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王金堂：从“逃跑”回家到“病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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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堂，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3月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1连，1977年11月病退回京。后，当过装卸工、搞过民办高等教育、做过小微企业。现在退休在家。

原题

从"逃跑"回家

到"病退"回家

作者 ：王金堂

一. “逃跑”回家

上初中时就听人说：亲人之间、甚至非血缘的亲密友人之间，在命悬一线的极端情况下，会有心灵感应的。那时“博学家”常以发射无线电波类比，说人脑也会发射脑电波的，一般仪器测不到，是一种只有亲人才能收到的超低频率，但平常是不发射的，除非在危机时刻，云云。那时，我怎么听都像读《封神演义》。

社会和科学发展现在，无智无识如我，也会鹦鹉学舌，用所谓量子学说“量子纠缠”解释一番。

毋庸讳言，对所谓“感应”和“纠缠”我深信不疑，因为50年前我就有切身体会。

1969年5月21日下午3点左右，我们班正在二支渠附近的地里（哪号地我忘了）劳动。当日风和景明、阳光明媚，花草香和水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蚊子小咬还未大规模现身，应是河套最舒服的季节。

没有任何的先兆，突然之间，心口剧痛，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一下子就摊倒在地，我对大家说：“哎呀！不行了，我难受，我要死了……”

沈玉茹（班长，复员战士，人很好，名字女性化，人也腼腆像大姑娘）以为我在开玩笑，逗大家高兴，“嘿，金堂，别闹，别装蒜……”

过了一会儿恢复了正常，但心里有莫名的恐惧感。下工的路上，嘴里忽然冒出一句“可别来电报啊！”一晚上忐忑不安。

转天，晚饭前，老沈表情凝重的走进宿舍，“金堂，别着急啊，这儿有你电报。”我拿过来看，“母病危，速归。”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并未失态，反而平静了许多。脱口而出的“来电报”，一语成谶，脑子想的都是，“妈，您等着我，不会有事的，……”

后来了解的事实是：母亲就是在前一天下午3点左右，我胸痛瘫倒在地那个时刻，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从此，我对亲人之间的心灵相通深信不疑。

家里的兄弟姐妹中，只有我敢与母亲顶嘴、忤逆她的意思，但母亲知道我是的她最孝顺的儿子。最主要的是，在“文革”那种危机四伏、惶惶不可终日、家人遭受到冲击的状态下，我是母亲的主心骨、家中的顶梁柱。遇到事情，母亲最想与自己的孩子沟通、拿主意的就是我。

母亲其实是急死的，是为“文革”家中的变故和包括我以下四个孩子上山下乡急死的。特别是我的出走，对她的精神打击最大。

1966年“红八月”期间，我住校，一个月没回家。我目睹了（其实耳听到）老红卫兵的暴力。那一夜，以高干子弟为核心老红卫兵弄来3个人：一个投诚的国民党少将、一个同学的家长，还一个是什么坏分子，在学校的食堂施暴。被害人一阵一阵的瘆人的惨叫，在空旷的夜空中传播，传到食堂对面的学生宿舍，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早晨，“小将”们拿着吃夜宵的饭碗回来了，“真他妈不禁打，都死了……”满嘴的污言秽语，而且，指桑骂槐，杀气腾腾、威胁的口气直逼出身有问题的同宿舍的同学，毫不掩饰……

我惦记着母亲和家人。胡同里贴满了各种揭发、打倒某某的大字报，极度的亢奋和卑微搅和在一起，空气似乎能闻到血腥气味……

胡同里的女人们包括老太太，一律剪成了短发，像是连环画里画的支前妇女那种发型，母亲也一样，看起来非常别扭。母亲悄悄告诉我，左邻右舍和这条胡同和附近胡同谁谁谁被打死了、被哪儿的红卫兵打死的，排子车拉的死人，鲜血滴答了一路……而且，下手最黑、打人最狠的多是些女孩子……

危机来了。

父亲所谓历史问题被扣在单位（首钢—特钢）交待问题，不让回家了。哥哥姐姐或参加运动或被冲击，也不回家。两个弟弟进了学校的“帮教班”，一个进了炮局。家中只有8岁的外甥6岁的外甥女陪着母亲。母亲忧心如焚。

危机继续。

我住的院子是两个前院和一个后院组成的大杂院，一夜之间，冒出七八条“反动标语”。看那稚拙的笔迹是小孩儿写的。

我问外甥：“有没有你写的？”

“没有，”信誓旦旦。

我不相信这这小子，“知道《红岩》里的刘思扬和成岗吗？他们都刻《挺进报》，都用‘仿宋体’，特务查不出来是谁的笔迹，记住了吗？”

“什么是仿宋体?”

