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毕业后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图书工作室主任。写作出版《半生为人》；合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等。
原题
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
作者：徐晓
1981年，北岛与妻子邵飞在北海公园
北岛出国十几年，回来后满世界打听老朋友的消息。第一次他只有一个月居留期，刚一回来就让我帮忙寻找严文井。他说，老人身体不好，看一次少一次，好不容易回一次国，不能留下终生遗憾。那天去严老家，他一路上像是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当年与严老彻夜饮酒谈诗论道的情景。我不禁好奇地想，北岛这一代，与严文井，与蔡其矫，与谢冕，与邵燕祥，与冯亦代甚至与艾青等等，这些有过密切交往的老一代文学家，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传承的是什么？反叛的又是什么呢？北岛之后的一代诗人们，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承认或者否定了“北岛们”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还没容我提问，北岛又匆匆地走了。转眼又是一个冬天，这一次他的居留期仍然只有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要看望十几年没见的亲戚朋友，北岛的日程满得可怜。辗转听说陶家铠身体不好，北岛张罗着和老鄂、李南一起到通县去看他。他病得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可嗜酒如命的老毛病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家阳台上堆放的几十箱二锅头把我们都吓了一跳。陆焕兴原本是老陶的同学，当年他们曾经在一起玩儿得火热，但现在同在北京却早已失去了联系。北岛不甘心，终于把他挖出来，于是我也有了机会走近焕兴。焕兴现在单身，住的是七十年代的房子，用的是八十年代的家具，虽然没有装修但是干净整齐。知道我要去，他事先煎好了带鱼洗好了油菜，十几分钟一餐家常饭就上了桌。比起下馆子，这待遇让我受宠若惊，也可以看出他日子过得很平实。大家一直都以为焕兴没有子女，其实，他儿子应该已是三十多岁了。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孩子刚两岁，听说去了香港，又移民到了加拿大，他费尽周折始终没有找到。他离婚又与第二任妻子结婚的原因也与我想象的喜新厌旧不同。的确，灵灵挺漂亮，一九九五年见她时已经四十岁左右，但风韵仍然出众，倒退二十多年一定更是打眼。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当年她的风采。曾经有一首歌曲在知青中传唱：“条条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心中唱给你的歌，歌声有血又有泪，歌声随着车轮飞……”当年我在监狱时还有人唱过，但并不知道这是一首情歌，作者是山东省歌舞团的萧月甫（音）。焕兴说，灵灵到山东济南去看望姐姐时偶然与萧相识，作者为表达对灵灵的爱慕，创作了这首歌曲并题献给了她。
北岛第一本油印诗集《陌生的海滩》
但是，灵灵的相貌以及她能歌善舞的活泼性格并不是陆焕兴离婚的理由，七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男男女女的第三者。灵灵出身于一个右派家庭，“文革”刚一开始全家就被遣送回了原籍，从一九七一年起她开始进京上访，那时她不到二十岁，又没钱又没落脚之地，每天到各级衙门疲于奔命，受尽了委屈。焕兴出于对一个弱女子的同情留她住在家里，有时还接济她一点儿零用钱。妻子无法容忍，怀疑他们有非分之情，无论怎么解释都听不进去，直至家庭解体。事隔三十多年，我问焕兴，你当时真的那么清白吗？他发誓说：“不只行为，连心里都是清白的。就是觉得她一个人在北京闯应该有人帮助。”其实，爱与不爱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但我宁愿相信焕兴的话。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年代，落井下石与侠肝义胆并存，不管是出于爱意还是出于善意，能留她帮她都已经不易。再者，如今已经六十岁的焕兴没必要再掩饰，他的结发妻子连同儿子早已音信杳无，当年的灵姑娘后来的陆太太也已今非昔比。当然，这是后话。一直到“文革”结束给灵灵家落实政策，她在城市里始终是个“黑人”。离婚后的焕兴顺理成章地成了灵灵名正言顺的保护人。为了躲避查户口，他们有时到北京火车站去过夜，有时为了安全，买两张第二天便宜的车票，两个人依偎着到天亮，再退掉车票，他到厂里上班，她接着去上访。陆焕兴的前妻是大学毕业生，陆焕兴作为技术员每月也有四十多元收入，离婚之前他的三口之家算是当时的小康家庭。