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冯桐：指导员孙老大，被举报使女知青怀了身孕

 作者简历

作者兵团时期
冯桐，1949年生于重庆。1962年北大附小毕业。1965年北京19中初中毕业。1969年从北京101中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6年调建丰农场场部学校任中学语文教师。1977年由西山咀农场"病退"回北京。1978年初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1989年获得力学博士。1989年底赴英国工作。从事流体力学研究。2013年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员任内退休。

原题

孙老大和我

作者：冯桐

15团4连已故战友名单里，有指导员孙振华的名字，他已经去世多年了。看着指导员的名字用黑框围着着，使我想起众多往事……

我是北京101中68届高中生。1969年3月29日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被分配到2师15团4连。不到一年时间，原来的指导员W上调团政治部担任组织股干事。同样是现役军人的孙振华接任。1969年下半年开始，到1975年前后卸任，担任4连“一把手”将近7年之久。

如果对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说，加入兵团是他（她）们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孙指导员就应该是大多数4连人人生中的第一位“首长”。不管你在连里混的怎样，孙指导员必定在你的生活中留下了或多或少印迹。

兵团组建之初，连队人员结构大致分成三层：现役军人、复员军人、知识青年。

现役军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连级领导。班排长由复员专业军人（“老兵”）担任。来自各地的知青构成兵团战士主体。1969年夏季，大批69届中学毕业生涌入兵团，连队人员骤增，“老兵”不够用。连队从来兵团较早的“老三届”知青中挑选一些人当班长。我被选中。到1排3班（大田排）当班长。大伙儿给我起了个外号“老三”。指导员孙振华也有个外号——“孙老大”。

虽然“老三”和“老大”只差一个数字，含金量是不可比的。指导员在连里有“决定权”。有关知青命运的一切方面，大到入党，提干，上大学，招工，小到人员调动使用，奖励惩罚，工作安排，“老大”都说了算。因为说话算数，指导员对下级既能起到破坏作用，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刚到兵团时，我对连里领导采取“敬鬼神而远之”态度。和指导员接触了解是通过以下两件事。

“我们连的老三不是流氓”

1973年春，15团到五原附近执行兴修水利工程任务。兵团战士一般不关心那些工程的细节，工程效益，工程质量什么的。只知道“挖大渠”非常累，离开连队上百里，荒郊野外干重活，大家吃不好，睡不好，天天盼望的是干完活儿早回家。

1973年兵团还没进入衰落期，人们的心气还算高，也有集体荣誉感。我带的班2排8班更是如此。这个班前一年的任务是照料水稻田。班里的人除了我都没挖过大渠，觉得出水勤工挺好玩儿。有的战士甚至觉得任务艰苦是争取表现的机会。

出发之前，大家心气非常高，在工具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主动到铁木工房，给每把铁锹开了刃，每只箩筐绑了铁丝。还请木工师傅把配备给班里两辆手推车车身用木块垫高，提高车载重心便于卸车倒土。看到大家这样积极主动，我心里挺高兴，万万没想到这样会种下祸根。

这次“挖大渠”与以往不同，叫做“平地起渠”。是在没有渠道的地方，开出一条新渠道。要求施工单位在测量好的指定界限内取土，形成渠槽。挖上来的土方肩挑车运到数十公尺外的指定界限内，倾倒铺平。然后地方水利局会派推土机来碾压（注意这道工序是地方单位干的，不是兵团推土机干的）。挖土上再起一层，每层不能超过指定厚度（30公分），否则碾压不实，会导致渠道漏水，留下隐患。这是与以往挖渠，在旧渠道上清淤不一样的地方。

回城以后，我上了大学学水利工程，充分了解了这样施工的合理性。可惜在兵团时，根本不懂。来到工地之后，8班干劲果然很大。我把全班再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每组配置一辆小车。分组时没有细想，结果分出来一个组大部分是团员，另一组大部分是非团员。没想到这也激发出“额外干劲”。非团员卯足劲要干出个样儿来。所有的准备工作也发挥了作用。大家齐心合力，苦干加巧干。进度遥遥领先，把两侧友邻班甩在后边。说句实在话，在兵团我参加大渠工程少说也有七八次，这一次干得最省心，最漂亮。

看见我们地段的土堆噌噌往上长，水利局施工员过来警告“超高了”。我们没理会。大约到了第6天，大家正热火朝天地干着，水利局的推土机开过来把超高的土堆统统推到渠背外侧。我们的劳动成果白费了！8班战士不干了。尤其是非团员组，真的很愤怒。侯庆昌（外号“猴子”）一把把推土机司机从驾驶楼薅下来。那司机哪见过这阵势。水利局的人在河套地区从来说一不二，想干啥就干啥，当地老乡从来逆来顺受，还要酒饭供着。如今被一群赤膊上阵的北京知青围在当中，登时面如土色，吓尿了。