“按语文书上印的字，一笔一划地写，记住了没?”

“记住了。”

“如果有人让你写‘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你就这么写，记住了吗？”

“记住了。”

小孩子禁不住吓唬，学校和街道革命群众只审了半天时间，他和另外几个孩子都招了。他妈妈即我姐，跌跌撞撞地跑回来，接受街道的批斗，向毛主席请罪，磕头如捣蒜。

危机再继续。

一夜之间，门口、胡同里贴满了针对我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大字报，借外甥写“反动标语”之机发难，上纲上线、无所用其极。一看就是几个街坊邻居受人鼓动写的。大杂院里相处，家长里短、锅沿儿碰马勺，龃龉嫌隙在所难免。外甥顽劣、常在外边惹事，我的三个弟弟又护着他，母亲落下“护犊子”的名声。我在家遇此事，多方息事宁人，赔礼道歉，也相安无事。

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知道什么是“平庸之恶”，我不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大字报制造舆论，把母亲打成“资本家和历史反革命的臭老婆”，“欺压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策划请某中学初中女红卫兵对我家采取“革命行动”，批斗母亲。弟弟们听闻，“谁敢来，跟丫拼命！”我感到大祸临头，血案就要发生，家破人亡就在眼前。

我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父亲工资不高，我们兄弟姐妹9人全靠母亲殚精竭虑抚养，生计的艰难、子女教育的不易，母亲没过一天的舒心日子。从我懂事那一天起，我就有一个愿望，长大了一定好好孝敬母亲，“给妈买好多好多好吃的。”终究，母亲没有等到那一天。

学古人“夜遁”，立刻、马上，我带母亲连夜逃回她的家乡河北涿州，红卫兵第二天扑了一个空。母亲在老家有家族的保护，她也不是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无追逃的价值，我判断，这一劫躲过去了。

社会动荡，学生们无所事事。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后，我动员66届的大弟弟回乡插队陪同母亲。当时，我正组织10几个同学也集体到老家插队，母亲和弟弟都很高兴，盼望成功。群体回乡插队夭折后，母亲还是希望我回乡落户，但我一直拖到1969年初，决定去内蒙古兵团，母亲虽嘴上说“由你”但我知道她心里非常不舍。

我忘不了去兵团前回老家与母亲告别情景。那一夜，火炕温暖，炕炉（地炉）的暖水罐蒸汽氤氲，炉边煨着散发着香味的白薯，母亲和我天南地北、家里家外聊了一宿的话。我说，“您放心，您一召唤，我立马回来。我相信内蒙古兵团和宁夏13师不一样。”

第二天，母亲用粮食与走村穿街的卖豆腐人，换了一块豆腐。二米饭、粉条白菜炖豆腐，这是一顿永远忘不了的饭。

暮色苍茫中，母亲送我到村口，早春的风吹散她似乎一夜功夫生出的一缕白发，眼眶中含着尽力不让流下的泪水……我心里发紧，我说；“您快回去吧，我走了。”加快脚步离开。走出很远，我才敢回头，仍看到母亲在村头站着……心里突然冒出一句“千万别是最后一眼啊，”我呸，我恨自己的不吉利……

行文至此，年逾古稀的我辈，仍不禁潸然泪下……

寸草春晖、舐犊情深。我不相信什么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锄地浇水的那些事，只是不容我选择的一份工作，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正义事业的责任感、冲动感。在故意耽搁、不予批假的情况下，我只会选择逃跑，否则，我一生都会活在内疚之中。

没有文革，就没有上山下乡；没有上山下乡，就没有母亲的愁苦而死；没有母亲亡故，就没有我的“逃跑”回家。缘起缘落，人生的宿命，由一连串的因缘组成。

……

我想到当年的一段往事。1965年高一的下学期，我向家里宣布，我要退学参加工作，家中大哗，一家人和我翻了脸。三姐是反对最激烈者。三姐长我4岁，小学毕业后，一门心思上中学，家中以经济太困难了坚不同意，为此她哭了好几天。她说：“你是我的希望，如果你退学了，我14岁就参加工作当学徒工还有什么意义？”

