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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舒顺林：挨饿吃不饱的兵团战备连往事
舒顺林，1950年出生。1969年到内蒙古兵团，1977年调内蒙古农管总局编辑室工作。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调到北京，先后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分部和民政部《中国民政》杂志社。正高职称，现居北京。
原题
战备连希望的破灭
印象中的7连
我们呼和浩特市一中的学生都是1969年5月8号到的兵团，被分到15团7连的，记得有曹明菊、王萼、郭六智、李振、李晓惠、吴智慧、陈雪萍等。我当时被分在2排6班，班长是个复员老兵，叫刘永顺，班里其他成员则是一水儿的知青，有5位北京的，分别是伯万钊、马忠瑞、马武、王廷义、张来顺；有2位天津的，即解滨滨和赵儒；再就是我和吴智慧两个呼市的——从那天起，我们便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旅。
来之前，听说7连是个新组建的战备连，能分到战备连，心里还挺高兴的。到连队以后，在连部还真看见有几挺步枪在枪架上杵立着，也就对战备连到时会给每人发一支枪确信无疑，所以刘班长要求我们象正规部队一样整理内务，让我们把书包挂在墙上，高矮一般齐；牙缸排成“一条线”，牙刷把的朝向要一致；被子要叠得四棱八角，跟豆腐块似的，铺上不能放杂物；箱子全部摞在一起，方方正正，再用塑料布盖上，星期天上午才是“开箱子时间”。虽然这些觉得苛刻有点烦，但还是坚持照学照做。因为学习解放军嘛！
我们5月到兵团时，珍宝岛事件刚发生不久，每天夜里连队都要安排人站岗放哨，虽然从热被窝里提溜起来有些不情愿，但一想到这是战备连的基本要求，也就心里释然而不去计较。
为争当战备连而练。刘振提供
据说战备连人不在多，得少而精，所以当时其他连队都是300多人，甚至4、500人，而7连才100多、不足200人；相对而言，7连的地盘小，土地也少，至于农活嘛，5、6月份我们赶上的正是夏锄。
记得当时管生产的是副连长张文海，他是一位原场干部，人挺精干，对农活也很在行。在锄地动员时张副连长再三叮嘱我们：千万别伤苗！不会干不要紧，但不能偷懒倒拉锄。“锄板响，庄稼长”、“麦锄三遍面满斗”、“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这类富有哲理的农谚就是从他那儿听到的。只是随着农活的增多，渐渐地，在铁锹与锄头的交织声中，“战备连”的呼声越来越微弱，人们顾不上议论也懒得搭理，战备连不战备连，都已无所谓，面对现实，听之任之。
我们这个班在7连没呆多长时间，大概在6、7月间的某一天就被整建制地抽到师部架线队去了。师部架线队是由3个团各抽一个班而组成的临时单位，是为兵团刚组建需要架电话线而成立的。我们在架线队奋战了几个月，等完成了任务，全班又全须全尾地回到了7连。
回连不久，就赶上班排调整，架线队的人都七零八落打散到各班去了，只有我和解滨滨分在了同一个班，即1排4班，班长是郭六智，成员有赵旭东、纪颖博、李长茂、刘启健、杨小丙、曹伟、王同生、武展云、刘玉山等。
调整后的1排座落在7连的西北角，排里的4个班依次从东往西排列，我们4班自然排在顶西头。新排房坐北朝南，我们4班山墙边的一条土马路直通二支渠，从二支渠顺着大路往南便是团部。山墙往西是一片菜地，穿过菜地是连队的厕所。新排房南北跨度比较大。一进门，正对的是北墙，左右是两盘大炕。大炕从窗台下一直延伸到后墙，它跨越了房屋的5道横梁，又称担梁大炕。一盘大炕可睡7、8个人。睡觉时一律头向外、脚朝里。东西两边墙上各有一排货架，供放行李杂物用。要是班里学习或开班会，大家都坐在炕沿边上，东西两排人面面相对。房间中间是一个大炉子，供冬天取暖、烤火、烧水用。北墙中间开有两个窗户，窗户下面的地上摆放着大伙儿的箱子之类的家具。
