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陶冶：同学发小程卫平病退回京记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陶冶，笔名景文，陕北老知青，北大附中初中67届毕业。在陕北插队4年，后招工到汉中工作5年。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现已退休。

原题

一个知青的求学历程

病  退

作者：陶冶

2009年初秋的一天，景文早上6点钟就从北四环出发去友谊医院。同村的插友、当年一起照庄稼抓偷玉米贼的老同学程卫平兄，经过长期肾病的折磨，肾衰竭了，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程兄最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肾源，做肾移植手术。景文在手术室外等到下午两点，等候时不禁回忆起当年程兄得病和病退的往事。

程卫平兄中学时是班上的体育委员，身手矫健，篮球、足球、短跑、跳高、铅球各项运动成绩拔尖，曾被专业教练看上，招收他进专业运动队训练，但他不愿意专业从事体育运动拒绝了。

程兄的父亲是北大著名的数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但“文革”一来就成了黑帮，受到强烈冲击。1966年夏天，有一次景文到程兄家去玩，一进门吓了一跳，屋子里像遭了土匪抢劫一样，所有的桌子、柜子都被打开掀翻，衣物扔了满地，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被打烂，雪花膏连涂带撒抹了一地板，地上还扔了几双被斧头砍成两段的皮鞋，据说因为是资产阶级式样。原来程兄家被红卫兵给抄了家了。

程为平告诉景文，上午他与一位邻居发小正在家里下围棋，突然冲进来一帮红卫兵。看到他们在下围棋大怒喊到，大家都在革命，你们还搞资产阶级闲情逸致！上来哗地一下就把桌子掀翻了，围棋子撒了一地。然后将手里的武装带抡得啪啪响并恶狠狠的问，谁是这家的狗崽子？幸亏程为平同学家的老保姆说，这两个都是邻居家的孩子，红卫兵将他们赶走，逃过了一场殴打。

1966年8月底，北大附中红卫兵（红旗战斗组）领导决定，出身好的出去串联，到全国各地造反；出身不好的，在一部分自愿留下来的红五类同学监督下到门头沟山区劳动改造。

红五类同学先把几百人的资产阶级狗崽子队伍拉到了门头沟煤矿，挑了一些身高超过一米六的男生，下矿井劳动改造，剩下的全部打发到军庄公社，在红五类的监督下，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改造。

在挑下矿井劳动的人的过程中有一个插曲，正在挑人，忽然有人传过来一个纸条子，一念纸条子方知，是有两三位同学的家里因是地主成分被赶出北京了，全轰到乡下去了，让他们赶快回家。那几位同学听此消息，面如死灰，在几位红五类的“赶快滚蛋！赶快滚蛋！”的呵斥声中匆匆离去。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名为《矿灯》，讲的是解放前煤矿工人在地下党领导下与日本资本家斗争的故事。男生们对能下矿井劳动，当一回煤矿工人都很向往。景文踮着脚勉强达到一米六，被选上了，程兄是大个子，没问题，还有壶口钓鱼老兄和张启疆兄四位后来在桃曲村插队的同学都被挑中下矿井。

当年景文14岁，那几位老兄15岁，是真正的童工，但当时并没有当童工的悲哀，反而为马上能当上煤矿工人感到很高兴很新鲜，也庆幸自己虽然出身不好，还没差到全家被赶出北京，在红五类同学“赶快滚蛋！赶快滚蛋！”的呵斥中灰溜溜离去的程度。

几位后来的插友此时过了一把当煤矿工人的瘾，实际上是当了一回童工。工作在地下深处，要坐被工人们称为罐笼的升降机下到地下400米。出了罐笼在老工人的带领下走过长长曲折黑暗的巷道到掌子面上（采煤现场）。

景文分在回采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将放炮崩下来的煤用大铁锹铲起来，扔到溜子（传送带）上去。大铁锹铲满煤号称有3、40斤重。每天抡8小时的大铁锹。景文头一两天还觉得新鲜，到后来感觉一个班顶下来非常吃力，非常累。一下井8个小时才能上来，刚上班前几小时还好，到后几个小时，只是觉得又累、又饿、又冷、又乏、又黑暗，累了也不能休息，一停下来就太冷，矿井深处的地面永远是湿漉漉的，想坐都没地方坐，真的有些坚持不住。

