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丨"77级"和"78级"：谁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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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丨"77级"和"78级"：谁更聪明？

新三届 2020-02-26

原题

"七七级"和"七八级" :

谁更聪明？

作者：了无是非

原载微信公号陈彩虹

题记：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恢复高考后“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入校四十周年。文章谈及的题目或许是无解的，但这个题目不是没有意义的；给这个题目一个解或许是勉勉强强的，但这个解的意义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一位官至省部级的友人曾经问我，“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谁更聪明？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是“七七级”，他是“七八级”。他“官级”比我高，我“官级”比他低。我对他说，你已经预设了答案，无法回答。

“七七级”智商高，“七八级”情商高。他说。

颇有几分意外。这的确是一个预设的答案，他却没有在谁更聪明上做文章，话题一下子转到“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不同的特点上。不过，凭什么说，“七七级”智商高，“七八级”情商高呢？

这才是真正需要你去回答的问题。他说。原来，他出的是这样一道题目。

这当然算不得是“哥德巴赫猜想”类级的难题，但要全面、客观和准确地讲清楚1978年同年入学的这两届大学生的差别，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友人已经用“智商”和“情商”两个标签，框住了“七七级”和“七八级”的特征，我能找到足够的理由、个案和逻辑，往“智商”和“情商”的筐子里，装入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年考入大学的这两届学生么？

1977年的高考竞争，是极为残酷的，570万人参加考试，仅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为4.9%；1978年的高考，竞争依然十分残酷，630万人参加考试，录取40万人，录取率也只有6.3%。为期十年的文化大浩劫，将1966年到1978年之间毕业的初中、高中生，以及各类社会青年，堆积成了巨大的“知识饥民”。当高考的竞技场打开时，他们如同“饥饿的人扑向面包”（苏联作家高尔基语）一样，涌入考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天然规则，无情地将百分之九十几的考生，挡在了大学校门之外。与此同时，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出现：一年时间内，两次高考；分属两次考入大学的“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在1978年同年入学，相隔只有半年。

“七七级”和“七八级”参加高考的历史和结果是如此地接近，将这两届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来评说，或许更为合情合理。究竟何以为据，分得清两届学生的差异？“智商”、“情商”之说，只是纯粹个人主观的猜想，只是友人比较个别案例的演绎，还是确有某种社会历史生活的逻辑？

看来，这是一个仅次于“哥德巴赫猜想”类级的题目。

“七七级”智商高，可以说无可置疑，大有“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定理的意味。录取分数线的那条杠杠，就是这27.8万人智商的试金石。走进考场，不过十来个小时，考试分数卷起的风云，则是从570万人中挑选并界定了一个新的历史群体——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大学生，“七七级”学生。不论人们从何种视角来评说这届学生，考试分数的客观性、纯粹性和可比性，突显了“七七级”学生的智商高度。在当时智力游戏的星空里，“七七级”学生就是那些最为明亮闪耀的星星。

问题是，当和“七八级”相比时，“七七级”智商高的说法，还能成立吗？

我很有些茫然。茫然的关键，在于我完全不知道如何直接去比较他们之间的智商。

用不同的录取率比吗？“七八级”参加考试的人增加，但招生的人数增加更多，录取率当然增加，“七七级”更低的录取率并不能说明考试更难，当然不能证明这届学生的智商高于“七八级”。

用“七七级”的张三和“七八级”的李四比吗？且不说这种个案比较无法推演出两届学生整体的智商高低，技术上讲，“张三”和“李四”的样本如何选择，样本选择出来又如何确定比较方法，都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提出这样的样本比较，本身就充满了荒谬——仅就考试来说，“七七级”是分省、市、区命题的，考试内容不同，评分标准不一，他们中间谁智商最高，都无法评说，哪里又谈得到他们和“七八级”的学生去比较呢？

智商无法直接比较，“七七级”和“七八级”之间的情商直接比较就更是无从下手了。

在某种意义上讲，茫然是有好处的。它通常让人在不知所措中否定某种选项，同时打开另一扇可供通行的大门。“七七级”和“七八级”之间直接的智商、情商比较走不通，说明友人的这道题目，是不可能有自然科学类确定性结论的。换句话说，“七七级”比“七八级”智商高，或者“七八级”比“七七级”情商高，并非是可以证明的科学命题——茫然帮助我们淘汰了一个思维走向。

鉴于此，这道题目就是一个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哥德巴赫猜想”。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社会科学”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分析，甚至于去求证这个“猜想”，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得出某种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必定是边界模糊的、不完备的，或许得到一些人的认可，也或许得到一些人的反对。一句话，引发争议是这类问题研究的最大特点，但人们不会因为害怕争议而放弃对这类问题的探求。实际上，所谓社会科学类问题的探索，大多会落入到这样的格局里来。

