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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 | 崔清明:评职称考外语,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0-0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崔清明,1959年生人,1976年石家庄市第25中学毕业,同年到河北省深县石像大队插队,1978年3月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1982年毕业后在杂志社做编辑,编审。


原题
评职称, 我的艰难之路




作者:崔清明



我是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的。一年不多一年不少,正好和十年“文革”同步。正像我和我女儿开玩笑时说的那样,那十年,我们一年也没耽误,全玩了。

说全玩了,有点夸张,玩笑之谈吧。只是当老人家把我们当成有知识的青年,送到那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才真正知道在这十年里,到底学了多少知识。

我是没学什么正经东西的,汉字都没认识多少,更别说外语了。记得当年有个马振扶事件,对我们影响很大。事件的前因后果我就不多说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应该都不会忘记的。只是事件中受迫害女学生的一首诗,对我们这一代人学习外语所造成的影响之大,倒可以重提一下: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外文,不会ABC,照样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地修反。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还是学了两天外语的,只是不太感兴趣,没有认真学吧。马振扶事件以后,更有了不学外语的理由和理论支持了。所以直到我高中毕业,我的外语水平也就是口语会个:郎来夫柴门帽,顾的顾的斯大地之类的,书写起来ABC还顺溜,往后就稀里糊涂了。

接下来,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用不着外语。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的是美术专业,不考外语。

大学四年,外语只是选修课,学不学不影响毕业,我也没学。

等毕业参加工作后,要评职称了,这原本不屑的外语,却成了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了。而且还是评职称这条艰难的路上,各种门槛中的第一道槛,迈不过去的话,后面就全没戏了。

说说自己是怎样迈过外语考试这道门槛的吧。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先在国企的子弟学校当美术老师,干了没几年,就认为自己是家有五斗粮的主,不愿再当孩子王了。托人找关系,废了不少劲,才在1988年调杂志社做了美术编辑。

来杂志社半年后的一天,我到历史编辑室送校样,看到小田正在准备职称申报材料。一问,原来我们单位的职称评定工作已经开始了。

我来杂志社这半年,只是想着踏实工作,积极表现,给新单位留个好印象。不承想自己却成了个光拉车不看路的主,也没在意,敢情还有评职称这码事呢。我后来一了解,和我同级或78级的很多同事,都已经评了中级或准备评中级了,可我原来的单位还没有开展这项工作,我连个初级职称都没有呢。

看到这种情况,我很眼气也很着急,赶紧找刘总编说明我的情况。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刘总编说你也别着急,抓紧准备成果资料就行。原来,初级职称我们杂志社自己就能评,不用参加院里的评审。到了评职称的日子,刘总编把杂志社的几个学术委员召集了一下,开了个评审会,我的初级职称就算通过,获得了“助理编辑"资格。很幸运,评初级职称不用考外语。

按照评职称的政策规定,评上初级职称,最少五年以后才有资格评中级职称。看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事们,大都评了中极,还有的快要评副高了,不免有些羡慕嫉妒,没办法,还得等五年呀。

一天我去院人事处办事,和负责职称工作的杨副处长闲聊了几句,无意中聊到我一个亲戚,原来他们还是部队的战友呢。不觉中我们的关系有些亲近,就又多聊了几句。当和他说到我的职称情况时,杨副处长无意间说了一句:如果能有五年的编龄,就能破格参加评审了。

有了这政策,咱就得想办法找对策了。我忽然想到,在原来厂子弟学校当美术老师时,和厂里《开拓者》报的几个编辑都很熟。因为报纸没有美编,所以找我帮着设计版式、画插图的,搞了好几年,客观地讲,怎么我也得算个兼职编辑了。做过兼职编辑工作,不就算有编龄了吗。

第二天我又找到杨副处长,把我的情况和想法向他作了咨询。杨副处长说,只要你原来的企业是处以上单位,你能开来证明,就没问题。一听这话我来了情绪,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那是大型国企,当然是处级单位了。开证明也没问题,咱有关系。

