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学时代
宋毅，祖籍山东，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在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工作四年，1986年调农业部，在办公厅新闻处和几家部属新闻媒体从事农业新闻工作，2013年调中国农业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世界农业》主编。现已退休，在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主办的《优质农产品》（月刊）发挥余热。
原题
1978年春
北京师院附中
文科高考补习班
作者：宋 毅
1977年10月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突然报道了国家决定恢复停顿了10年之久高考的消息，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的我在往后的不到两个月里匆忙上阵，迎接高校恢复招生的第一次考试，而且在半年多时间里接连两次走上考场，终于在1978年秋天如愿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时间虽然过去40多年，但对当年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一战，我至今记忆犹新。最早听说国家要恢复大学招生考试是在1977年8月份暑假期间，距邓小平老人家第三次复出没多长时间，比国家媒体正式公布消息早两个月。这年我正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公社的岳各庄中学上高中二年级，这是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再过一个学期，放完寒假就该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至于个人前途，根本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暑假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家感到百无聊赖，就听邻居、发小、同班同学大星在楼下喊我，让我马上到他家地震棚去，说是毕老师来了。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过后，我家所在的解放军302医院，为了帮助干部战士、职工、家属抗震，从当时的总后勤部丰台西仓库拉来大量的木料、油毡、铁丝，发动院里的军人，利用楼与楼之间的一行行钻天杨树，搭建起一排排的临时防震棚，每家分一块地盘，熬过了震后最难熬的1个多月时间。后来，院里考虑长期抗震的需要，索性把临时简易的防震棚用砖和苇箔打成隔断，修成了带门带窗的独立房间，每家每户都分到了一间。到1977年夏天，虽然地震的威胁解除了，但由于那时家家都是子女多、房间少，所以很多人家就把地震棚当成一间房住人了，我们这拨17-18岁的大小伙子，大多都是住在地震棚里。在大星家的地震棚，我见到了专门过来的毕老师。他原是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教学实习时来到岳各庄中学，给我们班上了半年高一物理课，成了我们的老师。他家是故宫博物院的，从小在小石桥胡同的故宫家属院里长大，挺喜欢和我们这些部队子弟打交道。即使实习结束回到学校后，他有时也会打电话找我们几人聊聊天。这次见面方知毕老师大学毕业了，分配在一所中学当物理老师，暑假过后就要去单位报到了。刚刚简单寒暄几句，毕老师就带有几分神秘的说：你们知道吗？国家刚刚开完会，今年要恢复大学招生考试了，你们可要抓紧复习迎接考试。这个消息当时带给我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我做梦也不敢相信命运转折的机会就这么来了?我连问了毕老师几遍，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得到的回复都是肯定的。我一直以为，下乡插队是我的宿命，由于我从小学起眼睛就近视，几次“走后门”当兵的机会都被我主动放弃了。在家里是老大，下面有弟弟妹妹，留城分配工作也肯定没我的份。好在那时已经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尾声，插队地点离家越来越近。我家邻居插队地点就在与302医院一墙之隔的郑常庄四队，常看见她上午在生产队地里干完活，中午回家吃饭，睡个午觉后再回地里干活，因此，我对插队也没感觉有那么可怕。