我们从师部架线队回来好像是10月份以后了，没过多久，天就转冷了。内蒙的冬日北风怒号，天寒地冻，地里没什么庄稼活，可干的农活也就是积肥和打场，但闲冬地闲人不闲，这期间，连里就会安排一些如开“讲用会”、办“学习班”、年终总结、整党等政治活动，满满的安排就是“让你除了想着生产和政治，没精力去想别的”——领导真够精明的。
拔河比赛。刘振提供
在7连的时间虽不长，却经历了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7连东边有一片河头地，那片地因有乌加河的浇灌、滋润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引来不少野兔、地鼠出没其中。
记得那天吃过午饭，天气晴好，本是午休时间，连里却吹起了集合哨，等人到齐了，连长李方萼招呼大家每人拿一把锹，然后带领大家向河头地进发，半天是去逮兔子。
到了河头地，眼见一只野兔钻进了一片地的地洞里，连长便让大伙儿赶紧散开，在地块的四周围成一个大的包围圈，然后逐渐收缩包围圈，向兔子的地洞处集中，而且一边走动，一边挥舞着铁锹呐喊，象冲锋打包围一样。钻进地洞被人们的脚步声、呐喊声所惊吓的兔子被迫从洞里爬出来，又暴露在众目睽睽下，再次看见兔子的人们情绪更加兴奋，呐喊声更欢：“在那儿！”“在这儿！” “抓住它！”“ 快！”“抓住它！”，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只见兔子一会儿从这个人的脚下窜过，一会儿又从那个人的身后跑去，惶恐地到处乱窜，被人们追到那儿、赶到这儿，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又象滑溜的泥鳅，钻来滑去。
最后惊慌的兔子径直跑到了我的跟前。不知是兔子预先做足了功课，打听到了我的仁慈，专门奔我而来，还是慌不择路、孤注一掷只顾逃命，反正我这儿成了它的最后一道救命坎儿。只见那只浅灰色兔子挺肥硕，有4、5斤重，一尺多长，眼睛大而亮，前腿伸，后腿蹬，正作奔跑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对于连鸡都不曾捉过的我不知所措，只管“啊、啊”地嘴里喊着这些惊叹词，光顾举着铁锹在半空中一个劲儿地摇晃比划，而不知道拿手中的铁锹拍打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犹豫的一刹那，野兔“哧溜”一下从我这个最后的关隘突围出去，落荒而逃窜向远处了。
这时只见连长急匆匆地跑过来对我说：“怎么不拿锹拍呀！”、“多好的机会！” 、“唉！”我站在那儿，象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任凭连长数落。“撤吧！”连长无奈地向大家发出了撤退的口令。就这样，全连人兴冲冲而来，却空手扫兴而归。连长一场志在必得的美兔宴只因我的心慈手软而被搅黄了，泡汤了，弄得我本人也怪不落忍、挺别扭的。
我所在的班后来从7连换防到了9连，河头地逮兔子的事，本该翻篇隔过了，但是山不转路转，世间的好多事就是这样天意弄人，这逮兔之事竟然在3年以后的某一天又被重新提起。事情就这么巧：后来7连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实弹演习出了状况。在那次实弹演习中，一名女知青因为失手，把拉了弦的手榴弹投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眼看危险要发生，此时李方萼连长奋勇上前，舍身去掩护那位女战士，自己最终被实弹炸伤。
连长危险时刻挺身救人自然立功受奖，后来还升任团副参谋长。我则于72年初调到团部学校去当老师，我带班所教的学生中就有李方萼的儿子李登勇。一次家访，我与家长李方萼又得以相见。在交谈完孩子的学习成长事宜后，闲聊中又说起在7连逮兔子的事，我当然记得，他居然也没忘，他继续接着7连的话题揶揄我说，你太心慈手软了，不适合带兵打仗，只配教书育人。我唯唯点头，不知如何作答，尴尬的我这时直想钻地缝。
