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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特木热夫：“小课”变“大课”，我们班同学罢了课
特木热夫，蒙古族，1955年出生。1967年入师大附中（69届）初中，1973年1月高中毕业，12月当知青，曾在巴盟临河和伊盟杭锦旗两地生活劳动。1978年3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在内蒙古劳动局。1989年自办小企业，著有《锅炉实践》一书。2015年退休。
大学二三事(2)
作者：特木热夫
上篇：
（08）
1981年9月份开学时，我在林荫道上遇到同学王芊，不禁吃了一惊，她消瘦了不少，面带菜色，一副疲累不堪的样子。一问才知道她暑假没有回家，投入到复习和研究生考试的“战斗”中了。
本来是临近毕业，学习的压力稍微轻了一些，她还有六位同学（郑亦朋、厉彦忠、黎军、王琦、张征骥、杨金生，他们七位都如愿以偿考上了研究生）却还要加倍努力，一份汗水一份收获，实在是难能可贵。从那天起，我就对这七位同学怀着一种敬佩之心。
1981年9月，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毕业设计，分成了几个设计小组，我在工业锅炉组，共5人，同组的同学有武津生、张兴无、张心、王宗琪，任务是设计一台10吨/时的蒸汽锅炉，设计指导是张永照老师。
另外几个组是这样的，兰州组（厉彦忠、贾育民、高东明、郑亦朋、文秉友、闵含有、潘燕、王芊、阎维平、简纯……带队老师徐通模等）； 上海组（蒋永康、朱修治、幺珠堂、颜安、李淑琴……带队老师黄祥新）；余热锅炉组（党林贵、杨笑峰、王琦、康玲，带队老师）；电站锅炉组（梁发秋、章其军、赵之军、黄普……带队老师夏长江）。还有布袋除尘器组（刘本玉、周仕明……带队老师牛长山）；南京组（黎军、周晓光）……既然是叫毕业设计，就是毕业前的最后一门“大课”了，随着任务的完成，毕业分配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时间是1981年11至12月。
我对毕业分配很坦然，因为全国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会议在京开完了，我哥哥来信告诉我，西安交大锅炉专业分配内蒙古自治区名额是两个，都是去内蒙古劳动局。（内蒙古计委有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消息是从那里打听到的，应该很可靠）我的学习成绩平平，是内蒙古来的，又是蒙古族，自然要分回内蒙古去，这是合情合理的。总不能把我分到别处，再塞进去一个外省的同学吧？徒然增加火车客运的压力，没有什么道理。
既然“与世无争”了，心里就很轻松，和普通人退休以后的心境相似吧？毕业前填写了一份毕业分配登记表，我写的很简单，第一志愿是内蒙古，后边还有四个空格，我写上了“其它任何地方”。
我的“先进行为”还在其它系宣传过，说是动力系一位同学，对待毕业分配思想端正，觉悟高，第一志愿是边疆地区，其它地方是祖国需要的任何地方，真是搞笑，我想这位“高风亮节”的同学一定是我了。也不知道我的行为是否误导了别的同学没有？如果有，四十年后的道歉毫无意义，只能告诫后来者，别相信某些宣传。“某些”是指那些呢？哈哈！这就是你要自己学习的事情啦！
几个外出的毕业设计组完成任务陆续回来了，这时不知怎的，听到一个说法，说是蒋永康在上海进行毕业设计时和厂里一个姑娘“搞对象”，严重违反了学校纪律，已经被带队的黄老师批评了。
我和蒋永康同宿舍，是很要好的同学，自然要问他是怎么回事？蒋永康对我说，在上海锅炉厂搞毕业设计时，是厂校联合搞的，厂里派来的人员中的确有一未婚女青年。既然是搞设计，在一起讨论问题、查找资料、核对数据这些事情总是要有的。蒋永康会说上海话，这个年轻姑娘和蒋永康接触多一些，她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蒋永康对我说他绝对没有和她“谈恋爱”的意思。
蒋永康是有思想压力的，他的确是想分到上海去，前面说过，他的父母都是上海人，是“支边”去了甘肃，上海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很多亲戚。这次的“恋爱风波”，简直是要彻底毁了他的这个理想。学校从一开始就强调大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这条规定很严厉，并没有给毕业前留下一丝一毫的缝隙。
其实我们以前几届并不这样，但以前是“学员”，我们是学生，政治待遇完全不同。我们入校时主楼墙上的大标语还清晰可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气概很是豪迈，所以，谈恋爱不是什么大事，学校从不过问。
