以来得及报名。


第一天走到叫申都的地方天就黑了,从这里到目的地还有三十五公里。按照正常人走路的速度和体力所限,一天大约能走五十公里左右。


我所走的路是山路,有些山上的路被积雪覆盖,从单位走到申都镇是最艰难的五十里路。


近日看电视《飞夺泸定桥》,大雨中身负几十斤行囊的的战士,饥饿中每天急行军,要走一百五十里以上,真的是感慨万千。

                        


晚上住在申都路边一家客店里,那种客店现在在电影里可以看到。开店的是当地的农民,店是自家的路边房子改建而成,和普通住家差别不大。


来住店的往来行人,大都是本区域的人。住店不用登记,每晚收两元。


那时没有身份证。几个人住在同一个通炕上,卧具共用,我和衣而卧。


外面没有餐馆,想吃饭就告诉店家,给你现做,手擀汤面吃饱,两元钱。


早上起来在店家喝了早茶吃了大饼,天还麻麻亮就急着赶路,还有七十多里山路要走。


走得急带的洗漱用具忘在店家,我报完名回去一个多月,店家居然把洗漱用具托人给我带了回来,那时民风竟如此淳朴。


走到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脚都磨起了泡,坐在路边休息,这个地方叫茶埠,是一个公社所在地,离岷县最近的一个公社,这里有直接通往兰州的国道。


休息时刚好有个军车司机在这里休息加水,我向他求助,我拿出证明让他看,他一看是兰州军区的抬头,认为是一个系统。


他不太熟悉兵团和正规部队的区别,我说我实在走不动了,脚也磨破了,他说可以把我带到城里。


那个时代,交通很不发达,很多地方的交通车辆,一天就是一班,错过那个时间,再没有其它交通工具。


到了文教局招生报名的地方已是下午,招生办在县政府大门左侧的两间平房里,工作人员一共两个人。主任姓屈,面色黑瘦,不苟言笑,烟不离手,四川口音。


我向他出示了单位开的证明,他说,你来得太晚了,明天就报名结束了,你还没有照片怎么来得及?


他听说我走了一百多里山路来报名,看着我被长发覆盖着的清瘦、高原红面容,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说,你没有照片先给你报上名,照片三天内补上,按规定没有照片是不可以报名的。


第二天一大早,第一个赶到全县城唯一一家国营照相馆,开票是中年男人安徽口音,说现在照一周以后取照片。


那时照相用的是胶卷,一卷胶卷一旦开封,36张必须照完,照完后统一洗,中途不能取出,如中途取出,余下的没用的胶卷就会报废,不像现在的照片随照随取,还可以一次成像,那时没有这个技术。


说是一周取只是个大致时间,如果一周没有客人把那一卷胶卷用完,一周也不一定能取。


等一周时间,必然超过了报名约定的交照片时间。我那时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动用,还好我唯一的资源就是有很多粮票,那时我每月口粮定量是40斤,吃不完就都兑换成了粮票。我说你能否帮个忙,照片给我明天取出来,我送给你和照相的师傅每人10斤粮票,他说我去问问师傅,出来告诉我可以明天来取。


每人10斤粮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重礼,但在那个年代可是稀有资源,那时条件差,很多家庭供应的粮油都不够吃。


我把照片送给屈主任,他说你下次考试要按时来,现在算下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考试了,你回去复习。


回去要给领导请假,那时考试国家规定,在职人员报考,可以不上班,专门在家复习。这个制度我现在还记得,那时觉得国家很多政策都很不错、贴心。


回去请假领导很支持,我就带着简单的衣物和书籍去县城复习等待考试。

    


去县城住在朋友家,这个朋友是几年前我去县城看病搭乘便车途中认识的,他的未婚妻在蒲麻下乡搞农村教育,他隔段时间来看她,他恰巧看未婚妻返回,因搭乘同一辆便车而相遇。


到县城天已黑我们就分开了,第二天我从县医院看病出来,又碰到了他,没想到他家就住在县医院附近,他力邀我去他家,他的母亲给我们做饭吃,他的母亲非常善良热情。当他的母亲了解我的处境后,告诉我你要来城里办事就吃住在我家。那时很多家庭都很清贫,他母亲的话令我感动良久。

    

这次去县城复习等待考试,我就直接去了他家。朋友经常不在家,他的工作单位在昭化水电五局,隔段时间回来一次。


他家院子很大房子也多,阿姨就给我单独腾出一间,一个大炕,每天吃过饭我就坐在炕桌上复习,她还叮嘱她的几个孩子不要到我房间去,不要打扰我。


我每天认真复习,阿姨做好饭会叫我。吃完饭接着复习,那时只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时的政策是,只要考上大学或者中专,社会地位、身份随之改变。