以我三十来年的人生经验,什么事都得抓紧办。开证明的事就不能找我认识的那几个普通编辑了,得找他们的一把才行。于是我赶紧找我二姐夫联系此事。我二姐夫是我原来厂一个车间的工段长,厂工会主席原来是他们的车间主任,《开拓者》报就是厂工会办的。还有最主要的,是他俩的关系特铁。

当我二姐夫听明白我的来意,不屑地说:就这点事啊,过两天给你办了。

就这样,我在评上初级职称的第二年,就有了申报中级职称的资格。

这回评中级就得考外语了。前面的条件都具备了,这外语考试的门槛再高,咱也得迈呀。

好在那时职称评定也是刚恢复了没几年,外语考试也就是个形式,还没引起重视,考试都是由本单位或本系统自己组织。我评的是出版系列,要参加省出版局的外语考试,听出版系统的一个同学说,只要参加两次考试前的辅导班,就准能考过。听了他这话,我也没把外语太当回事,抓紧准备自己的申报成果了。

对考试再不重视,考前的两次辅导课是必须参加的。辅导课上,老师给出了几道复习题,还重点讲解了一篇翻译课文的内容。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就是考试要翻译的课文了。下课的时候有人问老师:考试难吗?老师只是问非所答的说了句:回去按我讲的好好复习就行了。听了这话,我暗自窃喜,这回心里有些底儿了。

回来后的几个晚上,我就按老师讲的好好复习。洋码子不认识,汉字咱熟悉,我把要翻译的那篇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还默写了两遍。再看看填空题的单词由那几个字母组成,死记硬背的也能弄个八九不离十,估计应付考试问题不大了。

考试还算顺利,考题的内容都在我的有效射程之内,以我自己的感觉,及格是绰绰有余的。

那年我们单位中级职称的名额较多,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加上我的成果也不少,单位把我的申报材料报到出版局,没什么悬念的评上了“编辑"职称。

三十来岁就评上中级,和单位几个同龄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了。要想评副高,还有五年呢,喘口气,慢慢来吧。

喘口气也只是嘴上说说。我知道自己是笨鸟,不抓紧扑腾就会让别人落下。所以这几年我也没敢怠慢,暗地里使劲儿,创作、发表了不少美术作品,加上一些书籍的封面设计、插图等等,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美术编辑成果。

五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又快到评职称的时候了。

这时的外语考试就已基本正规,由省里统一组织,统一考试了。也有了统一的复习教材,大16开,200多页呢。

我拿到外语考试的复习教材,一看就有点发怵了,光翻译的课文有十大几篇不说,还有不少选择题,这可怎么办呢。好在从那“动乱年代”过来的人,像我这样外语水平的大有人在。家雀跟着夜猫子飞,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办的吧。

要想了解情况,打探虚实,就不能在本单位琢磨了,得上外单位去了解,最好是找音、体、美专业的人,这些专业大部分人的外语水平都和自己一个档次。

先问了我一个在大学当老师的同学,去年刚评的副教授。他的外语水平我了解,不谦虚地说,算了,还是别说人家了。当我找到他说明来意后,他冲我笑了,说办法总比困难多,找个跟你年龄差不多,外语专业的人替考就行了。他看着我惊讶和迷惑的表情,又说:这也没什么难的,到时候把监考老师提前拿下就行。他顿了一下诡秘地说:不过这时候就得吐点血了。我还想再问一些细节,同学不愿意说了,来了句:你打听这么多,想举报我呀?一句玩笑话,把我给搪塞过去了。

我又找我一个亲戚了解情况,他在省体工大队当教练,也是这两年刚评的副高,外语比我强不了多少。我这亲戚说得更简单:背呀,把一本书全背过不就行了。我一听很惊讶,说那么多课文,那么多题,你都背过了呀,那得下多大功夫啊?亲戚听后给我来了一句:你以为呢,我下了三个多月的工夫,一个洋码子不认识,硬是把它拿下了。

看来各庄地道都有各庄地道的高招了,但这些高招都不太适合我。第一招我倒不是怕吐血,主要是找的人多,涉及面广,风险也大,我没那本事也没那胆。第二招是我脑子笨,没那么好的记性。也不完全是记性的事,主要还是懒,怕吃不了那么大的苦。靠谁不如靠自己,还是自己想招吧。