我们班里没有来自上海的同学，但听说有分配上海的指标，还不止一两个，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同学都可能拿到去上海报到的派遣证！而蒋永康的条件很好。这些条件只是同学们揣度，除去七位考上研究生的同学，蒋永康学习成绩好，排名在前；据说在搞毕业设计时，以他为主搞出来某设备的水阻力计算公式，有创造性，表现很出色，深得厂方赞许，为学校争了光，黄老师还特意表扬过他。另外蒋永康的父母都是“支边”的知识分子，为国家发展离开了家乡，学校肯定会考虑这一点吧？
当时蒋永康心里肯定很不好受，无法辩白使他更难受。“我没有谈恋爱！”——这话对谁去说呢？这种事情，只能是越描越黑。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批评是关心和爱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组织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那时候的青年男女，即便是谈恋爱，也绝不会碰一下手指头的，至少恋爱初期不会。那么怎么断定蒋永康是和对方谈恋爱呢？面带微笑？四目相对？相约去了公园？赠送了定情之物？都没有，有的只是某些人的臆想。
蒋永康平时见人总是面带笑容，这大概是唯一的重大嫌疑。
我相信蒋永康，看他坐如针毡，十分难过的样子，便私下去找黄老师，我想替好朋友说说情。
黄老师名字叫黄祥新，矮个微胖，讲上海普通话。他是给我们讲工业锅炉的，课讲得很棒，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尤其是讲到炉拱部分，黄老师讲得眉飞色舞，连写带画；他比较推崇长后拱，认为长后拱能够提高炉膛温度，帮助新煤引燃，在烧劣质煤时效果显著；而且，对教材中所述的一些内容，黄老师竟然能提出不同看法，比如炉拱的反射作用，黄老师断然予以否定，他认为炉拱没有什么反射作用，而是被火焰加热后的高温辐射在起作用。
在讲到旧锅炉的改造时，黄老师举了不少具体改造的例子，实践经验蛮丰富的，这一点对一位大学的老师来讲，是非常稀罕和极其宝贵的，好比一位著名的小说家给学生讲文学，说服力是不言而喻的。毕业后的工作实践证明，黄老师所讲很对。听其他老师讲，经常有一些单位的小汽车来接黄老师，就是请他去指导锅炉改造工作的，看来此话绝非虚言。
黄老师年纪有四十多吧？居然还没有结婚。风闻有人给他介绍了上海“一百”（第一百货公司）的一位老姑娘，双方都很满意，但是女方不希望两地生活，要求黄老师先调回上海，只要调回来就结婚，绝不嫁给外地人，在外地工作的上海人也不行！而调回上海的先决条件是在上海有配偶就可以申请调动，不是冤家不聚头，使这桩婚姻陷入难以解脱的泥沼当中。
黄老师就住在男生宿舍（3舍）北边的单身楼内，我敲门进去，一脚差一点踩在满地的苹果上。这是学校给老师们分的苹果，很便宜，一斤5分钱。黄老师把苹果铺在地上，作为贮藏的手段。这是单身生活的特点，随心所欲，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屋里到处是杂物，书籍不少，家具是学校的，非常简陋， 黄老师正在吃晚饭，饭菜是从教工食堂打来的，比学生食堂的可能好一些。
他请我坐下，然后用手把洒在桌子上的饭粒一颗一颗捏起来送到嘴里，一点也不避讳。没有太太的训练和监督，男人多少会显得无拘束和随意一些。
东拉西扯了几句后，我对黄老师说起蒋永康并没有搞对象谈恋爱的意思，希望……没等我说完，黄老师明显不快，他说你不了解情况，不要再说了。这时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并没有在上海那个小组里！
看来，黄老师对蒋永康、或者说是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很深的成见，现在就是苏秦再世、张仪重生，恐怕也难以说动黄老师了。
我只好站起来道别，黄老师最后冷冷地甩出一句话——学校是有纪律的。
是的，学校是有纪律的——明令不准学生谈恋爱，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啊！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是二十七八的男人了！甚至有的同学入学时就已经接近三十而立了，他们在应该上学的时候没有机会，到了应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的时候，才进入校园刻苦攻读，现在只有一两个月就要毕业了，难道就不能网开一面吗？难道不值得同情吗？退一步看问题，就算是哪个学生在毕业前夕谈恋爱了，就该严厉处罚吗？爱情是什么万恶的魔鬼吗？你们是不是有点过了？
宿舍楼走廊的的灯坏了，在黑暗中我摸索着走出了单身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以前我觉得搞专业的老师都很和蔼可亲，黄老师深得同学们敬重，却没想到这样不好说话，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谈恋爱这样反感。上海是西安交大老师解不开的心结，这不是什么秘密，把学生分配到上海，自己却不得已待在西安，心里总有点不是味道吧？
