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秦应雷：困退之路的坎坷周折

  作者简历

秦应雷 ，原北京26中（现汇文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六连。1972年困退回京待分配，1974年4月进入教育口工作、任教十三年。1988年到中信国安总公司下属装饰公司工作，历任业务部科长、副经理。2003年后公司撤并体制改革，转岗其它公司应聘、任职副总经理、工程部经理兼项目经理至退休。

原题

困退之路的坎坷周折

作者：秦应雷

我得到困退回京的消息，是在1972年9月12日正在团部集训时，北京的调函通知就发到团里又转到五连；然后由五连通讯员直接到团部通知我，回想起来真是百感交集呀！

还是在1971年10月初，我随着团篮球队调到五连的第二个月中旬里，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挂号来信，说是母亲得了乳腺癌，要动手术，希望我尽快请事假回京，因老父亲还要回北工大在塘沽茶淀的五七干校去，不能久在北京服伺照顾母亲，只有让我回京照料母亲一段时间了。

一刹那间像被雷击了一样，我蒙了，眼泪夺眶而出，恨不得立刻插翅飞回北京，到母亲床前，服伺她一番，尽尽孝心！于是立刻向班排长请假，他们向连部汇报并申请批假手续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连部已接到团部通知，紧急战备期间一律取消批准探亲假和事假！（过年后才知道，是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紧急战备，当时从兵团领导到普通人哪里知道啊？还没传达到这些层级呢。）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连里又按特批手续报团部申请事假批复，结果依然被否决！急得我六神无主，眼泪汪汪，脑子里都是母亲术后惨白无力的脸色和盼儿归的急切无助的眼光。战友们都是很同情与无奈，队友们也是爱莫能助只能安慰我。

这时，队友张胜民底下悄悄对我说：“正规请假没戏了，你还是开丫子赶紧跑吧！好回去照顾伯母为重！从我们一连那边走，团里摸不到头脑，连里也不会到那边追你回来的，我给你安排一下！”  

前一个月，6连和我最要好的清华附中范之光战友来5连向我告别，因6连新调来的副连长找茬儿要往死里整他，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无端迫害，决定离开兵团，到河南信阳邮电干校投奔妈妈和妹妹，避难并自行找工作；也是张胜民帮着安排从1连出走的，6连派人直追到五原县城、再到刘召车站扑了空，还准备到呼市包头一带截住他呢。

现在轮到我也要潜逃似地冒险离开连队去尽孝心，真不知下一步的发展结果如何？但不批假，正规途径行不通，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过了两天，在第三天临近傍晚时候，借故离开5连，到6连见到安排好接我的1连小驴车，直向三十多里外的1连奔去，当夜夜宿在1连。第二天一早起来，把垦服棉裤袄寄托在1连战友那儿，只身穿毛衣裤外罩制服，再穿上件垦服大衣，顾不上吃早饭，就走到苏独仑大桥旁等候开往前旗的长途汽车。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见影儿，冻得我直哆嗦，赶紧去道路旁一个老农家暖和暖和。只待了五分多钟就让屋里的浑浊空气加上呛人的旱烟味，把我给熏出来了。

严寒晨雾中，恰好这时长途车开着大灯过来了，到了眼前一看却是一辆几乎挤满人的卡车，售票员说是大巴车坏了，只能用卡车替代拉客了。先不管那一套了，再错过这班长途车，即使到了前旗，也赶不上由银川开往包头一天就一趟的列车了；就要耽搁约两天，夜长梦多，越快越好，赶紧爬上卡车一路寒风一路尘土颠簸到了前旗。

我几乎冻僵了，赶紧买火车票，等了五分多钟上了火车，这时火车上已经开过午饭了，没有了盒饭，又没时间买其它的食品，身上冷肚里饿，正在没着落时，传来推小卖车列车员的吆喝：大骨头喽！两元一盘！赶紧买上两盘，还好，上面的肉还不少，狼吞虎咽吃下去，肚里有了食好容易才暖和过来，一路到包头换乘去北京的火车直到家。

那时到北京居住，需要报临时户口，街道居委会知道我家的情况没有为难；安顿下来，服伺母亲，熬药端水、洗漱做饭，母亲也精神好些了。没敢告诉是跑回来的，生怕父母亲担心，加重病情难以恢复。父亲见我回来了，更不敢耽搁、赶紧收拾一下就回北工大在河北茶淀劳改农场的干校去了。

