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1966年初二学生，1968年到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插队，其间有两年转回老家务农。1976年“病退”回北京，之后做过各种杂工直至下岗。
作者：刘元
1972年刘元回老家插队前，姐妹在京合影，左起克阳、海鸥、刘元
贫穷笼罩
1972年，我得到消息老家边上的淮北煤矿要大批招工，我怀着当个“矿上人”的希望，从插队的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转回老家安徽濉溪县临涣镇，先干农活，等待招工。以前在家的生活衣食无忧。我们姐妹个个吃得体壮膘肥。内蒙古莫旗土沃粮丰的那地场儿，玉米大豆小米土豆“可劲儿造”，那里是人穷肚不穷。在临涣我才结结实实知道了啥叫穷。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除了软床子（没有木板的床，是用粗棉绳纵横交错绑在床框的四周当床板）和一堆辨不清是什么颜色的铺陈外，什么像样点的家私也没有，用家徒四壁形容一点不夸张。大人穿得再破烂还能遮体，而小孩子大三伏天的大都穿小破棉袄下身光屁股满街跑。因为老百姓粮食不够吃，所以就大面积地种植红芋（白薯）。红芋产量高，每户能多分点充当粮食填肚子。爸爸说他小时候吃的主食也是红芋。五十年过去了，红芋仍然是这里老百姓的当家饭，还有顺口溜“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白薯，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在粮店买一大堆，不是用来当主食的，而是调剂口味的零食。三年困难时期，妈妈机关食堂做纯白薯面的卷子，黑得像非洲人的皮肤，里面有点油盐，那时整天饿得晕头转向的，觉得这卷子非常好吃，经常舍不得吃，把菜吃光后用马粪纸（手纸）把卷子包起来装进兜里等放学饿了再吃。为了粗粮细做，这里把红芋用一种专门的工具叫“红芋嗖子”唰唰地擦成片晾晒。一到夏末，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院子里晾满了白花花的红芋干。晾干后用碾子一磨就成了灰蒙蒙的红芋面，再和黄豆面掺合一块儿擀面条。我纳闷不放白面的面条能筋道吗，吃后才知道虽不如白面做的面条筋道，倒也不断条，只是黑乎乎的不好看味道也怪怪的。黄豆用来做豆腐、豆制品、豆浆真是美味无比，而一经肢解榨成黄豆油，烧热后那味儿难闻得没吃饭先倒了胃口，再经五马分尸磨成豆面和红芋面做面条，可以想见是什么味道了。城里人毛病多，嫌乎这味那味，挑肥拣瘦。农村哪儿有品种繁多花样翻新的东西让你挑吃，有红芋面吃是好的了（1959年，我苦难的老家连红芋秧子都吃不上）。老家是上海知青插队的地方，上海人比较娇嫩，苦日子可把他们的肠胃弄惨了。他们吃不惯红芋面，只好忍痛用大量红芋换少量的大米白面维持生活。那时家家户户都是喝这种红芋黄豆面条，他们不叫吃面条叫喝面条，吃是吃不起的，干干的一大碗那得搭进去多少面啊，只能连汤带水弄个虚饱。毛泽东在困难时期说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临涣人闲时忙时都吃稀，用一肚子稀食来负重一天的劳累，人人练就了一副对付饥苦的钢肠铁胃。偶尔也有人家用大鏊子烙馍吃。烙馍就是把黄豆面、红芋面、白面三面合一擀成一个大单饼在鏊子上烙熟。日子过得舒坦点的人家（那必定是家里有一个半个吃皇粮挣工资的人家），在饼里加上各种菜肴卷成卷香喷喷地吃进肚。穷人家也把它卷成卷儿，但里边什么也没有，就着黑乎乎的撒了点菜叶子的杂面条汤呼噜噜吃进肚。这算好的了，有干有稀。除了红芋能多分，其他毛粮每人每年也就分个百十来斤。人口多的，尤其是小孩多的家庭似乎就合适点，因为小孩跟大人分的数量一样多，大人沾了小孩的光可以多吃几口饱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啥都计划，就是不计划生小娃儿，所以为什么农村家家户户孩子一大堆，因为生一个小孩可以换来一份口粮。他们不考虑将来的沉重负担，只顾解决眼前饱肚问题。有一次分玉米棒子，每人才分二十斤，因我是独身受到照顾多给了三十斤，一共五十斤。我扛着本应该是两个半人的玉米沿街低头走着像犯了罪，眼睛不敢斜视，觉得满街扔过来的眼光都是嫉妒不满甚至愤怒。平日干活时经常灌进我耳朵里的话是：你多好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愧疚难当，恨不得赶快有个“全家”，加入他们贫穷的行列。