我的招就是打小抄了。这招咱熟悉,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干这活了。

我把复习教材中所有课文的译文,用最小的字抄在最小的卡片上,算下来也有十几张。为了考试时能准确的判断出是哪篇课文,我再把每篇课文中第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按ABC的顺序排例,做了个索引。考试时,按索引就能快速准确地找出是复习资料上的哪篇课文。选择题也是按这个思路去做的。

这办法看起来有些繁琐也有不少风险,但对我这一个单词也不认识的人来说,也只能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考试时,把抄好的小卡片放在卷子底下,用手使劲一压,字就能隐约地显现出来,有了情况,赶紧抬起手来,就看不见字了。不是很精明的监考老师,是不容易发现的。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干这项繁琐的工作时,一位搞美术的朋友来玩,发现了我这套方法,大加赞赏。后来听他说,他评职称考外语时也用的这个方法,而且在他的朋友中广泛推广,很受欢迎。

当我用蚂蚁大小的字抄得眼酸手疼,心里麻烦时,就对这评职称考外语不免怨言。还不光是怨言,更多的是愤慨和不平。评职称嘛,根据每个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成果,孰优孰劣的拉出来一遛,由着你评就是了。挺简单的事,非得给它搞复杂了,把洋鬼子的鸟语搬出来,给自己的同胞使绊子。逼良为娼,搞得人们不整点歪门邪道的就过不了这个坎。

考试时间快到了,我们单位的考生安排在市五中考场。我爱人在中学当过老师,她以前的一个同事就在五中。为了安全起见,我让我爱人去找了她的同事。考试的前一天,我爱人高兴地告诉我,说她的同事已经跟我考场的监老师打了招呼,没问题了。

考试这天我来的比较早,我们考场的主考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老师,看着慈眉善目的样子。我坐在座位上,找机会冲她微笑了一下,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也用微笑作以回报。这回对上号了,心里有了底。

考试开始后,我也就没那么紧张,也不太注意监考老师的行动,没把小卡片放到卷子底下,直接拿出来抄了起来。我正抄得来劲,忽然一下,这主考女老师从后边把我的卡片给抓走了,并当场宣布我有作弊行为,我的试卷作废。

我被这突然出现的情况一下整蒙了,一时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我心想,肯定是我爱人的同事不靠谱,哪个环节出了乱子。一开始就出师不利,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了。

我那时坚守着一条信念,只要不放弃,就可能有希望。我故作冷静地坐了十几分钟,监考老师看我时就假装低头做题。感到考场平静下来,监考老师不太注意我了,才谨慎地拿出小卡片,放到试卷底下,赶紧抄了起来。好在女老师拿走的是选择题部分,无伤大局。这回可不敢肆无忌惮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生怕有个闪失,再让监考老师打个现行。

我做完了翻译课文部分,小声告诉坐在我后面的同事小李,让他帮我一下选择题。考试快结束时,小李趁交卷从我身边经过的机会,给我放了张小纸条。我赶紧趁有人交卷的混乱机会,1C、2A、3D的草草地抄完选择题,急忙交了卷。

交了卷我没敢马上走,想跟女老师套近乎说点好话,让她高抬贵手放我一马。这女老师对我爱搭不理,只顾在那核对整理试卷。突然她发现了问题,忘了收一个考生的准考证了。这下她急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一看机会来了,忙说老师别着急,我帮你把这考生找回来,让他把准考证交给你。女老师一听这话,立马对我改变了态度,急忙把这考生的单位和地址给我,说只要你能把他找回来,你的考卷就不作废了。

我赶紧骑上自行车,到了这考生的单位,七拐八拐地找到了这个考生,让他马上把准考证交了回去。

这场考试,就这么有惊无险地混过去了。事后听我爱人的同事解释说,是考试前学校临时调换了监考老师,才没能帮上我的忙。我心里埋怨说,当时不找你帮忙就好了,我一开始就小心谨慎着,肯定不会出现前面的闪失了。