说到这里，我清楚了自己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这就是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角度，努力去证明这个“猜想”。这显然是在做一件颇有争论却可能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从何入手呢？“七七级”历史性地出现，树立起了一个基准。如果能够将“七八级”认知得较为透彻，那么，这两届学生做智商、情商的“比较”，就能得出某种有说服力的结论来。好，那我们就从考察“七八级”这个群体开始。

梳理“七八级”学生的构成，是件令人愉悦又意义重大的事，它让我一步一步地逼近“猜想”最富有价值的核心。围绕参加考试的经历来看，“七八级”学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参加“七七级”高考未能录取“漏网”到“七八级”的。南方的孙同学参加了“七七级”理工科高考，考分不算低，但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明确写上“不服从分配”；因考分未达到“清华大学”录取标准，落榜再参加“七八级”考试；这次“服从分配”，如愿进入本地一所著名学府。东北的马同学，参加“七七级”高考，考分不够但是差距并不太大；在充分总结“处女考”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半年后顺利通过“七八级”考试，成为“七八级”群体中的一员。东部的章同学，“七七级”高考时，尚在高中就读未毕业，尝试性“赶考”未中；“七八级”再参加考试，羽翼已丰，实力增强，一考中的，“七八级”中为数不多的“少年学子”，当数章同学之流了。

第二部分，观望中放弃了“七七级”高考再参加“七八级”考试被录取入学的。1977年恢复高考是惊天动地的教育制度革命。已经适应当时环境，并在体制内有“一官半职”或较好生活条件的青年才俊，犹豫不决。他们或是农村大队、公社的低职位干部，或是城市工厂车间、厂部的小小领导，享有不高却是稳定的经济、政治待遇，面对突如其来的高考，一方面，他们内心充满了矛盾，反复掂量参加考试与既得利益之间的轻重，很难断然絶然地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他们对高考制度的颠覆性变革，尚存疑惑，担心只是偶尔试探性的“插曲”，没准换年又回老套路，过往的经验让他们不轻易相信“历史插曲”的持续性。结果，在来来回回的纠结之中，他们选择了观望，弃“七七级”考试大门而不入。当半年之后“七八级”考试到来时，高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得到完全肯定，他们也就不再犹豫，冲进考场，接受全新的挑战，并成为了最后的取胜者。

第三部分，认清了自己的知识水平，做了半年准备才参加“七八级”考试被录取入学的。高考终究是人生命运的转折性博弈。符合基本条件参加“七七级”高考，但对自己知识欠缺有清醒认识的部分“适考者”，没有选择在“七七级”考场上“自毁信心”地游走一回，而是精心准备了“七八级”的高考。“临渊羡鱼”的平和心境和“退而结网”的务实备战，让这批高考参加者信心更足，在众多考生“望卷兴叹”的窘境里，他们交出的答卷迅速转换成了“七八级”入学的通知书。

可以看到，“七八级”这几部分学生的历史背景和参加考试的过程，表现出与“七七级”学生明显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构造出两届学生在智商、情商方面的某种可比较性。

在高考制度恢复之时，后来成为“七七级”学生的考生绝大多数坚定、果敢又热烈地拥抱了1977年的考试。他们没有“七八级”那样丰富多样的个性，因而很少瞻前顾后；他们也没有“七八级”那种既得的相对优越条件，不存在犹豫不决的理由；他们还没有“七八级”那般内心的复杂盘算，不求四平八稳一考成功。他们只有近似于“一意孤行”的想法，在“分数平等”的神圣规则之下，以天赋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战胜“天然的”分数来赢得上学的机会。一句话，“七七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和个人的得失意识，简单、纯粹而执著。

历史就是这样地有趣，它以自己独有的演进逻辑，通过高考制度的变革，不只是划分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历史的阶段，也不只是划分出了学生的不同年级届别，更是归类出了不同年级届别学生的特征——“七七级”学生是更多关注考试本身的群体，较少去考虑考试之外的事情；“七八级”学生则有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在考试之外的社会身份、所处环境和个人心理承受感觉等诸多方面。“七七级”和“七八级”的这些区别，恰恰是所谓的“情商”所及的范围。

什么是情商？就个人理解来看，情商是一种适应社会生存和生活的特殊能力。它表现为开放的心态，积极的人际关系建构，灵活多元的处事原则等丰富内容，核心就是顺应社会主流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使自我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进而享有宽松的社会生存和生活环境。通俗讲，情商就是一个人最大限度地顺从社会，而不是由着天生性情来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有调整自我、战胜自我、改造自我，有时还必须委屈自我、降低自我的意志、思维和行动。因为不如此，便无以换取外部社会的更多肯定。