偷地骂地
老同志说穷则思变，您不给变的条件，人们的实际生活总跟您宣传的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拧着劲儿。农民祖辈在地里刨希望，血泪汗流干了连顿饱饭也没能刨出来。穷则思变把“穷”理想化了。我在莫旗和临涣见到的穷是让人们变成田鼠。在临涣，不知道别的队偷地是啥景儿，民主三队偷地的景儿真正叫个是“透明地偷，明白地抢”，秋收时节尤为厉害。三队的社员上工时除了老爷们，那些老娘们、小媳妇全都假模假势地挎着粪箕子，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上下工的路上拾点粪割点草，其实他们挎的是偷地的武器。三队干活歇歇儿次数多是有名的。有些安分的妇女把家里的针线活拿到地里，穷地方的活儿无非就是纳鞋底，牵鞋帮子，补破衣烂衫；不安分的歇歇儿时没了人影儿，赶到回来时，粪箕子上盖了草或衣服，看不见里边盛的啥玩艺儿，都有田鼠偷地史，人们心领神会，互相不揭短。有一次，安排女人们到地里给公家捡没割干净的黄豆棵子，放眼望去满地都是人们干活不认真遗弃的黄豆棵子。队长规定捡的黄豆一律堆放在地头。手痒痒的女人才不听那套，一边懒洋洋地给公家捡着一边顺手牵羊地往早已准备好的粪萁子、布口袋里塞黄豆。李广福是三队队长，长得敦敦实实，脸上有着明显的健康光泽，有别于脸皮子贴着牙床子的穷苦社员，毋庸置疑，李队长生活过得去。广福不知是第几任队长了。民主三队是个烂摊子，谁接手都弄不好，广福也不例外。广福老实，治队无方又不敢得罪人。人们饿得两眼放凶光，脾气大得很，一点小事就蹿高骂地，广福可犯不上惹他们。这次见女人们在地里明偷了，兔子急了也咬人。广福一反平时的好脾气，急吼吼地走来走去骂完这个熊那个。广福骂道：“偷吧，你个小舅子降（生。发‘讲’音）的，拿家走吃吧，噎死你们个丈人降的。”骂的都是娘家门的人，女人们嘻嘻哈哈的不理会，任广福气得呼哧乱喘。最后广福妥协宣布：今天捡了算自己的。话音一落，女人们像被撵的兔子飞快地在地里跑起来抢成一团，看得我是目瞪口呆，有几个从学校毕业回乡务农的年轻人也非常不屑地白眼撇嘴。这次抢地风波过后，广福狗急跳墙定“管理制度”了，很简单——偷一斤罚五斤。这两天起（收）红芋，分红芋。人们恶习难改仍然有不少人无视制度还在偷。队长抓了一个平常大家都不放在眼里，好欺负的小丫头毛香，罚了她一百二十斤红芋，也就是说她偷了二十四斤红芋。毛香家可惨了，她爹有病，干不了很重的农活，她娘在家料理家务照看毛香的弟妹。她就是家里的主劳力。毛香想巧，可能觉得二十四斤红芋吃仔细了能解决全家大小一个礼拜的口粮。捉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下可好，一百二十斤红芋相当扔了好几个礼拜的口粮。毛香傻眼了，哭哭啼啼，害怕回家挨骂甚至挨打。人们木障障地看着，没有替她说情的，也没有人上前劝劝毛香。我同情毛香，但是面对饿肚子的穷人，我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饱汉子”却不敢主持正义。毛香以为偷盗之风还有惯性，定的制度不会马上执行。毛香太弱，不知人心险恶。定制度前大家偷得平起平坐，定了制度就内外有别有针对性了。队长美其名曰——杀一儆百。队长不敢得罪那一百，可怜的十几岁瘦得像“小寒鸡”似的毛香被队长轻轻的提溜起来，然后重重地扔在地上。毛香成了队长管理无方软弱无能的牺牲品。还是起红芋。毛丫（老家女孩乳名叫毛某的很多）在众目睽睽下偷了将近半麻袋红芋，这当儿队干部也在场。一个岁数大点的女人老英儿劝她说，定了制度你还这么干，你胆子真大，你不怕别人有意见吗，别人看你偷也跟着偷不乱套了吗……毛丫不听劝，把她娘拽过来冲着老英儿破口大骂。老英儿当然不示弱，也狠狠地骂将过去，故意给队干部看，觉得你们都在场，我主张正义，看你队干部怎么处理吧。那娘俩不是省油的灯，觉得老英儿在众人面前扯了她们的面子，满脸通红青筋暴跳使足了浑身劲儿，把各种花花的骂词从抡圆的舌头上哗哗地喷泻出来，身子内外多处器官被关照，骂得可生动。