和灵灵结婚后，灵灵全家人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焕兴一个人的肩上。“黑人”的最大麻烦是没有粮票，开始只是灵灵一张嘴还好说，后来她们全家回到北京都成了“黑人”，四五张嘴要吃饭，快把焕兴难死了。加明、北岛这些七十年代就与他交往的朋友，对于把粮票作为礼物送给焕兴都记忆深刻。那时工厂规定，一个月请假不超过六天不扣工资，焕兴头脑灵活，钻了这个空子，他到别的厂的夜校兼职讲课，每节课可以收入一元左右课时费，每周去两次，每次四节课，即使扣工资也值。为了灵灵一家老小的生活，从一九七三年起，焕兴连续三年每年卖一次血。那时卖一次血才给二十元钱，可见他当时境况之窘迫。这种生活还逼出了焕兴的另一种才华，为了省钱，他不买月票画月票，把带底纹的月份小票画得特别逼真。每到月底月初他特别忙，朋友们都来找他画月票，一画画了十年从来没有穿帮过。因为净是些附庸风雅的朋友，没有钱还想欣赏艺术，于是从画月票发展到画戏票、电影票，只要谁有一张不管什么级别的内部电影票，再加上焕兴画票的手艺，想看电影如入无人之境。
油印版《今天》
“文革”终于结束，灵灵一家也落实政策有了北京户口，这时大学开始招生，有海外关系的也开始蠢蠢欲动。就是在那一年，灵灵动了出国的念头。在一年后印刷第一期《今天》的那间农民房里，大家又谈起出国的话题，像是真的马上就要分手了，都有些伤感。北岛要了本和笔，即兴写下了《走吧——给焕兴》，然后他给大家朗诵：
走吧，
歌声和我们踏碎
这条冰雪的路。
走吧，
月光和我们升起
这条银色的路。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了红罂粟。
焕兴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本子，没有一处涂改，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七七年元月十八日，那天正是焕兴的生日。这首诗发表在《今天》第一期，副标题改为“给L”，诗的前两节几乎是重写的：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面上溢出。
新近出版的《北岛诗歌》集中所有的诗都没注明写作年代，也略去了诸如“给焕兴”或者“给L”等内容，不知是作者的疏忽还是编者的失误，应该说这是一个遗憾。
这首诗被很多人认为是北岛早期最好的作品之一。北岛在不同的场合对自己早期的作品表示过不满。不断地自我否定，是成功者的前提，也是成功者的悖论。但我相信，即便他否定了自己早期的全部作品，也不会否定那作品中青春的激情和友谊的纯度，即便已经找不回全部，但是，毕竟—“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有趣的是，北岛的诗是写给陆焕兴的，但陆焕兴没走，走的是灵灵。再后来北岛也走了，陆焕兴还是没有走，因为灵灵在走了三年之后与焕兴离婚了，他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了。在“飘满了红罂粟”的路上，他们各自寻找着“生命的湖”。“走吧……走吧……”北岛一唱三叹，究竟为谁伤感？我是从《今天》第二期加入进来的。一开始就听说陆焕兴这个人，知道他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而且第一期杂志就诞生在他的家里。因为焕兴的家人不接受灵灵，他们在京城东北方向租了间房子。后来焕兴告诉我??他家的位置就在亮马河边，八十年代后期那里盖起了华都饭店，成为京城寸土寸金的地段。因为是农民房，四周比较空旷，大家觉得4那里安全，印刷地点就选在了他家，对此，陆焕兴一点儿也没觉得为难。我问陆焕兴办杂志最初的费用是谁出的，心里还盘算着怎么也得三五百元吧。一九七八年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不会超过四十元，这笔钱可也是一个天文数字。焕兴却说谁也没出钱，东西都是大家从各自的单位里“顺”出来的，有的和宣传科的人套上近乎拿些蜡纸，有的干脆把刻蜡版的钢板揣在棉大衣里一裹，最主要的工具印刷机是陈加明从他单位搞出来的。北岛这次回北京说，他发现来我家的路就是当年芒克骑板车从厂里偷纸的路。我认为这不可能，芒克当年工作的北京第六造纸厂在东直门外，在二环路的东北方向，我家在正北，而且远到出了五环。不知是北京变化太大还是振开记性太差，十多年没回北京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鄂复明说，北岛说的应该是到朱辛庄借手摇印刷机那次，朱辛庄在上地西边，骑着自行车去的确不是近路。