我说：一，开学就要交学费、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饭费30多元，几乎占了全家10几口人生活费的一半，我实在于心不忍；二，最要紧的是，我们这种家庭成分的人，上高中无用，因为大学不要你。从1964年社教运动（“四清”）开始，更极端强调“党的阶级路线”，大学招生中要“优先”录取工农子弟，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被录取，不管你成绩多好。你不是那个圈儿里的，根本没有资格。

家人说，不会吧，是不是你学习跟不上啊？

对我来说，我从不怨恨也不认为是上山下乡剥夺了我上学的权利、上大学的权利；有没有“文革”、有没有上山下乡，对新时代的贱民层来说都是一样的。报有上大学幻想的，是学习成绩和智商都盖过三革子弟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家庭家学深厚的子弟。

……

复课闹革命无疾而终，三革子弟及追随者又散出风来，说现在是“争分配权”的关键时期。听后哑然一笑，太看重我们了，哪有能力和他们争？直到有一天，1969年3月的一天，工宣队的领导找我谈话，以直白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认为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现在革委会照顾你，批准你加入内蒙古建设兵团。是的，我们的手里是有去东方红（东炼）的留城指标，但那是给‘我们的子弟’留的，你就别想了。”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子弟”，而你是另类。

为了一点儿有限的选择的空间，1968年，在大规模去山西、陕西插队的前夕，我组织了班里10几位同学，打算到我的老家房山县集体插队落户。除私下多方奔走做工作外，我还在公社和大队两级组织的贫下中农大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词、口吐莲花，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部署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意义；从个人的三大革命实践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构想，总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就要在我们手中诞生。贫下中农被感动了，批准了我们的请求。

但是，新生的校革委会和工宣队不予批准。他们认为：房山县离北京太近了，山不够高、路不够远、水不够深、火不够热，对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够有诚意，总之，味道不浓，革命色彩太淡……

自此，我的同学作鸟兽散，有山西、陕西，内蒙古阿荣旗、家乡插队的；有云南、海南岛、西藏兵团的；只有我，拖到了1969年3月29号最后一个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逃跑回家的前夜，忐忑不安、彻夜难眠，想到来兵团前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惊天变故；想到不得已而来兵团的前因后果；更想到人生没有选择权力的痛苦。想到明日一去，再不复今我，本就命运多舛、今后会更加扑朔迷离……

孙中强是我同校不同班的同学，同一天到的15团1连。知道我的想法后，主动掏出从家带来的30元钱借给我做盘缠。收拾行囊，向老职工问讯清楚出走的路线和汽车、火车的车次等信息。班里的伙伴对本人深表同情，但兹事体大，未敢公开相送，但也无人告发。我走后，班长和伙伴们受到了连里的批评，班里开批判会，批判包庇坏人坏事，和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调。

接到电报的第三天凌晨，来到苏独伦大桥，等候去乌拉特前旗的公共汽车。印象中，好容易等来的公共汽车就是一辆卡车，连车棚都没有，乘客就是站着扶住车帮或蹲坐在车厢里。

记不清是坐的164次还是44次火车，只记得是半夜走出的火车站。不知是心冷还是天冷，但觉得酸风刺骨，寒彻心扉，竟然比内蒙还冷。

从北京站走回緓子胡同10号的家，敲开已经熄灯的屋门，只有大哥大嫂在，其他人都已搬到东城换好房子的新居。

大哥说，“妈走了，等了你4天，实在不能等了，昨天下葬了……”

我哭泣，但我听不到自己哭的声音……

我赶回房山的老家。五月下旬的麦浪中，一座新土培植的坟茔孤单地立在那儿，那里面长眠着我的母亲……此时，我才嚎啕痛哭……我恨自己，如果我不去兵团，一直陪着母亲，她一定不会刚刚58岁就撒手人寰！悔之晚矣！悔之晚矣！

