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葛有彦：外语考场两老师监考我一个考生

葛有彦新三届 2020-08-25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葛有彦，1947年生于河南济源北官庄，1963年从济源五中考入郑州一中，1966年支边援藏，风雪高原10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分到河南农业厅，1984年应聘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任学院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1988年到河南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资金项目工作；曾获国家、省级奖多次，参加编写经济类书籍3本，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文学作品、评论数十篇。

原题

我与母校的缘分

——15年终圆人大梦

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缘分，我相信缘分，我与母校是有缘分的。

我与母校的缘分，要从上世纪说起。我是经过了三次高考，从王屋山到青藏高原，再回河南济源，又到首都北京，一直走了15年，才迈进人民大学的校门。一路走来，尽管曲曲折折，终归天随人缘。

我的家乡在豫北农村，初中时写的散文和小说在报纸上变成了铅字，我就开始了文学梦；1963年，郑州一中面向全省招生，我被录取了，那时就有个心愿，上高中就要考大学，爱好文学就要考文科大学，而人民大学是最好的文科大学，我的梦想就是将来报考人民大学。

1973年：拉萨圆梦梦未圆

1966年，我高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民大学停止招生了，我的梦想破灭了，我支边去到西藏军区生产部雪巴农场。

我们的农场分布在工布江达县到林芝县百余公里的区域内，那里有连绵不断的群山，山顶积雪终年不化，山坡上有针叶松、青树、白桦树，还有奔流不息的尼洋河，肥沃的荒原，藏民的帐篷、牦牛和羊群。

西藏的高原风光是美丽的，支边的生活是充满激情的，但又是非常艰苦的，枯燥乏味的。进藏后，我在雪巴农场种过地，在林芝毛纺厂学过车工，还在解放军汽车16团学过电焊、氧气焊，后又在农场修理汽车拖拉机，维修木材加工机械。

1973 年，部分高校通过考试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我们农场没有名额，我想上大学，可没有单位推荐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附近的更张林场去，见到了来西藏招生的咸阳轻工业学院王肇基老师，我给他谈了我想上大学的想法，他对我渴求上学的愿望很理解，很赞赏，但也很无奈。

高招考试在拉萨举行，日期越来越近了，怎么办呢？我想，只有先到拉萨去，才会有希望圆我的大学梦。我向领导请假后，搭乘来我们农场拉木料的汽车去拉萨。

我们连在尼洋河西边，与川藏公路隔河相望，但河上没有桥，汽车要开到渡口的大木船上，渡口的工人像推磨一样，推着一个大绞盘转动，绞盘上的钢丝绳牵引着大船，把汽车送到河东岸，才能驶上川藏公路去拉萨。

我坐了两天的汽车，来到拉萨。早上，在高招办的院子里，我惊喜地看见了王肇基老师，他也看见了我，可能没想到我会来拉萨，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是不是来参加考试的？我说：“我们农场没有名额，但我还是想来拉萨争取一下。”

王老师也许是被我这种执著劲儿感动了，看得出他很喜欢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他给我出主意说：“你们生产建设师有一位乔干事在高招办，师部也许会有机动名额，你可找他谈谈。”王老师带着我找到了生产建设师的乔兴义干事，我向他谈了我的情况，提出能否给我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

乔干事是一个热心肠的现役军人，他可能也没遇到过像我这样没有单位推荐就自己坐车来拉萨的年轻人，看来他也有些感动了，很想帮助我实现这个心愿。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领到了准考证，乔干事说：“你先考考看吧。”考场設在布达拉宫下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我非常珍惜这次参加考试的机会。经过考试，我考了全自治区第二名。

但就在那几天，报纸上宣传“白卷英雄”的文章出来了，考试成绩不再重要了。那一年，我没能进入大学，但我心里一直默默地记住了好心的王老师和乔干事，这两个和我素不相识的热心人。

1977年：高考失利再受挫

1976年，我内调回到河南济源县。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离高考日期已经很近了。

1973 年考大学没有走成，现在又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怀着志在必得的心情，一下班就埋头复习，有时到凌晨两点钟。

那一年，我在济源一中考区参加了高考，而济源一中就在济渎庙古建筑群中，校门口的横匾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校名。

考试结束后，自我感觉还不错。那一年我已30岁，当时河南的政策是大龄考生比适龄考生录取分数线要高出100分，我记得是以25还是26周岁为界。高考成绩公布后，我离大龄考生的分数线还有2 分之差，我一下子懵了，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我不甘心，去到省高招办所在的辉县百泉宾馆，请求查了分数。语文满分100分，我考了85 分，其中语文知识30分，我考了30分，作文70 分，作文题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我考了55分。

语文考的还可以，问题出在一道我自认为没问题的的计算题上。那道题我会做，也做出来了，虽然计算方法正确，但由于粗心大意，没有注意到题后有个括号，可能是为了考生计算方便，要求重力加速度g=10,而我还是按平时g=9.8计算，得出的结果就错了，再加上计算步骤不完整，原来可以得到的分数就失去了。

现实就是如此，还是自己不够沉着、细心，就这样，我以2分之差，又一次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两次高考，我都没能走进大学的校门，也许是我的命里注定与大学无缘吧。当时，我的确很沮丧，但以后想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如果1977 年我那道计算题没有出错，15 分得到了，也可能考上大学，但是我一个30 岁的大龄考生，录取分数线又要高出100 分，那年即使被录取了，我最多也只能上一个一般性大学，这怎能再有1978 年的柳暗花明？怎还会有与母校人大的缘分？怎还能有幸结识这么多人大的同学？

