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刘亿，四川人，1959年出生，1976年下乡当知青，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原题
档案解密
我的1977年高考三部曲
序
在见证、亲历了共和国一段独特历史的77级大学生基本都已退休或即将退休之际，以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一番1977年的高考，既有趣，也有意义。1976年于当代中国而言，应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出于偶然或者必然的原因，一个时代结束了，进而必然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而1977年，国家恢复了中断十一年之久的高考，应该可以看作这个国家和社会步入正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01
高考前
1977年的10月，我在家乡富顺的一个乡村学校做代课老师。已经记不清楚得知国家恢复高考决定官方消息的确切日期了，大致应该是在十月底吧。也记不清是从报纸还是收音机中得到的消息。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
但记得清楚的是，平常优柔寡断的我，在得知这一官方的、公开的、确切的消息后，就义无反顾地、坚定地、立刻向学校领导提出辞去代课老师这一来之不易的教职的申请。甚至都没有征得父母亲的同意，就自作主张。没有考虑如果不能考上大学，而就此失去代课教师岗位的后果。这样的冲动和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对于高考有多大的信心和把握，而是出于改变自己下乡“知青”生存状态的强烈愿望。颇具破釜沉舟、抓住“救命稻草”的意味。尽管只是一个代课老师的位置，在当年也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肥缺”呢。因此，学校领导很快就果断地批准了我的申请。11月初，我收拾起简单的行囊，步行20公里，急切地回到县城家里。对于我的辞职决定，父母表示理解和支持，这让我忐忑的心情得以平复，安心投入到备考之中。自1976年7月，在读了一年高中就辍学下乡的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高考，既没有学业和思想准备，更没有丝毫信心。从知道可以高考到正式考试就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时间太过局促，但我却高瞻远瞩地想到了下一次的高考。当时非常坚定地认为：给我半年时间，让你见识一个不一样的刘亿。当然，这也是需要有底气的。用半年时间，将未曾学过的高二课程弥补起来，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差多少。否则，即便再给我二十年，还是枉然，只能是徒增笑耳。备考开始，首先想到的是找书和复习资料，而这些东西在当时绝对是稀缺资源。硬着头皮，来到母校富顺县教师进修校附中，找到当年在学校管理图书室的程昌秀老师。学校图书室仅仅就是一个套间，总面积应该不超过40平方米，藏书也极其有限。程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同意了我借阅两本书的请求。对此，我至今对她都心存感激。她当时正和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在图书室里间交谈，程老师让我在外间书柜中选择我想借阅的书籍。我在外间认真挑选我可以借阅的两本书。一会儿，从里间飘来悦耳，但一点也不动听的轻柔声音：“他都要参加高考？”语气中充满了“陪太子攻书”、“陪考”般的不屑。我知道，说这话的是我那位读完两年高中，77年应届毕业的，感觉良好的女同学，而“他”只能是指的我。是呀，只读了一年高中的我与读了两年高中的她的差距应该是明显的。我亲爱的同学哟，你也许并不知道，你一句看似无心的话语，差一点将一位渴望上学，并奢望借此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又颇具自卑心理的同学的高考热情，扼杀在萌芽状态。好在，当年的我足够迟钝，对此不太在意。但她的柔柔声音却余音绕梁，萦绕耳边经久不息。恢复高考的消息无疑在社会上掀起一阵补习、备考的热浪。有如此宽泛的可以应考的年龄段和庞大人群，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各色人等的报考热情都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仍处于农村的“知识青年”而言，它当然是一个改变自身生存状态和命运的绝佳机会。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父母的“能量”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何等可贵的机遇，我们当然都试图紧紧地抓住它。
我的准考证（正反面）