母亲在，你总觉得自己是个孩子，总有活着的企盼和精神寄托；母亲不在了，你会感到孤立无援和周围世界的寒冷……从此，天涯孤旅，没了家的感觉……

痛定之后，我总要面对逃跑回家的现实和后果，在决定逃跑回家那一刻，我就想到了它的现实和后果以及承担这种后果。

这种后果就是我无路可走，最终我要硬着头皮回去。

想留在北京当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但没有了组织关系，没有了各种票证供应，你寸步难行。你混在北京一日两日甚至一月两月可以，长期下去无人能提供你生活和安全的成本，至亲骨肉都不可能。

想改弦更张，彻底离开内蒙兵团而转插另外的地方，也只有处理完逃跑的事才有可能。

我给连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谈了回家后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我表示：我从未有过怕苦怕累、离开兵团的想法，只是为了奔丧，没有摆正个人与集团的关系。可以坦然接受组织对我处理。

这样，给自己一个理由，给连里一个下台阶的面子。

不久，刘凤义排长到北京来办事，代表连队领导找到家里，和我谈话，意思是希望我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还是欢迎我回去，继续完成屯垦戍边的伟大责任。并给了我一张随同新兵回连的乘车证。

这样，我随着某月某日的新兵回到连队。

回到连队不久的某一天，全连开大会，叶福生指导员突然宣布对两个知青的警告处分决定。一是董启元，因为工作失误，引发失火，造成了一些财产损失；另一个是我，逃跑回家。

对我处分的内容，除了“无组织无纪律”外，主要是“不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放松思想改造。怕苦怕累，留恋城市、厌恶边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等等，不着边际的内容，看来是要树立一个反面典型，随时给知青一个警醒。

以后，叶指导员在连队点名会上，经常用他那浓重湖南口音，咬着后槽牙说：“王金堂……王大路……”。王大路是不应该谈恋爱的典型，我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总之，都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

自此以后，我在连队就是一个边缘人，一个岁数比较大的、窝囊的、落后的知青。

一年后发到煤矿的人有我。凡是出水勤工的活儿有我。专门搞基建的干活人有我。到团部到五原做涵管有我。好事，一般都轮不上我。

在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后，全国掀起一个打击迫害知青的运动。内蒙古兵团也派出工作组，下到基层连队安抚兵团战士。在一部分战友的强烈呼吁下，一连撤销了我的处分。大概内容是：当初逃跑回家是有客观原因的，但在组织没有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离队是错误的。在当时，给处分是正确的，现在撤销处分也是正确的。希望该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云云。

随着兵团体制的逐渐衰败，逃跑回家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到了有人来去自由、无人关注的地步，处理的方式最多是扣工资，核减相应的工龄。

知青的大溃退、大返城已不可避免，我的逃跑回家已成昨日“黄花”，无人再提起。

二. “病退”回家

1975年的春夏之交，又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扰动着兵团战士惶然不知所措的心，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建制、移交地方已成定局。

担任连队领导的现役干部，是在站好最后一班岗，主要任务是收拾残局；知青们豕突狼奔，各谋出路，大返城、大溃退已见端倪。

事实上，在这一年前的1974年夏天前后，现役军人就开始渐次撤离，有些人把该带走的、不该带走的，总之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大约7、8月的时候，大学招生的名单已经尘埃落地。

一天，张鸿任找我，很严肃地对我说，“老王，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能走的都走了、没走的都在想办法，看你意思，是就这样呆下去啦？你年纪大，不为以后的生活打算，也要为眼前想想办法，换个轻松点儿的工作，哪能老在大田混？”

我知道鸿任在关心我，为我着急。“那我能怎么办？”

“现在有个机会，‘喜子’要上大学走了，他的保管位置腾出来了。”

“怎么可能轮到我？”

“找许连长啊，他也要走了，买点儿东西联络一下感情，好好谈谈。”

“买什么呀，怎么张嘴啊……”

“算了，交给我吧，我想办法。”

鸿任是一连的会计，为人善良厚道，乐于助人，遇事很能为别人考虑，上上下下都很有人缘。他是第三师范68届毕业生，我们年龄相仿，同一天来兵团，在一个班、排待过，是推心置腹的朋友。