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那时都被洗脑了，不敢说真话，张口闭口都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77年春天，我们学校迎来了一批北京语言学院学中文的阿拉伯留学生前来参观，他们被分到各小组分别和我们座谈，我当时是班长，当然是小组里的主谈，当留学生问我们：你们高中毕业后想不想上大学?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想，我们要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六十年！说得留学生一愣一愣地直翻白眼。倒是我事后听说，只有大星当场表示他想上大学，他显然比我勇敢。虽然听说要恢复高考，也兴奋了一阵，但毕竟都是在传，谁也没看见正式文件通知。直到10月的一天早上起床听见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送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心里的石头才落地，才将学习的重点向高考上转移。真要准备考大学了，心理的压力并不小，第一，整个中学阶段也就初中一年级，即1973年的大部分时间正规上了几天课，而那段时间后来被污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到年底爆出了一个小学生日记，北京中关村一小一名五年级女生利用写日记“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学校的秩序开始乱了，老师既不敢管了、也不能认真教了；转年又出现个考试交白卷的“白卷英雄”，学校索性连闭卷考试都取消了；后来又出现个河南马振扶公社事件，当地一个女生因不会答英语试卷，在上面写了几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照样做接班人。不但接好革命班，还要埋葬帝修反”，写完后就跳水塘自杀了，为此，还下发了中央文件，此后，我们中学的英语教学就名存实亡了，到了我们下一届学生，干脆就取消了英语课。所以，我们从初二到高一基本没学什么东西，面临高考时需要恶补的初高中课程太多了。第二、我们中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以开门办学、学农劳动而闻名北京，市教育局、区教育局都在我们学校组织过开门办学现场会，我们在中学的一半时间是在生产队的地里度过的，夏天拾麦穗、秋天撕大白菜是我们的强项，把我们冷丁从生产队地里拽回课堂，按在教室里读书，一时还真有些不适应。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学校的师资不行，文革以前叫北京八十七中学，分来了一些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但我们上中学时，师资队伍出现人才断档，学校老师里有丰台师范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有为数更少的工农兵大学生，新补充的老师多数是插队返城的知青、中学毕业留校的学生，还有附近农村的民办教师。我们要高考了，可一些课程的授课老师自己都没上过大学，像教物理的何老师、教历史的高老师、教政治的邱老师等。教物理的何老师是北京四中的老高三学生，去黑龙江兵团八年后回城分到我们中学，他很有才，会乐器、会写诗、写得一手好字，他边教同学们物理课，边和大家一起复习考大学。结果，1977年高考，学生们一个没考取，何老师却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了。
高中毕业照，前排右五为教物理的何老师，后排右五为作者本人，二排左二为同学岳金凤，她与作者在农业部同事多年
当时我还是高二学生，高中课程还没学完，虽然报考的是文科，但是物理、化学课还要上，不然毕业考试过不了关就不好交待了，于是我还得硬着头皮听完我最发怵的物理和化学课了，这样，也浪费了我很多备考的精力。那时，白天学校上完课，回家吃完晚饭后再回到学校，在一间办公室里，学校把准备参加高考的师生聚在一起，由上过大学的老师给大家上辅导课，教授大家怎么选择学校、如何填报志愿。很快到了12月第一次高考的日子，北京考生由北京市统一出考题。我是文科生，数学是弱项，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自认为还算强项。谁知一进考场，一看那气氛，心里顿时紧张几分，多少影响到了水平的发挥。比如考语文时，看到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就有点发懵，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一年里我战斗了什么？