按《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一书的记载，兵团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45斤粮食、4两油、1斤肉，伙食费为15.6元（一、二类地区）或13.5元（三至五类地区）。按规定吃供应粮的，每个月有30％至40％的细粮。也就是说我们每天1.5斤粮食中应有6两细粮（白面、大米）、9两粗粮（玉米、高粱、白薯等）。其实这些规定只是口头的、纸面上的。真正吃到我们嘴里的，却不是这个数。比如说一年中我们也吃不上1斤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点荤腥，一月1斤肉说说而已。所谓的细粮也都是“90粉”（100斤小麦出90斤面），大米根本见不到。
记得刚到7连时虽然吃的细粮少粗粮多，甚至糜子米饭里还能吃出老鼠屎来，但还能吃饱。夏秋天气好，全连以班为单位围成一圈，蹲在食堂外的大棚子里吃饭，中间一脸盆菜，有时外加一盆汤，各自端着饭碗从盆里夾菜或盛汤。糜子米饭或馒头集中放在几个大簸箩里，随便拿，随便盛。
好像从69年下半年起就开始限量了。冬天没有什么农活，为省粮食，严控食量：早上一个馒头（或窝头）、一两粥，中午和晚上两个窝头一勺菜。遵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的指示，后来干脆一天就两顿饭。“每顿拳头大的两个红薯面窝头，一碗菜汤，上午没吃饱，挨到晚饭照样吃不饱”。
当时知青正是长身体、特能吃的年龄，连女生都喊饿，男生可想而知。为让大伙吃饱，“连领导和炊事班想办法给大家煮土豆、胡萝卜来充饥，每次拿大瓢给各班加一瓢食物。回到班里一人能分到半勺。战士们还不饱就再等着加餐……”炊事班的女生看到男知青乞求的眼光直心酸。又馋又饿的人们，为填饱肚子绞尽脑汁、逼出了各种招数。开始是用每月5元的津贴到连队小卖部买饼干或午餐肉罐头，或是让家里寄吃的，后来有人就用垦服（兵团服）和胶鞋去附近农村，与老乡换鸡蛋、换猪肉、换白面、换胡麻油等。
记得那次我们4班人凑了几件垦服就从钢铁圪疸老乡那里换回了10斤麦粒。我们将麦粒倒到铁桶里，兑上水，然后架在火炉上煮。煮熟的麦粒发胀发胖，圆润饱满，粒粒油亮，煞是诱人。这时候有人就把自己买的白糖贡献出来撒进去，用筷子搅拌，顿时麦香扑鼻，沁入心脾，人们依次拿着饭碗、饭盒、饭盆各种家什，用小饭勺一勺勺地从桶里往自我的碗里㧟（Kuai），端起碗或盆顾不得许多，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后来实在无衣物可换了，班长郭六智就带着我们去渠沟里凿冰掏鱼。入夜，等其他班的战友都躺下了，我们跟着郭六智便开始行动。有的拿镐、有的扛锹、有的提着马灯，去到灌渠，在渠闸处用镐凿开冰，再用锹将刨出的冰铲到远处，等凿开一个窟窿破冰见水时，则用马灯对着冰窟窿照亮，人盯着水面静静地等，不一会儿水里的鱼被灯光所吸引，为奔亮寻氧，纷纷向窟窿眼儿处游了过来。
一窝儿鱼叫人满心欢喜，我们急忙用盆往外舀鱼，然后倒进水桶里，没想到开始鱼游过来的是小鱼，等我们捞起不少小鱼又游过来一拨大鱼，这时我们干脆又把已经装进桶里的小鱼倒掉换装大鱼，在那滴水成冰的冬夜，活蹦乱跳的鱼刚装进桶里马上就冻僵了，只是还冻得不够瓷实，我们就把桶倒过来往下扣，这才倒掉桶里的小鱼，放进现捞的大鱼，等把盆、桶装满，实在没地可装了，我们便端着盆、抬着桶往回返。
回到班里，先抽颗烟小歇一会儿，然后趁热打铁开始用镰刀或小刀收拾刚弄来的鱼。开膛破肚稍作清洗，就整条整条地把它们放进大铁桶里，加上水，架在炉火上煮，那叫真正的水煮鱼——只有鱼和水。等把鱼煮熟了，只需放进一把从食堂要来的大粒盐，没有油，更无葱、姜、花椒、辣椒等佐料，也无须这些调料加入，就是一顿上好的美味，一次真正的解馋，一次饕餮大餐。那些鱼我们一顿竟没吃完，剩下的便把它放在炉子上烤成鱼干，待日后再慢慢去享用。