那时的大学生是稀有资源,很受人羡慕。大学生的含金量高且诱人,大学毕业即获得国家干部身份,国家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区别之一是,工资级别不同,同等工作年限,工资要高于工人,另一个区别是大都从事管理工作,那时叫坐办公室。还有一个优势是可以从学校直接分入国家任何机关,不需考试。


那时候人们说工人是铁饭碗,干部更是金饭碗。


就这样我在阿姨家每天起早睡晚,不敢稍许懈怠,认真复习迎接高考。


那时每家经济条件都不宽裕,主要是粮油定量供应每人一份,城市居民每人月供27斤,多一个人一个家庭就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我在阿姨家呆了一个月,阿姨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心无旁骛地复习功课。他们全家为我无疑要节衣缩食,这种境界非常人能够做到。    

                          

高考的前一天,我睡的早,早晨阿姨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已经做好了早餐,这顿早餐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是大饼和荷包蛋。那时县城经常停电,电压很低,昏黄的路灯稀稀落落。我来到东关小学考场大铁门外,门还没有开,我一个人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开门。 

   

考试共两天,我每次都是第一个交卷,题目很简单。当时国家恢复高考,可能考虑到高考已经中断了十几年,教育界几近瘫痪,读书无用氛围充斥于社会,把高考试卷的内容定的比较简单,也是不愿把门槛抬得太高的意思。 



我考完后回到单位盼望着新消息,我估计我能考上,但不知政审是否能通过。


在考试的前一年,我去报名参军,体检合格,政审没有通过被卡了下来。其原因就是我父亲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在国名党部队任职。


那时的政审和现代的面试不同,像公务员考试,面试是设置的人为操作环节;那时的政审恰恰相反,越是出身于农民、工人的家庭,越容易被通过。那叫“根红苗正”。


大约在一月以后一天的黄昏时刻,一周送一次信件的乡邮员来了,带了一个口信,说县上要我去检查身体,这就是初选通过了。他说上周就带话过来,电话打到公社,今天早上县上又在电话催,乡干部让他过来通知,不知现在去还来的及否。


那时高考设置了一个初选环节,初选的人数大于实际录取人数,其用意就在于有个筛选的余地,避免因政审或身体因素不合格淘汰后还须保证计划录取人数不受影响。 


通知信息老是延误,除了交通不变的因素外,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单位没有电话,电话只能通知到公社所在地的邮局,邮局给我们农场送信件,每周一次,之外的时间都是单位的人赶集买东西去邮局自取报纸信件。有时急事邮局就让农场来赶集买东西的人带话,但这个时间不固定,不是必须,经常忘记或者延误都很正常。

 

我心急火燎、日夜兼程赶到县文教局,曲主任训斥我,你为何现在才来?统一体检上周已经安排了,现就剩我一人未体检。是他看我成绩还好,不忍心让我失去机会,所以先后两次打电话通知邮局让邮局设法通知。


听了他的话我当然感动,但当务之急就是体检如何解决。他说,你自己想办法,后天也就是下周一,上午就要把试卷和体检表一起送地区招办,超过这个时间就没有办法了。 


第二天医院刚上班我就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依据惯例星期天只看急诊。当时值班医生是一个皮肤白皙,身高在一米八左右,体态偏胖的一位中年医生,可惜没有留意他的姓名。听完我的叙述,他说体检是由医院和县招生办统一安排的,几天前就结束了。


现在剩下你一个人,医院不可能再给你单独安排体检,况且今天还是星期天,那时机关单位是每周休息一天的单休制。


我求他给我想个办法指条路,他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只能去找寇院长,看他有没有办法,他的家就从这医院后门出去,过去再问。


医院的家属院都是平房,很容易就问到了寇院长的家。门上挂着门帘不用敲门,掀开门帘直接进去,外间一个煤炉上烧着开水,看似女主人坐在炉边上。我说找寇院长,并把前因后果都给她说了。


女主人面色微红,气质高雅,面带微笑,听完即起身进入内室,说的话我听得很清楚:你起来帮这个娃去医院瞭(本地方言,看的意思),不是就可惜了。寇院长回答,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这就去。我心狂跳,知道这下可能有救了。


从此前的谈话,我得知女主人姓王,小学老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先生为尊称。能够称为先生的读书人基本就是两类:一是老师,一是医生。一是救人的心,一是救人的命,从事此两类职业的人,均需具备一个共同点,需具悲天悯人之情怀与仁善慈悲之心肠。


寇院长拿着我从招生办拿来的体检表,带着我逐个找对应的科室医生,星期天有些医生不上班,寇院长就去叫,因为家属院和医院一墙之隔。


轮到胸透这一项被卡住了,值班医生回去休息,家在本县十里乡,虽有别的医生能代替操作机器,也检查完了,但办公桌的钥匙他带回家了,胸透那一栏除了签字还要盖个长方形的章,章子被锁在办公桌里了。