1970年代末，《今天》杂志同仁郊游留影。从下往上，从左至右：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恐怕都没见过那种原始的印刷机，把蜡纸绷在一个沙篦子上，用橡胶辊子沾上油墨滚，“文革”中铺天盖地的传单都是这样一张一张滚出来的。这几位出身都不好，都没加入过造反派组织，好处是没因为写大字报小字报把笔头写臭，坏处是没有印传单的经验。有时油墨不匀，有时没印几张蜡纸就破了，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刻。金属的刻字笔在钢版上划动，发出丝丝啦啦的声音。他们五六个人躲在屋里日夜兼程地干，第一期杂志在一个农舍里出笼，哥儿几个都蓬头垢面脸发绿眼睛发红。那天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是我和陆焕兴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我可以肯定那是一个星期六，并不是我有倒背日历的本领，而是正如我在《无题往事》一文中所说，大学一年级时，到赵一凡家去像是我每个周末的家庭作业。那时候的中国像一口快烧开了的大锅，我们这些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过来的年轻人则像刚上屉的螃蟹，一个个张牙舞爪活蹦乱跳，捂都捂不住，一个星期足以有一肚子话憋着想对一凡诉说。在朝阳门大街下车，往旁边的胡同里一拐就到一凡家了。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的那个傍晚，冷得伸不出手，我看见几个高个子男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墙上贴什么，走近前才看清，其中有一个居然是我认识的赵振开。他向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因为天已擦黑，还因为看他们拎着糨糊桶神秘而急匆匆的样子，当时就被一种神圣感给镇住了，根本顾不得看清楚他们的样貌。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个是芒克，因为很快就熟了所以一直记得清楚。另一个人就是陆焕兴，难怪北岛说陆焕兴是《今天》早期的重要人物。北岛和芒克（左）
他们出师首选政府文化机构，且特意选择周末的傍晚下班以后开始张贴，如果有人不能容忍，《今天》能够拥有至少一个黎明。第一站是被认为皇家出版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下来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这几个单位都集中在市中心东四一带，最后到了位于虎坊路的《诗刊》杂志社。焕兴说，当时都有一点儿忐忑，出发之前，特意用油漆将自行车的牌号都改过，兴奋也让人产生紧张。第二天他们到了北京的重点高校。记得星期天晚上我一回学校，就听同学们都在议论“学一食堂”门口贴着的油印刊物，中文系的学生自然更加兴奋，我虽然还没加入，但因为认识其中的人便成为权威人物，颇有几分骄傲。从第二期开始我成为北师大订阅杂志的联络人，到宿舍楼走门串户去收钱，虽然才五毛钱一本，但有了几十个订户，特有成就感。当年他们这么干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如果人赃俱获会有什么后果？是否认为是在成就一个英雄壮举？七十年代末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好像忘性特别大，从什么都不敢说一下子变得什么都敢说。那时北京的中心从天安门转移到了西单，那里有两大景观成为思想开放者精神的圣地。一是位于西单北街路西的外文书店，书店不像现在是开架的，服务员也还不习惯把顾客当上帝，隔着柜台可以勉强看清书脊上的小字，服务员爱答不理的，不容你翻看便开票交钱。但不管怎么样，总算可以买到一些可看的书，偶尔还能碰上经典的唱片。另一个是据说被邓小平认可的西单墙，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十三个月中，这里成为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不久前，有记者采访北岛时提到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北岛说：“八十年代初‘今天派’问世时，所谓‘纯文学’的提法，是要逃离诗歌作为御用工具这一巨大的历史阴影，绝不是策略问题。”《今天》的主要小说作者万之，曾经痛心地感慨于中国的地下文学没有走东欧“天鹅绒革命”的道路。事实上，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并没有铺就天鹅绒地毯，这些出身于所谓资产阶级家庭，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在极端封闭的情况下，仅从书本里呼吸到一点儿自由主义空气的年轻人，虽然意识到了个人的自由空间取决于制度性变迁，却并没自觉到制度性变迁需要通过公共空间的拓展来实现。与捷克戏剧家哈维尔相比，虽然其抗争都以先锋艺术的形式出现，但对目标的诉求显然不同。哈氏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七·七宪章运动”的结果就是证明。而“今天派”只是追求文学的自由表达，它的诉求是对政治的超越而不是对抗。《今天》被迫停刊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事态发展到与政治纠缠不清，在现实的中国是必然的，但对于这些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始料不及的。像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契机一样，它实际产生的影响不是事先策划好预料到的，其价值也是因其结果而逐渐凸显出来的。