临考前夕，富顺最好的中学，富顺二中，组织了几场公开课，面对全社会免费开放。富顺二中离县城有几里路程。即便具有“临时抱佛脚”的意味，一点也没有影响准备应考的考生前往。坚信“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我，也欣然前往。等我到达学校大礼堂授课处时，早已是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坐着的，站着的，后面的干脆站在凳子上。其热闹场面一点也不亚于当下追星族对于大明星演唱会的追捧。这样的公开课是出于我们亲爱的富顺二中领导和老师们，对于社会各界的强烈愿望和诉求的热情回应。有着“巴蜀才子之乡”美誉的富顺，其悠久的，重视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虽历经十多年的瞎折腾，也没有完全泯灭。当然，这种公开课的效果也许更多的在于其所营造的一种氛围，对于实际考试的裨益恐怕非常有限，毕竟时间太短。但同学们都是如此的热情洋溢，脸上洒满阳光，心中充满希望。自1966年上小学起至彼时，从来没有看到过人们对于学习如此的热切。那种发自内心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命运的渴望溢于言表，让置身其中的我亦深受感染，并坚定了勇往直前的信心。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有缘或无缘在随后的日子里迈入高等学校的大门，得到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我们注定都会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的见证者和社会发展奇迹的创造者。02
高考中
由于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到正式考试的时间非常仓促，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市、区单独命题，考试时间也不尽相同。我们四川省的考试时间定在了1977年12月9、10、11日。9日上午9：00～11：30 语文。下午2：30～5：00 数学。10日上午政治，下午理化（史地）。11日下午 加试。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填报了《高等学校招生报名、选拔学生登记表》，填报了报考学校和专业。我所报学校和专业是：1.华中工学院（自动控制） 2.广东工学院（电子仪器及测量技术） 3.四川大学（数学） 4.西北工业大学（因属军工院校，没有具体专业） 5.成都工学院（工业电气化自动化） 6.四川师范学院（物理）。我所报的专业，基本属于物理或相关专业，这是基于自以为物理学是我的强项的认知。当年，并没有现在的各种高校排名之类的信息。但多少还是知道北大、清华、中科大、复旦这些名校。我对于这些名校自然是不予理睬，这源于我深知自己几斤几两。现在看来，当年所报的学校也还是不错哟。另外，也填报了两所中专学校：1.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2.四川省财政学校。
同时，在以上志愿没有录取的前提下，慎重地写下：愿意服从组织分配。说实话，当时的心态就是：能跃出“农门”，无论何校，你敢收，我就愿往，绝无不可。我是在富顺二中考场参加高考的。在位于沱江边不远处的考室有窗户，窗户上却没有玻璃。12月的富顺气温已经很低了，刺骨的河风呼呼劲吹，吹冷了我握笔的手，也似乎吹凉了我期盼金榜题名的热情。考试的内容基本早已忘却，但记住了语文考试的一个试题，就是默写《蝶恋花•答李淑一》。我还清楚地记得，除了将“轻飏”写成了“轻扬”外，应该是一字不差地写出来了的。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过这首词，写出来是应该的。当然，我无法知道阅卷老师，会不会因为我将“飏”写成了“扬”，给我扣分。如果被扣分，就有点冤了。虽然已经记不清楚课本上用的是哪个字，但早在1971年修订重排的《新华字典》中，“飏”这个古字就被弃用，查不到的，只是在“扬”字的项下标注了其古字的写法“颺”，而“飏”的写法本身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政治、语文考试对于只读了一年高中的我而言，相对还好一点，但数学和理化就让我这个“辍学生”现出了原形。那些玩意儿，没有学过，就是不会。考试时，无论将眼睛鼓得多大，对于答题都于事无补，只能自认倒霉。还有，就是记得考理化时的情形。当年考试是将物理和化学合在一起考的，分别都是100分，但只按50分计入总成绩。悲催的是，有一道30分的物理电学题，好像有三个小题，这是我学过的呀。也不知何故，竟然神使鬼差地认为出题老师没有将解答的条件给够，导致此题全军覆没。“质疑”似乎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种良好素养，我“太过”具备了，居然胆敢怀疑起高考试卷的出题错误来了，而得到的奖赏自然就是“零蛋”。这是我在考试后，与同伴对题时发现的，当然为时已晚，后悔莫及，真正的雪上加霜。理化是高考的最后一个科目，考后本该放松心情，凯旋而归。可我在回家的路上，反省自己在考场上的所作所为，懊丧之极。眼前浮现的不是进入大学深造的愿景，而是继续补习，迎接下一次高考的宏伟蓝图。呜呼。03