这边争持不下，从远处悄悄走来一老头儿。此人身着灰色中山装。上来便训斥兵团战士。8班战士齐东旭不紧不慢，拍着老头儿的肩膀，“您可不能这么说。这土是我们一车一车推上来的，不行您给推两车试试。”这下子把老头儿给拍炸了，气得浑身哆嗦，话都说不利索了。转身就走。这功夫才有人过来对我们说，这老头儿是副团长。这次出水勤工由他带队。得！“娄子捅大了！”每次“挖大渠”不都是现役军人带队吗？怎么跑出来个地方干部？还是副团长。

以后的事情当然很严重。不知道老头儿怎么告的状。第二天，团里来人，据说要把在工地上带头闹事的绑回去。指导员也从连队赶到工地。8班停工整顿，听候处理。在这件事上，指导员的表现可圈可点：对团领导方面，自己首先把责任担起来，承认部下做了这样的事，是连队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平时管教不严；同时解释，这个班在连队表现不错，争胜好强，比较突出。并且特别说明，“我们连这个老三不是流氓”（现场争执时有人叫我外号，副团长听到记住了）。指导员还到8班住地安抚大家。这件事在连队范围内处理了，没扩大化。

试想事件如果不是这样平息，我真的给绑走，挨个处分记入个人档案几乎是肯定的。档案里的东西轻易拿不掉的，会跟着你一辈子，将来会很麻烦。通过这件事，我对指导员有了好感，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比较有人性。从那次起，和指导员开始有更多接触。

“要学外语，就让他学吧”

1966年，我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外语已经学了4年。加上我对俄语有兴趣下了点功夫，文革之前，我已经能够阅读国内发行的俄语报刊了。文革后学校停课，以后再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俄语了。

1970年兵团战备搞得很紧张。我想到，应该把俄语捡起来，如果真和苏联（苏修）开战或许会有用。家里也赞成这个想法，找出以前用过的俄语教科书寄给我，还有一些国内发行的俄语杂志，《人民画报》《中国建设》什么的。我学俄语的事，连里人多少知道一些。

话分两头。我们连有个L副连长。虽不是现役军人，但资格够老。加入过志愿军，据说入朝时已经是排长。传说在战场上，他带着一排人放弃阵地，没命令就撤了。从此他就特别忌讳“逃兵”这两个字。连里有些人，包括有些领导背后经常“逃兵”“逃兵”的指称他。长此以往，搞得他很焦虑多疑。现在想来，多少患上了“焦虑症”。但凡有人不服从他的管理。他就认为挑战了他的权威，非得把这人整得服了才行。

那年春天，连里安排我们班耙地。耙地是很简单的活儿。套上老实的马或者牛，拉上铁齿木排（“耙”），在地块里来回走，直到边边角角全走到，表土全部疏松为止。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但被负责这项任务的L搞得一团糟。他胡乱指挥，没有准主意，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搞得班长们无所适从。我终于忍受不了了。我径直走到他跟前说："您先自己把事情想明白了，再下命令。"说话时，我好像还拍了拍了拍的肩膀。然后我掏出俄语单词本，一边翻看一边等他想明白。

最多就几分钟时间吧。只见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气得嘴唇直哆嗦（看来干部的肩膀绝对不能拍的）。回到连里，L直接到指导员那把我给告了。L说了我哪些坏话我无从知道。不过指导员说的话却传到了我耳朵里：“要学外语，就让他学吧。”

现在要说指导员的知识水平并不高（上政治课，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对文化学习的态度不是反对禁止，而是赞成甚至赞许。这在后来几年（1971～1975年）更清楚地表现出来。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年代，4连组织过“知识竞猜”“政治夜校”（也学数学），连队体育运动会（不止一次）等。这其中指导员的支持肯定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毕竟他说话算数。在兵团那样的环境，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

我和L副连长为工作争执这件事，当时平息，后来还是发酵了。

大约两年过后，我早已把这事忘在脑后。那年我正在北京休探亲假，战友来我家找我，“告诉你一坏消息，连里决定调你去副业连背砖”。我立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所谓“背砖”就是烧砖。包括脱坯、装窑、出窑3个工序。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知青年岁不大，身体正处于发育期。每天不停地背负超过百斤上下坡对腰部骨骼肌腱伤害极大。