程卫平兄在掘进队，打巷道，据说工作更辛苦。程兄个子大，当时身高已近一米八，被当作大人强劳力对待，劳动非常繁重，身体可能受到伤害了。

景文记得有一天下班精疲力竭地向回走，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得14岁的景文忽然对人生前途产生了忧虑，问旁边的一位同学，你说咱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运动完了以后，怎么安排咱们？那位同学说，大概都给轰到农村里去吧。他太有预见性了，两年以后，大家真的都被轰到农村去了。

在煤矿劳动了10来天，大家又移师到农村劳动。景文班里同学在军庄公社东杨坨生产队劳动。

到了村里，出身不好的同学把景文拉到一边悄声大倒苦水。在红五类曹同学的领导下，这些天过得太苦了。曹同学出身于贫农，性格有点轴，严于律己，更严以待人。到了村里首先就要求同学们吃的与解放前的贫下中农一样，只能吃窝头咸菜。秋收劳动繁重，恶劣的伙食让大家实在吃不消。而且三天两头给大家训话，让大家改造思想，搞得同学们心灰意冷。到农村带队监督狗崽子们劳动改造的几位红五类都是工农子弟，干部子弟都出去串联造反去了。按曹同学的说法是，工农子弟能吃苦耐劳比干部子弟革命性更好。

到东杨坨村第二天景文参加劳动才领教到，这里的劳动强度一点也不比煤矿低。山区所有的庄稼都要背回来。在地里用大号的背篓装满玉米棒子，据说满满一背篓的玉米有六七十斤，这份量对14岁的景文来说太沉重了，蹲下将背篓背上以后沉重如山，拼尽全身力气都站不起来，要两个人把你抬扶起来，站稳后背着背篓摇摇晃晃地向前走。

景文背上背篓低着头，弯着腰慢慢向前走，只觉得被压得、勒得呼吸困难，虽是秋天，走了没多远就被压得汗如雨下，终究只有14岁，体力差。玉米要送到场院，路很远，要走一两里地，中间不能歇，放下背篓歇了自己一人就站不起来了。想想郝春和同学，他也14岁比自己还小几个月，个子比自己还矮，也在干，就咬紧牙关，硬挺下去。

煤矿的劳动强度虽然大，但伙食很好，营养充足。但在东杨坨村的劳动改造在红五类曹同学领导下，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实在让人受不了。快到十一国庆节了，同学们都盼望着国庆节能吃顿好的，休息一下。结果盼来的消息是，可以吃顿好的，要思甜先得忆苦，先吃一顿忆苦饭再说。

曹同学要给同学们做糠窝头，但做起来发现糠没有任何粘性，做不成型，只好再掺一些玉米面，勉强可以捏成窝头，曹同学对掺了玉米面总觉得不能解心头之恨，于是又抓了两把锯末子掺进去。

猪狗食、忆苦饭、糠窝头、锯末子，曹同学自己也要吃，你说他着了什么魔，怎么这么大劲，虐待狂啊！自虐狂啊！

做好忆苦饭以后，曹同学用恶狠狠的语调向大家宣布，一人至少吃一个糠窝头，只有白开水下饭，没有菜，连咸菜疙瘩也没有，解放前贫下中农就没菜吃（是吗？呵呵！）。糠窝头必须吃完，不许扔，谁扔抽谁，他手里真有一条武装带啪啪地甩着威胁人。

糠窝头实在是太难吃了，就不描述了。

曹同学总的来说还算是个好人，就是有些偏执。文化革命的时候偏执小小爆发一下，让同学们吃了些苦头，主要还是受到阶级斗争说教的煽动，大家也都原谅他了。但他后来思想偏执大爆发，入了邪教，还成了骨干分子，虽然怀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入了邪教，但邪教就是邪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和当年逼迫大家吃忆苦饭一样，结果是与美好初衷南辕北辙，最后死于非命。按佛教的理论，信邪教的人死后是要入地狱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愿曹同学在地之灵早日超生。