高考后
1977年12月10下午，在考完最后一科，理化后，灰头土脸地行进在高考后返程的人流中。看到其他考生们的飞扬神采，为自己的失常发挥而愈加难过。悻悻然回到家中，面对充满热切期望的父母，也只能实话相告，并渴望得到父母让我再次参加高考的首肯。在父母亲的鼓励下，休整了两天，随即开始了下次高考的准备。首先自学未曾学过的高二课程，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知识盲点。人在那样一种情形之下，自然自觉、发奋。短短两三周的时间，自学了不少东西，学习效率挺高。现在已记不清楚确切的日期，大致在1977年12月底或1978年1月初。一天上午，我正在家里看书学习，突然听到一声声热情的呼唤：“刘亿，刘亿……”呼唤声从我们住家的院子外传来，急促而清晰，像是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般欢快。那是我大哥的一个叫郭嘉鹏的朋友，他飞快地来到我家，气踹吁吁的。我赶紧给他倒了一杯水。来不及喝水，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高考的体检名单出来了，我看到了你的名字。”我按捺着狂喜之情，重要的事情连问三遍：“真的呀？真的呀？是不是哟？”他信誓旦旦地确认其消息千真万确。我相信嘉鹏哥，绝不可能是在逗我玩儿。当时的欣喜之情，想来不会差于中举的范进老先生，但我没有喜极而泣，更为幸运的是没有喜极而疯。对于当年的高考录取工作流程一无所知，自然是帮不上组织一丁点的忙。体检后，自然只能安静地等待学校的通知，或者说命运的安排。直到2019年，我在办理退休社保手续时，见到了自己的档案材料，经工作人员允许，拍下了相关资料。其真实地记载了当年高校录取过程中，相关部门所做的工作，有条不紊且效率蛮高。首先是体检结论中有一条批注：“合格。经休息后心率降至100次/分。”可见当时我有多兴奋或紧张，好在休息后心率降下来了，不然，他们还真以为我有毛病呢。然后是各级党组织对我的鉴定意见。这些签署于1978年1月7日的鉴定意见分别出自于我所下乡的中共富顺县福善公社党委和韩嘴大队革命委员会。其红色的印章至今仍鲜艳如初，给我以无比的温暖。鉴定意见中多是当年“约定俗成”用语和套话，颇具溢美之词。但也有“干货”，就是本同志一年参加了约300天的集体生产劳动，基本算是全勤。这是本同志热爱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强力证据。对此，我对于福善公社和韩嘴大队的领导以及生产队的农民朋友充满感激之情，谢谢你们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精神。
再就是政审材料，这其中涵盖了我父亲单位、母亲单位的审查文件，以及我从未见过的、早已去世的我的祖父母，外祖父和当年仍然健在的外祖母的审查意见。甚至包括对我的兄弟姐妹的审查意见。这些由富顺县招生委员会于1978年1月9、10日签署的政治审查意见，对于我的升学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在随后四川省宜宾地区招生委员会于1月23日签署的“同意选送”栏中，有一红色印章特别醒目：“可入机密专业”。我不太清楚，当年有多少学子因为家庭或个人的政审原因而无缘进入大学，但“可入机密专业”的审查意见于我而言的确难能可贵。“可入机密专业”寥寥六个字，其中所蕴含的内容可谓多亦。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我父亲从税务局退休的时候，他如释重负般地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对得起你们几姊妹了。”当时对于他老人家的话还不以为然，甚至开玩笑地说“您对于自己的要求也太低了嘛。”看到政审材料中赫然出现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尚好”，“政历上没有重大问题”等等表述，我就为我当年不能理解父母亲的谨慎、担忧、感受而深感愧疚。是呀，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多少次的政治运动？而在每次运动中也许会仅仅因为一句随意的话语，就可能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进而影响到子女的升学、就业，甚至整个人生前程。