当谈论“七七级”和“七八级”之间的情商比较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这两届学生谁更能适应社会，谁更能恰当地处理社会关系，谁又更契合社会的主流生存和生活方式，谁还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从社会表象上看，“七七级”尤为崇尚自我的天然智力优势，而在顾虑并顺应社会生存和生活规则方面，相对弱于“七八级”；“七八级”则更擅长处理社会现实生活类事项，能自如地调整自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七八级”适应社会的能力比“七七级”强，在这个群体从630万考生中“录取”出来时，就埋下了伏笔。他们的“瞻前顾后”，他们的“犹豫不决”，他们的“四平八稳”，和“七七级”的“一意孤行”奔向考场相比，突显了这个群体更为深厚的顺从社会的生存和生活意识。

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七七级”和“七八级”既是这个巨大变化的经历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也是这个巨大变化的受益者、受教者和被造者。无论从前者来看，还是从后者来说，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七七级”和“七八级”整体基本告老退休，完成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智商也好，情商也罢，他们均已定型。按理说，“‘七七级’智商高和‘七八级’情商高”之说，要么得到了证实，要么得到了否定。实际情况则是，我们仍然无法给这个“猜想”交上一份自然科学类的答卷。问题的关键，我们还是找不到这两个群体在“智商”和“情商”方面进行直接比较的基础、标准和方法。

不过，以“社会科学”的眼光来看，四十年前的高考，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将这两届学生标上“七七级”和“七八级”的同时，也鉴别了他们不同的“智商”和“情商”，并隐隐约约地表达了“七七级”的“智商更突出”和“七八级”的“情商更突出”的看法。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历，应当说，赋予这两个群体的使命是共同的，提供的外部环境和可以作为的空间也是共同的，但这两个群体来自四十年前“智商”和“情商”的定位，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前行，就融合到全无差别。即使是今天，一说到“七七级”和“七八级”的学生，人们总是会有这样那样不同的感觉和说法，尽管难以将这种不同说得十分清楚。

由此来看，四十年前“七七级”和“七八级”两届学生的形成，或许具有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根本性”分类定位的作用。也就是说，“七七级”智商高和“七八级”情商高，不过是恢复了的高考制度，将本质上“智商高”和“情商高”的两类性情之人，分别集合成了“七七级”和“七八级”而已。因此，“七七级”智商高也好，“七八级”情商高也罢，它们是根植在这两个群体形成的源头里的，是根植在这两个群体中绝大多数个体内在性情里的。这正如我们挑选某类特殊人才，如挑选飞行员一样，选定了的飞行员群体，一定是具有本源上或底质上的某些共性的。一句话，“七七级”智商高和“七八级”情商高，是本原性的，四十年前已经决定了。随后而来的四十年经历，只是将这种既定的本质演示成鲜活的社会生活故事而已。

现在的问题是，求证“七七级智商高和七八级情商高”这一社会科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有何意义呢？

人类天然就有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我的乐趣与本能，目的或许只是为了认识世界，又或许是为了改造世界。社会生活中的所有现象，人类都会有热情去探求背后的关联、动因和本质等所谓“深层次”的东西。无奈的是，许多生活现象，自然科学类确切、准确和精确的认识和探求，是走不通的，但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又需要认识这些现象，需要某些认识的结论，“七七级”和“七八级”之间智商、情商的比较问题，就属于这样的范围。

在这个视角上，“七七级”和“七八级”智商、情商的差异一说，即便没有令人们普遍接受的自然科学类解释，即便我们给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类的解释，人们大多不以为然，也就是说，人世间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七七级’智商高和‘七八级’情商高”这样事，关于他们智商和情商的比较，只是我们“人为地”贴上去的一种“标签”，然而，这种“标签”依然是具有重大价值的。

这是因为，这种“标签”赋予了“七七级”和“七八级”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告诉我们，智商和情商对于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七七级”这样的智商标签，让人们去追逐；我们也需要有“七八级”这样的情商标签，让人们去效仿。更何况，“七七级”“高智商”的个案和“七八级”“高情商”的个案，都是不难找到的。这个智商、情商比较的话题，并非没有社会生活的基础。我们所做的，或许是将这些个案放大了，或许是缩小了，或夸张地进行了归类，或过分地扩展了结论，但这些都不意味我们的探求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这里，重要的或许不是“‘七七级’智商高和‘七八级’情商高”成不成立，重要的是我们树立起了一个时代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优秀样本。

其实，这篇文章本身也是意味深长的。“七八级”的友人出题，由“七七级”的我来作答——关注社会生活更多的“情商高”者出题，热衷问题研究的“智商高”者作答。这是不是“七七级”和“七八级”智商、情商比较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修改完稿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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