我在兵团，没入团入党、没当过“五好战士”“毛著”积极分子，甚至连一次全连的队前表扬都没有。在当时，更是不修边幅，脏兮兮、邋邋遢遢，形同乞丐，惨不可睹。

鸿任写信，让家里寄来东西，找连长谈我的事，居然“走路子”成功了。

这样1974年8月以后，我当上了一连的保管员。至于当时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怎么谈的，鸿任都没跟我说，要还给他买东西的钱也执意未收。好多年以后提起此事，鸿任和连长都一脸懵懂。当事人忘了，可我记得，我坐上保管这个位置，对自己和很多伙伴病退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转年（1975年），兵团最后一次的招生、招工接近尾声。

知青副指导员胡子华宣布，他要招工走了，他说，这是知青最后的机会，是兵团给知青最后的福利，以后不会有了。

现役军人指导员宋世民劝我，“老王，只要你报名，招工指标一定有你一个，走吧！”他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的劝说。

那天，他从早晨一直劝我到中午12点（按照规定，招工报名到中午12点结束）。我直到最后都没答应，他悻悻而去，看得出他真的很失望，甚至为我伤心。

我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底气，拒不接受他的好意。别人的底气，是怀揣着病退困退转插的证明手续。这几样证明手续，我其实是一样也没有。我只是判断：天下大势，必有大变，有可能会一步到位返城，我看出“上面”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目前的困境，我想赌一把。

经过了1975年10月~1976年10月让人窒息的压抑、沉闷，大返城确实如预期而至；但这一年的沉闷、压抑，也确实难熬，许多知青的精神状态几近崩溃的边缘。

绝望和焦灼的情绪在蔓延……

赌博，可以把一整块肥皂几口吃进肚子里；众目睽睽之下，活剥母狗皮，当着被哺乳小狗的面，喝下一碗狗血。“茬”酒，可以把一杯一斤的高度麸子酒，一饮而尽，连喝两杯、三杯……桩桩件件，匪夷所思、悖逆常理……

如果没有大返城、或者大返城再拖延一年半载，我相信，会有相当多的人患上抑郁症、妄想症、精神分裂症。一连有两位伙伴，已经返城了，按常理不应该再走绝路，但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自杀，除当事人眼前的理由，还应该高度怀疑其在兵团落下了精神障碍的底子。

与复员战士和现役军人接触多了，会发现他们很多人身上存有的淳朴善良的一面；我们知青自己的毛病其实并不比他们少，人性是相通的。尤其到了兵团后期，尘埃落地，各自显出自己“元神”的本尊，每个人是什么人性，大家心知肚明。

宋世民指导员从别的连调来后，与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力排众议，为我争取一个招工指标，是真心对我好。老宋其人骨瘦如柴（外号“老尸首架子”），但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睚眦必报的热血汉子。听说他转业到了地方武装部，受尽了几位同僚和上司的合伙欺压，忍无可忍，腰揣手榴弹，手持冲锋枪，与之同归于尽，悲壮谢幕，令人浩叹。

复员战士朱斌排长，不善言辞、口讷不能重语；为人古板、循规蹈矩，但他心地良善，从无害人之心，是老实人、好人。兵团后期，他要把自己的近亲介绍我为妻。那个年代，我破衣褴衫，穷困潦倒，曾有过被褥拆了无法复原，盖了3个月棉花套的记录，没有任何前途可言。我和老朱，没有在一个班、排工作过，他有此举，可见对我的信任和善意。我知道，在农村，把至亲介绍给你当老婆，这可是大大的恩泽、大大的人情面子，可见一片赤诚之心。

几十年过去了，我辈垂垂老矣。回首青春韶年时，仍不能忘怀那些兵团人的善意、情义，心中会涌起一股股暖流。

知青返城，根据自身的条件，总会在当兵、上学、招工、病退、困退、转插中选一种。

不用权衡再三，我只有“病退”（装病）一条路可走。

病退要过三关：一关：准备病退材料，“撞”三级证明。为什么要“撞”，是因为没病，偏要开出有病的医疗诊断，有硬闯的意思；二关：要从连队到团部到北京所属“区安办”，把病退材料层层递交，中间不能出现梗阻；三关：北京相关区属安办同意接受材料，指定复查医院，合格后，核发“准迁证”，病退函发回兵团。这三关，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潜伏着风险，都要有人有门路作保障，稍有差池就会前功尽弃。