我的报名登记表中，有政审、体检结论。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初选意见我的家乡富顺的风俗习惯是，团年饭在除夕日的中午开席，一般会持续两三个小时之久。当年的人们似乎特别看重过年，对于小孩子尤其如此。那意味着有好吃的，管够；有新衣服穿；还可以尽情地玩乐好些天。除夕上午，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中午的团年饭而忙碌着，欢快而有条不紊。上午十时许，听到院子外有人高声呼喊：“刘亿，挂号信。”闻声，我赶紧跑出去，见一邮差拿出一封挂号信，问明我就是刘亿本人，遂让我签收。信封上有西北工业大学的字样，心想“有戏”。急不可待地拆开信封，“高等学校学生入学通知书”十一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下面写道：革委会转刘亿同志：经四川省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入西北工业大学（学校）航空类（专业）学习，请于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二十七日，凭本通知到校报到。通知书上有四川省招办及西北工业大学革命委员会的鲜红印章。通知书是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签发的。
在没有恢复高考之前，作为下乡知青的我，一直有一个夙愿，就是能招工回到县城，跟我的一个表叔学习开汽车和修汽车的技术。在那个年代，我的父母及我都坚定地认为，学会开车和修车就能做到衣食无忧。当看到通知书上“航空类（专业）”的字样时，我的思想瞬间膨胀：“修汽车”，拜拜，以后我要修理飞机了，颇有从农耕文明直接跨越到电器甚或数字时代的穿越感。待会儿再几杯美酒下咽，还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去呢？可以确定的是，1978年的春节，于我和我的家人而言，是最为欢欣鼓舞的一个春节。全家人都喜气洋洋，把酒言欢。小时候在家乡有一首儿歌，我们都喜欢唱：“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学打铁。”及至我于2月22日去到西工大报到后，得知我所学的专业是“航空锻造”，通俗讲就是“打铁”时，很有点造化弄人之感。小时候没有少唱“张打铁，李打铁”，真是一语成谶，长大后，我就真学了打铁这个行当。花絮
77级高考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已陆续发放完毕。富顺县的考试情况还算可以。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全县有二十几位同学考入重点大学。最好的是富顺三中舒校长的儿子，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在我们心目中，那就是最好的大学和专业。我所知道的是富顺二中高75级的考试情况最好，有考上北京工学院、华中工学院等院校的众多考生。而全县高76、77级的考试情况相当的差，我就算其中的佼佼者了。收到西工大的通知书后，对于西工大的相关信息似乎特别敏感。入学前，在1978年2月17日的《光明日报》头版上看到了一条新华社刊发的消息《陕西省高校教师辛勤备课》，讲“陕西省高等院校为新生入学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其中有“在西北工业大学，四十多个教室，几净窗明，桌椅完备；许多宿舍也是干净整洁，用具齐全。新生将在这舒适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的描述，让我感觉特别暖心。
1978年2月17日《光明日报》头版新闻报道，用的还是流产了的简化汉字
然而，当我2月22日到校报到后，被同学相邀，到了我们班的教室。发现桌椅倒是完备，就是灰尘扑扑，窗不明，几不净。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才将教室打扫擦拭干净。这让我明白，即便如新华社、《光明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其信息也不可尽信。当然，更加离谱的是，当年西工大的党委书记刘海滨老革命，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条腿，被《光明日报》写成失去了一只眼。也是在2019年办理退休社保手续时，看到了我的高考成绩单，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政治69，语文60，数学55，理化50，总分234。无疑，这是我人生中最差的考试成绩。但1977年的高考又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改变命运的一次考试。我在上高一时，参加了学校的运动会，以1.43米的成绩夺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一如我的高考成绩，1.43米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但我就是冠军却毋庸置疑。就好比在非洲大草原被猎豹追逐的一群食草动物，不必奢望能跑过猎豹，只需跑赢同伴，大抵就能躲过一劫。世界就是如此，人生最差的一次考试成绩，却成就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佳业绩。何其玄妙。刘亿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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