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特木热夫，蒙古族，1955年出生。1967年入师大附中（69届）初中，1973年1月高中毕业，12月当知青，曾在巴盟临河和伊盟杭锦旗两地生活劳动。1978年3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在内蒙古劳动局。1989年自办小企业，著有《锅炉实践》一书。2015年退休。
我学外语的琐事
作者：特木热夫
这件事有点丢人，思前想后，纠结了很长时间，决定还是要写出来。
我自小生活在呼和浩特市，这座城市很难述说，首先她不太大，上世纪50年代初只有四五万人口，发展到六七十年代，也不过十几万；现在已经接近一百万人口了，但她肯定不是一线城市，毕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相当于省会，而且是离首都北京最近（石家庄除外）的一个省会，直线距离才四百多公里。1966年我小学毕业，正好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运动波澜壮阔，革命风暴铺天盖地，我们这群孩子却好像处在“台风眼”里，暂时好像很平静。在这个极其混乱的年代，我们这届学生既不归小学管，也不是中学生，被人遗忘了一年半，眼巴巴地看着哥哥姐姐们去“大串联”，真是羡慕得很。文化大革命唯一的“好处”没有捞到，剩下的都赶上了！我有一个表姑，当时是内蒙古工学院大三的学生，表姑的父亲是现役军人，在锡盟军马场工作，她的家庭出身是“革命军人”，文革前是没有问题的，否则，表姑不可能被大学录取，就是考上了大学，也不可能分到“自控”（电子自动控制）专业。文革前，大学对家庭出身要求越来越严格，某些“保密”专业更甚。文革开始后，表姑的父亲受到审查，她的家庭出身由“红”转“黑”，表姑自然成了运动中的“逍遥派”，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她经常来我家，当时我的父母不在家，都被“隔离审查”了。她一来就和我二姐（1966年初中毕业生，“老初三”）讲一些大学里的“运动轶事”，我只是一个“旁听生”，觉得这些成年人世界里的故事非常新鲜有趣。表姑说起了在学校里学的是俄语，她说学俄语是对付成绩，能及格就行，很多同学都在自学英语；老师告诉他们，搞专业，查俄文资料不行，必须查英文资料，只有英文资料更及时更准确等等。表姑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学英语，英语是全世界科技领域通用的，苏联的科技水平不行，中苏两国关系如此恶化，学俄语怕是派不上用场了。直到1967年12月，到处都在“复课闹革命”，我们和下一个年级的小学生终于得到了中学的入学通知。课是复了，主要内容却是“闹革命”，这个“闹”字真是极其传神，“革命”嘛，首先要闹得“轰轰烈烈”，口号喊得“惊天动地”， 墙上贴的“红红绿绿”，一切都要“热热闹闹”的。总之，初中没有上过文化课，脱坯烧砖挖防空洞下农场干农活，没少劳动，唯一和“文化”沾边的事情就是学了几首毛主席诗词。伟大领袖在青少年时代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真是志向高远，豪情万丈！我们这一代不行，只配修理地球，高呼万岁。1967年前后，由于无所事事，院里的男孩子们经常聚在一起，彼此没有颜色的差别，都是“黑”的；各家的大人都被“隔离审查”了，没有了家长的管束，每天都是“自由自在”的日子。孩子里的“头儿”是住在后排房子的达古拉，他是“老初三”（即1966年初中毕业），看过不少大部头的书，很有头脑，偶尔还能搞来一两本“禁书”，一些好点子和败招都是他出的，比如挖地道、学围棋、种向日葵、打乒乓球、拉小提琴、养热带鱼等等。闲极无聊，太阳每天都无聊地升起，带给我们漫长无聊的日子。大街上倒是很热闹，成年人的世界里正在忙着“夺权”，我们不用“夺权”，家长都被关起来了，一切权力归“少年苏维埃”，可惜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后，不会做饭。我二姐在家时，把我们这两个弟弟照顾得很好，一日三餐，她不在家时，我们每天胡乱往嘴里塞些吃的。一天达古拉突发奇想，说咱们学英语怎么样？说起来容易，学英语？跟谁学？谁来教我们呢？我们那个院儿不大，男孩儿里只有两个高中生，一来人家嫌我们太小，不和我们玩，二来他们俩都是学俄语的。环顾四周，“上穷碧落下黄泉”，竟然找不到一个能教我们英语的人！