一个农村中学的高中生能有什么战斗呢？搜肠刮肚从3月份学雷锋活动期间重新发表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为雷锋的题词，新发表的华主席、叶副主席为雷锋题词写起，到7月份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复出，再到9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最后是恢复高考，想到哪写到哪，其实哪都和我没直接关系，不过是把复习政治课的素材串联了一把而已，可想而知，给分不会高的。高考成绩下来了，我考了298分。那一年，北京市对我们应届考生采取的是一种歧视政策，社会上的工农兵考生，录取分数线是260分，我认识的人中就有考260多分被北京师院录取的，而应届生录取分数线是327分，我还差30分呢。不过，这是第一次参加高考，一点没让我气馁，反倒看到希望，如果明年再考时取消了歧视政策，只要我还能考出这个水平，我一定能有学上。1978年放寒假前夕，学校为我们两个高中毕业班开了个会，逐个统计非农户口学生过完春节后再开学时是下乡插队，还是留在学校继续补习，准备参加半年后的1978年高考。无疑，大多数非农户口学生都选择了参加补习，学校将所有拟参加高考的同学合并成一个班，共同上课。准备高考的同学大多选择了理工科，报考文科的人很少，除我外，同学里还有张晓晖、刘建华，再加上教政治课的邱老师，一共4人。语文、数学、政治等课程是所有人一起听课复习，但理科生上物理、化学课时，我们3人就得离开教室，学校为我们单独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让我们自己复习历史和地理。没有老师辅导，也没有习题可做，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复习，有时还管不住自己，看一会书就想聊几句天。这样坚持了几天的时间，自己都感觉出了复习的效果不好。有一天，张晓晖突然对我说：下个星期我不来学校了。我问她为什么？回答是她家里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会影响考试成绩，于是托亲戚在石景山区的北京九中为她联系了高考补习班，她马上要转学到那里参加补习了。随后，张晓晖说：你也让家里帮助想想办法吧，争取找个好点的学校补习。
左：高中时代的同学张晓晖 右：大学时期的张晓辉
听她一讲，我顿感眼前一亮，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我放学回到家后和母亲说起此事，她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让我赶快去找在海淀区曙光中学当校医的姨妈。姨妈并不是母亲的亲姐妹，而是1950年一同从四川宜宾入伍参加抗美援朝的老战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母亲从东北军区部队医院调到北京时，一批共来了4个同乡战友。当她们各自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们4家的孩子互称她们为姨妈，几十年来一直像亲戚一样相处。我找到姨妈说明情况后，她很爽快地答应给我帮忙。她让邻居、曙光中学教政治课的女老师帮我联系位于车道沟的京工附中，这位老师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和学校领导较熟悉。她带我去学校看了看，京工附中确实有高考补习班，人家也表示同意我去那里跟班补习。但对补习班学校是松散的管理，办张听课证，有课时就来听，下课就走人，爱坐哪坐哪，没有固定课桌，也没有专门的班主任，看上去不像正规的班级。我一听介绍感觉不理想，不想到这里补习，求姨妈再帮我想想办法。姨妈说她还有一位好朋友是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校医，再找她帮忙联系一下。出乎我的意料，仅用3天时间就有了回音，师院附中联系成了，姨妈让我赶紧去学校找校医刘阿姨。后来听姨妈说，能进师院附中补习班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所学校的门槛还是挺高的。无论文革前还是文革中，北京师范学院首先要把优秀的学生留在自己的附中，以确保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直到今天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附中后也一直保持很高的教学质量。