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郭凝：每次政审填表，总是承受着精神折磨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郭凝，出生上海。1968年赴内蒙古土左旗插队。1983年留学法国，1988年获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与文明”深入研究文凭。曾任《欧洲时报》记者、《星岛日报》驻巴黎记者、《环球企业家》杂志驻巴黎记者。在《人民文学》刊出报告文学、散文，在上海及台湾出版专著。与法国Blow-up电视新闻纪录制片公司合作，拍摄体育新闻纪录片，并在法国电视1台、2台、3台、参议院电视台等播出。现任巴黎法中友协执行主席。

原题

在土左旗师训班的日子

作者：郭凝

接到通知到塔布赛公社开会，二里地，出了村再过几道沟坎就到了。几个村的北京知青汇聚一起，人不多，都是这批土左旗知青安办选调的，

据说有当工人，有当教师。不管当什么，我们都挺高兴，相互开着玩笑。很快公社干部告知，雨施格气村的徐鹤寿、七碳板村的胡佩诚、乃莫板村的梁士华和我，是土左旗教育局要的，有如梦幻，没有想到。1968年9月9日从北京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4年多大田劳动，习惯了农民生活，刚刚20岁出头，还没急着要走，突然宣布离开，以后不用耪大锄、挑大筐、拔麦子、削糖菜、沤胡蔴、喂猪，不用拉风箱做饭，不用到井台挑水，连腌酸菜都不用了。吃饭有食堂，要热水有锅炉房，上厕所不用跟猪搏斗，这些社会主义理想已经近在咫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时间看书，这好运来得太快太突然。1972年12月天寒地冻时节，零下38度，马车驮着我们来到察素齐，去师训班（师资训练班）报到。

察素齐一中是土左旗的最高学府，腾出两间学生宿舍供师训班使用。女生宿舍两边是长通铺，每人一个被褥的位置，衣箱放床头，白天卷起被褥，铺面够宽敞，仰面可看书，趴着可写字，桌椅板凳全省了。男生宿舍大概也是这个格局。旗教育局的董文烈老师负责师训班，宣告师训班总共三个月，第一个月政审学习，第二个月考试分配，第三个月放假回家。

我一听“政审”就头疼，下乡时候就躲这事儿，尚未成年，已能思辨。离开北京的时候，学校让填表：家庭是否有海外关系，父母是否有历史问题（1949年10月以前参加工作的都算“历史问题”），父母文革是否被批斗。这三条我都“有”，可我自作主张都填了“无”。于是，到乃莫板村插队后不久，土左旗政府调我上去帮助清理“敌伪时期”档案。每天坐办公室，工分记得高，还有大白馒头吃，这么好的事儿，可我就是提不起劲儿，总是瞌睡，没几天就要求回村里劳动。觉得清理档案应该是出身没问题的人来干，自己没资格，大田劳动我心里踏实。撰写大队“四五规划”，我在村里跟着党支书李荣考察地形，测绘地图，干得挺起劲儿，真是看到了乃莫板村社会主义建设远景。后来塔布赛公社调我上去在办公室写资料，白馒头大烩菜，最高待遇，我干了几天又要求回村劳动，同理，回村干活心里踏实。

虽说是“重在政治表现”，可是政治表现好了，也很麻烦。我被要求入团，第一次躲了，第二次大队领导说是上级的意思，打电话来催着办。我说我条件不够，我指的是家庭出身条件，可是团支书喜旺他不懂我的意思，非说我条件够，表现好。这倒是的，闷头干活实受，整“内人党”我努力制止武斗，老乡们都说我是好娃娃。这个评价中肯，我是好娃娃，于是宣誓入团，连表格都不是我填的。

过了年，我担任大队妇女主任，把全村妇女工作搞得红红火火。这回更麻烦，大队党支书李荣找我谈话，动员我申请入党，我吱吱唔唔，心想这回躲不过去了，入党一定要进行外调，我填的三个“无”就露陷了，我必须悬崖勒马，不能表现这么好了。于是，我借口“肺部出了问题”，辞去大队妇女主任职务回北京休养去了。心想，顶多说我“革命意志衰退”，这总比说我填三个“无”“欺骗组织”强多了。

我在北京休养几个月，整天看书，心思重，吃得少，瘦身30斤，脸色白皙，又回村了。离家那天北京瓢泼大雨，我撑着伞，拎着行李包，趟着大水走出院子，妈妈追在后面说别走了，我头也没回走了。到村里，大队领导安排我看管村边小树林，对我照顾很好。 

          作者入乡随俗，1970年代土左旗，1980年代凡尔赛 

没想到进了师训班还是要过这个“政审”关。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提不起劲儿，思绪不断，每天在通铺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来自北什轴公社的陆庆和担心我精神出问题，尽量跟我说笑话。她们村9个女同学有3个出了问题，都是她照顾的，先后送回北京。