吃完忆苦饭还没等到吃上思甜饭，程兄就突发高烧，还呕吐不止，只好把他送回家，临走时他还说，只是重感冒。休息一个礼拜，好了就回来。。

十一以后程兄来信说他得了急性肾炎，不能来劳动了。他的病没治好，转成了慢性肾炎，从15岁起慢性肾炎伴随程兄终生，直至肾衰竭。

1968年12月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发表。虽然程兄患有慢性肾炎，医院诊断书上明确写着：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但工宣队不管这套，硬逼他下乡。1969年下乡才半年，程兄肾炎又急性发作，被送回北京休养一年多，到1971年秋天才回村子办理病退。

1971年11月，景文开始帮程兄办理在农村的病退回北京的转关系手续，主要是办转粮食关系。程兄的粮食关系从12月起转回北京，他半年的粮食已在收麦后分配到手，现在要将11、12两个月的粮食送到国家粮库，一手交粮，一手办理转粮食关系。

于是景文就背了两个月的粮食，到60里外的秋林粮库办理转粮食关系。背两个月的粮食走60里地，背得动，走得动么？没问题！不仅背得动而且走得轻松，因为只背了14斤麦子。这年桃曲村人均夏收分麦子42斤，也就是说夏收分配的半年粮食按42斤计，平均每月只有7斤。

走了60里地，交了粮食，办完相关手续已是下午4点多钟。赶快往回赶。从秋林镇出发走川道30里到甘草村，天已大黑，可能有8点多了。此地离村子还有30多里，太远了，景文决定到离这儿15里的西塬村过夜。

程为平（左）与陶冶在荞麦地里，1971年

5月份时，景文曾从西塬村出发到县里参加运动会，曾走过甘草村到西塬这条路。景文根据记忆，沿县川河（学名为仕望河）向前走了一段然后上了塬，到了一个村子边上，沿村边的路向田野里走，走到一块田地，有一条小路穿地而过，沿小路一直走到沟边上，沟对面就是西塬村。景文在月光下走到了那片田地，可是那条小路却没有了，那条路本是田间人踩出的一条小路，可现在这块田地秋耕过，小路被耤地耤没了。

景文弯下腰仔细辨认，看到地上影影绰绰好像有一行脚印，这可能就是那条路。于是景文低头辨认着这行脚印向前走。走了一段，脚印好像没有了，抬头张望，却发现自己走到了一片坟地里。几个坟包，上面长满杂草，后面还有几棵小树，月光下，树影拉得长长的。景文心中呸呸直叫晦气，但并不害怕，因为景文此时已在上堠到桃曲村的路上半夜里见过“鬼灯”了。

景文定下神来，张望了一下，认准了方向，没有路，在田里按认准的方向走就行了。好在这个夜晚月光很亮，景文朝认准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去。走一段，跳下一个地畔，逐渐向下方走去，跳下几个地畔以后，终于到了沟边上。

从沟边向东望去，对面就是西塬的塬，初升的月亮挂在对面东边半天上，沟对面的西坡在阴影中一片黑暗，自己脚下一块长长的坡地向沟底延伸下去，月光如水，这坡地的上半部在月光下如同披了银装，而下半部则在山沟阴影中漆黑难辨。

对于黑暗景文倒不害怕，走夜路最怕的是遇到狼，好在景文手里有一根棍子，一个男子汉加一条棍子，遇到狼也可以周旋一下了。

景文摇晃着手中的棍子向坡下走去，从月光笼罩的坡上走向黑暗的沟底。走进黑暗的阴影中。

走进黑暗没几步，景文目光的余光忽然瞥到自己斜后上方几十米的坡上，站着一个人，霎时间，景文惊得全身毛孔都炸开了。回头一看，却是一棵小树，孤零零地站在月光笼罩的坡地上，影子拉得长长的。景文长吁一口气，继续向黑暗的沟底走下去。

下到沟底再爬上黄土坡，晚上九点多，景文终于看到了西塬村知青们的窑洞的灯光。

1971年12月，程兄的病退手续终于完全办好，景文陪程兄回京。要离开陕北了，程兄想去延安看看，二人取道宜川—延安—铜川—西安路径回北京。

程为平在桃曲村的谷子地里，1971年

景文和程兄到了县里，在县广播站住下。桃曲村的贺宗胜在县广播站工作，他婆姨是桃曲村的妇女队长。桃曲村的知青男男女女，来来往往，这两年没少麻烦贺宗胜，大家都非常感激他。