直到今年，我才知道黄老师后来终于调回上海了，也相当于拿到了“结婚许可证”，那位“老姑娘”还在等着他吗？再后来，黄老师在新疆不幸出车祸去世，痛哉惜哉！人的灵魂应该是自由的，不会要上海的“魂灵户口”吧？新疆到上海，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黄老师的灵魂一定会自--由地飞回上海，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毫无疑问，毕业分配是决定人一生的大事，尤其是在那个一纸定终生的计划经济年代。
蒋永康曾经到系里找过黄老师和P老师，他想洗白这个“污点”，但一切辩白都是无力的和徒劳的。黄老师说，甘肃很需要技术人才，你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上海实习表现得很优秀，你到甘肃也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来。
至于P老师，根本不想听什么，直接对蒋永康说：“毕业分配是组织决定，和学生没有任何关系，你回去吧！”真是快人快语，好屠夫绝不会让捆绑的牲畜有太长时间的痛苦，一刀下去，总是干脆利索解决问题。唯一不明确的是“你回去吧”这句话，是让蒋永康回宿舍呢还是回甘肃呢？或者是两种意思兼而有之？
不要责备我出言不逊，用屠夫来比喻敬爱的P老师，分配的是学生，是活生生的人！怎么能说是“和学生没有任何关系”？
几天后，分配到上海的赵之军并没有欣喜若狂地奔向那里，而是和蒋永康一同去了甘肃劳动厅（他先回一趟家，必经兰州），赵之军可能考虑今后回家探亲太远了，想和蒋永康调换一下（这件事在学校里办并不难）。甘肃劳动厅的领导笑眯眯地表示：分配来的一个人也不会放走，你想来也热烈欢迎。
从几十年后的情况看，赵之军留在上海是正确的，专业技术方面很有作为。其实上海的分配指标并非一两个，如果把蒋永康分到上海也没有问题，问题在学校、在系里，在系里掌管学生分配大权的个别人；他们太缺乏人文关怀，用我们内蒙古的一句俗话讲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毕业分配成了蒋永康心中永久的伤痛，事实证明，越是落后地区就越不重视技术人才，后来他被迫调离甘肃，孔雀东南飞，也是自然的。
唯一被批准结婚、得到人道主义关怀的是高东明同学，在毕业前他已经三十几岁了，是我给他代写的申请书，口气委婉，文辞凄美，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掉下同情的眼泪。这也许是我在四年大学生活中，写的最好的作文吧，这种文章，我想以后永远也用不着了。
热能工程专业77级锅炉71班
（09）
大学的头两年（1978—1980），食堂的伙食实在不敢恭维，不想过多描述了，绝大多数经历过的同学都会有同感的。
食堂门口正面有一块大黑板，是用来写各种通知的。有一天不知被哪位调皮的学生写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然，这位“天才”把它改写如下：“‘糊糊’诚可贵，馒头价更高，若为大块肉，二者皆可抛。”大家看到，会心一笑，无人去擦掉（“糊糊”指早餐的玉米面糊糊）。
“大块肉”是最受欢迎的一道菜，印象之深，使我不得不把它写入为毕业二十周年而写的诗作“我们已不年轻”里边，可惜这种美味每个星期才有可能降临一次。
还有一道菜叫“狮子头”，碧绿的青菜铺底，上面有一个鹅蛋大小、黑里透红的肉丸子加一点浓汤；和“大块肉”一样，难得一见，见了让人馋涎欲滴，觉得天下美味，尽在其中。
每个周六中午有“限量版”的大米饭，去的稍晚就是馒头烩菜了。我感觉学习优秀的同学很少在打饭时出现在拥挤的队伍前面，总是姗姗来迟。“自古学子出寒门”，这“寒门”也包括食堂下班前冷清的大门吧？
感谢入学前四年多的知青生活，赐给我一个坚强的胃和顽强抵抗有害细菌的肠道，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唯一例外了一次，是全班男生（未做精确调查）集体拉肚子后，我是最后一个陷落的堡垒，轻微拉肚两天。
班里的男生有好几个患有慢性肠胃疾病（不提名字了，用“他”代替），学习正是最紧张的时候，伙食不好，无异是雪上加霜！一个一个面带菜色，失去了往日仅存的一点红润，在走廊里遇到他捂着腹部，迎面走来，关切问一声怎么了？他总是苦笑着答道——没事，拉肚子。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某班同学买饭时发现笼屉中有一只“高温灭菌”的老鼠，在食堂闹了起来；后来“八字头”（78级）的一男生用脑袋去撞食堂青工的大铁勺，由于强度的差别，脑袋破了一个口子，伤势一点不严重，但血流满面，有点恐怖。
这两件事是否是同时发生的，记不清楚了，总之同学们的不满情绪立刻沸腾起来，没有什么人组织和串联，学生会也没有任何鼓动，一口锅里吃饭的同学们，感受是相同的，心是相通的，第二天集体罢饭，平常熙熙攘攘的大食堂空无一人。
主楼墙上被贴了许多大标语，反映了广大同学们的心声——食堂要讲卫生，伙食要改善，不许打人；这些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人组织，行动很一致。
