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 特木：革命混乱时期，呼市的香烟火柴断供了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特木热夫，蒙古族，1955年出生。1967年入师大附中（69届）初中，1973年1月高中毕业，12月当知青，曾在巴盟临河和伊盟杭锦旗两地生活劳动。1978年3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在内蒙古劳动局。1989年自办小企业，著有《锅炉实践》一书。2015年退休。

原题

呼市轶事

作者：特木热夫

呼和浩特市（全景）

引子

呼和浩特市，我们当地都称作“呼市”，简单明快。

呼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也就是省会。不敢和北京上海广州这样著名的城市相提并论，即便和西宁、银川、拉萨这些同样的省会城市相比，呼市的“市”字也显得有点小气了，好像生怕别人把自己当做乡村小镇似的，在名字里特意声明——俺可是城市咧！

曾经有外地人把呼市叫作“呼和”，这样取前弃后的方法不好推而广之，比如乌鲁木齐，总不能叫“乌鲁”吧？

在网购有些商品时，下边特别注明——西藏、新疆、内蒙古不送货；真有点可笑，你送货不方便，难道要消费者取货方便吗？

其实在所有省会城市中，离北京最近的就是呼市（河北省会石家庄除外），只有四百多公里。在没有高铁以前，快车进京大约要十个小时，朝发夕至，不算慢；去年有了高铁，到北京只要两个小时左右，更加方便了。

呼市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其建城的历史敢和美国的华盛顿、纽约叫板，但绝不能和南京北京相提并论，就是和江浙一带的县城相比，也只能是黯然失色了。

“呼和浩特”一词来自蒙语，“呼和”是青色，“浩特”是城市，合起来就是“青城”的意思。这个“青”字有多种解释；不用过多的咬文嚼字，要知道两三百年前，这一带树木极其茂盛，站在北面的阴山居高远眺，大地郁郁葱葱，颜色是墨绿的，正是“呼和”一词所包含的那种深沉的青色，如“远山如黛”里的这个“黛”。

呼市在1950年以前人口大约三四万，发展到今天早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一个中等城市了。

呼市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说起来真是样样都好，就是市民对自己的城市满意度不高，前些年有个顺口溜调侃呼市，说此地“物价贵的像‘燕莎’似的，城市乱的像伊拉克似的，松树栽的像盆景似的，修路慢的像蜗牛似的，上当受骗像傻子似的……”这当然是玩笑话，不可当真。

市民当然不是刁民，更不是敌对势力，这些话其实句句都有所指，为尊者讳，这里就不便做注解了。

一、没有火柴的日子

1968年前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呼市经历过没有火柴的日子。

那时没有现在的“一次性打火机”，有老式打火机的人也很少，火柴断供后，打火机用的“火石”也无处寻觅了。黑市上有卖火石的，一粒卖到过5角钱！要知道，当时一个二级工的月工资是42元6角，一斤白面（当然是定量供应的）才1角8分。

在各个家属院里，常见有我这样的半大小子，手里捏着一个带火的报纸疾走，这是在“借火”，是到了生火做饭的时候了。这张引火的报纸要揉成长条，还要多准备几张；总之，既不能让火燃得太大，又不能把火灭了，多少要一点技巧的。

有人尝试过“钻木取火”这种极其古老的方法，现代人“钻木取火”注定是要失败的——拼命搓一根木棍，手上磨起了水泡，眼睁睁看着木头冒了烟，就是出不来火星。

还有人试过用手电钻代替双手，钻木取火也没有成功，看来我们的祖先“燧人氏”是很不简单的，这位远古人大概试了无数次，也许某次大雨把火种浇灭了，炊烟不再升起，在整个部落面临悲惨命运的时候，他们终于自己创造了火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后来在参观某博物馆时，才知道钻木取火并不简单，木棍和砧木都要充分干燥，要准备好类似棉花的火绒，找一块野兽的髋骨压在木棍上端，用皮绳拉动木棍来回快速旋转……

再回到1968年前后吧，这时抽香烟的人，不能随便使用火柴了，点一支蜡烛，或者煤油灯，守着火，像几十年前抽大烟的守着一盏烟灯喷云吐雾。

有“科技”人才，用凸透镜聚拢阳光，偷盗“天火”；也有“复古”的遗老，找来火镰火石，捕捉撞击迸发的火星；铆焊车间的工人，用电焊机打火引燃乙炔割把；最好的办法是用电炉子取火，真正的高人！可惜当时电炉很少。

按说火柴不是什么高端产品，怎么能断供呢？没有了火柴，生活真是太不方便了！当时学校都已经停课两年了，工厂也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全社会都在轰轰烈烈地搞运动，革命高于一切！没有人发牢骚和追问原因，半年过去了，火柴还是不见踪影，而民间竟然孕育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某个很大规模的火柴厂，有一个女青年，是在生产流水线上给火柴装盒的女工。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落落大方。到了二十多岁该找对象成家立业的时候，成了众多男青年的追求目标。这姑娘也是眼光比较高，免不了挑挑拣拣的，高不成低不就，一来二去的就把自己耽搁了。