所以，刘阿姨接到姨妈的请托后立即找到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说是家里有个亲戚想到学校高考补习，希望领导能够同意。革委会主任当然不会痛快答应的，但经不住刘阿姨的软磨硬泡，尤其是刘阿姨作为学校老职工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领导也不好一点面子都不给。虽然校领导同意我进去了，但刘阿姨到校教改组为我办理手续时，教改组更是提出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件。比如:文科班不负责为我提供桌椅，要刘大夫自己事先帮我准备好，课桌安放位置不得影响本校生们上课。老师上课时不向我提问题，我也不能在课堂上主动举手提问题，非老师提问不得主动回答问题。可以购买学校自编的复习教材和习题，也可以参加学校的测验和考试，但不得计入文科班的成绩，怕拉本校生的后腿。可以参加海淀区统一组织的考前模拟考试，但成绩不参加本校学生的排队。总之，处处要体现出旁听生和本校生之间的差别。多年后，姨妈说起这事时还说，当初真担心你受不了这些委屈赌气不去了，那我可真没办法了。我说，不就是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吗？我心大，无所谓。1978年3月的一天，我终于来到了海淀区八里庄的北师院附中，在工字型两层楼的北面有几排平房，最靠南的一排是两间教室，大的一间是理科补习班，小的一间是文科补习班，其余几排好像是学校老师的家属宿舍。我搬着刘阿姨事先准备的课桌，刘阿姨拿着椅子，在文科班师生们陌生目光注视下走进教室，在最后一排学生的后面安顿下来。可能刘阿姨是校医的缘故，老师和同学好像都认识她，和她点头打招呼的人不少，因此，我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感觉什么尴尬。这天我的运气真差，刚坐下来就听老师说要进行考试，其实也不算考试，就是阶段性的课堂测验，测试的是历史课。椅子还没坐热，我就拿到了历史试卷，在岳各庄中学时，我一向认为历史复习得还不错，可一打开师院附中的试卷，我发现满卷的试题我大多数都没做过，很多知识点我都没学到，我当时就明白了我们中学和师院附中的教学水平差距有多大。老师阅卷完毕发还给大家，我的试卷上的数字是“56分”，这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无异于遭遇了“滑铁卢”，所以记忆特别深刻，我也有点理解了为什么学校规定旁听生的成绩不能计入班里的成绩，人家是怕丢不起这个人。这时我发现除我以外，每人课桌上都有一摞厚厚的油印复习资料，而我手里只有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这就是我和本校生之间的差距。课间休息正当我坐在座位上为56分发呆的时候，坐在我前面座位上的男生突然回头问我“你从哪里转过来的？”我告诉他是从丰台区一所农村中学转来的。见他身穿国防绿上衣、蓝色的军裤，我问他：“你家是空军总医院的？”他说是空军第四研究所的，这样我有了第一个认识的本校生同学。他手里拿着一摞复习资料问我：这些你都有吗？我说没有。他爽快地说：走，我带你去买复习资料去。说完，起身就走出了教室。在去教学楼的路上他做了自我介绍，他叫孙舒平，是本校学生，高中时还是一个班级的团支部书记。春节过后，本来要回校参加补习，但他父亲突发脑溢血住院抢救，他一直在医院陪护父亲，他只比我早一天来到文科班。在他的带领下，我很快就从各个任课老师那里买齐的资料和练习题，为我后面的复习打下了基础。为此事，我特别感谢孙舒平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出手相助，40多年过去，我俩人、后来发展到两家人之间一直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高中时期的孙舒平
1990年与孙舒平在湖南张家界
在师院附中补习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文科班里学习好的几个同学都是女生，我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就根据她们各自戴的眼镜记住了她们。一个林姓同学戴着白框眼镜，一个杨姓同学戴着黄框眼镜，一个余姓同学戴着黑白框眼镜，还有一位孙姓女同学虽然不戴眼镜，但补习的后期成了我的同桌，是当时我在班里最熟悉的女同学。这几位女生非常活跃，哪门课老师上课提问都喜欢找她们几个，她们本身课堂回答问题也很积极。文科班里共有3个旁听生，另两位一位是教我们语文课王老师的女儿，一位是学校一个老师的表弟，都是旁听生但他们和学校的关系要比我近的多。