其中有些人坚持下来了，但并非都是出于清醒的政治理念，更多是不屈从不后退的性格使然。我想，这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吧。刘羽因为有过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因而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而陆焕兴在看清之后适时地退出。在《〈今天〉与我》一文中，我曾对此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七十年代的《今天》没能把陆焕兴卷走，八十年代的商潮也没能把陆焕兴卷走，甘于寂寞的陆焕兴仍然在国营大企业中当他的技术员。退出了《今天》，自然也远离了这个朋友圈，他一个人过着平静的生活。一九九五年，灵灵受我的朋友之托，从美国为我带来些录音带，焕兴陪前妻来我家送东西。他还是那么挺拔，谦和而儒雅，用现在的话来说，特绅士。我们一直没有交往，重要的原因是朋友圈里传说他有“特殊身份”。其实，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我都说不出这些流言的出处。往往是这样的，张三说，听李四说，王五怎样怎样，当你问张三李四是怎么知道的呢，回答可能是李四也是听别人说的。如果听者根本不认识李四这个人，谁还有心再追究下去呢。关于焕兴的流言就是这样传进了我的耳朵，不知道还传到了多少人的耳朵。而且我自己都不能保证，在之后的这些年里，我本人没有继续充当这种流言的传播者。流言怎么落到了焕兴头上呢？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悬案。焕兴从容地告诉我，那些事情开始于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初夏。最初是三两个人到厂里找他，后来常约他到外面，谈话总是和颜悦色，问题也极其简单，有时候还请他下馆子，选的地方档次还都挺高。从三五天一次，到一两个月一次，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从那以后，厂里再也不让他管生产了。但又不能让他到车间当工人，因为没有人说他犯了什么错误，否则早就该把他扫地出门了；更没人说他犯了什么法，否则早就把他抓起来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伙人散伙都好几年了，连主编都出了国，剩下的喝酒的喝酒，挣钱的挣钱，只有他老老实实地在厂里搞生产，凭什么就找到了他的头上？
依焕兴的修养，他是个兢兢业业的人；依他的经历和觉悟，也不会哭着喊着要做贡献。说实话，只要工资照发，待着就待着，不待白不待。但实际上这种状况最让人窝火，想申辩不知为什么而辩，想讲理不知该对谁去讲，没几个人能够长期忍受这种不明不白的搁置。他问总缠着他的人：沙威都饶过了冉阿让，你为什么就不能饶过我？估计那人根本没读过《悲惨世界》，不知道冉阿让是谁，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谓“特殊身份”，是以出卖换取信任，甚至换取金钱的角色，往往在有前科的人中发展，把柄在握，先压垮了你，再利用你。说焕兴是有前科的人也不为过，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如果人人皆知他有特殊身份，就像是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已经失去了悬念，自然也就失去了功能。中国的俗话说，真人不露相。回想起来，我从来没有对这种传闻的真伪提出过疑问。就我所知，享受这种待遇的不是他一个人，有的比这还要邪乎。谁是真正的工作者，谁是被工作的对象？对于我辈来说，弄清原委是个困难的问题。至今我仍然记得，曾经有一次聚会，几天后传来不好的消息。是谁将聚会的情况泄露了出去？那时我和周郿英还没有成为夫妻，当我把那天到场的人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一遍的时候，按照思维的惯性，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被怀疑，当然也包括他。其实，我私下里揣摩谁可能是那个不光彩的人时，或许我也正被别人这样揣摩着。不管是在场者的人品，还是我们之间相互了解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人的怀疑都是情感所不允许的。但是，在忠诚与背叛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的社会里，对其中任何人的不怀疑又是理性不允许的。我最终放弃了怀疑，却并不是因为把握住了信任，而是因为承受不了怀疑之重、怀疑之痛。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既不能坚定地信任，也不能执著地怀疑；信任唯恐危及到理想；怀疑唯恐玷污了友谊。人与人，就这样在信任与怀疑之间游走，那看起来无比重要无比宝贵的东西，就这样无所依傍地被悬在了半空，成为可有可无似有似无的抽象。但那时我并没意识到：放弃信任与放弃怀疑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那相当于放弃了信念。