纪颖博说，那天他和李长茂吃过晚饭却觉得跟没吃似的，后来实在饿得不行，便到炊事班去找好友山顺宝弄点吃的。到食堂一看，人还不少，和山顺宝无法单独说话，但这并不妨碍哥儿们之间的意思表达，只需几个简单的手势和眼神交流，就能彼此搞定。等纪颖博、李长茂回到班里不久，山顺宝就赶了过来，他俩被叫出门外刚站定，只见山顺宝撩开棉大衣，从胸前拿出一个大纸包，纸包里竟装着6张大饼！接过烙饼的哥儿俩一摸，好家伙，还热着呢。于是连客气话都顾不上说，当着山哥的面就开吃，幸亏是黑天，不然那饿相、那吃相定会把人看呆吓傻。
至于有的男生饿急了，拿根又粗又长的铁丝去食堂钩扎几个馒头吃，那都是常事。就连回民兄弟面对用垦服从老乡那儿换来的猪肉也顾不上忌口，抢着去吃，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真香”、“真好吃！”诚如《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啊！
所谓千肠百肚，要说挨饿，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旳窘态，各有各的版本，就是编成10套《一千零一夜》，也怕是讲不完、道不尽。
内蒙兵团实行的是供给制。吃、住、穿都由国家提供。比如，就被服而言，3年发一次的就有：光面挂色的羊皮大衣1件(牧区），棉军衣1套，棉被1床，棉褥1条，褥单1条，长衬裤1条，皮帽1顶，棉胶鞋或毛皮鞋1双等。1年一次发给的有：单军衣1套，衬衣1件，裤衩1条，单军帽1顶，布袜1双，尼龙底袜1双，布鞋1双，胶鞋1双，毛巾2条，背心1件等。兵团还像正规部队一样给发津贴，津贴的标准是第1年每人每月5元，第2年每月6元，第3年每月7元。不仅吃、住、穿不愁，还有小钱花，当时觉得挺美的。
那年月，家里条件好的临来兵团时父母还给带点钱，条件一般或不怎么样的，每月就靠5元津贴作为零花钱。女知青的津贴多有节余，男知青尤其是抽烟的男生，那点津贴根本不够用，基本上是月月光。往往是津贴刚到手，过几天就没了。少数不抽烟节俭仔细之人，除去买牙膏、肥皂外，倒是也略有节余，但节余的钱绝对不多，能有块儿八毛就相当不错。至于余钱存放的地方无非是炕头、炕尾的席子下面或是自己的箱子里，装在兜里、揣在身上的很少。
一个班十几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吃、住、行，学习、活动都寸步不离，围绕着20几平米的地方，自然毫无隐秘可言，谁有钱，谁没钱，谁钱多，谁钱少，每个人的钱都存在什么地方，门儿清！
一天，班里突然有人说“丢钱了”，失主将此事告诉了班长郭六智，希望班长能主持正义，将被丢的10多块钱追回来。在今天看来这10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就是再多点，丢了也就丢了，没必要去追究。可那时的兵团战士靠节余津贴攒的钱，10几块得攒一年半载，煞费苦心，并非易事。要知道，那会儿一块全钢上海牌手表才120元！既然有人提出了，班长就得当回事去处理。郭六智先找到我，与我商量，我俩初步合计了一个方案。
接下来，班长召开班务会，先是在全班范围内不点名地说事，敲山震虎，希望怀疑对象主动交出来，而且强调主动交出和追查出来的处理结果是不一样的。会后班长又逐个找人谈话，当然每个人的谈话内容与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他与失主谈话，主要是进一步核对丢失的具体地点、时间与细节；与局外人谈话除了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求助，是协助提供线索，共同分析疑点。
一轮谈话下来，结合内容分析，范围缩小了，目标大致锁定。在此前提下，又召开了第二次班务会，通报情况。会后不怒自威的郭班长单刀直入地找嫌疑人谈话，谈话采用攻心术，先晓之以理，言之利害，然后恩威并用。这样步步紧逼，迫使对方欲掖不能，欲藏不得，自认倒霉并将没来得及花的钱如数交了出来。