毛丫娘俩故意撒泼卖恶，知道这通骂对干部们有着震慑作用。果然，几个大老爷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吭声的。当年，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队干部就是这样无原则。姑息犯罪的人等于贪污人民的劳动果实，我恨死了这种行为。我气得心里像堵了东西，同一个天下都是贫下中农，都是饿肚子的穷人，对毛香是那个态度，对毛丫是这个态度”。过了两天，我到广福家的磨房推碾子磨玉米，见了广福嫂子，跟她说起这事儿处理得不公平，社员有意见呢。广福嫂子说，你说咋弄啊，没法儿弄啊，人家恁厉害，你广福哥治不了啊，你广福哥摊这么个小舅子烂队，俺们都愁死了，早就不想干了。
砍头疮
在老家插队的夏天，有一个活计是和大粪朝夕相处。翻开日记，里面没有人与粪如何交道的详尽描述，只是用简单的动作记载怎样与粪过招——起粪、整粪、抬粪、敛粪、翻粪、装粪、拉粪、扬粪……好家伙，这人类不耻的大粪被人们折腾得绚烂无比。就这么着，大热天里奋斗在大粪中。与粪奋斗其菌无穷，加上脏猪野狗的生活环境，身体没有营养的补充和超负荷的劳动，让我抵抗力日益下降。终于有一天我趴下了。我的后脖子下方脊椎处长了一个毒疮，因为鼓起的包上面有斑斑点点，所以西医形象思维叫它“蜂窝组织炎”。它是一种被细菌感染的痈疖，发炎肿胀流脓和血水，如不及时治疗，溃烂到骨头脊髓就能让你的脑袋与脖子分离而毙命，所以中医真刀真枪地告诉你，这是“砍头的疮”！民族英雄马本斋，大家都该知道这个人，他没有死在对敌战场上，而是死在因砍头疮恶化后的并发症上。最初他脖子后边长了个黄豆大的痈疮，因战事，因少医，后来疮毒扩散转为急性肺炎，肺炎在解放前几乎是不治之症，而这祸根就是由砍头疮引起的。没成想这么要命的病没有光顾终日跟污浊打交道的农民身上，居然这么轻易地找到我这个还算讲究卫生的城里来的“第二农民”头上了。起初，脖子后边发红，感到轻微的疼，没在意，以为是个普通疖子，抹点碘酒就好了。小时候我们小孩脸上或哪儿长了粉刺和脓包，爸妈就给我们挤出脓水，然后抹上碘酒。今天我这脓包可不是小时候简单的包，它在我后脖子后面肆虐开来，肿胀发热疼痛难忍，面积慢慢扩大成一个五分硬币的硬结，继而开始化脓，我这才着了慌赶快去找陈龙卿大爷。陈大爷是镇医院的老中医，他明白这病的厉害，让我别着急说他有办法对付。三十年后的今天，医学科学这么发达了，我想知道这砍头疮都是用些什么药物治疗，就上网查。西医报了一大堆治疗办法：热敷、红外线、超短波理疗、开刀引流、打点滴、各种消炎药、膏等等；中医更是开出五花八门的中草药，看得我眼花缭乱。而三十年前陈大爷只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让我的头没跟脖子说再见。那几天我不能干活了，陈大爷不让我干活，说人有炎症的时候，免疫力低下，再去干活消耗体力会给病情火上加油，就更不容易痊愈了。我怕死，听说听道的，而且确实不能干活了，脖子疼得都不敢扭动怎么能操得动工具呢，只好痛舍想表现自己见天出工的积极，乖乖地每天上午或者下午去陈大爷家，趴在桌子上由陈大爷操作。他把独头蒜切成三毫米厚的片盖在我的伤口上，捏一小撮艾蒿末放在蒜片上，然后擦着火柴点燃艾蒿。就这么简单的三个步骤完成后我便开始了痛不欲生的煎熬。如果你觉得死是个让人恐惧的事儿，那么你就去把独头蒜艾蒿火柴找来在自己皮肤上尝试，这就是活生生的火烧皮肤啊。它剧烈的疼痛，还有那宁可疼也不能忍耐的钻心的又痛又痒，让你五脏六腑齐刷刷地在体内震颤发抖。你仔细体会，伤口本身就疼，让蒜单独放在这破皮烂肉上就会疼得你头发也要痉挛，更何况让杀菌力极强的独头蒜上阵，加上燃烧后温度极高的艾蒿加盟，那痛彻肺腑得让你觉得骨灰盒是最好的栖身地。你想治病，你想不死，你就不能吝惜你的忍耐程度。我用手狠狠地掐自己的腿以疼攻疼，拼命地抑制自己坐在凳子上想蹦起来的冲动。陈大爷知道我肯定是疼得心里“暴跳如兔”了，他却不慌不忙地给我讲故事说前几年，南湖公社苇子庄一个叫孙洪武的壮汉就得了这病。他没文化，不懂这叫个啥病，家里穷，没钱看大夫，就用灶灰往伤口上撒，撒来撒去不见好，最后溃烂到碗口那么大，发高烧几天不退，病毒浑身乱窜，五脏很快衰竭，抬到公社医院才两三天，人就没了气儿。