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舒顺林：纠结半辈子的蹩脚外语，孙儿都不待见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兵团时期的作者

舒顺林，1950年出生。1969年到内蒙古兵团，1977年调内蒙古农管总局编辑室工作。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调到北京，先后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分部和民政部《中国民政》杂志社。正高职称，现居北京。

原题

蹩脚的外语, 心中的纠结

作者：舒顺林

其实我挺喜欢外语的，但是我的外语却很蹩脚，究其原因，固然是自己下苦功不够，但客观上也不是一点原因没有。

我学外语时已是初中。初中开外语，不只是因为当时身处小县城，而全国好像也都那样。那年头小学开外语课的少，几个一线城市或许有，也未必。能在初中学外语还算不错，有的学校因师资或其他原因还无法开外语呢。

我们那会儿学的是俄语，算是主流外语。印象中那些年80%学校学的都是俄语，那是因为解放初期中苏关系特别友好的缘故，反倒学英语的还不是很多，就像现在学主流外语英语的多而学其他语种则很少一样。

记得教我们俄语的是一位姓蔡的老师，他30多岁，大学学历，并无留学经历，说明他们那辈人学的也是俄语。蔡老师平易近人，教学上很热情，也特别有耐心，这一点对初学者来说很重要。

和所有的外语起步一样，他先教我们学字母。俄语有33个字母，不仅比英语字母要多，而且分为10个元音、21个辅音和2个无音字母（ъ,ь）。辅音又分为浊辅音（11个）和清辅音（10个），比较繁琐，加上读音浑厚粗犷，不象英语那样顺畅流利，所以俄语字母不好学，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学生而言更觉费劲。

我们学校与县城一河之隔，属河对岸的郊区，农村学生居多，会说普通话的寥寥无几。字母学习阶段，要求读音准，吐字清，口型正，我们这些农村学生却总也不得其要。尤其是在学字母“P”时，对它的读音就很难掌握。“P”是一个浊辅音，即所谓“大舌音”，读作“埃尔”，模仿摩托车启动“得儿~”的声音。它介于汉语拼音r和l之间，关键是读它时舌头要打个滚儿，这个滚儿就很不好打。正确的放音规则应当是将舌向上卷起，舌尖接近上齿龈，但要留有空隙，开始从胸腔发出气流，冲开舌头、再自动弹回原位，让舌头放松并保持一定的弹性，不可僵硬，同时声带随气流的颤动发出声音，这个音就出来了。

尽管蔡老师一再強调， 在练习时尽量试着让舌尖向后移，不必太使劲，否则会适得其反，但对“P”的读音还是很少有人经老师一点拨就会的，总得练几天乃至一周方得要领。个别人则始终练不会这个读音。所以字母“P”俨然成了学俄语的拦路虎，不少人因一时学不会“P”的读音而对俄语丧失兴趣，抱怨俄语难学。

面对这种状况，蔡老师又总是让同学们树立信心，不必气馁，还一个个地对同学进行辅导，纠正发音，不厌其烦地教我们，挺暖心的。

记得自己在练“P”的读音用时还不算长，大概一周左右就会了，这让我大为窃喜。本来就对外语感兴趣，又能比较快地上道，所以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外语。初一初二一直是外语课代表，作为课代表不仅自信，学习也更为自觉刻苦，每天早上都要到操场上去背单词，兜里总装着个小单词本，没事就拿出来看看，记记。

只可惜初二那年我的外语正渐入佳境时，却突然中断了俄语学习。那是因为那年我们一家由南方迁到内蒙古，而我转入的那所北方中学不知什么原因竟没有开设外语。开始不知道，等上学后知道了又不可能马上再转别的学校，因为我转学时全市各校均已开学10多天，这所中学是求人托关系好不容易才转进来的。这样我不得不暂停外语学习。按说少学一门课对于正处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应该是高兴的事，可对于正在兴头上的我来说，却不免有点小失落。

1965年秋季我由初中考入高中，进的还是一所重点中学，想不到这个学校高中才正式开设外语，而且是俄语，无奈，我只得从头再学俄语。好在有两年的俄语基础，所以在班里，我的俄语学习可以说是毫不费力，俄语课代表自然非我莫属。又是重学，又是课代表，便常常去辅导别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一学年很快过去了，正当我重拾心情准备拉开架势好好去攻读俄语时，“文革”来了，记得第二学期还没完全结课，期末考试都没来得及考，“文革”狂飚就扫荡了所有的课程，老师学生都被一窝蜂似地责令停课去闹革命！好不容易续接上的俄语学习再一次被中断了！

