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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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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刘亿：我与“朦胧情人”英格丽诗的一世情缘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刘亿，四川人，1959年出生，1976年下乡当知青，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原题
相依相恋半世纪
作者：刘亿
然后，时而热烈，浓情蜜意；时而疏远，忘记彼此。这样，分分合合，若即若离，却也持续了半个世纪。
她有一个诗意且洋气的名字，叫作英格丽诗。
一、邂逅
邂逅或相识于上世纪的70年代初期，上初一之时。
在那样一个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洪水猛兽，以横扫“封资修”为大任的“文化革命”中，基本只剩“红宝书”及“样板戏”的年代，我还能有幸结识英格丽诗，即使现在想来，也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之事。
尽管只是初识，但我却永久地记住了她留给我的第一句、极具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又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特质的话：郎里屋，茄儿蛮猫。
以至于到了1978年2月，上大学时，我都记不全她们家的26个家庭成员，却依然记得住那句：郎里屋，茄儿蛮猫。至于郎是好郎？一万年？一百年？抑或更短？那时已经尘埃落定。
上大学之初，除了那句高大上的话之外，我就只记得住我妈讲给我们听过的，他们在民国时期所学过的句子：来是卡盟，去是狗。二十四个吞剃佛，哟儿发兹儿就是我。
二、情窦初开
对于英格丽诗的情愫，应该真正始于大学期间，每周总有那么两三次的正式约会。对于情窦初开，精力旺盛的青年而言，这似乎远远不够。然后，或早或晚，见缝插针式的约会总是如影随形，延续至大学毕业。
但英格丽诗于我而言，是一个欲说还休的存在。投入了太多的热情和时间，她却总是与我若即若离，像一个神秘的情人，无论对她如何情意绵绵，情有独钟，却总像隔着一层面纱，矜持而缥缈。让我不能将她真正拥入怀抱。 三、翻译岁月
与英格丽诗的热恋，发生在1983～1984年，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好了，就此打住。还是回归正常的叙事模式，就是我与英语的故事。
1983年，我所供职的单位，酝酿着一个宏大的计划，谓之“援巴工程”。因这工程浩大，急需大量人员充实到“工程”中的外事工作中。而遴选合适人员的有效方式非考试莫属。
然后，在全公司范围内，针对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一次英语摸底考试。在有几百人参与的考试中，本同志一般一般，名列第三。
到了1984年，大约有二十几位技术人员被借调到情报科，正式涉足“援巴工程”的外事环节工作。所谓“援巴工程”，即是将我们的一个型号的整套制造技术文件、工艺规程等翻译成英文，提供给“巴铁”；再有就是接待来自卡拉奇巴方的几十位技术人员在我单位的为期约两月多的观摩和学习，包教会那种。
我们这些被抽调的“临时工”主要负责技术文件中译英翻译工作，情报科的专职，资深翻译负责校对和审定工作，另外还有好些小姑娘负责打字和统计工作。“援巴工程”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而言，难度不算太大。其一是我们对于所涉及的技术文件都了然于胸。再者，技术翻译相较于其他领域的翻译相对简单，注重的是“信”和“达”，对于“雅”则几无要求。其三，我们在以前的工作中也大量地阅读和翻译过美帝PW、GE等公司技术文件和资料。在短暂适应后，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现在想来，在那段时间，真是充满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上班直到下班，几乎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
“援巴工程”任务重，时间紧。为此，公司专门拨了一笔经费用于奖励，以期能按计划完成任务。具体奖励规定为：每月的基本任务为三万汉字，完成基本任务后，超额部分，每一千字奖励三元。
不太清楚其他同事的情况，但我是很卖劲的，不仅速度快，质量还高。第一个月下来，我居然得到了58元的奖金，这对当年每月只有54.5元工资的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当然，我们绝不是仅冲着钱去的。
有趣的是，我们的工作效率是情报科的领导所始料未及的，这导致他们马上修改了奖励规则。基本任务不变，但将超额部分的奖励从每一千字三元，锐减到每一千字二元。尽管如此，也丝毫没有挫伤我们的积极性和认真、负责任的态度。第二个月，我又得到了70多元的奖励，并且是立即兑现的那种。
然而，这样的情形并没有能够持续太长时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文字翻译的任务。
学英语那么些年，除了应付考试，第一次得到了几百元的现金好处，还拿得理直气壮，心安理得。也不枉对她一往情深一场呀。
这还没完。整个“援巴工程”结束后，我居然获得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立功”奖励，这被我视为莫大的荣誉。真正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哟。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所作所为被情报科的徐锡良科长认定为是一个“干活儿”的好材料，遂向公司总经理提出将我调入情报科做专职翻译的申请。因为我执意考研究生而作罢，放弃了作为专职翻译的机会。
在巴方技术人员到达我公司学习期间，我们被充实到口译岗位。与文字翻译相比，口译无疑是我们的短板，好在仅仅与技术相关，我们还是能勉强胜任。
我被分配给一个叫作穆斯塔法，和我一般大的小伙子做口译。工作其实相对简单，都是搞技术的，许多东西是相通的，有时都无需语言的交流。很有点“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的意思。