其实，母亲患乳腺癌就是因为我去了内蒙古兵团，父亲也去了干校，心情郁闷而得。

在我走后，她每周五的公休日（那时北京各行政区轮流在每周某天的停电，各区工矿企业也就轮流在停电天休息），都要到崇文区知青安置办公室去，为我回京办困退手续而奔走申请。两年多了，却从未得到过确切办理的答复，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啊！现在我回来照顾她了，自己知道应该自己出面为母亲的心愿圆满实现而继续努力去做，我就在服伺完母亲把杂事干完，她休息睡眠后，抓紧时间去崇文区安办几次咨询催办困退之事宜，光说有困退政策，但总是得不到一个肯定具体能落实的答复。

因当年崇文区区安办和26中都在崇文培新街，一个在路口一个在街里相隔就一百多米，自己转念一想，是不是到学校安办试试呢；于是来到26中学生安办找负责人老师咨询如何解决的问题。校安办负责老师是“文革”中几乎被斗死的原后勤主任丁连信老师，他对我的印象很好，没有在“文革”中参与过迫害老师的任何行动，底下还同情这些被打成黑帮的老师。所以在我向他说明困退要求后，就到我家来家访。

丁老师看到家里熬着中药，母亲蜡黄的脸色、虚弱塌瘪左乳轮廓的体态，确实是困难；而且以前按政策规定，我是应该留京工作的，却被上山下乡，属应该落实知青政策的。于是丁老师对母亲说：“放心吧，我回校后一定把你们家的具体情况报上去，应该是没问题可以办困退的。”听了这番话，我和母亲心中非常高兴。向丁老师不断地道谢，送走了丁老师。

当然，我还是每个月给5连领导写封信，承认未批假就走不对，但是无奈之举，请求得到原谅，并且告诉他们母亲病情是如何程度，我大约什么时间回连！

1972年5月中旬前，看看老母亲病体恢复得不错，能自理了，我就买火车票返蒙回到了5连，等待着困退的消息。

放下手中的行李包，我马上拿着从北京带的两条烟和一些食品，直接到连部宿舍区指导员家去了，和指导员见面后，谈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母亲的病症程度以及私自出走回京探望的心路想法。表示对连里理解我不辞而别的感谢！指导员因以前每个月都收到我从北京寄给连里的信，所以对我的大致情况有所了解，批评了几句不该因没批假而自己行动的个人行为，就收下了食品、烟。

告辞了指导员，回到班排；照样每天跟着劳动、脱坯、基建，此事也就平息而了！想起来，连队还是有些人情味，知道我不是无故而走的，情理上是应该准假的，谁知赶上了个“九一三”特殊事件的后延影响冲击波啊！

在1972年的9月初，在我和团篮球队为五原县国庆篮球邀请赛在团部集训时，终于高兴地接到连里困退回北京的通知；但团里要求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帮着组织开完全团首届运动会和打完五原县篮球联赛再回京。我一想反正就要回京了，和队友们有些依依留恋之情，能在一起完成好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和比赛后再分别也不晚！

在回5连告别时，连指导员特意让食堂炒了几个好菜，叫上几个班排长为我践行。席间，指导员说：“你家一定认识北京的大疙瘩（就是大官的意思），要不，哪就能直接调回北京啊！”那时兵团能直接调回原城市尤其是北京的知青，几乎没有；大多数能走个参军或调往条件较好的工业团就很不错了。

殊不知，我母亲自我上山下乡后，一直为我奔走落实政策而不懈；直到我母亲患了癌症手术后，我回京照料的同时，再次到区安办和学校安办多次交涉申请，加上“九一三事件”后，逐步纠正极左路线的大环境下，才有了困退回京政策真正落实到我的头上。

10月8日完成运动会和联赛后，托运了行李，买好回京的火车票，一一告别了众战友和队友，十号早上七点半临登上从团部开往刘召火车站长途车的前几分钟，6连六个同班和不同班的战友，一早匆匆连跑带步行十五六里地到团部为我送行，就是为见我一面和我说上几句临别赠言，怕一别不知何时再见面了，让我感动至极！

在东去的列车上，在驶过乌拉特前旗的时候，凝望南边车窗外远处水天一色、雄浑宽阔的黄河，和北面窗外的高耸的阴山，回想兵团朝夕相处的战友、队友，不禁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和泪疾书词一篇，记下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复杂的心境。

兵团梦

无奈转蓬身，随风上青天，悲喜间，却不知相会在何年？三载戍守塞外边，告别之时总被情依恋，列车东动摧心肝；惆怅凝望黄水青山，思绪万千！回看酸风射眸，诸友音容笑貌时时回现，泪流浮想连翩：