这年我们杂志社只有一个副高名额,我和小李都够申报资格。我心想,人家小李本来就和我是竞争对手,可他不计个人得失,在外语考试上帮了我,挺够哥们的。我要是再和人家争名额,就显得太不厚道了。于是我貌似仗义地主动放弃了申报。其实也不是我多么的厚道和仗义,因为这年外语考试的考场大多是我单位同事,如果我当年就申报,别再有外语没过的人心里不平衡,暗地里给我使绊子。好在我的外语成绩是管三年的,明年再来吧。

明年复明年,明年困难多。等到第二年评职称的时候,麻烦可就大了。这年我们杂志社没有副高名额,要想申报的话,就得争院里唯一的一个机动名额了。各单位没名额的,加上没在单位争上名额的,共有六个人来争院里的这一个名额。这回就得拿成果说事,硬碰硬地较量了。

我赶紧准备和充实自己的成果,看看哪还有成绩和亮点没被挖掘。前两年我参与了省美术出版社两套丛书的绘画创作,于是我赶紧和这两套丛书美编联系,一问才知道,这两套书都获过奖。一套《画说世界五千年》1993年获国家级的冰心儿童图书奖,1994年获黄河金牛儿童图书一等奖;另一套《小学生画典》1991年也获得了冰心儿童图书奖。听了这消息让我很是兴奋,赶紧去出版社找编辑开具了证明,并把获奖的证书复印了回来。这样一来,加上我发表的论文、美术作品和封面设计等等,就让我的成果分量重多了。

分量重也只是自己的感觉。因为当时还没有成果公示这一规定,别人是什么情况,自己在这六个人中占什么位置还都不清楚,所以心里还是不踏实。后来听说有很多参评人员都已经开始活动了,找院长找评委的很是忙活。看看人家,自己也别傻等着了,于是我也行动了起来。把自己的成果目录复印了几份,认识熟悉的评委就自己拜访,不熟悉的就找历史所老朱帮忙引荐,所有评委都走访了一遍。做完这些,仿佛心里才踏实一些,该做的都做了,成不成的顺其自然吧。

很幸运,这年我通过了评审。

我们杂志社陈总编也是评委。事后听他讲,当时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有的人跟我成果差不多,不分伯仲,只是别人都没什么重大奖项,我那两项国家级奖就很显眼。在评委讨论时,陈总编还把我这两个奖项单独拿出来作了强调,在投票时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我们都是带着名额报出版系统参评的,所以我也很顺利的通过,评上了“副编审”职称。

评上副高,我也就没有什么更高的奢望了。也不是没有奢望,主要是畏惧那外语考试的门槛会越来越高,不是我那点鸡鸣狗盗的雕虫小技能应付得了的。

人没了奢望,也就安生多了。这几年我踏实的工作,该画画的画画,该写文章的写文章,过得倒也自在。

转眼我的副高已经评了五六年了。一天小田来我办公室,很认真地跟我说:小崔,你怎么还不报职称呢?该你评正高了,赶紧准备资料吧。听到他这话,我就含糊着说,我能有戏吗?小田说怎么没戏,这几年院里很多正高退休,空下来不少名额呢,赶紧抓紧吧。等他走后,我心里说,你哪知道我那点外语底子呀。

前面就提到的历史编辑小田,这几年进步很快,如今已经是我们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了。刚才人家跟你的谈话,就是领导关心下级呀,你要是再不把这当回事,就有点不识抬举了。

这时我已到了不惑之年,少了锋芒,看淡了名利,不像前几年评职称那么急赤白脸的了。能评上当然好,评不上也无所谓。

我统计了一下这几年的成果。除了本杂志社的美术编辑成果外,我还在国家级期刊《连环画报》上发表了两套彩色连环画,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其中两篇是核心期刊,有一篇获得院里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再加上不少的图书封面设计,看着也能说得过去。再努努力,争取把这几年创作的美术作品找杂志发表一下,成果就没问题了。接下来就看这麻烦的外语怎么整吧。

我留心打听了一下这几年外语考试情况,可不像以前翻译篇课文、做几道选择题那么简单了。已经完全都是选择题,答案做在答题卡上,只在A、B、C、D小圆圈上涂黑色了。这样一来,你要是不懂洋码子,打小抄都不知道怎么抄。而且实行A、B卷制度,前后左右不是一样的卷,就防着你抄别人的呢。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