在《幸存者的不幸》一文中，我写到了如何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坐牢，写到因为几个朋友受到牵连我所承受的内疚之痛。但是，我没有写到另外一些人和事。 被捕之前，我的男朋友曾经给过我提醒，他说有人在注意我们，在我的理解中，“我们”是指我和他和后来分别在北京、河北、浙江、山西被捕的朋友，我们是一伙的！他让我把信件销毁，但不许我把这消息透露给其他人，可我硬是没听他的嘱咐，用尽可能曲折的方式告诉了其他几个朋友。直到平反，清点退回的物品时，发现一份侦察时的“邮检”记录，上面清楚地注明了每一封信被截获检查的日期。我曾经想，或许正是这些连收信人都看不明白的暗语，加速了公安抓我们的行动，但这是后话。当我得知一圈人都身陷囹圄唯独他安然无恙时，我的想象变得无穷丰富。在我没感觉到事态已经相当严重时，他的提醒为什么如此暧昧？既然让我销毁信件，他是否早就知道了全部内幕？他认识我们中的所有人，甚至有的人首先是他的朋友，他靠什么澄清了自己？这一连串疑问对于一个初恋女孩儿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灾难并未到此为止。对别人的道德审判，加剧了对道德自律的不自信。在连续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轮番审讯中，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说，我知道他们抄了我的宿舍，还抄了我的家。我出狱后，母亲告诉我，他们抄得很细致，箱子、床板，连厕所的水箱和厨房的出烟孔都搜了，家里所有带字的纸片都被拿走了，所有文字都是我罪行的证据。但我也不可能“竹筒倒豆子”什么都说，怕有意无意间出卖了朋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在两次审讯的间隙我挖空了心思想的不是什么该说，而是什么不该说。有一个细节让我一直苦恼着。一凡让我给某人送东西，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东西也不是一般的东西，感觉和一凡的“罪行”有关，我觉得是重大得不能交代的。这个人是谁？肯定不是常来常往的熟人，否则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于是从现实进入想象：我从家里出发，穿着蓝底白点的中式罩衫，戴着雪白的口罩（那时北京的冬天女孩子人人都戴口罩），骑着自行车一路向南再向西。但是记忆戛然而止，止于一条小径，周围的景色像是公园。我苦苦地搜寻，一次又一次试图通过场景的还原走出那条小径，走到一凡要我去过的地方，回想起那个人和我送达的东西。预审员每次说我还有没交代的问题时，都觉得是在说这件事，而我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忘得干净彻底，想交代也交代不出来了。这时候，受到挑战的是我的记忆力，而不再是我的意志力。可那时我才十九岁，事情也不过发生在一两年内，记忆力何至于如此之差！以后很多年，像是得了强迫症，不管在哪儿，只要有一条小径，就觉得那是我曾经到过的地方，于是又开始冥思苦想，搜寻从想象进入现实的路径。
徐晓《半生为人——一代叛逆者的心灵史》初期版本
从监狱出来后，和一凡共同回忆那件被我忘记了事情，奇怪的是，一凡也记不起来曾经给过我一个特别的任务。但我不厌其烦，隔一段时间就又想起它来，于是从头开始，像猜谜一样猜着自己干过的事情。有一次，一凡托我到书法家邓散木家去送东西，开门的是他女儿邓国治，她说见过我，“不可能吧，我从没来过你们家。”我很有把握地说。“你肯定来过，是在你和一凡出事之前，送一本手抄本小说，是一凡翻拍的，扑克牌大小的一个纸盒子装着。”她说得有根有据。我的确见过那东西，手抄本小说的篇名是《芙蓉花盛开的时节》，至今还记得那故事的情节。邓国治家住在木樨地一个有许多楼房的大院子里，没有小径，也没有公园景色。我不能肯定，这就是被我遗忘的那件事；也不能肯定，如果当时我没有“故意”把它忘记，会不会就说出来；更不能肯定，如果说出来，邓国治是不是也会受到牵连，一凡是不是就罪加一等。我们都曾怀疑与被怀疑，陆焕兴没有逃脱，我也没有逃脱。关于出卖与被出卖的流言，就这样毒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许多人的内心都得不到安宁。和焕兴面对面坐着，喝着啤酒，坦然地聊着我们共同经历的人和事，我突然感到这一切是多么荒谬—我们为什么要经受忠诚的考验？谁有资格来考验我们的忠诚？让流言见鬼去吧！即使被出卖一百次，我也绝不再怀疑。更何况，有什么是值得出卖和被出卖的！我问焕兴，“你受到了什么影响？”他说，本来是可以升任副厂长的，那以后当然是不可能了，一直到三年前退休。“后悔了吗？”我问。他说，没有，“比我倒霉的大有人在，我毕竟交下了振开这样值得交的朋友。”
（本文摘自徐晓著《半生为人——一代叛逆者的心灵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精装版。）文章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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