景文住下第一个感觉是电灯真亮啊！从1970年初景文回到桃曲村，放了多半年羊，又喂了近一年的毛驴，两年没回北京，两年时间在村子里都是一盏煤油灯相伴度过漫漫长夜，两年没见到过电灯了。到县里住下，看到电灯，感觉亮堂堂的，比煤油灯亮多了。晚上有电灯的感觉真好。真成了土包子了。

第二天，景文和程兄坐上长途车去延安。 景文和程兄到延安住在汽车大修厂王柏林兄处。晚上在一间很大的宿舍里，灯光明亮，屋子中央一个大炉子火烧得很旺，屋里温暖如春。王柏林兄和几位北京知青同事们聊着延安市的企业篮球联赛，最近的电影等等话题。景文坐在一旁看着明亮、舒适、温暖的屋子，看着几位已经当了工人的知青满足、自信、兴高采烈的表情，心中有些伤感落寞。人家已经开始幸福的生活了，自己还在漂泊。

类似的感觉两年前也曾有过。1969年12月，景文走山西回北京。景文不买票混上火车，半夜里查票，景文和好几个北京知青被逮住送到餐车，列车长和乘警连训斥带吓唬，哥儿几个就是两个字，没钱。其实买票的钱是有的，就是不买。对此事，景文至今也不认为有错。你国家把我们发配到那么穷、那么远的地方，干了一年下来，累的死去活来，饭吃不饱，钱也没挣到，家总要回，老子不买票是应该的。结果在下一站被轰下车。等下一趟车来了再扒上去继续旅程。

到北京之前景文怕到北京站不好出站，就在良乡车站下了车，下车时是早上4点钟。良乡车站是开放式车站，没人检票。景文在候车室里混了一个小时，冻得够呛。早上5点多有一趟市郊列车，景文花了2毛钱买了张票上了车。车上熙熙攘攘全是在远郊工作下夜班回家的工人。景文对面坐了几个青年女工，神态轻松慵懒。唧唧喳喳地聊着家常。景文看着她们，心里羡慕的不得了。她们是工人（当年就是最好的职业）,又是北京户口，在景文的眼里，她们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一般。想到自己却像一条丧家犬一样，流浪漂泊，不禁黯然神伤。

这次到了大修厂，看到王柏林兄安逸、稳定的生活，想想自己，仍是千里漂泊，艰难困苦、还是农村户口，连个商品粮都吃不上，漂泊的日子何时是尽头？何处是归宿？强烈的伤感、后悔（后悔没有去梅七线汽车修理厂）涌上心头。

1971年12月底，景文和程兄回到了北京。程兄是真正地回到了家，景文还有20年的漂泊之路要走。

2014年同学聚会景文遇到同学任兆琳兄。任兄讲他曾在山西垣曲县插队，1971年转回北京。任兄的父亲是北大的老教授，是哈佛的博士。但在1971年北大的教授是臭老九，哈佛的博士更有美国特务的嫌疑，无权无势，怎么能从农村转回北京？景文问他是怎么转回北京的？任兄说他是病退回北京的。景文问他有什么病？任兄告诉景文他是造假装病得了肾炎，办成病退的。

怎么造假呢？到西苑中医医院声称自己得了肾炎，拿一张验尿单，在自己的尿样里滴一点鸡蛋清和一小滴血，这样就可以检验出尿里有蛋白和红血球，就可以得到肾炎的诊断证明。拿着这个证明，就可以办病退手续了。这个高招是他从别的知青那里学来的，看来高手在民间，为了回北京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景文大呼，当年我们都到你们家去看电视，天天见，你怎么不告诉我这招？我要知道这招，我也造假得肾炎转回北京了，我可以早回北京20年，少受多少苦啊！转念又想到，自己要早20年回北京，自己就没有机会在后来认识自己的妻子了，不行，还是晚点儿回北京吧。

程卫平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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