打通三关，要贿赂开道，还要付出“蹭车”（想办法不花钱乘火车、汽车）给办事的当事人“意思意思”的成本，所以，要有后续资源的储备。

不用考虑再三，首要任务是“撞”三级医院证明、凑齐病退材料。所谓三级：团部医院、二师（乌拉特前旗）医院、自治区（呼市市属）医院。

为了高效率，须打破常规，先“撞”出呼市市属医院证明，如成功，再“居高临下”，“撞”二师和团部的。

某年某月某日，我和赵金明、曲寿君结伴而行到呼市，直奔龙涛家落脚。其时，龙涛已被招到呼市一个中专学校上学，龙爸爸尚在干校，龙涛母亲裴志鸣妈妈热诚接待这几个不速之客。

裴妈妈是内蒙古日报高级记者，高级知识分子，行事为人义薄云天，乃有“士”之风骨。龙涛的同学和知青伙伴，凡有幸得到裴妈妈庇护的，她都视为己出，关心照顾帮助，无微不至。很多孩子在裴妈妈的帮助下改变了命运。众多知青尊裴妈妈为母亲。至今想起她老人家对我慈爱的恩泽，我都会泪如泉涌。

裴妈妈得知来意，说，“你们先去‘撞’，试试，我也帮你们想办法。”

我、金明、小曲，分别行动（不找同一个大夫），目标内蒙古附属医院。我和金明“血压高”，小曲“慢性肾炎”，都是办病退时臭了大街的病。

“撞”血压高证明有两个诀窍：一是在医生给你测血压时，全力绷紧下肢，故意让自己的情绪紧张；二是在测血压之前适时服一片（或二片）麻黄素，以扩充血管、气管，达成升高血压的功效。

金明是身体太好了，麻黄素居然对他没有效果，又遇到一个比较遵从医道、叫真的大夫，一再叫他放松，且抚动他的腿，不要紧张。金明“撞”证明失败。

小曲随身携带一枚鸡蛋和一个针头，此君在厕所里往盛尿的试管里灌注鸡蛋清和刺破手指滴入血液，不知是心慌还是担心量不够，蛋清和血都加多了。化验的医生拿着化验单叫他的名字，表情极为诧异“是你吗，怎么还能走进来？”小曲落荒而逃，化验单写着：“红白血球满视野。”大夫说，这试管在酒精灯上烧一烧就是蛋花汤啊。

我装得比较像，面色黢黑，满脸胡须，一看就是病态，主要还是麻黄素和绷腿同时起了作用，成功的“撞”出一张血压180的诊断书。

我还不甘心，在同一个医生处又做了“风湿性关节炎”的检查，如果办成两种慢性病，成功病退的几率更大。

化验单上的血沉数据是“1”，这是极正常的指标，医生决不可能开出有病的诊断。

但是，“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鲁迅《狂人日记》）经过“研究”，我明白：化验在3楼，医生在1楼（总之不在同一个楼层）；还明白：是患者自己拿化验单上下楼，来衔接化验室和处方医生的。于是，我便在楼梯拐角处的窗台上，在化验单数据“1”的前面，轻巧地添上一个“2”，瞬间，血沉的数据变成了“21”，这是刚达到“风湿性关节炎”标准数据，恰到好处。当然，我是在其他纸上，用随身携带的五六枝颜色深浅不一的蓝色圆珠笔（当时化验单都用蓝圆珠笔书写），反复对比颜色后才添上的。

医生以一种怜悯的还有一丝不屑（可能是我做贼心虚的自我感觉）的眼神紧盯着我，“这个证明真能帮到你吗？”“能。”

回龙涛家的路上，紧张加上麻黄素的作用大发作，只觉得心动过速，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恶心呕吐不止。脸色蜡黄，跌跌撞撞，裴妈妈见状，惊叫，“我的儿！可怜的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知道情况后，裴妈妈说：“谁叫你们这么干的？不要命了吗？我不是说了吗，我帮你们跑证明……”在床上躺着，昏昏沉沉中，听到鸡在咯咯叫，为了我，裴妈妈把养的最后一只鸡炖了、熬汤了。