到后来，眼瞅着女伴们一个一个出嫁了，小伙子们也有了媳妇，说媒提亲的人越来越少，流言蜚语却日渐增多。这姑娘一气之下，做了一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把自己的玉照和地址放在了一盒火柴底下，声称不管是哪个男人，只要是单身，年龄在30以内，无论其它条件如何，都要嫁给他！

是不是有点像古时候的“抛红绣球招亲”的故事？

消息流传很广泛，很多人，当然是未婚男子，开始成箱成箱地抢购火柴，一盒火柴2分钱，一箱1000盒。拿出工资来，买两箱！把储蓄也拿出来，买三五箱！

好一个“红颜祸水”，居然搞得火柴脱销了，美女真的可以“倾国倾城”呢！

这个故事多少有一些依据，就是有一些人开始用上了“散装”火柴——用报纸包一大堆火柴，没有盒子，只有几张磷片纸，这可能就是那些没有装照片的火柴？那些求爱心切者的遗弃物？

文革期间仅有的几部文艺作品中，有男女，但绝没有男女之情，这个故事里多少有追求爱情和婚姻的意味，能给青年们一点滋润吧。

一年多以后，火柴出现在商店里，是按户供应的，领到“火柴票”后，户口簿后面的附页上，盖一个长方形的红色印章——“火柴已供1968”。

谁得到了那盒幸运的火柴？那位美丽的女工一定出嫁了吧？幸福真的能靠运气吗？

二、香烟

香烟是和火柴几乎是同时断供的，当很多商店里没有香烟后，敏锐的烟民立刻察觉到了，有人骑自行车奔向郊区的供销社，有条件的人开车去更远的周边旗县采购。当时小轿车或吉普车非常少，能开车出去采购香烟的，一般是单位的小车司机，这种情况不算公车私用，因为单位里好多烟民在翘首盼望他胜利归来呢！

断供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呼市周边地区的商店，突然发现有反常的购买行为，立刻就把香烟收藏起来，从近及远，两三天的功夫，柜台上都看不到香烟了。

短缺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让人们猝不及防，昨天还堆满货架的东西，第二天就神话般消失的无影无踪。烟民们，一日不可无解闷过瘾、吞云吐雾的香烟，他们开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用一切手段搞到这种商品。

这段时间里，男人们见面，谁能拿出香烟来，递给其它人一根，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这段时间里，找人办事，悄悄用报纸包一两条香烟，啥事都好办了。

有门路的，能搞到香烟，最高级的是《中华》和《牡丹》，普通市民绝对享用不起。中等的有《大前门》《黄金叶》和《恒大》等牌子的香烟，本市有卷烟厂，生产的《青城》《钢花》两种牌子的香烟质量不错，价格适中，很受欢迎，最差的是《梅花》和《经济》牌香烟。

呼和浩特卷烟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部分香烟

当时的香烟还没有“过滤嘴”。

（这里把当时香烟的价格记录备考：《中华》0.62元/盒，《牡丹》0.52元/盒，《大前门》《黄金叶》《恒大》《青城》，都在0.2—0.3元/盒之间，《钢花》0.18元/盒，《梅花》《经济》0.08元/盒。）

有那么几天，商店里突然出现了一种“阿尔巴尼亚”香烟，每盒两角钱。这是“洋货”，它的外包装是一个扁扁的硬纸盒，硬盒包装的香烟当时极少见。

香烟的横截面从来都是圆的，而这种“阿尔巴尼亚香烟”是椭圆的，很奇特，就像掉到地上被人踩扁了。

烟民们普遍反映这烟有一股鸡屎味，难抽得很！不管这种烟的味道怎么样，对广大烟民来说，至少是雪中送炭，久旱逢雨了。

这烟怎么是扁的呢？传说阿尔巴尼亚——欧洲唯一社会主义明灯的伟大国家——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有一缸金鱼，是中国送的；霍查同志非常喜欢这缸金鱼，经常驻足观赏，目不转睛。

一天电话铃响了，他把刚燃着的一支香烟顺手放在鱼缸边上，接完电话后就忙于处理公务去了。

第二天，霍查同志回到办公室，发现金鱼都死了，大怒。经专家破案，发现是那支香烟滚落到鱼缸里，把金鱼毒死了。

中国人使用的筷子是方柄的，放在桌子上不转动，能防止滚落，受此启发，后来阿尔巴尼亚香烟就成了椭圆的。

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也许霍查同志并不吸烟，也许一支烟毒不死金鱼，但中国的老百姓就喜欢刨根问底，什么事儿都想知道个来龙去脉。报纸上不说，不等于人们没有疑问，不然你说说看，这阿尔巴尼亚香烟为什么是扁的？