班干部在这次抗议行动中起了积极带头作用，出乎意料之中；我至今还记得班长小L写的一条大标语是：“敬请苏庄、陈吾愚到学生食堂免费就餐！”（注：当时苏庄是校党委书记，陈吾愚是校长）口气很是不敬，每个大字都二尺见方，笔体苍劲有力；团支部还领着几个同学去贴这些“负能量”的大标语。
在这之前，我对班干部很有成见，说实话，我认为他们就是指导员的“传声筒”和“密探”。学生因为食堂问题闹起来，他们应该阻挠、分化瓦解这次“学生运动”，没想到是我错了，同锅吃饭才是阶级兄弟呀！
学校立刻整顿了食堂卫生，饭菜质量有所提高，打饭时发现食堂出奇的整齐干净，工作人员都换了雪白的新工作服，头上戴了厨帽，供应荤菜的次数也增多了。后来，随着国家形势好转，食品供应逐渐丰富了，1980年末，学校开了“营业食堂”，价格略高于普通食堂，每天都有大米饭和荤菜，虽然数量不太多，总是有了很大改进，“食堂风波”好像从此绝迹了。四年中，食堂质量的总趋势是在不断提高的。
1980年春，夏长江老师带我们去参观秦岭电厂。
这个发电厂座落在崇山峻岭之中，真是名副其实的“秦岭”电厂。我们七嘴八舌地问夏老师：“这儿附近有煤矿吗？”夏老师答：“没有，煤是从铜川煤矿用火车运过来的。”“有水源吗？”“没有，是抽取地下水。”“那为什么要把电厂建在山沟里呢？”夏老师说可能是从战备角度考虑的。众人惊讶，从“战备角度”是什么意思呢？防止敌人轰炸吗？
把电厂建设在山沟里真能防止轰炸吗？当时我们班自费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每天上晚自习时，班里的通讯员把报纸拿到教室，为了加快周转速度，同学把报纸分成两半传阅，大家迫不及待地阅读着来自凡间的各种消息。
据《参考消息》报导，美军轰炸机曾使用激光制导的“灵巧”炸弹，炸毁北越的某座水电站，炸弹落点精度不超过1米，实际使用时，炸弹穿过混凝土屋顶，准确命中发电机，水电站的大坝安然无恙。至于洲际导弹的精度，误差半径已经达到百米以内，对于破坏力巨大的核武器来说，这个精度已经足够了。
和许多“三线建设”一样，建在大山深处没有什么战备防空意义，白白浪费资源，增加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人，长期离群索居搞不出“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许多建设在崇山峻岭或荒漠戈壁的军事技术研究所或军工厂，最后的结局都是被迫废弃。 “被迫”，被谁所迫？
1980年春到秦岭电厂参观结束后，几位同学相约登华山，右起为杨金生、南沛林、杨益民、特木热夫，远处是华山的西峰
（11）
我们锅炉班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流体力学》《传热学》《材料力学》等课程，锅炉教研室也很重视《流体力学》这门课的教学，给我们班讲课的是徐通模老师。上课的教室是东3楼1楼锅炉71班的小教室，是我们班专用的小教室。
徐老师课讲很棒，同学们学的很努力，一切都顺理成章，很正常。
开课没几天，我们突然发现部分热能71班的同学也挤进我们班里听课，起初，谁也不太在意，因为我们上大课时，就有很多人在一起听课，如留校的青年教师、在校的研究生等等，这些陌生的面孔总是出现在教室后边，不大好意思和我们抢占前面的座位。
不几天后，热能班来听课的同学越来越多，教室都挤不下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听说热能教研室派出来给热能71班讲《流体力学》的老师很不得力，比徐通模老师差的不是一点两点，所以，他们班的学生“用脚投票”，大部分都跑到我们班来听课。
接着，就得到这门课改为在大教室上课的通知，老师没变，学生增加了，“小课”变成了“大课”。
我们班里的同学非常不满，简直就是愤怒了，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说明，就这样改成了“大课”，教学质量毫无疑问要受到影响。
这就是当年系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完全不把学生当回事，就像牧人对待一群羊，想赶到哪一块草场放牧就赶到哪一块草场，根本不用征求羊的意见。
翌日，没有一个同学去上流体力学课，我们的不满没有其它表达的方式；两名党员没有去、几名班干部、学生会的干部也没有去。
这件事使学校方面感到震惊，77级也会“罢课”？羊群会拒绝吃草？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77级是最求知若渴的一个群体，是最自觉遵守学习纪律的一个群体，锅炉71班也在其中，堪称典范。我们拒绝上课绝不是拒绝学习，而是要更好的学习！如果一开始就上“大课”，谁也不会有意见；如果改变教学安排前和我们做一些解释工作，锅炉71班也绝不是不通情达理的集体。
不记得是哪位或者是哪几位“老师”来班里开会，批评是免不了的，说是交大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罢课”的事情！这话可有一些“数典忘祖”的意思了，解放前，交大号称“民主堡垒”，地下党领导的罢课甚至上街游行都应该是常有的事。应该说，是1950年以后的交大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罢课”的事情。锅炉71班“开创了历史”，会遗臭万年吗？