党校和其它大学不同，院里的成年人都是搞马列主义的，是指导一切科学的更高级的科学。干部们没有专门搞自然科学的，没有留学英美的经历，都不会英语，就算有，也都被关起来了，再说了，谁敢在那个时期教敌国的语言呢！既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连一本英汉小词典也没；借也借不到，书店里没有，图书馆也封了，怎么办？达古拉动员我们各自回家去找。我翻箱倒柜地乱找一气，终于找到一本《英汉大辞典》，可惜只剩下一个精装的硬书皮。精美的书皮还在，书“瓤”呢？文革初期“抄家”风起时，老爸的办公室没有了，搬回家一大堆书，接着总有一些党校学员里的“红卫兵”，来家里搜查，他们一进来就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在书堆里翻来翻去，拿走一些“反革命罪证”，比如《红楼梦》《唐诗宋词》之类。老爸一气之下，把家里的书全部卖掉了，收废纸的老汉不收带硬皮的精装书，于是把硬书皮都撕掉，“书瓤”卖废纸了。家里有许多这样的书皮，都用来垫木箱垫炕席，像屠宰后剥下来的牛皮，一张一张摊在地上，血色犹在，却不是牛了。这次“重大活动”唯一的收获就是学会了26个英文字母，就是《新华字典》附注里的拉丁字母。学会了英文手写体的大写和小写，能写成漂亮的花式连笔，体会到了其连笔书写的特点；这对于后来学俄语和英语都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就是刚开始写作业就显示笔体老道，足以唬人了。直到1971年3月，我上了高中，正式开始了中学课程的学习，有了外语课。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这对我打击很大，因为人家二中开的是英语课！找班主任广老师，答复是学校没有英语老师。毫无办法，内心极失望，还有一点愤怒，根本没有心思学俄语，上俄语课时写别的作业。教俄语的刘景章老师，瘦高个，很有文化修养，是一位很好的老师，可惜教的不是英语。刘老师在一次领读课文时发现我在写数学作业，他拿起来我的作业本看了看，什么也没有说。期末考试时，俄语这一门我交了“白卷”。并非一点都答不上来，我是在赌气。班主任广文老师非常震怒，她对我一直很信任，我当时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勤奋刻苦，各科成绩优秀，如今居然考试交白卷，成了一个很坏的典型。广老师的口气很严厉，批评我说你其它课程再好，有一门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你交白卷，就是不合格的学生，不称职的学习委员！“人要脸，树要皮。”不用说了，整个假期我都在恶补俄语，好在课程进度不快，也就学了百八十个单词。等到开学补考，我得了满分。补考满分肯定是笑料，一些同学调侃我在寒假里把课文抄写了100遍。这个高中只有两年，很快就结束了，1973年1月毕业，前途在何方？没人知道。当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据说国家打算考试招收一批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着实小激动了一把，我们在一起复习功课，自学了一些数理化的内容，至于俄语课本，再没有打开过。
1973年的春天到了， “惊蛰”节气，万物勃发，小虫子都蠢蠢欲动，何况人乎。我还是很想学英语，这时邻班的申屠同学找我，说同院的邻居里有二中毕业生，他很熟悉，可以找他教我们英语。同是高中毕业生，但人家学过两年了，教我们一些简单的英语，领我们入门还是没问题的。这位二中的同学英语学得很不错，桌子上摆着英汉小词典和大辞典，还有几本英语的读物。但他支支吾吾的不愿意教我们，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教我们俩ABCD，不仅枯燥无味，主要是耽误时间。