好在这时我已经有了平和的心态。不管怎么样,每年评职称外语考试我都积极报名,参与就有希望,车到山前也许就有了路呢。但这回我有了经验,不报英语报日语,因为我们单位很少有人报日语,这样考场上就不会碰到熟人了。

第一年考试,我没像以前那样提前看考场看座位。考试那天,拿了个HB的铅笔,不慌不忙地进了考场。到考场一看我的座位,心想这回没戏了,我被排在了第一排。没办法瞎答吧,看着答题卡上的小圆圈,哪个顺眼就涂哪个,没十分钟我就涂完了。考场纪律是半个小时以后才能交卷,我就又在桌子上趴了会,第一个交了卷。认真答题的考生们看着我潇洒地走出考场,不免有些惊讶。我心想:我不会自然就快了,你们会答的,慢慢答吧。

第二年考试,我一进考场就看到了希望,我的座位排在倒数第二排。等前面左右两个考生进来后,我先后同他们打了个招呼。尤其是左边这个小伙子,岁数比我小几岁,看着挺和善的样子。我说哥们儿,到时候照顾着老哥点,考完了中午请你吃饭。小伙子冲我微笑地点了点头,默许了我的请求。

考试时,这小伙子答完几道题,就把答题卡放到我能看到的地方,再接着做题。我这几年已经有些花眼,近处看不清,远处却正好相反。这小伙子离我一米二左右,答题卡上的小圆圈不远不近,正好聚焦在我的清晰范围之内,想不到这车到山前还真有路了。我按着小伙子答题卡上小圆圈涂黑的顺序,抄到我的卡上,等监考老师走过来时,我就假装看题,老师走了我再接着行动。

在考场上我就想,这设计A、B卷的人智商也不是很高。其实考场上想搞点名堂的人,根本看不到前边的试卷,向后看太明显,也不可能,左右看头扭的太大,容易被发现,还就是前方左右两个位置最容易看到,还不容易被发现。

考试结束后,我和小伙子一块出了考场,在没人的地方,他问我:大哥,怎么样。我说差不多,有个八九不离十吧。小伙子说:那没问题,你肯定能过。当我挽留小伙子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人家却婉言谢绝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小伙子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一天我刚上班,就收到了一家杂志寄来的样刊,我心想应该是我的美术作品发表了。急忙打开一看,果然如此,给我发了一版,共有五六幅画。此时的心情不免有些喜悦,也就在这喜悦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时,单位人事处又打来电话,说我的职称外语合格证下来了,让我有时间取一下。一听这话,就不光是喜悦,更多的是兴奋和激动了。怎么个情况,都说福不双至的,今天怎么老天爷这么开眼呀。

什么事都别高兴的太早了,外语过了,还有计算机考试呢。这几年评职称的门槛越来越高,不光是外语了,又增加了计算机的上机、卷面两场考试。

文章写到这我又有点来气了。也不知道这些制定政策的人是怎么想,评一个职称,和计算机有个屌关系啊,可他非得给你鼓捣出这么多花活来,不把人们折腾熟了不算完。好像不这样做,就显示不出他们的本事一样。

好在我们党和政府有纠正错误的经验和能力,2017年取消了职称评定中的外语和计算机的考试,不把这些考试作为评定职称的必备条件。记得我是在单位吃早饭的时候,从电视里看到这条新闻的,当时我狠狠地咽了口馒头,真是痛快和解气。但过后仔细一想,又为自己打抱不平,早干嘛去了?我们这拨人前赶不上,后赶不上,倒霉的事全让我们赶上了。

扯得远了,还接着说评职称吧!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考计算机的时候正赶上我们国家闹非典,哪也去不了,只能在家老老实实的复习了。计算机的考题都在复习的范围内,我复习的还可以,好歹也算通过了。

2003年,我们国家胜利战胜了非典疫情。也是这一年,我顺利通过了正高职称的评审,获得了“编审”资格。
 

崔清明专列

 崔清明:听我背儿歌,

幼儿园阿姨脸色都变了

生产队的梨,不吃白不吃
考上大学,上天给了我太多惠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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