其实，我当时心理抑郁。家庭出身、政治审查对人的摧残极为严酷。自闭，沉闷，估计有不少知识青年承受精神折磨，有的甚至影响一生。我虽然郁闷，却没有失去信念，内心始终保持清高，坚守自己的方向。很多年以后省悟到，从小受到欧洲传统音乐的熏陶，赋予我神圣的正义感与个性意识，其影响之深，不是政治说教和劳动改造能够消除的。

董老师在政审学习课上说，你们转正以后就是人民教师了，家里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现在说，对组织忠诚，不然以后会有麻烦。大多数同学出身清楚，回答政审调查之后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教室里只剩下徐鹤寿和我，对着纸笔发怵。徐鹤寿和我一样都是教授子女，中国高校教授大都在1955年肃反或者1957年反右遭遇冤案。

不用猜也知道，我们面临同样难题。那时候知青同学大都互相体谅，谁也不会问谁家里问题。徐鹤寿自言自语：还是给人家写了吧。我苦笑，心照不宣，拿起笔来，忽然有了灵感，把父母宽以待人、勤恳工作写了一篇散文，对三个“无”采取了模棱两可、若有若无的办法。写完后长出一口气，交了。

第二天董老师特别关注我，大家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我没复习，反正我没有课本，也没地方张罗。董老师问我：你怎么不复习呢？我顶了一句：我为什么要复习呢 ？董老师没说什么，笑笑走了。我那些日子出于对“政审”的抵触，说话没好气，一反平时温和性格。

考试那几天我很放松，答卷还算顺利，尤其是语文，轻而易举。在语文考场上，董老师走到陆庆和桌旁，忽然高声说，嘿，我要的就是这个劲儿！接着拿起陆庆和的考卷念了一句：今天的考试只能考出书本成绩，未来的实践才是真正考场！董老师的这个举动让我认识到一位不同寻常的教师，陆庆和是原北京女一中高一同学，她考卷上的这句话成为我们一生的尺度。

考试完毕，董老师一个一个找我们单独谈话，算是面试吧。轮到我，董老师说，让你们写家庭出身问题，你倒好，不置可否来了篇散文，你的文笔和思路都很不错嘛。见我不吭声，董老师又说，你考试成绩不错，语文非常好，数学嘛，凡是你学过的都答对了，可见你学习基础很好，停课六、七年了，你又没复习，能够考出这样好成绩说明你学习能力强。我楞住了，连我不复习都被列入成绩测量之内，原来两个月期间老师一直在观察我们啊。这一番话把我的自信程度一下子提高到新阶段。

董老师又说，按照你的考试成绩和学习能力，应该分配到中学教书，可是你的学历只到初中二年级，如果去教小学，那太可惜了。只有一个办法，你“小三门”怎么样？就是音体美方面。我说音乐方面我有把握，我会键盘乐。接着介绍自己从小被选入北京市西城区少年之家歌舞组，中学考入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受过专业训练，有舞台经验，还懂一些外宾礼仪。董老师笑了，让我准备考试。整个土左旗只有一架钢琴放在库房里，长期受潮，音准不够，不能使用。三天后我在风琴上激情弹奏《国际歌》，还表演歌舞，顺利通过考试。 

作者拉手风琴，内蒙古土左旗。1974年 

不久，宣布分配名单，我和徐鹤寿、胡佩诚、尹占华分配到新建的察素齐二中，当时这所中学没有初中，只有高中。我担任文艺教师（那年头，取消了音乐教师，高中文艺课培养文艺骨干），徐鹤寿和胡佩诚教英语，尹占华教历史。他们三位都是原北京四中高三同学，比我年长好几岁。陆庆和分配到毕克齐中学教语文，距离察二中30公里，火车一站地。董老师说，你和陆庆和是好朋友，把你俩分开，友谊才可长久。董老师想得周到，此后我和陆庆和天南海北成为一生的知己好友。分配完毕，师训班的第三个月是放假回家，我们挣到人生第一份实习工资，高高兴兴回北京探亲，1973年过了春节，就进入各自学校开始教书。 

关于“政审”，几个月后土左旗教育局发往各位父母单位的“政审”函调陆续回复。一天，董老师到察二中找我，站在操场边上问，你父亲档案资料有这么厚，你知道吗？说着做了一个三寸厚的手势。董老师确认我不知道后慈祥地说，你不知道也好，心中保持父亲的美好形象吧。就这一句话，把我几年来躲来躲去的心理问题解决了。

我父亲是中国保险界学术权威，冤案始于1955年，彻底平反是1980年。我母亲是音乐教师，通晓三门外语，由于我外公和小姨在台湾，母亲长期被列入另类，改革开放，解除压力，任职新闻机构。在文革阶级斗争最尖锐时期，内蒙古农村老乡们、董文烈老师与土左旗教育局保护了我，也保护了许许多多出身“有问题”的北京知青。我在察二中没有受到歧视，还担任了教工团支部书记。

巴黎防疫新冠，作者禁足宅院。2020年 

2017年7月27日

于巴黎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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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微信公号熊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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