记得有一本外语教科书上有马克思的一句话：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件武器。没想到现在成了生存斗争的武器，和当时风行“小三门”（指音乐、体育、美术）意思差不多，青年人没啥出路，只能“捞偏门”了。我不仅失望，而且更加痛恨高中两年学俄语的安排。转眼半年过去了，197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高中同学陆小刚冒雨来到我家，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内蒙古大学的谷教授正在家里给几个初高中的学生私下教英语，他母亲和谷教授的夫人私交很好，所以给他联系了一个学习的名额。谷教授是1946年赴美的留学生，主修化学工程，在内大很有名气，英文想必很好。陆小刚也很迫切地想学英语，拉我参加，一是和我平时很要好，可以就伴，二是他知道我不想学俄语的缘故。冒着大雨，我们俩到了谷教授家，按门铃，开门的是女主人，她看到门外是两个人，有点吃惊，厉声问道：“你们俩谁是陈X慧（陆小刚母亲的名字）的儿子？！”陆小刚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我是，这是我、我的同学，我们俩想一起学。”“不行！你可以进来！”说着，她把小刚一把拉了进去，门被重重地关上了。后边的一幕就是“风雨夜归人”。第二天小刚特意过来表示歉意，我摆了摆手，说这事儿不怪你，人家不想把摊子搞大，这也没错，机会难得，你好好学吧。1973年夏天，大中专院校招生安排了考试（并非“高考”，高中应届生是没有报考资格的），紧接着发生了“白卷事件”，这种考试被废止了。1975年夏天，我已经是下乡一年半的老知青了，手上起了老茧，肩头有了硬疙瘩，这时劳动不到两年，是没有被推荐上学招工资格的。一个人生活劳动在某个陌生的地方，又每天盼望着早日离开，从熬日子的角度看，被判了较短刑期的囚徒比知青强一些——前者有明确的日子可以期待，而后者没有离开的具体时间。我的内心苦闷，但是每天却嘻嘻哈哈的，好像很自由，看起来也很快乐。除了十名老知青外，新来了十几个知青，伙房是分开的，劳动在一起，很快就互相熟悉了。新知青里的组长是呼尔察，高中毕业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我们两个很谈得来，这种友谊延续至今，我们经常联系。比这批新知青稍晚几天，又来了一个知青苏包生，来自于内蒙古最大的城市包头。他个子不高，为人很不错，天生就有那种笑嘻嘻的脸蛋，上下左右都处得很好。这个小苏很有毅力，每天清晨即起，蹑手蹑脚，不惊动别人，拿起一本英语书出门。他先在小路上跑步，很认真地做广播体操，然后在草丛中大声朗读英语，每天用英文写日记，写的是什么？方圆百里之内，没人能看懂。呼尔察是新知青的小组长，又和小苏睡在一个炕上，他说我们俩跟小苏学英语怎么样？我说好呀！只是不知道他肯不肯教我们？当下我们俩就去找苏包生，由呼尔察说明来意，小苏听到后扭捏起来，脸上露出非常为难的表情，最后说英语其实没啥可学的。后来苏包生继续坚持自学英语，令人钦佩；他每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背单词，搞得挺神秘。再后来，新知青们搬到新宿舍，离我住的老知青的房子有一里多地，我们见面很少了。这二十多个知青当中，苏包生和呼尔察，无疑都是读书的种子，只要有机会，一定会脱颖而出，成为社会中比较有文化和有作为的人。小苏为什么不肯教我们英语？担心我和呼尔察掌握了外语，成为竞争对手吗？其实那时候大学招生并不考试，这个顾虑有点多余；天下学子千千万万，精英多出自大城市，他把身边的优秀同伴当做对手，有点狭隘了。第二年（1976）初夏，苏包生的父亲搞到了一个知青回城的指标，他不用担心其他知青抢占回城的名额了，告别了十个月的知青生活，他回到了包头。我下乡的地方是牧区，很多牧民不会说汉语，我是蒙古族，却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会说蒙语，这就让我很尴尬了，甚至有点感到羞耻。我从最简单的问候、打招呼开始学蒙语，见到大人小孩都要说几句，没话找话，尽量寻找对话和学习新单词的机会。我有一个小笔记本，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蒙语对话，并用汉字标注了发音，这种学习方法据说是不科学的，我才不管它科学不科学，只求速成。1976年我被任命为乌兰牧业小队的会计后，基本上和牧民同吃同住了。这种共同的生活和劳动，对语言的学习益处极大，学会就说，多说几遍就记住了，下次说起来信心越来越足。生产队里有一个叫宝音的牧民，兼任着生产大队小学校的校长，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很喜欢教我，每次都手把手地教我一些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的发音，纠正我的一些错误；我也经常住在他家里，一个喜欢教，一个不停地学，关系很融洽，形同兄长。