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 | 周清明：我考上大学，被大队支书斥责“你有什么资格？”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周清明，1955出生，徐州师范学院78级，江苏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副教授。

原题

我的高考很曲折

作者：周清明

01

我于1971年2月在东海白塔中学高中毕业后，被抽调到新沭河工地上，在东海县工程团做宣传工作，属于临时工。1967-1970年，我曾经在东海县白塔公社宣传队参加演出一些小节目。1971-1973年考上白塔中学高中部读书，在学校宣传队参加活动，演过小话剧，在学校还执导过《沙家浜》全剧，因而有点小名气。东海工程团组织宣传队，政工组长赵云飞负责组建，到白塔文化站选人，站长张经生推荐了冯霞、刘志成和我。

我在工地上干了5年多。

1977年的秋天，我到东海县城办事，去拜访东海县师范学校陈运杰老师。他是我高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我上高中时经常给我补习数学。

陈老师告诉我，国家要恢复高考了，他鼓励我复习参加高考。

听了这个消息我很激动，在回浦南公社新圩工地的过程中，先到新浦的书店买了一套上海出版的自学丛书，有数学、语文、化学、物理，开始自学。自学阶段十分艰难，数学看不懂，有时候就到浦南中学请教老师。

1977年10月下旬，恢复高考消息正式下达后，我到东海县城找到陈老师，他给我做一份试卷。并说，你要是能得到30分以上，我就给你好好补习。如果得不到30分，那么说明你基础太差，就没有补习的必要。结果我做了试卷后，只对了8分。记得陈老师很生气，教训我一番，最后决定，让我先回去看书，把教材的基础知识掌握后再去找他。

接着他带我去拜访谢玉辉老师，想请谢老师帮我补习物理。谢老师家里有人，他正在为几个女学生补课，无暇顾及我。寒暄以后后，我和陈老师退出。陈老师说，看来老谢很忙也不想辅导你，你先自学，把基础打牢一些，然后再来找我。我回到工地，安心复习功课，此时距离高考预选时间不到1个月。

 11月报名参加考试，江苏省与11月28-29日举行全省初选考试，白塔中学设立考场，大约有千余人参加初考。白塔公社通过初选的共有70多人，我通过了初选后，到县城东海县中参加统考。

从国务院下发恢复高考招生的决定到组织考试,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真是紧张。先是报名，江苏共有83.921万报名，79.0291万参加了初考。报名的人中31万（30.8286万）人报考大学，还有53万报考中专。大学和中专都招收高中毕业生，但不能兼报，所以要出高考试卷和中考试卷。

1977年11月，11.9876万人通过初考，其中7.291万参加第二轮高考考试，其中理科5.8869万人。总分400。高考的初考淘汰了近25万人。1977年，按照参加统考的人数为高校招生人数的5倍的要求，江苏省最终有7万名考生有幸参加了高考。

江苏省这一年除了考政治、语文、数学外，文科要加考历史和地理(一张卷)，理科要加考物理和化学(一张卷)。为了节省纸张，1977年江苏每门课的试卷印在一张纸上，只有32开大小，答题纸另外发一大张。

江苏的1977年高考分为二轮。11月28-29日和12月23-25日（25日是加试，我不参加），我通过了初试，得以参加第二轮考试（政治，语文，数学，理化）。作文题目是“苦战”。来自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攻城不怕坚，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第一轮考试的作文题目，记不清了。初试及格线是120分（语文、数学二门课）。1977年12月，全国570万名年龄介于13岁到37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录取人数为27万。

1977年11月26日在县中考试后回到新圩工地。没有等到录取的消息，我继续复习准备参加夏天的高考。新沭河工地上，78年2月接到通知书的有周文汉，考上徐州师范学院大专班中文系；徐高杨考上徐州师范学院化学系；王海洁考上南师音乐系；张玄考上华东工程学院（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

治淮工程团的驻地在新浦北新圩村北面的蔷薇河边，沿着大堤下建筑一排排房子，房子的的结构是用木柱搭成房架，墙壁是芦苇扎成把，像扎篱笆一样，竖立成墙，然后用碎稻草和泥抹在墙上，房顶是稻草苫盖。墙壁的泥巴会干裂成透亮的缝隙，不仅寒风吹入，如果下雪，雪花会飘进屋里。这种房子只能挡阳光，不能挡风雨。

没有接到录取通知，我有点遗憾，但很不甘心，追求上学的愿望促使我继续努力复习功课。当时李文海也复习准备考中师，他是工程团李兴文会计的儿子，他经常同我一起看书和交流。同宿舍的段玉文很支持我，经常鼓励我好好复习，有许多事他帮我做，腾出时间让我看书。王海洁到了南京师范学院后也来了信，鼓励我认真复习备考，不要放弃不要气馁。她说相信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在很多人的鼓励下，我鼓足勇气复习备考。