后来通知我们，徐通模老师专门为锅炉71班补课，补上我们因为“罢课”而耽误的两节课。徐老师很受同学们敬重，他给我们补课时只字未提“罢课”二字。
从那儿以后，流体力学就改成“大课”了，我们的抗争失败了，系里实在是找不出来能和徐老师平分秋色的老师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们和兄弟班同学的关系，热能班的同学表示理解我们的行为，系里后来安排个别不大适合讲课的老师上讲台，自有系领导的苦衷和一些不便告诉的原因，我这里就不说了。
因为这件事学校会不会批评动力一系？锅炉71班、特别是党员和干部是否给系里留下来恶劣的印象？我不知道，当时作为学生，和系里好像隔着屏障，彼此都不通消息。
我已经叙述了许多不光明的事情，实在不应该用不敬的心理揣测系里几位“老师”，后来在毕业分配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做法，是对锅炉71班的惩罚吗？
西安交大校园里的一条林荫道
我们77级的同学们学习起来刻苦，端正，比广场上的纪念碑还要端正。这些人本来是没有上大学机会的，1977年底的高考使我们走入校门，求知的渴望受压抑后喷发出来，完全是自觉的学习。
每天上午的四节课都是比较重要的，有的同学感冒发烧，宁可把输液的时间推后，也不愿放弃上午的课程。大教室上课，稍来晚一点，就只能屈尊后面的座位了。
有一天，我已经和各班的同学们早早坐在前几排的好位置上，教室快要坐满了，这时，李淑琴走进了教室，她慌乱地扫视了几遍，发现前边是满座，便低头快步向最后几排走去。
这时，我招呼她这里有座位，我的前排正好有一个空座位，堆放了几个书包；我先把自己的书包拿出来，然后把其它几个书包分发给附近的同学，李淑琴挤过来坐下，脸色通红。
马上就要上课了，这时，坐在我右后方的闵含有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悄悄问：“老特你是啥意思呀？”我马上拍了李淑琴一下，说：“李淑琴，闵含有问我是啥意思，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像一个中间商，把尴尬贩卖给他和她，自己留下了小小的得意。那时班里男女生没有什么交往，非必要互相不说话。
上政治课的情形则大不一样，先来的同学坐在最后边，前面半个教室没人坐。最老实的同学往往也会打盹或做其它作业；有的干脆不来，大教室显得空空落落，毫无生气。
这其实也难怪政治课老师，在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未暖乍寒，离思想解放尚远，真理标准讨论刚开始，政治课内容中还有批判刘少奇、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内容。经过多次“运动”，政治课老师无不噤若寒蝉，只能照本宣科，课上得呆板无趣甚至荒唐可笑。
颜安同学有一次在课堂上反对教科书里“电子音乐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的说法，弄得老师左右没法回答。还记得一位政治老师，中年有些秃顶，非常和蔼可亲，讲课认真（据贾育民同学回忆，这位是靳朝辉老师）；他每次下课都要仔细把黑板擦的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在课间休息时闲聊，他说起曾经有一位老师，在写板书时不大注意，写一个伟大的名字时，没注意上一堂课写的一句不恭敬的话还在黑板上，结果“文革”中被揭发在课堂上写了“反动标语”，被整得很惨。
这些老师是值得同情的，但交大并不是能够在思想解放时代走在前列的学校，遇到事情人们宁愿选择“左”。
面对政治课的局面，学校开始采用上课点名，由班干部清点本班人数，弄得班干部们很尴尬。
当时我给校刊《西安交通大学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政治课应该改革”，文中批评政治课不应该靠点名来维持，强扭的瓜不甜，政治课应该生动活泼、有真知灼见。不知道编辑大人抽了那根筋，投稿居然登载了，还是头版。这下子政治教研室紧张了，舆论是利器，形势如刀剑，教研室立刻邀请学生会召开讨论会，请学生代表提意见。地点在图书馆，会场有成箱的水果，乐得这样的招待，与会同学们大快朵颐。
我现在回想这件事，真有悔过之心，当时年轻气盛，少不更事。何必呢，大学肯定是要开政治课的，政治老师只能那样讲了，谁能超越时代呢？不知道大学现在还有政治课吗？如果有，又该怎么上呢？
给校刊写文章挣稿费5元，此生第一次靠笔挣到钱。
（13）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1980年？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波。大学是对政治风向比较敏感的地方，因为（当时）大学有一批不搞教学、也不搞科研的政治思想工作者。