这样学习语言，进步很快，大约一年以后，我就可以和牧民进行简单的交流，日常生产和生活的事情都能对付了。我当然不承认蒙语是一门外语，应该是我的母语，从道理上讲，一个陌生的语言，对我来说和学习外语是一样的。学会了蒙语，在牧区才能如鱼得水，学习蒙语，也使我明白了学习语言的真谛，要有语言的环境，要多说多用；这种学习，只学语言，不学文字，像幼儿学说话，没有什么压力和苦恼，每天都享受着语言进步的愉快。蒙语学得半生不熟的，这时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学习中断了。1977年底，终于恢复高考了，我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呼尔察上了内蒙古工业学院，苏包生也考上了内蒙古医学院，三个人都是“77级”。大学里终于开始学英语了。我们的教材来不及更新，仍然使用前几届工农兵学员的教科书，老师说这个书编得不错，只是政治名词革命口号多了一些。一开学，就有十几名同学不去上英语课了，他们根本不需要学什么ABCD。系领导好糊涂，居然要按逃课处理。于是，上英语课时，这些同学索性坐在大教室的最后边，看英语小说之类。后来老师通知他们，可以参加考试，结果这些同学齐刷刷地通过了英语课的结业考试，理直气壮地离开了教室。这场“马拉松”比赛，发令枪刚刚打响，优胜者已经冲过终点了！他们并没有闲着，都主动选修了第二外语，有选日语的，有选德语的。留在“赛道”上的同学，很快分成了甲乙两个班，同学们则称之为“快班”和“慢班”，“快班”的同学无疑都是学过英语的，有一定的基础。又过了半个月，“慢班”再次分成了两个班，只能称之“慢班”和“慢慢班”了，本人自然是“慢慢班”里的一员。这就是“重点大学”的厉害之处，精英荟萃，强手如林，神经不特别坚强者慎入。77级学生大多数都曾是高中时本班或全校的尖子，聪慧过人，争强好胜，志向远大，但是入学考试没有英语（考也不计入总分），使这门课的教学饥饱不均，教学计划一再调整。坐在“慢慢班”的教室里，跟着老师朗读着“人口刀手”这类简单的东西，环顾四周，都是和我一样，来自工厂农村、年龄偏大、过去没有学过英语的同学。外语教研室特地为我们派来了最有教学经验、最有耐心的老师，教学进度也适当放慢了一些。在这样的班里，考第一的意义不大，如果真有本事，就该转入“快班”或者直接参加结业考试不再来上英语课了，据说学第二外语的同学进度比我们还快，人和人真是不能比，还是对付眼前的课程吧。大学里的学习条件真是很优越的，主楼东侧的电化大教室里，每天下午循环放映英语教学片“沃特尔和康妮”，对话较短，很生活化；每天清晨，喇叭里播放“新英语教程”，课文都是英语小故事，幽默风趣，给人印象深刻，内容循序渐进，每周更新。绿树丛中，总能看到同学们在手捧书本，认真聆听广播；林荫道上，疾走着奔向教室图书馆的学子。1979年元旦，我国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学好英语有了一种微妙的含义和暗示，这是不言自喻的。同学们个个都暗自努力，争分夺秒，有人是“百灵鸟”型，闻鸡起舞，清晨即起，背诵单词；有人属于“猫头鹰”型，映雪凿光，熄灯不归，点着蜡烛看书。耳闻目睹，日逐一日疲劳轰炸大脑，以至于后来我一听到有人背南腔北调的英语单词，头都大了一圈。学外语是典型的“欲速不达”，只能通过反复的看、读、说、写来积累和记忆，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掌握外语有天才吗？肯定有，可惜我不是。我学英语逐渐跟不上教学进度了，每堂课的新单词不能及时消化，下一个新课又开始了。这是一种被动式的学习，我终于感受到过去上中小学时班里差生的滋味了，一种“拖死牛”的感觉。英语加上高等数学，学得很吃力，压力山大，有段时间感觉记忆力下降，头发一掉一大把，肯定是神经衰弱。一度想休学半年（我们和78级只差半年），又觉得很丢人，回想自己也曾经是高中班里的佼佼者，一咬牙，以“顽强的毅力”或者是“虚荣心”坚持下来了。好在并不是各科学习都这样吃力，我是天生的画图高手，从小擅长画静物，“机械制图”课对我极轻松，布置一整天的“大作业”，我用两堂课时间就高质量完成了，以至于老师误以为我以前一定在工厂干过制图工作。还有物理和化学基础不错，学习没有什么压力。在面临崩溃的战线中，有一两个坚固的支撑点，总算没有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我们系同届的三个班（锅炉，热能，涡轮）不到150人，前后共7名同学掉队（留级，因病休学等）。