陈大爷一个劲儿地叹气说真可惜了，一个挺壮实的人，要早点找我就好了准死不了，这点小病算什么，唉，真可怜啊。陈大爷言外之意像是对我说：“闺女呀，你没事儿啊，你发现得早，好治，就是再疼比起孙洪武你也该知足了。”我知道我如不好好配合治疗也是命悬一线。所以，听陈大爷讲完我乖得像只猫，不再鬼哭狼嚎。陈大爷懂得如何减轻疼痛的方法，他说你大声喊吧，可以减轻疼痛。我那好意思喊呀，也根本不可能喊，本来就给人家添麻烦了，再像疯婆子似的大喊大叫，成何体统，让别人听见以为陈大夫加害病人呢。当陈大爷不断地把沾满从伤口里拔出来的脓与血的棉球拿到我眼前看时，我就感到鬼门关又远了一步，即使还得和“血与火”拼杀几天，心里却已是晴空万里了。后来我的伤口好了，脖子后边五分币的伤口缩成一分币大小的疤痕，这是陈大爷及时把痈疖扼杀在襁褓中，没让它像个大烂杏面貌狰狞地趴在我的脖子上。很多年后它平滑干净地陈列在我的脖子下方。它平整得我用手几乎摸不出来，女儿说它和皮肤的颜色几近一样。那时没有互联网，陈大爷又不会把自己诸多医道著书立传；那时人的恬淡本分默默无闻不问功利，让人慨叹。陈大爷肯定还有好多妙手回春的治病绝技，他老人家现在已是96福寿（这是十年前写的，如今老人家已作古）。也不知在信息名利爆炸的现代，陈大爷或他家人有否把他的医术整理成书。还有如果把陈大爷砍头疮的偏方贴到网上，一定会让那么多或严肃或缤纷的治疗“砍头疮”的中西药在独头蒜和艾蒿面前黯然失色，对了，还有那根儿不可或缺的火柴棍。
扔锄头
在安徽老家插队的夏天，为赶在太阳还没肆虐烧身，每天四点钟左右队长就在大喇叭里把睡梦正酣的人们吆唤起来去干活。这天，人们睡眼惺忪地冲撞在乌涂朦胧的晨色中去锄黄豆。快见晨光时突然下起雨，一下雨再下锄就成了“和稀泥”。只好先住工回家吃早饭。这几天光顾着和庄稼见面了，好歹盼来了雨，想趁雨天干点自己的好多荒疏了的事儿。正企盼雨你别停，不想还没吃完昨晚上剩的那点烂米粥，太阳公公就嬉皮笑脸地出来抢先代替大喇叭里队长的吆唤声儿，它催着人们赶快吃完饭去干活。阴天是睡觉的好时光，又起那么早，整个人还恹恹的呢，又被太阳的光亮刺精神了。是农民，还老想在家干私活儿，你无非就是赶集买菜做饭洗衣服，穷极无聊串门子，看几眼成不了气候的书报，划拉几笔解忧闷的毛笔字……唉，无奈何，走吧，上地里划拉去吧。刚干了十几分钟，突家伙从南边轰轰响起山雨欲来的呼啸声。哟，这老天爷怎么跟天底下所有生物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刚才还满面笑容，这么一会儿就勃然大怒。南面黑压压的云用几乎触手可摸的低度徘徊在头顶，雷声雨声呜呜吼叫着朝北边扑过来。顿时天地一片昏暗。老天爷像被雷公劈破了肚皮，顷刻间泻下滂沱大雨，铺天盖地地把人们拍得抱头鼠窜。一眨眼，我身上已是干丝不挂。头顶霹雷炸响，茫茫旷野上每个站立的人就是雷公劈杀的制高点，加上导电的金属锄头就是致命的炸弹，让你觉得整个人就要通过锄头被雷公劈成碎片四散开来。因此吓得我一个劲儿地扔锄头。随着雷声的来去，锄头让我一会儿扔得老远，一会儿又跑过去捡起来，就这么着，边扔边捡边跑着。秀英、小免几个女娃看我在大雨中扔锄头捡锄头的，不知我耍的哪门子把戏，一边逃雨一边催我快跑一边被我的举动笑得不行。我也笑，但心中特恐惧，这恐惧源于老乡给我讲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一天下大雨，一对来此地插队的上海知青姐妹走在空旷的田野上，两人打着一把由姐姐举着的伞，突然一个霹雷降落在雨伞上导电的金属尖上，雨伞和姐姐的衣服被劈成碎片，妹妹劈成重伤。姐姐青春美丽的身躯永远躺在了淮北广袤的平原上。雷公可不像雨爷，雨爷有时还能逗你玩，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小闹；雷电是最没感情最没诗意最没想象力的天气现象。它凶残暴虐说一不二，杀起人来不像狂风雨雪冰雹还容你眨一下眼。因此，锄头不得不被我像投掷标枪似的反复扔着，一直到雷公渐行渐远。妈妈同事的三个儿子都被老同志放在了黑土地上。老大老二在莫旗我们博荣公社插队，老三在黑龙江某兵团当垦荒战士。1971年的某天，兵团一个噩耗飞到老大老二那里——老三遇难了。哥俩代替北京的父母火速赶到兵团处理后事。弟弟是在一次割黄豆的路上发现忘记戴手套，割黄豆若不戴手套，那豆壳尖锐的棱角扎在手上刺心地疼让你无法下手。弟弟返回宿舍取手套，他手拿镰刀走在一个高坡上。高坡、镰刀不容分说把霹雷拉到弟弟身上，秒间功夫弟弟变成黑炭永远躺在了黑土地上。