每一个同学都在刻苦努力学习，心无旁骛。因为在校园里和社会没什么接触，所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自由化”还是“不自由化”，只觉得这股风没有什么道理，至少在我们学生中没有什么必要。反对空气中的自由化吗？这好像要求一个营养不良、快要瘐毙的人减肥一样，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用什么实际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文革”结束好几年了，不兴“停课闹革命”和贴大字报、大标语了，“精神转化物质，物质转化精神”，转来转去就是大唱“红歌”。
各班都把唱“红歌”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宣布了纪律，要在全系进行比赛，评比先进班级等等。
“运动啦”？
每天下午都要练习，《国际歌》是必选的，另一首“红歌”可以自选，选的哪首歌？我忘记了（请同学们帮助回忆吧）。我们必须选一首威武雄壮又比较熟悉和容易唱的革命歌曲，而且不能和其它班重复，为此，班干部煞费苦心。
参赛要求队伍整齐统一着装，白衬衣藏蓝长裤。服装是物质，学校不能为我们每人发一套演出服（当时不可能有这笔经费），以同学们的经济条件，也不可能自费制作或购买；只有发动群众克服困难，互相借一下，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参赛的那一天终于到了，那是一个晚上，地点在清真食堂西边的灯光体育场，离男生宿舍楼（3舍）很近。每个班轮流上场，大喇叭里传来了激昂振奋的声音：“现在是锅炉71班上场！”雄壮有力的歌声从我们的喉咙里、从我们的胸膛里迸发出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每一个人都憋足了力气，大声在歌唱——“要让那思想冲破牢笼，鲜红的太阳照亮全球！……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多么雄壮的旋律，歌词写的多么好啊！
合唱指挥是班长阎维平同学，他拍子打的很熟练，也很有力量，像指挥着千军万马，向敌人发起决胜的冲锋！在《国际歌》结尾时，副歌中有两次唱到“团结起来到明天”，第一次的“明天”音调是低沉的，我也许是唱的过分投入、过分动情，结果把第一次的“明天”唱成了高亢的音调，在整齐的声音中显得那样不和谐、那样刺耳！指挥合唱的阎班长用严厉的目光扫了一眼，我好惭愧。
女生那天穿的是裙子！是藏蓝色的百褶裙，长短刚好遮住膝盖，配白色长袖衬衣，凸显青春活力和女性的美好。这是四年中唯一一次看到我们班女生穿裙子！
一宣布退场，六个女生就迅速沿着2舍的南墙跟悄悄溜走了，她们是溜回宿舍换衣服去了。为什么不多穿一会呢？校园里的花朵绽放的那样绚丽多姿，尽情开放，女生却不这样。诚然，她们不穿漂亮的衣服、不穿裙子也是美丽的，当时女生也没有什么化妆品，总是素面朝天，不施粉黛，但总感到有一点遗憾。为了再看到一次女生那摇曳飘动的裙子，我盼望再唱一次“红歌”吧！
我因为在合唱时跑调应该受到批评的，但好几天也没什么动静。后来听说颜安同学合唱时一直没有张嘴，他没有唱，他拒绝唱“红歌”！我站在队伍里，无法看到我们班自身的的表演情况，所以说不可能亲眼所见。但是观众席、评委包括阎维平班长是能够看到的。
到底怎么回事？至今也不清楚，因为班里没有为此事开“生活会”，难道颜安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有人犯大错误，就能掩盖我的小错误，难怪每次运动，人们总是齐心合力揪出几个罪大恶极的“坏人”来，有道理。
风很快就过去了，“红歌”不久后，邓丽君来了。
人是需要精神食粮的。我觉得大学四年是精神食粮比较短缺的四年。主要是学习紧张，校园生活比较单调，有点与世隔绝。每周六晚上的电影成了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三舍东边的露天影院，四年中大概看了一百多部电影。露天影院很大，挤个一两千观众没问题，自带方凳，早一点去，能占个好位置，电影票一张5分钱（？）。
记得有一次看美国电影《魔蝎星五号》，是描写三个宇航员登上了飞往火星的宇宙飞船，结果掉进一个惊天骗局中，接下来就是生死逃亡、追杀……电影放映到最紧张精彩的情节时，大雨突至，一部分观众撤退了，剩下的学生打着伞在冒雨观看。突然停电了，一片漆黑，更多的人离开了。
雨越下越大，风把雨伞吹得东倒西歪。记得我和同宿舍的章其军、蒋永康，习志勇几个同学挤在一起，互相依偎着，下身衣服都湿了，我们仍然坚持着要把电影看完。
影院的空地上只剩下一二百人，我们班的几个男生还在坚持。
过了一会儿，电影继续，突然一声炸雷，又一次停电，四周一片漆黑。这回是绝望了，放映室窗口有人大喊，线路烧了，散场啦！
深深地怀念露天影院，在暴风雨中看电影，有别样的滋味。
1980年前后，有两部电影几乎同时上映，一部是美国的《未来世界》，一部是国产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同样是描述“机器人”的电影，其想象能力，一看就立判高下。