1969年初和我们一起到兵团的北京知青，有分配到副业连砖窑背砖的，两三年下来，有人已经腰椎间盘突出，其他腰腿伤病更是常见。所以兵团战士宁愿干大田活儿，流汗无所谓，也不愿干“背砖”这种伤身体的工作。

仔细想想，这事情为什么来得这么突然，怎么一点儿预感都没有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探亲走后，孙指导员和连长也休探亲假去了。L副连长当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是下狠手要报复我。

事不宜迟，我决定缩短假期立即返回连队。进城买好火车票后我赶紧往家赶。那时已经是“林彪事件”之后，生活秩序有所恢复，商店里东西也比之前多了。我顺路进了一家临时商店。一抬眼，一瓶装潢华丽的酒，吸引住我。“清香罗木酒”【1】，北京葡萄酒厂新产品。得了，就是它吧。

现在我已记不得那酒的价钱，只记得当时一点儿没犹豫，买了下来。那时候兵团有种说法叫做“炸药包，手榴弹”，所谓“手榴弹”指的就是酒，酒瓶形状像手榴弹。“炸药包”，那时好像指的是纸匣装上糕点之类，搁在现在必须是成捆现钞，“与时俱进”了。

回到连队，指导员已经探家回来了。于是我请在连部当通讯员的好友，把那花花绿绿、金纸装潢的“手榴弹”递了进去。并且关照好友一定把我不愿离开4连的意思带到。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结果很多天过去了，没人来催我办理调离手续。发去背砖的事不了了之。

后来，有人跟我说，“你知道吗？有人给指导员上了一瓶茅台。”真搞笑，茅台是国酒，我哪儿整得来。甭管是不是茅台吧，只要保住我的腰就行。更搞笑的是，副业连连长放话了，“4连那个满嘴外国话的，我们不要”。这次又是指导员把我保了下来。

结局还不如我

直到1975年兵团改变体制，现役军人撤走。4连调来一保定知青当连长，这人更“左”。还没见面，他已经放出话，说我思想意识极坏。看来4连是呆不住了，于是我就到场部学校教书去了。

然而孙指导员的结局还不如我。1974年前后，传出他和6排女排长Zh有男女关系问题，最初仅仅是传闻。1975年，云南、黑龙江建设兵团揭发出许多现役军人干部奸污迫害女知青事件。中央下达文件，内蒙古建设兵团也开始着手处理这方面事情。团里收到Zh一封上告信，据说有17页之长。其中提到，孙指导员使她怀上了身孕。

那时兵团战士的性知识是很缺乏的，对于怀孕受孕之类的事，可以说一无所知。可是孙指导员是有家室的人，对这件事也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迷糊状态。眼看就要挨处分甚至牢狱之灾，居然是前指导员W将孙捞上来。W指出，孕期不对。Zh离队到受孕时间超过了10个月。而这中间孙与Zh没见过面。所以Zh不可能因孙致孕。

这不是明摆着吗？为什么指导员不为自己辩解呢？几十年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看来W的说法似乎起了作用，指导员只受到降级处分（具体内容不详）调离4连到团部小卖部当主任。不再担任连队一把手。指导员到团部后，知青们也去看过他。但是大家都回避谈论连里的事，所有的回忆都是痛苦的，往事不堪回首。

指导员离开兵团后回了河北省老家，听说身患疾病健康不好（他在连队时就有肺气肿症状）。1980年代末，4连在北京聚会，指导员没来参加。1999年再次聚会时，打电话到指导员转业的单位，得知几年前就病逝了。算起来也就60出头。

提起指导员，4连依然习惯性地称他“孙老大”。令我奇怪的是，即使当年被他处分过的人，居然并不怎么恨他。我想，有生之年，4连人是不会忘记他的。因为我们的青春岁月是和他联系在一起的。指导员不是个完人，远远不是。但是他起码是个“有人性的人”。在那人性泯灭的年代，有人性难道不值得珍视吗？

至于说到我，指导员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位“领导”。现在叫“老板”或者“Boss”，当年他确实是“老大”。做为领导，指导员曾经给予过什么“终身有益”的教诲，我实在想不出来。但是，将近70岁的我还腰腿自如，能打球跑步，能游泳爬山，周游世界。难道不应该感谢指导员吗？这是我特别感恩的。

愿孙振华指导员安息。

2018年4月4日写于英国

作者近影

注：清香罗木酒：正确的名字应该是“清香罗姆酒”。罗姆酒 (Rum)是一种甘蔗酒，盛产于加勒比海地区。1970年代中国与古巴之间尚有少量贸易，可能因此北京葡萄酒厂能够勾兑出来以新产品名目销售。

文章摘录自《乌加河之殇》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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