三、打牛奶

中文里“打”字很神奇，作动词时大多不是真的拳脚棍棒相加的“打”，例如打水打饭打听打包打官司等等，包括时下常说的“打的”。

本文主要说的不是牛奶，而是“打”牛奶。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牛奶算是一种“奢侈品”了，普通人根本喝不到的。

因为小时候不喝，所以肠胃里缺少分解牛奶的酶，至今很多国人喝了牛奶后会闹肚子，但是，能因此说牛奶不是好东西、不合国情吗？

对于有婴儿的家庭，牛奶是必需的，特别是商店里没有奶粉的情况下。呼市有一个“大黑河奶牛场”，1966年以前，曾经和北京上海一样，供应过瓶装奶，后来又倒退成大奶桶加“提子”的方法，和打醋打酱油一样。

（“提子”是卖牛奶时用的一种金属容器，带一个长柄，其容积是确定的，有一斤和半斤的两种。卖其它液体也用。）

1967年以后，牛奶供应日渐紧张，不再给各个单位送了，想打牛奶就要去奶牛场的供应点，这个奶站在人民路与邮校北巷交叉口    的东南角。

单位的司机张师傅，1973年有了孩子，母乳不足，几乎每天早上都去奶站去打牛奶。

为了打牛奶，张师傅专门托人从锡盟牧区买了大毡靴。冬天的凌晨五六点钟，天还是黑洞洞的，他武装了大皮袄皮裤大皮帽子大围脖加大皮手套，最后踏上大毡靴，穿戴齐备然后出发了。

到了奶站，黑暗中已经有十几个排队的人，他默默地站到最后边，不一会，他的后边又排上来几人。风不大，寒冷刺骨，没有人说话，更没人发一句牢骚，有几个男人在抽烟，黑暗中只见到几个红火头一明一灭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先决条件是要有肉吃，如果端起碗没有肉，只有半个窝窝头，我保证绝没有人骂娘。

张师傅家里有个等着吃奶的孩子，根本就没什么苦呀冷呀的想法，心里边没有怨恨，只有牛奶。

那几年看过有列宁的电影，他对电影里那句话印象很深——“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2005年，呼市被命名为“中国乳都”。“伊利”和“蒙牛”成了乳业巨头，全中国大大小小的超市都有了牛奶，顾客可以随意购买，再没有人怀里揣着瓶子半夜三更排队打牛奶了。

四、物资短缺的年代

真正物资短缺的年代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我这里先不说那三年的事情，我这里说的物资短缺年代是指文革时期。

那几年，呼市断供过许多日常用品，断供是指市场上根本没有了，凭票供应，再少也不能算断供。

断供情况集中在1968年以后，即便现在有人睁着眼说文革好这样的瞎话，恐怕也不能说断供好吧？

后来，香烟也凭票供应了，由于需要凭票供应的商品过多，不能总在户口簿后面盖章吧？于是发明了一种“副食票”，编号从1到100，有点像整版的邮票。商店里经常贴出了告示，宣布某号供应某种商品若干，大致有香烟火柴白酒肉类白炽灯泡鸡蛋肥皂白糖砖茶粉条豆腐酱油花椒大料缝纫机线等等。

网上找到一张呼市1984年的副食票

很多人怀念那个物资短缺的时代，为了对抗短缺，为了把生活的调剂得稍好一点，亲朋好友邻里同事们都互通有无，互相帮助，至少不嗜烟酒的家庭能把烟票酒票送人，几颗葱、几头蒜，都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

某些职业有搞到商品的便利条件，有“顺口溜”这样说：听诊器，方向盘，大疙蛋，秤盘饭，劳资干部知青办，就这几门玩儿得转（指医生、司机、领导、售货员……）。

所以，不要认为那个时代是公平正义的。

社会永远需要阶层和权力构建的系统，极少数人一个电话一张纸条就能决定另一个人或者一大批人的命运，相比之下，普通人凭关系搞几条肥皂几斤猪油实在算不得什么事情了。

21世纪到来，市场供应早已极大地丰富起来。据调查，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吃的最好的时代！平日的餐桌已经很丰盛了，人们渐渐淡化了节日意识。

在“微信”流行之前（2012年），是“短信”的时代。

2001年春节前，一条短信火了——“朋友们，年货准备好了么？家里有葱蒜么？打闹上鸡蛋了吗？有炸糕的黄米吗？春节供应的烟酒买了吗？79号副食票可以买一斤冻带鱼，中山路菜市场刚刚到货，赶紧去买！”

看不懂的人懵圈，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看懂的人会心一笑。

特木热夫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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