02

1978年5月份，听说白塔中学办高考补习班，当时薄娜佳正在东海补习班备考，我感到自学比较困难，决定到补习班听课。于是向工程团领导请假，何卞芳团长很不高兴，脸拉得很长，他说：“如果要请假复习，你就辞职。如果不请假还可以保留工职，即使在这儿也不能因看书耽误工作。”我泱泱地走出他的房间，隐约的听到另外一个人搭腔说：考什么考，考上了也摊不到他去上大学。听了我既气愤又无奈。但是为了争取参加考试的机会，必须要求助。

工程团有一个老大学生赵宗承，东北人，西南政法学院63届大学生。平时对我有些好感，我找到他，请他帮助。老赵不错，苦口婆心地给何团长讲道理，说理由。3天后老团长终于被说动了，同意我回去复习，可以保留工作，但离开单位这段时间不发工资。我离开工地回到中学报名插班参加补习。

参加补习班复习，距离高考不到两个月。这次复习我改了专业，复习期间是辛苦的，早上到家后边菜园上看书，哪里空气好，安静、没有人打扰。上课时到学校听课，晚上在家对面的粮食加工厂门厅里借着灯光看书。管加工的陈师傅专门换了一个大灯泡，很亮堂。我去看书后，原来有一些老人在哪里下棋打扑克和闲聊的，也都悄悄地走了。这是一条街道，自然是人来人往声音嘈杂，加之机器轰鸣，是一个十分混乱的地方。我看书很是专注，一切杂音不入我耳，也不影响我的阅读、冥思和计算。

那时候看书没有时间概念，饿了啃几口馒头喝点开水然后继续，困了，睡醒再看，看困再睡，睡眠的时间很短。为了少睡，一般不在床上，只是趴在桌子上睡一会。

在补习课间，我也不放弃看书的机会，上厕所也会拿着书。一次在校园边走边看书，“嘭”一下撞到一棵树干上，头脑撞红了一块。好在没有人看见，自嘲一下了之。

星期天，有几道数学题不会，我到白塔火车站乘车去县城请教陈运杰老师。早上7点到火车站后，车还没有到，我就在票房的角落看书。看得入迷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猛地听到火车的鸣叫声，我抬头一看，一列绿色的客车到站。我连忙起身到窗口买票，递上钱我说买一张到东海的票。

女售票员说：“这不是往东海的车，是向东去新浦的。你看看都几点了？现在是下午4点半，你早上就坐在角落看书，我都看到了，好像午饭都没有吃吧。现在没有去东海的车了，赶紧回家去吧。”

我惶惑地记起来，原来看书入神忘记时间，此时才感到饥肠辘辘。于是向售票员打个招呼，对不起，我走了，她朝我笑了笑，心想这个傻小子。

03

1978年7月20日，高考开始。考场就在白塔中学，那一年不搞预选，考生很多，白塔中学设了30多个考场。考试时间是：第一天上午7点半到9点半考政治，下午2点半到4点半考历史，次日考数学和地理，最后一天考语文和外语。据统计，1978年全国考生人数为610万，最后录取40.3万。

第一场政治考试很顺利，试题并不很难，我对答题很满意，由此信心满满。中午学校准备了几大桶的青菜鸡蛋汤，供考生吃自己带来的干粮（煎饼、馒头）。我家近就回家吃午饭，草草吃了饭拿起书来准备下午的历史考试。历史考后，内心比较轻松，觉得答题还是到位的，信心更足了。

21日上午考数学，题目较为简单，但第三题我做了一半，突然卡壳了，一道公式想不起来。我暂时放下这题，继续做别的题，把整个试题都做完后（理科必做题没有做），还没有想起那道公式。冥思苦想了一会，还剩几分钟了，突然眼前一亮想起了公式，我立刻运算，一分钟完成。

最后一场是考英语，英语不记成绩，作为参考。下午进入考场我就感到头晕，开考后头晕更厉害。坚持做了半个小时，头晕目眩趴在桌子上动弹不得。监考的一位老师是我高中同届的，叫张正鹏，1973年推荐上徐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做教师。他发现我脸色很红，问我怎么了，我说头晕，不能再考了。他把我试卷收了，带我出了考场。

我一步一晃的离开中学，走到医院，相海丽的妹妹是护士，为我验血检查，确诊是疟疾（打摆子）高烧40.3度。她给我立即输液，打退烧针。打完针稍好一些后，我回家了，好在从中学到医院再到家都不远。没有人陪护，都是自己坚持下来。