“文革”伊始，学生批斗老师成了主课堂、主战场，除了参与造反的老师外，绝大多数老师都遭受了批斗，外语老师更是首先被冲击。

那时教我们俄语的老师姓段，叫段华，他中等个子，嘴角边长有一颗明显的黑痣，牙齿整齐洁白，尤其是教字母发音时，那口白牙特别显眼，让人生羡！他平时注重仪表，整个人显得干净利落。天气冷了，他头戴一顶咖啡色鸭舌帽，上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是那种皮质上乘的夹克（那年头穿皮衣的不多），脖子上戴一条围脖，配搭起来显得高贵洋气，酷似前苏联电影里的瓦西里！这与他所教的外语也非常地搭。

“文革”的极左可谓登峰造极，人们对会外语的都心存戒心，总爱与敌特或间谍连在一起去想问题。涉“外”色变，心有排斥。亏得段老师出身还好，没什么把柄可抓，平时独善其身，谨小慎微，也没有什么小辫可揪。

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造反派还是从鸡蛋里挑出了骨头，拿他的名字来说事，问他“你为什么取名叫段华？是不是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关系？想里通外国？”问得段老师一个大瞪眼，不知如何作答。

老实巴交的段老师忍气吞声，只得回去慢慢消化。经过一宿的思考，第二天段老师在校园里赫然贴出了一份更名启示：本人郑重声明，将名字“段华”改为“段修”，云云。

段老师本以为这样一来该轮到造反派无话可说，自己也可轻松过关了。但善良的段老师怎么也没想到，新名字更惹怒了造反派，让他们雷霆大发，揪起段老师又是一通弯腰低头的猛斗。因为当地人管追（赶）叫duαn（读音）。这样一来“段修”从读音上讲就是“追修”。追修正主义这还了得，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投敌叛国吗？这不是专和造反派唱反调吗？

批斗之后，不由分说给段老师推了个阴阳头，押回牛棚接着交待、写检查。一向讲究、爱干净的段老师不说被造反派批斗得衣冠不整、斯文扫地，就是对自己名字也不知如何处置为好，改了是罪，不改也是罪，令他左右为难，痛苦不堪。

“大串联”开始后，人们都纷纷去外地串联闹革命了，留守在学校的造反派怎么折磨老师们就不清楚了。反正课是不教了也不上了。“文革”一来，不说外语，所有的课程都被叫停了。

停课闹革命一直持续到1969年的4月。1969年5月学校管你学完没学完，反正3年时间都超过了，便开始对我们这拨学生进行毕业分配：除少数人留城进工厂外，多数被动员上山下乡到农村或去兵团。本人便随学校的一批人去了内蒙兵团。

临走之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自己竟鬼使神差地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带上。可能骨子里还有一点对外语的喜好，是想到乡下利用业余时间学点外语，美好地认为，能掌握一本语录的外语也不错。

殊不知，想法归想法。到了兵团不说每天干活累得贼死，像麦收期间，天不亮4点就起床去地里割麦，天黑了，晚上8、9点才收工回来，哪有功夫学习？

后来我调到团部学校教书，好歹有时间了，却也是因外语搁置的时间太长，忘得也差不多了，加上基础薄，又没人教，手头连本中俄字典也没有，要把俄语捡起来，谈何容易！再说本来社会就轻视学习，后来又冒出了“四人帮”宣扬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和“反潮流小将”黄帅，“读书无用论”一时甚嚣尘上，学外语根本不现实，于是也就干脆放弃了。这本俄文版的语录，还是刚到兵团那会儿，觉得新鲜，倒是翻开看过几眼，后来便束之高阁，让它静静地躺在箱子里再没碰过；再后来随着几次调动，连书都丢了，找不到了，何谈去学！

等我再次从头开始学外语，那已是1978年上大学时候的事了。

上大学时学校所开外语，有英俄两门可供挑选，我则毫不犹豫地选修英语。之所以选英语是基于如下考虑：当时随着拨乱反正、实现四个现代化及改革开放的形势，全国上下兴起了学英语的热潮，什么英语900句、广播英语以及许国璋英语风糜一时，想着与时代接轨，蹭个英语热，另外也是觉得自己的俄语属于入门水平，与其这样不如新学一门英语，于是报名英语班。想法依然挺好。

班里多数人都是英语有基础，只有几个像我一样是零基础的。从“ABCD”开始学，加上年龄偏大(入学时已28岁)，拖家带口，时间精力有限，又有别的课程，外语学习显得十分艰难。好不容易学够两年，英语成绩总算“合格”过关，那还得感念外语老师对我们这批大龄学生的高抬贵手。