我又开始绝望了,寇院长说这个没有办法,你只有先回去吧,明天早上我盖上章接着就送给屈主任。


我觉得半信半疑可能性不大,心一直悬着,万一寇院长一早忙于别的事,没有送去,或者送去晚了,招生办送档案的车走了也就无可挽回了。


以我当时的认知能力,认为寇院长帮我这个非亲非故的人,跑接近一上午检查身体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怎么可能还会把体检表亲自帮我送去。


以今天的现实来看,对素未谋面的人一般不会帮忙,有时想帮也不敢帮,老人倒地有的也不敢扶。


如果是熟人,即使要帮忙也须有个前提,具备利益交换的条件,但利益交换往往也不万能。当时寇院长带我跑了一上午体检,我给他敬烟他说我不会抽烟,他没有抽烟的习惯。


听了寇院长的话,我带着一颗悬着的心回到农场等候消息,我基本不抱太大的希望。

                       


大约一个月后农场的的一个连长去蒲麻办事,到邮局取报纸顺便带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证明寇院长没有食言,一定是一大早就把我的体检表送到了县招生办,否则不会有后来的结果。



拿到通知书,我被省城一个工业学校电气专业录取。


当时的自愿我填的是中医,想当医生。不知怎么后来录取到电气类学校,反正能到省城,总比在偏僻山区呆着好。内心里还是异常地兴奋。 

   

那时人群中能考上大学的比例极低,有时一个县,几个乡才能出一名大学生,有些偏僻贫穷的乡村,十年八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只要能考上大学,周围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父母、亲朋都觉得脸上有光,犹如状元及第。


因为能上大学就意味着自此由国家供养,终生生活无忧,彻底摆脱了农门,而且进入了上等人的圈子。


当时有些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家长摆流水席让亲邻吃,学子披红戴花,真有金榜题名的感觉。  


从收到通知书到入校报到还要半个多月,这段时间同事轮流请我吃饭喝酒,穷乡僻壤没有餐馆,都是自己做,兵团农场有牛羊肉,一般都是煮上一锅牛羊肉,一盆土豆、萝卜或白菜,然后就是用碗喝酒,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每天都在醉意朦胧中度过。


这期间最羁绊我的一件事就是办户口,从程序上说,凭录取通知书,当地派出所就可以办理户口转移。由于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政府的办事机构人也少、机构不健全,自然办事就困难重重,有时你大老远的跑去,不是人不在,就是喝醉了办不成事。

    

我办户口转移跑了两次经办人都不在,一百多里的山路,一尺多深的雪,走了十几个小时才到,骑在马上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晚上住在乡村旅店的热炕上,十几个人睡得通炕,烟熏火燎,脚臭汗臭,哪里还睡得着,只是取暖而已,坐到天亮。


派出所的值班告诉我,管户籍的人去县里开会了,要一周才回来,根据我的情况,他建议,既然到学校报道要到县上去坐长途汽车,索性就把行李带到县上,找到那个人在那办户口转移手续,他说他负责和我联系那个人。我很感动,就照他说的办了。

   

 这位户籍警在县招待所开会,我去找了他,他在会议休息的时间给我办了手续,他来之前就把办户籍的手续带在了身上。这个人面相黑瘦,很善良,办手续的时候我给他烟他都不抽。  


 那时去学校所有用品装在一个大木箱里,主要是自己所有的衣物、床上用品。那时经济条件所限,能用的东西都尽量用。现在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那时即便是乡镇干部,去出差、开会学习,都要自己带干粮,下乡检查工作,过夜都要自己带被褥。即使是工厂的采购人员出差,常常也是自己带干粮,节约差旅补助,补贴家用。   


 


 学校在省会兰州。县城到省会兰州近200公里,车费十几元。汽车是三十几座解放牌轿子车。


那时候的汽车全国就一个品牌“解放”,座位是硬座,没有空调。冬季,坐在汽车上,还要穿上厚厚的棉衣。200公里的里程要跑上十几个小时。   

 

到兰州已经是下午,出了站学校已经设置了接待点,接待人员一直带领我们到学校,入住的寝室、床位早已安排好,名字都贴在床上和门口,一切都井井有条。  

  

新的学校生活改变着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十几人同居一室,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吃饭的饭票有班生活委员按月发放,家庭困难的同学每月还会有3到10元不等的助学金,10元钱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那个年代,一个工人的月收入就30元左右。


在校期间,和读书、基本生活相关的开支基本都是免费,诸如书本、住宿、洗澡、看病,每个假期回家往返的交通费也可以报销,初次入校时的车费也同样予以报销。那时读大学基本开销几乎是全免费。那时候从内心感受到国家对我们学子的悉心关爱,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阵阵暖意。


我人生中的又一转折,新的求学生涯就这样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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