拿吃午饭来说，他们是在学校教工食堂解决午饭的，中午能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而我每天要走到八里庄的解放军304医院吃饭，我家楼上邻居家的叔叔刚好调到304医院当政治部副主任，母亲请他帮忙为我解决吃午饭问题。语文课王老师课讲的非常棒，我听他讲课一直感觉是种享受，就是人比较严肃、厉害，课堂上批评起学生言辞犀利，从镜片后面往外看人时，给人不怒自威的感觉。有时我们3个旁听生在教室午休时，王老师会过来找女儿，这时就会和我说说话，平时在课上，我根本不敢招惹这尊大神。他问了我一些个人的情况，特别是得知我第一次高考考了298分时，他表现出对我还是认可的。不久后的一堂语文课上，王老师提问，范仲淹《岳阳楼记》里面“衔远山、吞长江”中的“衔”是什么意思？不料全班同学一个挨一个站起来回答，都是“衔接”“连接”的意思，看得出王老师对回答是不满意的。我本来严守旁听生不得回答问题的规定，一直坐在那里看热闹。可坐在我前边的同学回答后，本校生都发过言了，王老师犹豫了一下，用手指着我说：“这位同学，你来回答一下。”见状我也没客气，站起来说：“用嘴叼着的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王老师当即给予了肯定。没想到的是，从这件小事开始，旁听生不被提问、不能回答问题的要求渐渐不起作用了，不但语文课上，其它课的老师也主动对我提问了，我感觉开始和本校生享受一样的待遇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对师院附中补习班的环境基本适应了，也和班上同学接触比较多了，更感觉北京师范学院子弟在学习方面真有特长，前面说的几个学习好的女生，白眼镜林同学、黄眼镜杨同学，还有成为我同桌的孙同学都是师院子弟，只有黑白眼镜的余同学是空军总院部队子弟。除她们之外，班上还有一名曲姓男生、一名林姓男生的学习成绩也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他们也都是师院子弟。像黄眼镜杨同学，她父亲是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教我们地理课的王老师就是她父亲的学生，好几次在课堂上王老师讲完习题后都不忘捎上一句：“杨萍，回去问问你爸爸，我这样解答没问题吧？”说得杨同学美滋滋的。让我惊奇的是这几位女同学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均衡发展，不偏科，文科成绩好的同时，数学学得也好。不像我偏科严重，数学绝对是弱项，将来考试中有哪门课会拉后腿，肯定是数学。数学老师是补习班班主任，每天都是一脸严肃地出现在学生们面前，我去了一个多月基本没和他说过话，更别提请教问题了。不知什么原因和孙同学成为同桌后，我发现她的数学学的好，每次做习题都比我完成的快。于是，我有问题就问她，她也总是耐心地告诉我她知道的。以致于给坐在前面一排的孙舒平留下一个印象，我和孙同学上课时候总爱聊天。三十多年过后的一天，我、杨同学、孙同学聚在孙舒平家吃饭，聊起往事，孙舒平说：“就怪你们俩坐在我后面聊天，害的我总想听你们聊天，结果连大学都没考好，只上了人民大学的分校。”我正在想用什么话把他怼回去，只听孙同学慢悠悠开口说;“要不是上课听我俩聊天，你也许连分校都考不上。”说得在场几人捧腹大笑，孙同学的反应还是那么快。补习班后期的一天放学，我正准备回家，一出教室看见班主任正在教室外站着，我礼貌地打声招呼后想离开，谁知老师说：你稍留一下，我有话说。当时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此前班主任从来没主动和我说过话。老师告诉我，老师们对文科班全体学生做了分析，认为那4名女生再加上我5个人，不出意外应该能够被第一批院校录取，我虽然不是本校生，但来这里补习了这么长时间，也算是师院附中培养的考生。当时我们已经是每天只上午半天上课了，学校想用下午的时间给我们几人开开“小灶”，做重点辅导。至于我，偏科严重，老师说由他来给我补习数学，他征求我意见，愿不愿意参加这种补习？从那时起，一直到补习班结束，班主任经常是在上午第三节课下课后，在黑板上的一角写上一些人名，写到谁谁下午就来学校，没写到的就在家里自习。学校的这一招对我帮助很大，每天老师给我留多少数学练习题我都努力做完，绝不让老师失望。让我佩服的是，班主任老师数学功底深厚，解题方法从不拖泥带水，一些数学应用题在我看来简直无解，可第二天上辅导课时，老师干净利落地几步就给解开了，我很想学他的思路和方法，但一直到考完大学也没有找到窍门。后来得知，根据老师们分析，除我们5人外，还有5人考上大学问题不大，努努力也能考上一本；还有5—10人，努力一番有望考上大学，其余的人就自求多福了。临近高考了，《北京日报》刊登了全国高校在京招生的目录，又到了需要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了。与1977年高考相比，这次刊登出的学校数、专业数、招生人数都明显增加很多。