烧“死人房子”
1974年4月，镇政府发号命令：让所有占用耕地的坟墓迁走。农村不兴火葬，又到处穷困潦倒。那时财政没钱，不兴建陵园啥的，政府不规划死了人该埋哪儿不该埋哪儿，所以镇子周围的田地里随处可见星罗棋布的坟头子。可能政府觉得坟墓占用了耕田就会减产，也可能觉得临涣镇子让大坟场包围着不好看也怪不吉利的。甭管啥原因，反正是政府一声令下不可抗拒地要平坟头，拆死人屋子，给尸骨搬家了。搬迁的方式是集中起来迁往临涣城西的土城墙。土城墙可是个风水宝地。这土城是三国时期曹操在临涣屯粮垒筑的。土城墙六公里长，环绕古镇四周。城墙基础部分宽六十米左右，呈梯形越到上面越窄，上部宽七米左右，高有九米左右，是国家目前唯一现存的镇级土城墙遗址，也是安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先秦古遗址。记得那时土城墙连绵数公里，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草，像一座“绿色长城”，临涣集就在这风景优美的绿色环抱中。这下子可好了，破坏文物的号角一经吹响，只要开头就不会有收尾，人类的创造力与破坏力是等同存在的。在中国，毁灭性的破坏甚至超越建设。据说现在土城墙上坟堆林立，已经成了大坟场子，虽然不兴土葬了，但是人们照样堆个坟头把骨灰埋在下面。在中国，很有些人捍卫出生和死亡的尊严往往比捍卫一生做人的尊严要坚决勇猛得多。民主三队的地盘也有好几个坟堆。刨坟的这事儿也不分谁家的谁刨了，这么些个年头经历了兵荒马乱，经历了1959年的饿死人，经历了逃荒要饭大规模的流离失所迁徙他乡……上哪儿去找坟墓的主人啊。于是，队里派了几个男劳力每天刨坟不止。我每天下了工都要去看刨坟，并不是看热闹，看死人骨头，人和动物的骨头都一个模样儿，有啥稀罕的。我是去坟地捡那有柴才能活的“柴火”去了。我一个人分的少，又尽是些软塌塌不抗烧的麦秸，一股火苗就成灰儿。我至今保留着一张在临涣插队时的照片——我坐在黑屋子里的小板凳上，翘着二郎腿，两手抱膝，脚穿轮胎皮儿凉鞋，裤腿卷着，神色沉郁好似后面乌黑斑驳的墙壁；身后是一小撮烧不了两天的麦秸；右边的竹床是为姐姐来看我跟老乡借的。照片后边写着：要把这牢底坐穿。（见下图）
1973年的作者
这张照片被我恭恭敬敬压在玻璃板底下时刻看着她——不忘插队苦，牢记活过事儿。照片上，我的身后放着一小堆烧了今天没明天的麦秸。因此，那几天我去坟穴“看货、挑货”成了一天中除了干活以外的重要事项，也是非常开心的事儿。死人的美梦被几个壮劳力破坏了，他们像盗墓人似的把坟墓掘得乱七八糟。经过无数年，墓中已经没有死人形，只有孤零零的几根白森森的骨头摊在没有陪葬物腐朽不成形的棺材里。我和刨坟人还有看热闹的村民一块唏嘘感叹着：“唉，人活着有啥意思呀，受苦一辈子，早晚就落这么几块骨头。”“可不，别看有的人活着光滚得跟蒜苔似的，死了都是这么几块骨头。”“就是，别管你是当官的大人物还是猪狗百姓的，死了什么也不是。”“可不咋地，睁着眼儿分贫富贵贱，闭了眼儿都是一家人，都姓‘死’。”板子都已霉变得黑黢黢，有的酥烂得几乎用手一捏就碎，看出是穷不起的人家用最廉价的不抗沤的材板为死者凑合着搭了个屋子。也有成型的没沤烂的板子，想是活人念着死人一辈子风雨漂泊没住上可心房子，咬牙跺脚整块好木料以此寄托哀思。别管好坏板子都是出于什么原因了，眼下，没腐烂的板子在我眼里大放异彩，让我激动得活力四射。柴呀柴，你这生活中的老大哥，没了你，下边的六个弟弟妹妹（米油盐酱醋茶）都得干瞪眼。我就经常不为苦累折腰，而为找柴禾“竞折腰，折面子”。记得有一次，我为了报答陈大爷、薛大爷对我的关心，红烧了四斤排骨给他二老每家送去一半。这一红烧心意尽了却把我仅有的一点煤油烧尽了。没的烧了，眼看就要断顿，又舍不得花钱买煤油，就萌生占点公家便宜的念头，于是抖着胆子来到队长广福家想跟他要点生产队的柴油做饭。毕竟是要公家的东西，心虚肝颤的坐了半天也没好意思张口提这事儿。在莫旗横踢竖咬的精神都哪儿去了？但是在老家，要小心翼翼地做人，慎用自己的言行，取得别人对你的好感，不能给父辈丢人，中规中矩地为自己出头那天铺好路子。我坐在那儿正欲言又止，止又欲言呢，王盛虎和他的妻子带着小孩来串门了。王盛虎是蚌埠来的下放干部，妻子带着孩子来临涣探望他。妻子是上海人，却长得高大丰满，皮肤白皙滋润，青春蓬勃，一看就是那种生活优越，不愁柴米的人。