现在看来，1977年没有走成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搭上了那班车，这一生岂不是与母校人大失之交臂？岂不是与人大的同学们无缘相聚？要不怎么说是缘分呢？

1978年：贵人相助梦终圆

1978年7月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大会，校长成仿吾传达了国发【1978】129号文件《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1978 年7月1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停办达八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将在北京原址正式恢复。今年秋季这所学校将招收一批新生。”

那一年，我被县里抽到水利指挥部，在王屋山区天坛山水库工地做宣传报道工作。当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人民大学复校招生的消息时，心里又不平静了，激动的心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欣喜若狂，真想面对群山大声呼喊。报考人民大学，这是我积聚了太久了的希望，渴望了太久了的梦想，今年终于又有盼头了。

工作之余，我更加发愤学习，用心复习功课。有些问题弄不明白，星期天就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走路到十余里之外的王屋高中，找有关老师请教。

在那里，我遇到了教政治的胡老师，他的爱人杨老师教地理。尽管素不相识，一听说我从大山里跑了这么远的路来请教问题，就非常耐心地给我解答。

我记得，杨老师给我解答的问题中，有一道题是我国北方和南方河流气候的差别，结果高考中还真的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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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师给我解答政治问题后，还特别提醒我，现在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可以往这方面多想想，我按照胡老师的话做了些准备，那年高考也用上了，碰巧政治就有一道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题，记得好像是20分。

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位教外语的贾纪昌老师，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我们县里中学只开英语课，他为了给我解答俄语方面的问题，还专程回新乡老家，找来他上大学时用的一本《俄汉大辞典》。

那年夏天，我在水库工程所在地王屋公社考区参加了高考，使我难忘的是最后一门考外语，我是在只有我自己一个考生的考场里考俄语。

当我走进考场坐下来，等铃声响起，监考老师发卷子时，我才发现空落落的大教室里，两个监考老师，只有我一个考生，我感到那气氛确实有点紧张。

原来，当时学校都是学英语，整个王屋考区，只有我一个考生考俄语，其他考生都是考英语，也就按规定专门为我一个人设了一个考场，派了两个监考老师，这也是恢复高考时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吧。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胡老师、杨老师、贾老师的帮助，我那年高考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果，这三位老师就是我人生路上关键时刻遇到的贵人，对于改变我的人生命运起了重要的作用，使我终生难忘。

高考之后半月左右，我生了一场大病，危在旦夕，水库工地的汽车连夜把我送下山，住进县人民医院，一天后县医院让转省医院，又用救护车把我送到郑州。

高考成绩公布时，我还在郑州看病，县里打来电话，说我考了全县第一名，通知我回去体检，因为过分数线的考生就要开始体检、填志愿表了。那一年我不再担心考试成绩了，但一颗心还是悬着，真担心我的身体过不了体检这一关。

当时我的体重只剩下88斤，万一由于身体原因被刷下来，再失去上大学的机会，那真是天绝我矣！经过体检，结果还好，一切正常，真是谢天谢地，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来了。

填志愿表时，我很激动，用颤抖的手在第一志愿栏，填上“中国人民大学”。那一年，人大来河南招生的是葛荣晋老师，后来才知道，他幼年随父母去山西，从山西考到人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原籍也是我们一个村子的。

那一年，我终于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78-1982年：

相聚人大也是缘

按我填报的志愿，我被录取到农业经济系农经管理专业。10 月20日来北京报到入学，我们农经管理专业只有一个班。

我们班的辅导员是解红老师，负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又像是我们同学的一个知心朋友。她工作很认真，一丝不苟，严格地要求我们，用心地引导我们尽快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

我们班的第一任班长是赵荣超，党支部书记是孙明。我们班的同学，来自13 个省市，共有46 人，分成4个组，我是第4组的组长，我们组共有12名同学：赵荣超（辽宁）是我们的老大哥，已经32岁，漆腊应（湖北黄冈）年龄最小才16 岁，是我们的小弟弟，我们组的同学还有北京的蔡昉、杨林、程晓融、黄西谊、刘握忠，南京的徐翔、无锡的范剑平、广东的卜新民、河南的李邓林和我。

本来素不相识的同学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人民大学来，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像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相处非常融洽，愉快地生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常言说：“百年修得同船渡”，也只是短暂的相处在船上，从此岸到对岸就“拜拜”了，而同学们要同窗四年，在一起共同度过美好的大学时代的生活，这种缘分是需要多少个百年才能修来的啊！

而我能够从远离首都的山区小县走进人民大学，融入到农经管理专业这个班集体中，成为46个同学中的一个，这也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从我1963年离开家乡到郑州求学，心里萌生报考人大的想法起，历时15年，经过3次高考，在我31岁时才圆了自己的人大梦。在人民大学停止招生时，我尽管参加过两次高考，也没有走成，1978年复校招生时，我的高考成绩上去了，却又大病一场，险些又要与母校失之交臂，真是坎坎坷坷。

但是，天亦有情，我走来的路上，遇到了许多的好心人、热心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最终还是走进了人民大学的校园，与同学们相聚在一起，这或许是好事多磨吧，也是我与母校、与同学们的缘分。

原载2009年6月《人大校友》

本号转载时作者略有增删，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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