这件事由于追查及时，方法得当，工作细致深入，且攻心为上，从而获得妥善处理。事情只在本班发生，就在本班消化，没有张扬到外班。就是在本班，自始至终谁丢了钱，谁拿了钱，局外人也一概不知。不露声色，快斩乱麻，可以说给少不更事的当事人留足了面子。郭六智的能力与水平已见端倪。
冬天农闲虽没有什么农活，但也不会让人休息放假。去兵团不到一年也不让你回家探亲，对此我们挺羡慕插队知青的，他们一到农闲就可以回家“猫冬”。
兵团组建初期，正值文革后期，政治气氛还很浓，各种运动也不少，政治学习任务仍然不轻。这种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开展的政治运动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不得缺席。1969年冬季正赶上全军自上而下的整党运动，当年内蒙兵团隶属于北京军区，整党运动自然按照部队的统一部署开展，毫不例外。
整党本来是党内的事，但为了体现党的优良作风，体现党的民主，体现党与群众如鱼似水的密切关系，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发动群众给党组织和党员提意见，以利改进。可那年7连的整党运动就在提意见这一环节上惹出了大祸。
问题出在提意见阶段，问题又出在了双方都太过认真上。被提意见者认真让提，提意见者认真给提。双方的认真酿就了事件的必然。为提意见，连里开了几次会。诚心让提的领导认为群众理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诚心真提的群众则认为领导应该具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姿态。于是乎，双方引发了冲突与交火。提意见的代表格外认真，他们开动脑筋、仔细思考，搜肠刮肚，想尽量提得多点、提得全点，做到无遗漏。
意见涉及的内容有：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简单粗暴、军阀作风还是深入细致、温和耐心；关心体贴群众还是对群众不闻不问；工作有计划有安排还是随意盲目、临时起意等等。不难看出，这些意见不光在7连，就是在其他连，都是普遍存在的通病，只不过多数人对此见怪不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而7连的提意见者却偏要较真儿，他们不仅将这些普遍的意见进行收集汇总，还进行条理化梳理，再由笔杆子列出提纲并形成发言稿，拿到会上去宣读。经加工的发言稿文通字顺，结合发言人情绪饱满，效果自然不同凡响。发言稿摆问题，举事实，有分析。分析说不上鞭辟入里，深刻透彻，却也抓住重点，击中痛处，所以群众听了直呼过瘾，为之叫好。
领导开始还能忍着，后来便有些脸上挂不住、浑身不自在了。几轮意见会下来，领导面对知青代表的言之凿凿和言无不尽，便认定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是对领导的攻击，属于反党言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向上级党委汇报求救，团里便派出工作组就事件展开调查。调查的细节与过程人们不清楚；领导对群众意见的态度是什么人们也不清楚；针对群众意见，党支部最终的整改措施是什么人们更不清楚。人们只清楚地看到了提意见人员中有3人遭受了处分一一1人严重警告、1人留团察看、1人行政记过。
值得思考的是，古时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子产尚能做到“不毁乡校”，把乡校(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游乐、议政之地)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政事的反馈信息的场所，根据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而我们基层的某些党员干部，却文过饰非，明明让人提意见，等群众真给提了又不能正视，甚至打压对方，实在令人费解。