但另一方面考生人数也增加了很多，用后来的说法是“十二届学生走同一根独木桥”，很多在上一年或者没准备好、或者政审不过关、或者单位不放人等各种因素没参加高考的社会考生，这时许多人已经缓过劲了。那年北京市的高考志愿是提前填报，等于是“盲填”，不像有些省份高考成绩出来后再填写志愿，因此，赌运气的成分很大。我当时的态度是，第一要确保有学上，哪怕是再不知名的大学和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只要能改变去农村插队的命运就行，退一万步，万一高考失手考砸，能考上个中专也行。第二把握性怎么大怎么来，上一年我第一志愿填写的是北京大学，当时没有心里压力，考上就赚了，没考上也无所谓，而这次是决定后半生命运的事情，要争取最大的胜算。我想起当初“批林批孔”时学过的“田忌赛马”的故事，想以上马对中马的策略来填好自己的志愿。我父母的意见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报考北京大学，但我想这么多考生同时参加高考，北京大学又是人人向往的学府，万一第一志愿落空，第二、第三志愿都有可能落空。当时我很看好的一所学校和专业—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采编系那时还是二本院校，我又没有勇气放弃一本志愿，直接报考北京广播学院。烦恼中想了想，还是征求一下中学老师的意见吧，看看能给出什么样的建议。一天吃过晚饭，我来到与我们院一路之隔的岳各庄中学，找邱老师寻求帮助。邱老师几年前从丰台区师范学校语文班毕业来到岳各庄中学后就是我的班主任，负责教语文课。等我们上高中时，他又改教政治课，和我们一样也在准备高考，这时，他的职务已经是校革委会副主任了。他的办公室亮着灯，我敲门进去，只见他的办公桌上打开着一张《北京日报》，就是刊登招生简章的那期，他手里捏着一支红铅笔，正认真地看着报纸。我见状凑过去小心翼翼地问了句：“老师，咱们报考哪个学校呀？”他没说话，一直盯着报纸在看，过了一会用红铅笔在一所学校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说“就是这所学校了。”我定睛一看，校名是“中国人民大学”。此前，我也关注过人民大学，但由于一直纠结在要不要报北京大学上，也没太多想人民大学的事情。人民大学是1978年6月复校的，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招生。经邱老师建议我再看人民大学，发现是一所挺理想的学校。首先，学校的名气和声望还挺高，能考上对自己、对家人、对学校都是个不错的交待。其次，由于是第一次招生，又缺乏校舍，限制了在外地招生的人数，在京招走读生的名额较多，自我感觉录取的概率会大一点。第三，从招生简章上刊登的专业看，中文、新闻、历史、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等纯文科系挺多，对我来说，只要能和数学说拜拜，上哪个系都可以。所以，我没有犹豫就和邱老师一起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
参加完高考同学们与邱老师一起游颐和园
终于又到高考的日子了，考场还是设在1977年考试时的地点—北京市十二中。有了第一次高考的经验，再入考场就从容多了，一点都不紧张。连续两门考下来我都感觉发挥比较正常，信心也在一点点增强。第三科是数学考试，对我来说是提前到来的决定胜负的一举。我之所以没敢坚定地报考北京大学，就是怕在数学上翻车，尤其是怕做应用题，一做应用题总感觉脑子要短路、转不过弯来。试卷发下来后，我迫不及待地浏览了一遍试卷，一看不要紧，真是怕啥来啥，试卷的最后两部分都是应用题，一道是平面几何题，一道是解析几何题，而且各占20分，前面那么多道题加在一起才60分。这就意味着如果两道应用题都做不出来的话，数学成绩铁定是不及格了。可是当我认真审读平面几何题时，心中却是一阵狂喜，因为这道题我在补习班时做过。当时海淀区为考生们组织了几次统一的模拟考试，其中一次的数学考试，有一道题和高考试卷里的平面几何题一模一样，当初我不但在模拟考试时做出来了这道题，而且还听老师用其它解题方法讲解过这道题，所以印象挺深。于是，我先把20分的应用题做好，再做前面的各类小题，至于后面的20分解析几何题，我根本没能力做出来，干脆连看都没看。交卷前，我粗粗测算了一下，我有把握做对了的考题，加起来应该在65分—70分之间，我知道，数学这一难关算是闯过去了。心中一高兴，就有点忘乎所以，一出考场迎面碰上了学校派来带队的姓沈的女老师，她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脱口而出：我考上大学了。说得老师直纳闷，还有两门课没考呢，你怎么就敢说你考上大学了？结果第二天，岳各庄中学补习班的任课老师中就传开了，宋毅这个学生真够骄傲自满，试还没考完就说自己已经考上大学了。