前者用演员来扮演“机器人”，倒地死亡后才能发现其面罩下是密密麻麻的电子设备，平时“机器人”就是真人，具有人的一切功能，观众根本无从辨别。后者是让演员穿雨衣，戴面罩和大号墨镜，不露面部，膝盖不打弯，走路“咔啦咔啦”的像一台机器。这样描写“机器人”和小学生的思维水平差不多。
缺乏想象力将影响一切事情的创新和进步，那么想象力从何而来？说不好，不好说，不说了。
后记
1980年以后，电影逐渐丰富起来。印象深刻的有《追捕》《未来世界》《望乡》等；1979年冬的寒假是和八九个同学在学校度过的，得到韩老师关照，在系办公室里看电视剧《大西洋底的人》的录像带，大家看了整整一天。
交大西迁实录
西安交大是我的母校，是全国最好的工科（现在是综合性大学了吧？）大学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与之比肩的大学寥寥无几，她有来自上海的精密和细致，又揉进了西北的雄浑豪迈，她前途无量，光芒万丈。
交大发源于上海，最初（始建于1896年）名为“南洋公学，”得“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有海港通世界五洲四洋，九州商衢，繁华之地；得益于自古以来江浙一带诗书传家的习俗，有东南学子的无数才俊，群星荟萃，当惊天下。交大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然会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惠及东南，福泽中华。
交大有地利人和，独不得天时。经历了清末的衰落，民国的混乱，政权更迭，风云变幻；1932年1月的第一次“淞沪抗战”，至1937年的“淞沪会战”，日本逐渐开始全面侵略中国。烽火遍地，血流成河，抗战救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接着是上海沦陷，学校苟存，精华尽失。自建校以来，上海的主人变了多次，交大生存已属不易，发展何其艰难。
1949年，上海迎来了解放，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做主人了，交大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好景不长，1955年交大的重大变故，迁校。从照搬苏联的院系改造，到学校的搬迁，都是强大的外力指挥，学校已经属于人民，而人民又是谁？
党中央决意把交大搬迁至西安，也有保护这所名校的意思，1950年代初，国民党的飞机多次轰炸过上海的重要目标，以当时的情况，西安是绝对安全的。
在自然界，大树是不能迁移的，越大越不可能存活。
在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交大这颗“大树”是被搬迁到西安了，学校布局宏大，远胜上海（动力系还有了“原子能锅炉”教学实验楼，这在局促狭窄的上海是难以做到的）。外表看还不错，但后来人为的局面造成内伤严重，元气大损，残枝败叶，落红满地。
举一个大的事实，因为反对搬迁的人员尤其是教学的主力人员太多，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周总理那里。在中南海两方代表开会，本来是一校两方来国务院讨说法、求裁决，但周又邀请了陕西省的代表参加，使支持搬迁的力量大大增强，这桩公案，以搬迁为了断。
大家可以想见1955年的政治气氛，党的光芒像太阳普照大地，党的威信如日中天，在这种形势下，居然有反对迁校的人，而且还不是“一小撮”，还能把争执搞到国务院、周总理那里去，若不是事关学校前途及个人的根本利益，反对迁校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运用战争年代大兵团作战、大规模运动战的指挥方法把一个有六十年历史的著名大学搬迁至一千五百公里之外，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是一个伟大的杰作，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宣传上一面倒地歌颂，使人们很难了解真实的情况。
据说（未亲身经历，提供这个说法的老师很多，都是西迁人员），为了顺利西迁，一度曾经用飞机接送一些著名教授每个周末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上海人喜欢吃大米，陕西方面曾答应对交大敞开供应大米。完全是后方支援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做法，不惜代价，打一场“西迁”的人民战争。
大学毕竟不是军队，迁校也不是换防，迁校后留下的后遗症和并发症很多。
1956年迁校，紧接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矛头直指“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内容不想多写了。反对西迁，甚至有不满言论的一些人被划入“右派”的行列，他们不会再要求坐飞机、吃大米了。他们会“完全自愿”放弃这些特殊待遇，恨不得立刻就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变成胼手胝足的工农群众。
