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 | 王惠弟：带薪穷学生，带着女儿上大学

作者简历

王惠弟，1949年生于北京。1968年高中毕业插队。下乡十年，干过农活，出过大力，“红海洋”时期画过领袖像，落潮后当了乡村女教师。1978年考进北师大。毕业后任职北京科技大学附中。2001年被评为特级教师。

原题

带着女儿上大学

作者：王惠弟

北师大生物系78级是个奇葩班。66个同学的年龄跨了三个年代，40后、50后、60后。最大的和最小的同学相差17岁。在下40后，孩妈学生。校园拾零，就是在诸多大事件的边角处拾点儿零零碎碎的花絮。这些零碎小事，以往不曾有，今后恐怕也不会有。

高考开了一扇窗

我1968年下乡插队，后在当地作乡村教师。婚后与丈夫分属两县，两地之间不通车。我想调到他附近去。那时候调动工作很难，需找到对调对象。经人介绍，邻县的段校长愿与我对调，我大喜过望。我当时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找到他，当面说妥与我对调。

我兴冲冲找到公社文教组，主管人事的魏老师一口将我回绝。理由是我公社各中学领导已配齐，不能安排。我休完产假后才发现，段校长已经是我校的副校长了。原来是魏老师把他的外甥女小冯和段校长对调了。唉！老魏这点小权力，堵死了我正常调动的门！

这一年是1977年。门堵死了，高考开了一扇窗。我参加了78级的高考。

拿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喜极泪下：这回，总算没有人能堵死我了！

带孩入学的孩妈

老师的额外“任务”

孩妈该念书的时候搞文革，大学停办。蹉跎十年，总算考上大学了，带着孩子上学，真难。有一天，正上着半截课，系办公室老师敲门，跟授课教师小声嘀咕了几句，就把我叫出去了。我刚迈出教室，老师说：“你孩子的幼儿园来电话，说你孩子高烧不退，让你赶快去。”我慌慌张张穿过半个北京城到了幼儿园，小妞儿得的是腮腺炎。

老师到教室给学生传电话，内容是“你孩子病了”，这额外“任务”是不是百年师大的唯一一次呀？

小妞儿的叔叔阿姨

铁梅的表叔数不清，小妞儿的叔叔阿姨数不清。

小妞儿3岁多时，孩妈带孩参加班里举办的新年联欢会。同学们逗着“活娃娃”。一位男同学让妞儿叫自己叔叔，却指着旁边的男生说：“叫他哥哥。”“不行！叫我叔叔，叫他哥哥！”妞儿不知所措了，睁大眼睛向我求援。我对这帮大淘气说，别难为孩子，都是叔叔，没有哥哥。

小妞儿那时娇小玲珑，体重只有21斤。某叔叔抱起小“舞伴”，听着舞曲踩着舞步转了一圈儿，口口声声夸小妞儿“舞跳得真好”。哎哟喂！您这是夸谁呢？小妞儿信以为真，得谁告诉谁：“叔叔说我跳舞好。”长大后自吹：“我第一次下舞场3岁半！”

小妞儿更喜欢阿姨们。她们有的会折纸，有的会画简笔画，有的教她说歌谣，还有个阿姨会用手绢叠个小耗子，手指拨动着让它“活”起来。阿姨们忙不迭地把自己的零食拿出来招待小妞儿，妞儿的嘴里，手里，兜兜里“大丰收”。

有个阿姨问小妞儿：“这么多阿姨，哪个最好看？”尽管孩妈的同学个个青春靓丽，小妞儿眼睛转了一圈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妈妈！”我笑着解释：“儿不嫌母丑。”

带薪穷学生

说起来我很幸运，上学前的教龄超过五年，带薪上学。多少薪金呢？每月40.5元。为啥是穷学生呢？算算这笔账：

1/4雷打不动孝敬老妈，10元；交幼儿园整托费26元；买专线公交车月票4元，一月薪金只剩5角压兜儿。

孩爹为我交师大伙食费18.5元，用余下的20几元给我们撑起一个家。

交完孩子的托儿费，我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双方单位各报5元钱入托补助。那期间，我把每一分钱都用到极致。孩子的衣服，几乎都是我自己做的。孩爹不喝酒，几乎不吸烟，上班下班工作服，没添过新衣服。

虽说日子过得清苦些，但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四年的大学生活，北师大给我奠定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根基，让我在后来的教育工作中起点高，进步快，稳步发展。1987年北京市文革后的首次职称评定中，全市共有七人被破格评为高级教师，我是1/7。90年代中我参加母校首届在职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继续充电。2001年我被评为特级教师，得到作为中学教师的最高荣誉。

值此入校40周年之际，78级孩妈拾零以谢师恩并感怀同窗情谊。

201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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