现在知道，麻黄素~麻黄碱，提纯以后就是冰毒。没病找病，吃那东西就是吸毒。

裴妈妈在呼市很有人脉。她对我们说，有个朋友给咱送了一张联络图，有了这图，就可以找到关系（后门），再难办的事也有希望。

这图就是一张网。社会上的事都是人办的。为了找到一个办事的人，就把他放入网中，就像把一颗石子投入水中，会出现涟漪，一圈套一圈：第一圈是他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同学同事、朋友战友；第二圈是他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的同学同事、朋友战友；以此类推，总会“抓”到你要找的那个人。

我和金明、小曲回到团里没过多少日子，裴妈妈就寄来多张证明，有填好的也有空白的。我和我的多个伙伴因此受益。

当年，医生开的诊断书都是用钢笔书写的，用鸵鸟牌的蓝黑墨水居多。字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普遍比现在的医生写得好。后来，一连很多人的空白证明是求我写的。连里69届战友占多数，不少人缺乏基本训练，对自己写的字不自信，担心证明不像真的。我就用隶书体和手写体轮换着开证明，还故意斜着写，往长了写扁了写，甚至还用过左手写。如果崇文、宣武等安办的档案还在，一定会看到不少我的墨宝。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知青的“三关”越来越好闯，尤其到后期大溃退时更相对容易一些。即便如此，连里仍有几个知青，因为性格内向、老实木讷、平时交际的圈子小，总之，是一点儿“路子”也没有，傻等着，一副听天由命的态度。一连知青指导员张会战（15团移交地方后，由建丰农场场长翟新华提拔的干部），对此非常着急，公开吁请连里有“路子”知青帮这几位开证明、凑手续、跑关系，互相帮衬，别错失机会。

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一个人的精神底色的展现，不需要大道理，只需善意、良知和物伤其类的悲悯之心，翟新华和张会战做到了。哪怕知青人都走了，他们自己陷入“荷戟独彷徨”的孤独境地也在所不惜。

最值得回味的是办邵秀华的病退。

1976年6月，经人介绍，结识了当初的女友后来的妻子邵秀华。她是天津知青，病退成功是1978年，15团天津第一批。

天津办病退，开始时要比北京难很多，难在天津复查的严格：指定两个不同的医院，全程有人跟随紧盯，造假难度大。

妻办的是“慢性肾炎”。内蒙古的三级证明不必说，早已打通关节。我担心她闯不过天津复查这一关，甚至异想天开，把她直接办到北京，这当然是痴心妄想。

1977底，我已退回北京，转年我陪她去复查。此时，好友孟向东跑来，极神秘地说，有一种药，吃下就会出现肾炎的症状，复查肯定能过。她堂妹（在15团3连），就是服用这种药病退回来的，且言之凿凿，“没有什么副作用，就是贵一点儿，可能要30来块钱。”

妻按要求服下药，第二天即腰痛不适，尿中带血。凶险异常，立即停药！

再谋他途。

忽然想到可以“借”一壶尿：借一壶“慢性肾炎”患者的尿，偷梁换柱，代替自己的尿去化验。正在发愁向谁借、怎么借时，及时雨来了，知青副连长郑桐山帮忙解决了“尿”的问题。

但问题又来了：你总不能当着监督你复查的人面，把别人的尿往验尿的器皿里灌吧；又因为事前不告知你去哪个医院复查，所以你不会知道那个医院验尿器皿的样子更不知道器皿的编号，所以你无从提前做好准备，所以还是你无所措手足。

冥思苦想，脑洞终于开得很大，解决的办法出来了：那个年代，给病人输葡萄糖营养液用的是一种软袋，软袋的袋口是一段细管儿。把借来的尿从细管注入，将口用皮筋绑好，然后把袋子栓在后腰的裤带上。这有三个优点：1，蹲下小解时，便于操作，监督复查的人不可能趴地上看你尿尿；2，袋口粗细合适，可以直接把尿灌入器皿中，且流出的声音像极排尿的声音；3，软袋一直和身体接触，热乎乎、与体温相同，特像当时的尿，很有现场感。

精妙的构想！

复查如同预期，蛋白一个加号，标准的“慢性肾炎”。

多么令人悲哀的现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陷入公然的无底线的说谎造假的怪圈中不能自拔。所有人都在说谎造假、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说谎造假，一本正经、道貌岸然。

所以造成如此局面，是因为权力在说谎造假，权力也知道自己一直在说谎造假，但权力从不认错，它需要颜面、它需要自欺欺人的理由，它逼迫人们以说谎造假来迎合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丧失了人的尊严，权力也丧失了合法性的尊严。