这受处分的3人中就有我们的班长郭六智。郭六智是呼市知青，我俩一个学校，但不同班级，在校时并不熟悉，只是同一天同一批由呼市一中到的兵团。他长脸瘦高个，戴一幅眼镜。喜欢拉二胡，下围棋，还爱打篮球。他抽烟很凶，烟瘾很大，属烟鬼级别。没纸烟时抽过喇叭筒（自己用纸将烟丝或烟末卷成喇叭一样的纸烟）。他背稍有点弯，走起路来经常两手背后，低头专心迈步，好象总是在思考着什么。平时话不多，很严肃，很少有笑脸，给人以一种威严的感觉。人聪明，记性好，能力强，所以在男排中他是第一个被提拔的知青班长（其他班长都是由复员老兵担任），因和我都是高中生，又是呼市的，还是一个学校，所以他对我比较尊重，也颇客气，班里的很多事他都跟我商量，包括个人方面的私事也愿意和我交流看法，互不隐讳。
也因为这种同学兼战友、室友的关系，使我对郭六智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以致他提意见和被挨处分，在我看来，都是应有之事。不是他爱出风头爱提意见，恰恰相反，平时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是因为他有头脑，爱思考，善观察，所以给党支部提意见非他莫属。别看郭六智表面挺严肃，其实他挺贪玩的。平时有事没事，他总爱和几个志趣相同的人聚在一起，或打球，或下棋，或拉琴；或抽烟，或摆龙门阵（多在连里的马号班）。整党期间，他们在侃大山的同时，也就商量着给党支部提意见的事。这便是他们发言稿出笼的经过。因为他人缘好，善交友，尤其爱和有思想、有见地的人结识，所以他和挚友的交心便被认定为是自由主义的小宗派、小团伙行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充其量，他们的提意见不过是几位秀才凭借一腔热血的参政议政，不能算作“秀才造反”。要说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纯属上纲上线，是为杀鸡给猴看，不然其他连队的整党局势断难把控。当然了，郭六智等人确实对7连领导的老虎屁股狠摸了一把，捅了马蜂窝，这是真的；恼羞成怒的领导也对他们进行了无情“修理”，除纪律处分外，还“展开大批判，隔离审查，写认识，做检讨，进行开会帮助”等等，这也是真的；作为小头目的郭六智不仅挨了处分，被罢班长，还被罚到铁匠坊去接受“锻打”，更是真真切切。
至于后来郭六智逆境反转，从15团跌倒，却从15团被推荐去外地上大学；学成归来后到内蒙古电视机厂研创“小天鹅”彩色电视机这个叫响内蒙古的品牌机；再往后他又被浙江的一位大老板看中，被聘去搞技术，以致在为科技闯关夺隘的岗位上英年早逝等等，那都是我离开7连以后的事了。
7连的整党最后以处理了几个人和接下来的人员分流而宣告结束。整党以后的7连，虽说是新建的小连队，却莫名其妙地将人员分流出去：一个排被分到9连，另一个班排被分到了2连。还有分到4连和8连的，这种掺沙子的做法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分流后7连人员锐减，变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整党没有整出新气象、新干劲，反而把人整散了、整丢了。与此同时，战备连的希望也被彻底击破了——“零落成泥碾作尘”、一地鸡毛随风去！
1970年初，我们4班除郭六智外都转战到了9连，新的一页开启了。
（我在7连呆的时间不长，本无资格书写7连的人与事，这里抒发的不过是自我的心里感受而已，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50年后重返7连。刘振提供
2020年5月完稿
2021年9月14日修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