我高中班主任，也是补习班的英语老师，和我家住在一个大院，认识我的父母。高中两年，她虽然让我当班长，但从来不喜欢我，还找我父母告过我几次状，我也挺烦她。她听说这件事后，找到我母亲说：你家宋毅要能考上大学，所有的人都能考上。以前她也吓唬过母亲，说是班主任的权力很大，和班主任搞好关系很重要，到毕业分配时，让你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插队，还是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插队，都是班主任说了算，吓得母亲总劝我要和她搞好关系。这次母亲告诉我班主任的话后，我一点都没有生气，因为插队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见鬼去了，忍不住想起中学课文里鲁迅先生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两句话：“Ade，我的蟋蟀！Ade，我的覆盆子和蒲公英！”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考完试到分数出来的这段时间是最熬人的日子，心里根本放不下考试，一遍遍复盘考试的过程，自己在给自己估分。而且一帮同一大院住着的同学，考完试没事干了凑在一起就对考题，结果是自己估分估得挺乐观，和同学对考题越对心里越没底。好在考前准备得还算充分，我把感觉没有把握的分数都自我剔除后，5门课成绩算起来也应该能得到370分以上，大学肯定是有的上了。公布分数那天简直就是个神圣的日子，从早上到下午我们都在等候消息，就像在等待末日的审判。那时没有网络公布分数，个人也没有权力随便查分。是丰台区教育局通知各学校派出老师到教育局把本校考生的成绩手抄回去，再由学校通知到考生本人。我们学校是我的班主任去抄分的，她回来时已经是傍晚了，所以没回学校直接回家，而我们学校的考生90%都在我们院里住，她一进院就被我们这些人包围了。她看见我时这次慈眉善目、满面笑容地说：你的分数是391分，在文科考生中第一名。我一听，有点不敢相信，怎么比我自己估的分高出了这么多？也忘了这位老师说过的我能考上大学所有人都能考上的话了。得知分数的第二天，我一早就骑车去了师院附中，敲开曾经熟悉的办公室门时，只见文科补习班的老师都聚在那里，显然是在等待学生们的到来。班主任老师见我进门后，一抬手做了个手势：不说别的，说分数。我说出391分后，老师一把拉住我的手说：太好了，你太为我们争气了，我们没看错你。这时我才知道，在师院附中的文科补习班里我的考分也是最高的。
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期间在公园游玩
终于到了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刻，我到了学校教改组的办公室后，一眼看见桌子上放着3个写有中国人民大学字样的牛皮纸信封，拿起一个看看，名字是张晓晖，再拿起一封看看，是邱老师的，第三封才是我的。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张晓晖也报考的人民大学，此前我一直以为只有我和邱老师报考了人大，邱老师考上的是中共党史系，张晓晖考上的是档案系，我考上的是历史系。我有时在想，我们一所农村中学，4个文科考生3个人同时考取人民大学，即使在今天放在任何一所中学也是个相当不错的战绩。考完大学我就和师院附中文科补习班的同学都失去联系了，我也想过，会不会师院附中的同学也有考上人民大学的？入学前的某天，我在八里庄一带偶然遇见了孙舒平，聊了几句后知道他的学校还没落实，我就打消了向他询问其他同学消息的念头。1978年10月20日，人民大学新生入学的日子，办理完入学手续后我就去位于西校门的78级新生食堂吃饭。当我走进食堂时，一眼就看见师院附中文科班那位戴黄框眼镜的同学杨萍正和几位女生围站在一张桌子旁吃饭，我赶紧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叙叙旧，其实在师院附中时我和她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话。她考上的也是档案系，与张晓晖同系不同专业，她是科技档案专业，张晓晖是历史档案专业。就是这次打招呼，开始了我和杨萍之间延续至今，长达40多年的友谊。
上高中时的杨萍
杨萍（前排右二）和档案系同学合影
我很感激当年收留我的师院附中文科补习班，在那里我不但学到了知识，增强了参加高考的实力，而且还收获了友谊，结识了孙舒平、杨萍以及孙同学等几位终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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