 抗严寒，担土挖渠排炮险；战酷暑，洒汗锄禾共挥镰。耐劳苦，和泥脱坯营房间；

忍饥饿，嬉笑围坐齐抢餐，耍顽皮，偷骑马来摸瓜园。显身手，球场身捷灵如燕，逞文才，绘画美仑吟诗篇。自娱乐，五加河边奏琴弦。遭褒貶，傲立雪雨风霜间。

 一代风流出吾辈，青山黄水把青春献！ 别亦容易见时难，往事如梦如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只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回到北京，见到母亲后，她欣喜地说：“前几天有一只喜鹊几乎天天在我家房上和门前的大榆树上喳喳叫个不停，就想是不是你要回来了，果真是回来了！”

随着能困退回来的喜悦和踏实，也忽略了在团里光顾比赛和高兴，谁也没有通知我如何办理困退调转手续（大概当年我是全团头一个困退直接回京的知青，团里也不知怎样办或想是北京市都同意回京了，肯定有困退回京的审批底档，用不着团里开什么手续吧？我也是如此想的。）也没写信给母亲，想着给她个惊喜就直接回来了，可是上不了户口，没有粮食副食关系，吃饭是个实际问题。最叫人纠结的是，既然困退回北京了，没户口也不能参加分配工作或被招工，也不叫正茬北京人啊！

粮票还好说，亲戚同学朋友凑些，倒饿不着。户口如何解决啊？还要报临时户口岂不滑稽呀？一下子陷入好事多磨的境地。于是又开始奔波安办了，这回该找市安办了。因为困退回京的调令是由市安办发给兵团的，直接咨询市安办就知如何解决了。谁知去了几次，接待人员总是推脱或不着边际地敷衍你，让我很为恼火！

有一天，我跟接待人员说了几句后，就直接冲进接待室的一个通往后边办公区的侧门，想找市安办负责人谈如何解决上户口的手续问题，就见一个戴眼镜的胖男人看到我冲进来要找负责人谈事，忙不迭地闪躲蹲到一张办公桌后面不敢抬头出声！跟在我后面的接待人员拉着我让我回接待室。这时那个胖男人才站起来，对着我大声呵斥：出去出去！其他工作人员也帮腔说，有什事儿到接待室去说，赶快出去吧！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吓得蹲在桌子后面的胖男人是市安办的负责人。

在“文革”期间，政府办事部门的工作作风很差劲儿，一推二对付三拖不理，把许多要办事的老百姓闹得没辙没落儿的，还得看脸色！要不我母亲到区安办申请独子女困退，折腾了近两年也没得到具体答复；还是我回校通过学校安办的途径才有了转机。看来市安办工作作风也好不了多少，估计以前也有咨询办事的人员，对此不满意，曾经冲进办公区吵闹或打过人，那个负责人心有余悸，才会在我进去后露出那种丑态！我从市安办回来，赶紧写信给队友，请他们到团部问我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过了几天，接到队友的回信，告诉我团军务丁参谋和团卫生所长吕树桐要来北京家访准备病退的战友，并办理他们的回京手续，正好住在我家旁边前赵家楼胡同的北京军区招待所，让熟悉北京东城区的我领路，陪同他们两个到几个要病退的战友家家访，看看是不是实情。于是我高兴的接受这个陪同事情，顺便把我的情况也向丁参谋说了。家访病退战友后第三天，陪着他们到市安办，因他们是现役军人又有介绍信，就直接进入后面办公区去洽谈如何办理病退事宜，一并把解决我这个问题也咨询清楚！我则在市安办外等着他们谈完出来，一同回招待所。

在丁参谋、吕所长返回内蒙古后的四五天后，终于收到挂号信寄来的团调动公函；于是兴奋地马不停蹄在一天之内，骑车到宣武槐柏树街市府大楼市安办，换取北京市劳动人员调动接收安置公函，然后顺路回程到北京前门东大街的市公安局，办理外埠进京人员落户审批手续与落户通知单，再接着到北京站前街的喜鹊胡同（现已拆没，原址盖起湖南大厦）这个充满喜悦名称地的管片派出所户籍窗口，报户口落户，办粮食副食关系，一切都办妥了，才长长的舒了口气！

由此想起去兵团时销户口，也还是在这个派出所户籍窗口，民警把我的户口卡片从家里户口本上解下来，盖上注销章，再在户口底簿大本上把我的户口插页撕下来，用笔划上叉子作废，让我交了九分钱手续费，就被注销了北京户籍。而争取落实困退回京、上户口却费了如此多的周折与时间，才完成从北京中学生到内蒙兵团战士，再到成为有北京市户口居民的一个大轮回！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记忆》2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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