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姓陈，他为人宽厚，非常体谅我们，这与其人生经历有点关系。他本是南方广东那边人，之所以来到内蒙，好像与1957年那场运动有关，是支援边疆也好，是被发落也罢，反正年轻时就不远千里来到了内蒙，虽然后来他的问题得到平反，而且用其所长让他到大学来教书，但他思念家乡，归心似箭。听说闹“孔雀东南飞"那会儿，他还是坚持调回到了老家南方。再后来又听说他因胃穿孔还是什么的而去医院看病，只有老伴相陪的他，在老伴去排队挂号（还是交费）时，竟然病故在医院大厅的长椅上。不是绝症却因延误救治而丢命，实在让人叹惋！

自此后，无论何时何地每当提到外语学习，我就会想到陈老师并记起他说过的一句话来。他当年教我们外语时，有同学问有什么方法与捷径，陈老师回答说：“最笨的办法就是最聪明的方法，一个单词背一百遍，这就是捷径。”这句话一直印刻在脑海里，怎么也忘不掉。

大学虽又学了一门外语，但这外语却实在是没学好，也不可能学得好，试想仅两年时间，又是从字母开学，还有那么多主课需要考试，时间上真是分配不开。尽管牢记着陈老师的话，用“笨”方法去学习，可是一个单词读写记100遍，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摆弄！也是因为外语拿不出手，所以念完本科也想考研的，而且相对而论，当时考研条件还比较宽松，却因对外语的硬性要求而不得不作罢。

本以为大学毕业后不考研、不出国再也用不着外语了，没承想后来却因评职称又屡受外语困扰，还是叫人绕不开躲不过。

大学毕业后我从事的是业务工作(自知不是搞行政的料)，这就涉及到评职称的问题。国家规定评职称除业务成果外还必须考外语，“没有参加考试或考试不及格的人员，不能申报评审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即是说，没有外语就不给评职称，业务水平再好也不行。于是乎，为评职称又不得不去捡外语、攻外语。单位为方便员工倒是举办了各类职称外语班，我也就便报了班去学。外语班一般都开在晚上，记得那年冬天的晚上都是在外语班度过的。从家到外语班来回骑车，虽辛苦，还得坚持，为评职称嘛！

人们之所以注重评职称，一是好面子的虚荣心作祟。同等年资、同等学历、同等工作，人家评上了你没评上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可是每次评职称又都有名额限制，不是你想评就能评上的。僧多粥少必起事端。单位同事间因争指标名额而互相攀比、明争暗斗甚至公开撕咬的事也每每上演，以致有人因评不上职称而去跳楼或投河——知识分子把面子看得比性命还重！二是职称与待遇挂钩。一旦评上职称相应的待遇尤其是工资也会随之提升、变动。如中级评上高级工资涨的不止一级，这也是人们看重职称的原因之一。这其中当然也有特立独行者，我所认识的一位大学老师，就拒绝考职称外语，可只因没有外语成绩，尽管他的课讲得很好，科研成果也不少，却一直没评上高级职称，直到退休还只是一位讲师而不是副教授，更不用说教授了，成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范。但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般来说，具有本科学历，初级职称在从事业务工作滿1年后可以直转，只须办理一个相应手续即可，而中级职称须在获得初级职称的基础上工作满5年才具有参评资格，副高、正高也是每满5年一评，这样看来，除去破格，按正常情况，一个本科生从初级拿到正高，起码要拼搏15年及以上。就我而言，上大学时已年近30，大学毕业后从初级到高级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等到评上正高时已是知天命之年，与范进好有一比。

我中级职称评的是编辑，走的是新闻出版系列(当时在高校学报编辑部工作)。评中级职称所要求的外语，因有职称外语班的合格证而得以免试。后来我又从内蒙古调到北京去工作。北京市对外地评定的职称(包括行政职务)则一概不认，都要推倒重来，经重新审核认定后才给补发一个北京市的职称证书，好在重审时并未要求再考外语，还算关照。

等到评副高职称时，上面对职称外语有所变通，如北京市和新闻出版署就曾下文：“对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研究、古籍整理、古代汉语、中医编辑和图书资料的人员，可在外语或古代汉语中任选一门参加考试。”这个结合实际而作出的变通是对外语不好、古汉语尚可的业务人员的最大解救！据此，我们可以不考外语而改考古汉语了。至于评职称时除外语外还要对业务进行考量，诸如工作年限，工作量，业绩，代表作等等，那都不是问题。所以我的副高职称是送到全国期刊界最高级别的《求是》杂志社去评定的，而正高职称是由全国社科领域最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评定的。