几十年过去，有些事情都还记忆犹新。当年的外事纪律规定，除了工作时间，我们是不被允许跟他们有私下接触的。所以，除了工作，我们的交流就只能是工间休息时间。
当年都是单身青年的我们，却也讨论婚姻问题。当他告诉我，他们巴基斯坦允许最多娶四个老婆时，简直让我羡慕不已，对于巴基斯坦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向往。同时鼓励或祝愿他全力开挂，也娶四个。他却笃定地告诉我，他没有那样的想法，并说那是当官的和富人才有可能，一般人是没有能力养那么多婆娘的。
我也不知道他才来中国那么短的时间，怎么就会得出我们国家“国富民穷”，而他们国家“国穷民富”的奇怪认知的？但就凭他抽2.9元一盒的带过滤嘴的“大重九”，而我只能抽几毛钱一盒的烟的现实，竟让我无力反驳他的“谬论”。
语言交流貌似是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并且具有“先锋”性，并且，人们都乐于传播自己的母语和文字。这样的认知始于与穆斯塔法的交流。他就非常乐意教授他们那个像天书般的乌尔都语，颇有强加于我的意思。我当然也当仁不让，向他灌输具有浓郁椒盐味的普通话。并且，这样的认知在东非得到强化，在塞伦盖蒂草原，一个叫作KIAMA的小伙，我们的司机兼导游就曾非常乐意地教过我斯瓦希里语，一种与英语有些相似的语言和文字，我同样以椒盐普通话回敬。
他们在学习期间，正好有一个月是他们穆斯林的斋月。斋月期间，整个白天他们是不能吃喝的，只能在天黑后和天亮前才能进食和饮水，但他们仍然需要工作。
平常，我们公司在休息室为他们准备了茶水、点心之类的东西供他们享用。在斋月期间，依然如此。有趣的是，车间的领导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专门要求我：等工间休息时，你找个理由出来，让穆斯塔法一人留在休息室，好让他喝喝茶，垫吧垫吧。还颇具菩萨心肠地喃喃自语：整天不吃不喝，怪可怜的。
我遵循领导的吩咐，几天都刻意回避，但发现点心和茶水从未动过。当年的我，对于宗教信仰、宗教禁忌之类几无所知，反正就是直接开问：“就一人在这房间，没人看见，你为什么不乘机吃点东西？”也不知道这样直白的表述是否有亵渎他们圣神信仰之嫌，穆斯塔法一句轻松而坚定的回答“安拉在看着我们”让我颇感汗颜。从此，我对于宗教信仰肃然起敬。是呀，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宗教信仰之人而言，人前人后之行为模式的不一致，似乎都习以为常。我们所谓的主义信仰，貌似与宗教信仰完全不是一回事呢。
不仅如此，在斋月期间，我也从没有见到穆斯塔法抽过一支烟。
四、闲话英格丽诗
如果说与英格丽诗走得近，就是在做翻译的那几个月，以后与其接触就是断断续续。有时几年时间都不会有任何联系，自然就会生疏起来。
时间到了1995年，当年我已供职于四川省经委下属的一家公司，做丝绸生意。一次，我到了泸县丝绸厂收购白厂丝。跟厂长就收购白厂丝业务达成了初步意向，但对于收购价格、数量等诸多问题，我却不敢擅自做主。那毕竟涉及上百万的业务，在当年也算大生意呀，需要请示公司老总才能最终敲定合同。
当年，我们没有手机，而丝绸厂附近也没有公用电话之类，只在他们办公室有座机。请示公司老总事宜，自然属于我们的商业机密，不能让丝绸厂的人知晓的呀。怎么办呢？真是愁人。所谓“急中生智”，我想到了英格丽诗。我笃定他们厂的人是听不懂的，于是便直接用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同我们公司的同事用英语交流。
然后，非常顺利地同厂家签了合同，并很快购得白厂丝打道回府，赚了不少钱。公司老总一高兴，直接升我做了分公司经理，工资也涨了一大截。英格丽诗带给我的福利，至今犹记。
然后，时间到了2015年。我和夫人计划一同前往英格丽诗的故乡英伦看望儿子并游览英伦。
好些年没有接触过英格丽诗，几乎都将其忘记。成行之前，我还花钱请了一位来自伦敦郊区的美丽姑娘练习口语，学了一口不太标准的伦敦郊区音，信心满满地踏上英伦之旅。
英伦其它还好，就是饮食太次。特别对于常年生活在世界美食之都成都的我们而言，尤其如此。他们最拿得出手的炸鱼和薯条也就那么回事，仅值一提。
一天，鉴于以前的等候时间挺长，我就先于他们娘儿俩前往排队。他们餐厅有一种“排队器”，你拿到后就可以在附近的商场什么的地方逛逛。排到后，“排队器”会发出声响，提示你回到餐厅就餐。今天餐厅的生意特别好，“排队器”都发放完了。怎么办？接待员就在一个簿子上记下了我的名字和排队时间。然后，你就不必一直守在店门口。
我对于英伦一向敬仰，因为这里出过伟大的艾萨克·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等等。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国民中众多脑壳打不过调，死脑筋，不守规矩之人。在伦敦、爱丁堡等等城市，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是常态表现之一；好几次看售货员算简单账还出错，让人着急；英格丽诗发源于此，是他们的母语，但从我口中说出来，他们居然经常听不明白，这让我十分恼火，相当不屑。
说回到排队吃饭，那位接待员小姑娘人长得倒挺漂亮，就是脑壳不开窍。排在我后面的几批人都被安排进了餐厅，却就是不叫我，或许压根儿就忘了她那个簿子上的记录。跟她交涉了两次，她都爱搭不理。是她听不懂我的英格丽诗？还是以为老子没得钱？
此时，夫人和儿子也姗姗来迟，来到了餐厅。排个队都搞不定，这让我很没有面子。加之已饥肠辘辘，甚至都有点儿生气了，但依然假装绅士。微笑着走近小姑娘，轻声、清晰而严肃地告诉她：“我这是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城市，希望你能够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哇塞，她居然秒懂，还听懂了弦外之音。当即引领我们进入餐厅，给我们安排好座位就是明证。
随后一想，我是不是过于言重了？她当然不会知道，作为出生在“饥饿元年”的我，对于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到点不能让我就餐，那就是触碰了我的“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另外，我是不是有点儿“战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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