不仅是交大，全国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一场狂风暴雨，“反右斗争”结束后，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交大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有人懂，本文不赘言。
动力系的一位教授，人是到了西安，牢骚有一些，多次说过迁校是五块钱买了一个大饼，不合算。此公后来被打成“右派”，这个大饼使他吃了多年，也不大合算了。
在校读书时，偶遇一位上海来的老师，私下聊天，对于西迁他连连摇头说：伤筋动骨，可惜啦！
至此，交大的天时地利人和，全数丧失殆尽，剩下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爱党爱国的一腔热血，兢兢业业在讲课，战战兢兢在学习“政治”，劳而无功地“改造思想”，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文革”罪恶，罄竹难书。老校长彭康死于揪斗，多少知识分子挨整、自杀、被整死，这些与西迁无关，声讨“文革”，也不是本文的目的。
上海成了西安交大所有西迁人解不开的心结。
请不要告诉我有多少人坚定不移地成为西迁的“先进标兵”和“英雄”，请不要介绍西迁之后的西安交大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绩，我无意和伟大的历史对抗，因为没有人能告诉我，交大在上海发展会是什么样子？
历史是一条单行道，无法假设。
没有搬迁的是交大的很小一部分，以船舶工程为主，这部分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大，其发展迅速，不可小觑，大有超越西安交大的势头（百度查询上海交大排名第6，西安交大排名14），上海交大早已跃居在前了。好像离婚的丈夫成了富翁，又娶了年轻美貌的妻子，这叫寡居的前妻情何以堪？
在1956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有多少讲师、教授，想方设法调回上海，甚至退而求其次，调回上海附近。在几十年中，如果没有任何障碍和压力，政策允许西迁的讲师、教授、职工调回上海交大，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东归。
那么西安交大呢？难道当初就不该建设西安交大吗？不！当时在西安建立新大学是对的，我个人看，这个大学要建，可以搞“跃进”，最好是从容不迫一点，不必边建设边上课。由高教部责成交大（当时尚无“上海交大”一说）牵头负责，集全国大学之力量，对口支援西安。这所大学当时应该叫“西安大学”（或者别的也可）。上海来西安工作的人员应该来去自由，只进行工作安排，不要调动、不要迁移户口。可以支持自愿调动的一部分人来西安落户，也实行来去自由；对其配偶要照顾，尽量减少“两地分居”这种不人道的事情；但不要进行“政治动员”，不要评选“英模人物”，不要给其它人施加政治压力，不要搞“西迁运动”。课一样是上海的老师、教授来上，其它大学的人也要来，凭着他们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一辈子都可以在西安工作，只要别迁户口，让他们保留“上海人”就行了。人总是要老的，让老师们能在故乡安度晚年，不是坏事吧？至少黄祥新老师不至于年过半百才步入婚姻的殿堂吧？
以上只是想法，算不算“反思”？读者随便定义吧。
据说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奴隶建造的，考证很多，不研究这么古老的事情了，谁爱建谁建吧。但科学技术肯定是自--由的人创造和发展的，现在没有人怀疑这个结论吧？
事情早就过去了，喋喋不休干什么？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有什么用？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缺乏检讨、掩盖真相，不会增加智慧和经验。在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时，颂扬之声，不绝于耳，我想发出一点异样的意见，献给我的母校。大学不能以大取胜，合并了很多院校，母校已经很庞大了，也许是出于无奈，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西安交大，我多么希望你真正走入世界名校之列啊！
视频：西安交大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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