当年北京市职称办和新闻出版署关于职称外语的文件

评正高职称时，因考外语改考古代汉语，我们单位的好几个人都报名去参加了由北京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专为评职称而举办的古汉语学习辅导班。职改办对职称外语等级考试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明确规定：外语考试设英、日、俄、德、法、西班牙语6个语种，每个语种分为A、B、C三个等级；而古汉语和医古文考试按照工作年份和申报的职务则分为A、B、C、D四个等级（即1977年前参加工作，申报中级的为A级、申报高级的为B级；1978年以后参加工作，申报中级的为C级、申报高级的为D级）。古汉语的考试及成绩虽分为四个等级而辅导课却都在同一个班里进行。辅导与考试均以王力《古代汉语》为课本，只是试卷不同而已。

安排教我们古汉语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姓冯的教授，人长得帅气，课讲得精妙，一篇古文《触龙（詟）说赵太后》就被他讲活了。在那篇短小的古文里，他抓住“必唾其面”“盛气”“色少解”、“笑”“敬诺”“然”“无有”“诺，恣君之所使之”几个关键的字、词、句，把赵太后由拒谏到纳谏的转变过程讲得微妙传神，栩栩如生。“入而徐趋”，一个“徐”字把左师触龙（旧作触詟）年迈病足不能疾走颤巍巍的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出来，令人叫绝。《战国策》的原文固然绘声绘色，冯教授的讲解也确实出彩。虽是为对付评职称的应试学习，却因教授的悉心讲授而收效颇丰。一学期的辅导竟让我们精学了40多篇文选、聆听了“古汉语通论”18讲、掌握了400多个古常用词（字、句），可谓内容丰富、生动、实用。所以辅导班后，我们经北京市的古汉语统考，都毫无悬念地拿到了外语(古汉语)合格证书。合格证两年有效，没想到当年就顺利地评上了相应职称，没有浪费期限，甚为宽慰。

古汉语辅导班的听课证与准考证

自那年评上正高职称后，作为敲门砖的外语自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去触摸它了，就是古汉语也是为欣赏而去翻看它，亦不再去系统地啃读它了。这是事实，也是常人之心态。

外语（古汉语）考试合格证书

不想后来发生的两件小事，却又与外语相关涉，让人哭笑不得。

一是组团去香港的事。那年某协会组团去香港考察，承办方分配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这本是好事，可那么多人面对一个名额，让谁去不让谁去便成了难题。

作为单位负责人，我去无可厚非，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但是最终承办方却点名让我手下的一位女同事去了，对此，大家也挺纳闷（一般情况是承办方下达指标让各单位自己去推选）。我虽然嘴上没说，心里也多少有些别扭。对这个点名带帽指标，协会打圆场作出的解释是，我的“外语不过硬”。这让人无言以对。

可在紧接着的第二批去香港的组团名单中又居然有我，而第一批与第二批相隔的时间仅仅几个月！几个月中我并未专门去攻外语，外语不过硬的我怎么又可以去香港了呢？有点意思！

后来才得知，是因为我单位的那位女同事与协会负责组团的同志关系非同一般，她想第一批去，又怕推选不上，为堵人嘴，便用外语来说事，真是煞费苦心。其实后来随着人们出国（境）如出差般随意，不说去香港就是去英美也无需外语，出国（境）也不是争抢着去而是挑选着去了，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第二件事则是辅导小孙子学习的事。

退休后万事皆空，本该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却又因外语而心生不悦。

现在的孩子从小学2年级就开始学外语了。小孙子的英语辅导本由儿媳负责的，那天只因儿媳有事，我便自告奋勇去辅导。自以为大学毕业辅导一下小学生应该没问题，其实不然。

那天我刚给孩子读了一个单词，就让孩子怼了回来，小孙子说：“爷爷，您读的不对！老师不是这么读的！”弄得我立马打住，不敢往下教了，生怕把老师正确的读音给孩子带到沟里去，便赶紧说：“那我先不辅导你的外语了，还是等你妈来教你吧！”

从那以后，我再没敢去辅导孩子的功课，只是干些为孩子削削铅笔、买买书籍和文具之类的活儿。想不到我那南方口音的蹩脚外语连小学生都应对不了，真够悲催的！不过也是，不说现在小学生的外语咱们辅导不了，就连变数忒大的语文、算术也无法辅导了，不信你试试。

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造成我们人生曲折、学业受挫中断，尤其是外语，要么没学，要么夹生，畸形外语成为那一代人的特色与现状；可对有些人和某些职业来说，外语又不可或缺，于是便发生了碰撞，出现了尴尬。

唉，外语啊外语，我那时断时续、高低不就、爱恨情仇的外语，连退休了都不让人安生！

舒顺林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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