仅以上山下乡运动为例，如果坦然认错而且纠错，何故让人们造假办病退，致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癫狂状态，造成一场空前的道德伦理沦丧和物质财产损失的灾难，甚至生命的代价。孟向东的堂妹，3连人都知道，一个漂亮的北京女知青。吃了假药，病退回来了；回来后，确实因为吃了假药，患上了真肾炎，香消玉殒，死了。这种案例，显然不是个案。幸亏妻当时没有继续吃那个药。

知青病退闯3关的过程中，打通门路的物资储备至关重要，那年头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况且知青们也没钱。为此，我一直怀念一个女孩儿——张云祥。

张云祥，团部粮站大库的保管员，负责15团四五千号人口粮的发放；她虽负责出库入库工作，但也经常看到她在粮食加工机旁忙活，衣服和头发上常沾有面粉。据说她是五原县粮食局长的女儿，以知青身份加入兵团。

这是一个模样耐看，性格文静的姑娘。身材窈窕，看似文弱，但干起活儿来，手脚麻利，身形矫健。

她是各连队保管员经常要打交道的人。

连队的保管，游走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为了本部门的利益，一般都练就巧舌如簧的能耐，还时不时剑走偏锋，顺手牵羊，贼不走空，多数是难缠的角色。

张云祥，不苟言笑，不卑不亢，对付这帮家伙游刃有余。

我这人自惭形秽，从未与她有过多的交谈。虽多次有主动搭讪的企图，但最终又打消了。

一次，装完拉往连队的米面后，她说，“这有一袋面你拉走吧。”“什么面？”“粉尘。”我以为是一袋不合格的面粉需要我处理，想都没想就拉走了。毕竟，与她搞好关系会对一连的供应有好处。

回连队后，老职工告诉，这“粉尘”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河套小麦，因日夜温差大、日照长、以黄河水灌溉，品质上乘自不必说。所谓“粉尘”，就是在磨面过程中，从小麦胚芽中飞出来的像尘埃一样细小，最轻飘、比重最小的部分，是在磨面机的出口处，单独套一个面袋收集的。据说，1000斤小麦才出几斤或10几斤，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懂行的干部职工在盯着张云祥的粉尘。

单纯用粉尘和面是一项难受的工作，它太细腻了，很难将水与面和在一起。

记得那时春天，割来头茬韭菜、加上十数鸡蛋（以旧衣物与老乡换得）加上胡麻油拌馅；一般面粉中加粉尘和面，然后，包一桌一炕饺子，感觉那味道真是人间至味，呼来八九兄弟大快朵颐。

当时的内蒙古商品粮供应，似是3斤米3斤面3两油，粗粮占大部分，物资匮乏。细粮就是打开门路的“硬通货”，而粉尘就是“硬通货”中的战斗机，从火车、汽车到医生医院，各种关系、门路被逐次打开。

第一次张云祥给我粉尘后，我曾对她说过，此物对我等大有帮助，她笑而不语。

以后，每次拉粮食，她都会帮我装一两袋、多时四五袋，视积攒情况而定。她并不明说是为我留的。我储备下来的粉尘，成了公关的利器。真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战而屈人兵。

多么可爱的姑娘！帮了知青病退的大忙。

大返城的高潮中，忽不见了她的人影。到底是工伤？病了？几次想打听详情，怕给人家带来麻烦，欲言又止；真想去看看她，想想而已。

未能当面向她诉说感激之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数年前，参加副业连战友回忆录的发布会，有朋友告诉我，张云祥在知青大返城前夕在五原养病，后来又退回五原工作生活，多年前已经去世了。我虽对世事早已淡然，但一瞬间，心情仍难以名状。

数十年，山河变易，已然物是人非。记录下病退返城的陈年往事，无非是给自己和后人一个交待。

人至暮年，大脑记忆功能”退行性改变”，许多人、许多事，已模糊不清了，但青年时代那些朦胧、缥缈的情愫，却偶然闪现出来，一时间，让你打开记忆的闸门……可见，爱和人性的美好是最难忘怀的。

每到此时，常常不自觉吟出黄庭坚的诗句“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时光已逝，韶华难留，想起那年的人、那年的事，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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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记忆》289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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