学校往往是“锦上添花”的好手，大大小小的“学习经验报告会”举办了好几次，几位英语水平很高的同学侃侃而谈，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启发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先进经验”则学不成，因为学习的时间短，掌握的单词量不够。一辆满载的卡车，一个小时可以顺利爬到坡顶，现在要求这辆卡车在20分钟甚至10分钟内完成任务，发动机怒吼嘶鸣，超负荷运转了，有可能拉缸抱瓦。唉——要是早几年开始学习英语就好了！一位同学介绍说曾把英汉小词典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就记住一页撕掉一页，直到把小词典撕光；他哪里知道，早在1966年，我曾把英汉大辞典一把都撕光了。1982年元月毕业后，分配到省里某机关工作，工作和生活都和英语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的意志不算坚强，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掌握英语对我成了“屠龙之技”。1985年出差，从武汉乘坐客轮到重庆，误购二等舱，隔壁住着一对来中国旅游的新西兰的青年，我主动和他们攀谈，介绍沿途风光，临场发挥，把所有学过的英语课文和单词都调动起来，结结巴巴地连比划带说，一时间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仍然捉襟见肘，好歹是当了一次“导游”，过了一把瘾。最近的微信视频里，广西阳朔的一个农民，说一口极烂的英语，也能和外国人交流，就是因为当地每年有300万的外国游客，他不缺乏交流的机会。在西安秦始皇陵参观，亲眼看到当地的小贩，操着浓重当地口音的“陕格利士”，向外国游客兜售工艺品，每一次讨价还价，都是免费的“外教”授课，每成功地卖出一件“红兜肚”或者是“虎头帽”，都是获奖的英语考试。我有学蒙语的经历，觉得学英语或者其它外语也一样，语言环境太重要了。我相信一个人有几年的学校训练经历，完全能够在外语环境中继续学习，很快掌握这门语言。对于什么评职称的外语考试，我是不屑一顾的，请不要拿外语折磨人好不好？！无论学什么语言，都要以使用为目的和手段，在运用中学习。相信很多同龄人都有过这个经历，外语成了“敲门砖”。每年有1000万学子参加包含英语的高考，每天有上亿的孩子在学英语，大多数孩子学完了再抛弃这块“敲门砖”，这实在太荒谬。从学校里出来之后，大多数人应该说一声“Good-by English ”！我不会反对中小学设立外语课的，相反，我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掌握外语，能够随意进出国门，有更多思想交流机会，并以此学习和介绍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何不把外语设为选修课呢？高考取消外语考试（不包括外语专业）好不好？一个孩子有了至少六年中学的外语基础，完全能够在需要时拿出来对付，如果想迅速提高，找“新东方”不就可以了吗？最近听说北京的路牌去掉英文了，去得好！不能让北京的孩子走在马路上就能学习英文，这不平等是吧？要把全国的路牌都标注英文才对。再说了，路牌上去掉英文不是什么大本事，让全世界的路牌都标注汉字（千万不能是繁体），才是“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呢！“科学狂人”马斯克真的会在人的大脑中植入有语言功能的芯片吗？手机和电脑都有了翻译功能，那么外语考试可以取消了吗？芯片会翻译李白的优美诗句吗？能保持莎士比亚的风格吗？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有着无限广阔的未来，以我知识的浅陋，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我只能衷心祝福人类有美好的未来。但是，我担心这种技术一旦发展成能够控制人类的大脑，咔嚓一声就把人洗了脑，那就太可怕了。最后，我引用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的话作为结束语——“人类啊！我热爱你们，但是你们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