这场大病持续了十多天，一个月后我痊愈回单位。回到单位心里忐忑不安地等候发榜。

终于等到了发榜时间，发榜通知是直接发到白塔中学的。不像1977年那样，把录取通知送到大队（村）部，大队干部可以任意扣留考生的通知书，可以找出多种原因或者说是政审不合格，从而不让你去上学。1978年改了，改在白塔中学报名，录取通知书也发到中学，由中学来操办报名、考试和录取通知事务。

白塔中学姜舜方老师分管这一项工作，他认真仔细，一丝不苟，而且富有同情心。成绩出来后中学发榜，在院墙外贴了一张大大的喜报，我排在第一名，总分369.5。其中语文83，数学73，地理64.5，历史81，政治68。英语8分（英语没有计入总分）。红榜上达到本科线的是11人，专科人数记不得。

过了几天，我在姜舜方老师那里拿到了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入学通知书。他告诉我，这次通知都发到中学，没有人敢以政审的名义截留了，你放心，这次上大学是一定的。

离报到还有几天，我回到工程团道别。专门拜访赵宗承，感谢他的帮助。也到政工组范益军和秘书王学敏办公室坐坐，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和帮助。

我的工作部门是后勤组，组长章浦成、付组长是冯寿凯，他们都是老革命，平时对我很好。特别是冯寿凯，他很欣赏和关照我，经常为我说好话，维护我。他见我考上大学，十分高兴也很真诚的说：“总算是熬出头了，以后就有希望了，有出息了。上学好、上学好。”

我与他们道别后，冯寿凯做主说：“我也没有什么送你的，我们工地上有独轮车，送你一个吧，把行李推回家。”向各位领导和同事辞行后，我收拾行李，推着送我的独轮车，中午也没有吃饭，从新圩走到海州，在海州火车站附近吃了一碗面花了一角钱，一路高高兴兴的回到家里。

由于我是请假复习的，工资被扣发，工程团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我一点也不怪他们。这些都没有关系，我自豪，谁也阻挡不了前进的列车。

上学前通知考生到县教育局报到，进行体检办理手续。原白塔公社书记项习禹调到县任教育局局长，他看到我说：“爱民（小名），你终于能上大学了，不容易啊。我很高兴，今天中午你到我家包饺子吃，我把黄寿明，刘绪德，张经生都叫来，一起为你送行。”

中午见到这些老领导很高兴，吃饺子、喝酒、聊天、其乐融融。这些老领导都是看着我成长的，也是曾经给我许多鼓励和影响的人。他们都知道我父亲的过去，知道我父亲虽然是被下放的“右派”，但没有做过坏事。1966年项书记到白塔工作后，就把我父亲安排到公社兽医站做会计，他对我们家是有恩的。

1974年左右，推荐上大学时，中学校长黄浩推荐了我，名单到公社，公社领导都同意。无奈大队里不同意，一直没有机会上大学。在乡下，从15岁就想当兵，曾几次报名当兵，公社武装部和带兵的人都看中我，1976年春带兵的还专门到工程团的工地找我。但大队支书何正德一手遮天不让我走，还大声训斥我：“你爷爷当过保长，是反革命，你父亲是右派，怎么可能让你当兵？全庄的人都当兵，都去上学你也没有门。”

拿到徐州师范学院通知书，在白塔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接着到大队部（村）办理粮食转移手续，要大队盖章，这是大队唯一的权力，也是最后一个盖章。

大队书记何正德看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让会计盖章，僵持了许久。他说：“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去考试？你凭什么去上大学？有什么资格？”

我不停地解释，近乎哀求，他根本不听。

这时刘荣翠来了，她是74届高中毕业生，比我低一届，在学校宣传队里我们关系不错，我组织执导京剧《沙家浜》，刘荣翠出演沙奶奶。她为人忠厚老实很善良，现任大队副支书。

看到这种情况，她向何正德解释现在高考的政策，讲了半天，何正德气呼呼地甩手走了。刘荣翠对会计说，何支书不盖章，我来盖，有责任我来担当。她拿过公章给我盖上，交给我。

我感激零涕，终于能上大学了，命运真的改变了，啊，改变了，从此跳出农门，不再受人欺压了。真的我很兴奋，很轻松。当时我就发誓，我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永远不要再看到这帮丑恶的嘴脸。

1978年10月9日，我乘火车到徐州师范学院报到，老同学李维举到车站迎接我。在历史系顺利报到后，住进了宿舍，一颗忐忑的心才安定下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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