当时生活的窘迫让我羡慕所有挣工资吃皇粮生活无忧的人。此刻，广福的精神为之一振，情绪立即转移到这两个有权有色的人身上了，寒暄客套个没完，把我晾在一边。我走也不是，因为还没完成我的任务，呆着又如坐针毡，实在不喜欢这个气氛。在这么有“身份”的人面前，我更难于启齿要公家东西，浑身不自在地坐在那儿挨着。好歹他们走了，我一扫在莫旗插队的匪气，心惊肉跳地跟广福说明了来意，没成想广福满口答应。广福就是这么个人，平时对社员的衣食冷暖不哼不哈，但你向他提出不过分的要求，在他权力和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他还是很痛快的。我高兴得心怦怦乱跳，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回到黑暗的屋里，明天的饭食有着落了。最终公家的柴油还是没能让我惬意地烧个没完，过了个把星期柴油就用完了，我又犯难了，再一不能再二，我不好意思再去找广福了。对门小学食堂做饭的吴师傅看我一个人不容易，让我拿面粉到他那儿换馒头或买馒头。吴师傅做馒头有一绝，他发的面不会酸，所以从来不用碱。他说发面只要掌握好固定时间一见面胖起来反复揉就行。吴师傅蒸的馒头又暄又甜。我为了尽量不起火，吃干粮就去学校食堂解决，有时让邻居或队里要好的人家帮我烙个馍，当然我要不计成本地还给人家面；喝的水是在镇上茶社打。有一次提着暖水瓶去打水，迎面一个小孩低着头冲着暖瓶飞奔过来，我躲闪不及，暖瓶掉在地上摔碎了，幸亏没伤人；吃菜尽量买可以生吃的黄瓜西红柿。棺材板的出现，让我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我可以敞开做自己爱吃的饭食儿，痛快洗每天被汗水泡馊了的头发和泥汗身子。于是，每天下工我便绕道坟墓找上一两块质地较好的板子，拖着它，咯噔咯噔划过田埂、乡间土路、镇子的大街小巷，最后竖在了我房前的墙上，让它接受阳光的洗礼，把它晒得响干响干才好烧。我解决了火头问题，逗事儿就接踵而来了。我拖着板子进了街北头，乡亲们就开始行注目礼了，惊讶、惶恐、不解、佩服，各种表情纷至沓来，复杂的目光一直把我检阅到家门口。人们嘴里纷纷发出啧啧声：“你真胆大呀，你不害怕吗？搁我们要吓死了，那可是沾了死人气儿的啊。”“她一个人多难啊，要不你让她烧啥，分那点柴苗苗够干啥的。”我心话儿，你错了，我是东北农村来的，北京跟我没关系好几年了。有在东北摔打的基础才有今天敢与“死人屋子”为伍的胆量。还有逗事儿呢。仿佛我浑身散发着阴气，干活歇气儿时在我身边扎堆说话的人少了，他们真的是恐惧呢，交头接耳传递着我做邪事儿的信息，定定看我的眼光惊恐万状，好像我摸过棺材板就是诈尸还魂的女鬼。为了剁板子我要借砍刀。院里邻居知道这妮子要劈火板（当地人管棺材板子叫火板。就是啊，你都称为“火板”了，我何如不能拿它来烧火？），就拐弯抹角搪塞，不是说没有啊，就是说让谁谁借走了。我只好跟学校食堂吴师傅借，吴师傅问也不问就借给我了。用了几天，却不忍心了，怕长舌头把这事儿传到吴师傅耳里，人家会忌讳的，就赶快把刀还了去。自己揽下的事自己解决，别给别人找不肃静。没法子，用自己的菜刀劈吧，我就不信能变啥鬼怪。菜刀不如柴刀，使不上劲儿，于是每日里，我铆足了劲儿噼里啪啦剁板子，只差嘴里咿咿呀呀大喊，那个猛虎下山的劲儿，好似在把迷信守旧世俗蒙昧剁碎。逗事儿继续。有好心人告诉我，“你弄个板子靠墙晒，院子邻居有想法呢。”哟，院子这么大，板子又是靠在自己房前，噢，板子被阳光晒后蒸发出阴腐气味，肯定是“硌硬人”的。唉，那就挪屋里去吧。挪到屋里大家就踏心了吧，没有，板子还在为我演绎故事。经常在晚上，俺队小丫头们有事没事的就来我屋摸着油灯的昏光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板子来了她们就不来了。住在街南头的小免经常上工路过我家门口招呼着我一块走，若时间早，在我屋里坐一会儿。有了板子，只是在门口叫我一声儿，不敢进来了。女孩子里，只有小毛利不怕，照样来。她先礼貌地在我的窗前轻柔地叫我的名字，我感动地把她迎进来。我俩坐在黑屋里闻着板子的潮腐气味，回放各自呆过的大城市（毛利跟她爸从南京遣返回乡），近视临涣集，咀嚼民主三队，还嗤笑小丫头们的胆小，毛利咯咯地笑着。我问，你害怕吗？她说，棺材板是木头又不是鬼，有啥怕的，我就没往那上头想过。我爸就看着你得劲儿，老夸你，说你泼辣大方能吃苦，没有城里人的毛病。我听了又心酸又感动，真感谢她爸对我的理解。男青年赵华山、周祥念过书，有点文化处事态度就不一样，他俩不愚昧不迷信，照常来我屋里跟我借书聊天。估计全临涣、全安徽，不敢说全中国，也就我这么一个北京来的插队大姑娘每天跟拖死尸似的拖着棺材板呼呼往家蹽。在别人眼里我拖的是阴曹地府的鬼魂，拖的是一块块沾满晦气的“尸骨”。我却幸福地觉得我拖的是一锅锅能温暖生活的鸡鸭鱼肉米饭馒头菜蔬，拖的是一锅锅热气腾腾的洗澡水，拖到家的是暂时没有后顾之忧的踏实心情。缺少活人的关爱，“死人屋子”向我张开可怕的笑脸，牵着我的手，帮我度过了一段无助尴尬的生活。
党指“光明路”
1974年，我接到莫旗插友的来信说北京教育局到莫旗招收老三届的高中生回北京当老师了，全莫旗的高中生都能回北京。那时，广大知青在茫茫大漠中不知所终呢，却突然，青天大老爷把这么大的，有面有馅儿实实在在的大肉馅饼从天上砸到高中生的手里了。紧接着，在那个经常谣言四起，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很快就传出了北京的商业系统要到内蒙古招募北京知青回北京工作。仿佛又一个金元宝马上就要砸向初中生的脑袋。莫旗有好心人来信点拨我说，别在安徽呆着了，再转回莫旗吧，转回来还是知青，还可以按知青分配回北京，你要在安徽呆着就永远回不了北京了。回北京？自打1968年8月21日出了北京的大门，就没打谱再进这个门。“只要回莫旗就能回北京”，这个行为公式这么简单，这么诱人，让我不禁心旌荡漾，但又不忍放弃“我很快就能成为“矿上人”的可能性。万一回了莫旗，迎接我的是个谎信儿，而临涣这边矿上真招了工，我还不得撞墙；不回莫旗，死守煤矿，莫旗那儿真的招商了，这矿把我诓了，没能让我当上矿上人，我更得撞墙。正当我进退维谷时，我想到了“有事依靠党组织”。我们的党组织是——临涣公社党委。于是我跑到公社找到党委书记老许，想从他那里打听一星半点的有关知青前景、煤矿招工等信息。许书记，过去我们到公社开个会学个习的见过他，他矮矮胖胖温和敦厚脸色红润保养良好。官就是官，哪怕是个生产队的小队长形象也有别于百姓，除了焦裕禄。不记得都跟许书记谈些什么了，最终问及主题——煤矿什么时候招工，我有没有希望被招上等等。许书记说，招工现在还没消息，即使煤矿招工，就你的政审很可能过不了关，到煤矿希望很小，因为你爷爷……这个消息不啻雷公劈我，我四肢发软，心跳加快，正值秋凉，额头手心却渗出汗液。我失魂落魄走出公社，感到天也晃地也颤。没想到“政治审查”这个凶残的黑衣老雕一直在我头顶盘旋，一到关键时刻，在以为自己有生路的时候就用利喙叨我一下，叨得我懵头转向不知所云。政审，政审，当农民要审，当工人要审，工作参军上学都得审！它是我前程的一大障碍，是我必须要清醒地去面对的残酷现实。记得从公社出来我就坚定了撤退老家杀回莫旗的决心。虽然脚踩着马上就要变成矿区的临涣土地，但她离我又是那么遥远，我不能再一厢情愿犯幼稚病向往她了。我真感谢公社党的书记及时给我指出了“弃暗投明的光明路”。煤矿梦彻底破灭又是缘于那个从未见过早已变为粪土的爷爷。这爷爷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不就是因为在海那岸。学习优秀他的孙女——我的姐姐上不了大学因为他；我痛失内蒙古牧区、如今当煤矿工人又无望还是因为他；而今他有个孙女仅仅是想当个煤矿工人，这点可怜的愿望都不能实现。如果当局是怕她在煤矿搞破坏，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如今，三天两头煤矿爆炸，这是在官僚腐败制度下才会屡屡发生的国家财产和工人生命的毁灭、寡妇哀嚎的惨痛局面。出身不好的新中国年轻人导致煤矿屡屡爆炸的可能性是零！又一次明白自己该吃几碗干饭了。我不是没有勇气，不是不敢挑战人生，我这人还算勇敢闯实，敢与艰苦生活较量，而我期待的东西一次次破灭，我绝望了。当这种逆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时，我就不能傻傻地坚守了，我改变不了环境，就要改变我自己。回莫旗！于是我开始行动了。先跟队长广福说了我要走的事，广福还是那不温不火不哼不哈的模样，估计他心里在念潜台词——你是个城里的洋学生，不是地里的土坷垃，我还得受你亲戚之托小心翼翼地照顾你对你负责，你走了我就卸包袱轻松了。我开始给各家还家具。给前院刘迪莎老师送方桌时，刘迪莎的娘之吾大娘眼圈就红了。之吾大娘跟前就一个闺女——迪莎大姐，迪莎大姐的丈夫在铜陵工作，迪莎逢寒暑假就去看望因工作忙回不来的丈夫，家里就剩大娘和外孙子了。我吃水要到大娘院子打，每次打水总想着把大娘家的水缸打满，大娘不让我打，说水井在自家院里吃着方便，外孙子放学让他打就行。这点小活儿我信手拈来，每次不光打水，还爱和大娘拉拉呱。这一走把大娘闪一下，大娘心里难受，我也不落忍。大娘说，还是走了好，咱这地方穷啊，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跟陈龙卿大爷和大娘告别时，两位老人一个劲儿地说没照顾好我，对不住我，对不住我爸爸，歉疚得好像是因为他们没照顾好我我才走的。那些小姑娘听说我要走了，结伴来我屋里道别。她们嘻嘻哈哈少年不知愁滋味，觉得我离开这苦地方了，真好呀，很是羡慕我，以为我要过什么好日子去了。我说我还是回到我原来插队的东北农村，她们更羡慕了，说东北可是好地方，能吃饱饭。走的前一天我才倒出功夫去了一趟黄庄舅老爷家道别。舅老爷舅姥姥也是一个劲儿惋惜，说刚来一年多就走了，不能再留留？似乎觉得我再留下还能有什么造就似的。家乡没留住我，他们也觉得对不起我爸。那个比我小十几岁的表叔，光着脊梁，穿着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短裤，浑身脏得像个小泥猴，每次见到我都瞪着一双惶惑的眼睛看着我，一年多了这眼神也没变过。我跟他说话逗逗他，他从来都是面无表情，这是由贫穷落后中孕育出来的木然的没有自信没有骄傲没有快乐的表情，它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后来我这小表叔在庄里算是很出息了，他家住在公路边，车来人往的让他看中了这块风水财地，我爸帮了他一万块钱加上他的自有资金开了一档店铺卖食品日用品汽油柴油啥的，后来越做越大，日子过得很红火。我还去了镇子南头的浍河和它告别。浍河永远平静地流淌，她是临涣集身上的大动脉，默默滋养着这方苦难的土地。她缓缓地向前流动，在阳光照耀下闪动着刺眼的光波，她目不斜视，不忍看河岸两边百姓的苦痛挣扎。明净的河水没有污染。我第一次吃到鲜美名贵的鲑鱼，就是出自这条河。那时鲑鱼集上卖几毛钱一斤，我觉得太贵从来舍不得买，而且它其貌不扬，身上黑斑点点的，有点像剧毒河豚鱼，一直没敢吃，后来在别人家吃到它，只吃了一次就把它和家乡的浍河牢牢记在心里了。自打知道政审又将扼制我的前途，我压抑得不行，它就像一个大肿瘤坠在我身体里，虽然离开老家前途仍然未卜，但感觉肿瘤已经摘除，全身心顿时轻松愉快。亲爱的故乡，不是我嫌弃你，而是我的肿瘤到哪儿都被判死刑，我不得不背着它到处“求医”。于是我就又开始了“走啊走，苦啊苦，哪里坎坷哪儿有我，哪里坎坷哪儿有我”。我是大漠中的一粒尘埃，今天随风吹上天，明天随雨落到地，听上去多么浪漫；我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自然人，但我不是一个自由人。那个年代人们必须要有归属，要依附着某个组织、单位。即使为了这个名分限制了你的自由，你也要使出浑身解数追寻它，否则在计划经济社会你无法生存。我像条落水狗灰溜溜湿漉漉坐上载着我往返多次的京沪线宿县开往北京的火车。火车路径济南府，我看着站台上高悬的“济南站”三个字，心想，我回不了北京，要是能落户这里也行呀（野心不小，临涣都难容下我，还想上省城）。仅此一个闪念，几年后我真的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人生变数如梦比戏剧精彩。
（注：刘元回到莫旗几次招工上学，都因“爷爷”而不成，最后知青点只剩了她一人，终于在1976年办假病退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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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顺林：草原上有一份报纸叫“兵团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