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学生宿舍像“沙丁鱼罐头”，远不如我的知青小屋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2017年8月克什克腾旗

特木热夫，蒙古族，1955年出生。1967年入师大附中（69届）初中，1973年高中毕业后当知青，曾在巴盟临河和伊盟杭锦旗两地生活劳动。1978年3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在内蒙古劳动局。1989年自办小企业，著有《锅炉实践》一书。2015年退休。

原题

大学二三事(1)

作者：特木热夫

（1）

1978年2月，我终于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西安交通大学动力机械一系锅炉专业。3月7日，我到了西安。由于交通不大方便，我报到时已经晚了好几天，其他同学都已经来校了。

我可能误了几天的“入学教育”，但后来一段时间感受到的“教育”，仍然很有冲击性。

第一顿午饭，是用“午餐券”打份饭，一个馒头一个窝头，菜是“燉白萝卜”。仔细一点，碗里是能找到一点肉屑的，但有三分之一的萝卜不是白的，而是半黑半白的，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大菜窖里贮藏时间太久的结果，白萝卜有点坏了，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闻的味道。

这比我入学以前的知青点食堂的伙食要好，知青食堂整个春天没有蔬菜，几乎每天都是高粱米饭配黑乎乎的“粉条汤”，以至于我至今对粉条都有抵制情绪。

老Z同学来自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他说来交大后能吃到馒头很开心，在家时白面是很金贵的。我在入校前有四年多的知青经历，绝不会连这一点苦都吃不了。

我保证，这完全是一种健康饮食，能有效地保持旺盛的食欲和轻盈苗条的体态，更谈不到现在比较普遍的肥胖症和“三高（血压、血糖、血脂偏高）”病了。至于本文后边提到的“食堂风波”，主要是不讲卫生引起的，与饭菜质量差没有太大关系。

一开始就说吃饭，有些“低级趣味”了吧？上大学是来学习的，又不是来大吃二喝的，我不谈这个事儿了。

2002年以后，几次参加同学聚会，每次都安排在很好的酒店。聚餐时菜肴精美丰盛，自不细说。席间有同学发感慨——要是当年上学时有这么一桌多好啊！众人嬉笑道：当年给你吃这么好，你能学的进去东西吗？

说笑归说笑，这里其实包含着一个对生活的深层思考——人为什么要吃饭？如果吃饭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这种生活肯定不是美好的。

（2）

我被分配在3舍208室，刚开始住7人，半个月后“扩招”又住进来1人，共8人同居一室，宿舍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

这一点可远不如我的知青小屋了，虽然知青宿舍是土墙泥顶土炕，但我是独占一间，至少有十几个平米吧。而大学的宿舍，居然每人2平米左右，简直像“沙丁鱼罐头”，实在是拥挤不堪。而且同学们普遍年龄偏大，比如我们宿舍入学的平均年龄是23.5岁！这个年龄的青年大多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有“百灵鸟”型，清晨即起，朗诵英语；也有“猫头鹰”型，入夜不眠，啃高等数学。8个人塞到一起，如同鹰鸟共处，鸡兔同笼，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绝体验不到其中滋味。

好在我们8个人，4个知青，4个工人（其中有两人是知青被招工），都是在艰苦生活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能够互相忍让，互相适应，友好相处，四年大学生活结下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

（注：大约一年后，宿舍终于又调整到7人，一直到毕业。）

动力机械一系有三个班（锅炉、热能、涡轮），第一次齐聚在大教室，聆听指导员训话。我很好奇，全称是政治指导员么？军队里连级单位好像是有指导员的，没想到大学也有指导员。

我们的指导员的确是从军队里转业的，很有军人的做派和风格，一开口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她指着我们一百多个新生，厉声呵斥：“别以为你们是考进来的，就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这算哪门子的事儿呢？入门的“杀威棒”？

接着指导员就宣布学校的纪律，第一条，不许谈恋爱！

这一条当然是有必要，有道理的；但我们这一届的学生，每个人都有渴望学习的极其强烈的愿望，没有恢复高考，绝没有进大学的希望。昨天，我们在文化荒漠时代，在工厂和农村里坚持学习；今天，我们以不到百分之五的录取率考进了大学，哪个人会惦记着在学校里谈恋爱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班里并没有一个同学在校期间谈恋爱，绝对没有！（校外如有女友，学校不管。）

（全班唯一毕业前曾经给系里打报告申请结婚并得到批准的是老G同学，他毕业前34周岁了，女方是西安市的工人，双方的年龄都比较大了，有一些其它方面的更长远的考虑。申请结婚的报告是我代笔的，我很清楚事情的由来，并没有违反学校纪律。）

一开学就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自有道理，不过总有一点小瞧我们了。

刚刚被警告，校园里就发生一起强奸未遂案件，完全可以证明校系领导有先见之明。一位女生下晚自习时在图书馆后边的林间小路被人袭击，罪犯把女生强行拖入树丛，她拼命挣扎并大声呼救，这时有路过的学生闻声赶来，罪犯逃之夭夭。

学校保卫科深夜接到报案，得知罪犯的手背被抓伤，第二天早上就破案了。罪犯是76级的工农兵学员，在体育场召开了全校大会，市公安局当场宣布逮捕罪犯，大有杀鸡给猴看的味道，这件不光彩的事一时弄得76级学员有点不自在。

（3）

开学一个月，我们被安排挖防空洞两周。

这事儿有点可笑，我的整个初中和高中，曾多次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那是“文革”期间，现在还要我们挖防空洞，真是没想到，已经是1978年了，还在“深挖洞，广积粮”吗？也不知道学校的领导们是怎么想的？

劳动的地点在交大一村，玩铁锹修理地球是知青的长项，没觉得很累。下到七八米深的地下挖掘地道，挖出来的土用小卷扬机提升到地面。秦岭以北都属于黄土高原吧，地层深处的黄土细密结实，干湿适度，正是挖窑洞居住的好去处。

一天下午，卷扬机的电缆漏电，把南沛林同学击倒，幸亏刘本玉同学及时断开电源，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当年我们挖过的防空洞，不知现在还是否畅通？”（节选自“我们已不年轻”。2002年6月为锅炉71班同学毕业20周年而写的诗作。）

以后的学生，再也没有这样深入考察黄土高原的机会了（考古专业除外）。

（4）

77级及其后的几届学生，课堂纪律真是好。

大教室里早些到才有好位置，所以，林荫大道上的同学个个都脚步匆匆，争分夺秒，无人顾及枝头上鲜花怒放、校园里美景如画。

老师一上讲台，偌大的教室立刻鸦雀无声，二百多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黑板，恨不得把老师讲的东西都吃到肚子里。有的同学感冒发烧，宁可把去学校医院的时间推到下午，也不肯耽误上午的课程。

事情也有例外的时候，大约是大三那一年（1980春？），夏长江老师给我们三个班（锅炉、热能、涡轮）讲专业基础课，正讲着，教室里突然发生小小的骚乱。

原来是热能班的许志忻同学拿来了一个计算器。有消息灵通的同学介绍说许志忻的父亲是锅炉教研室的许晋源老师，刚从美国讲学回来，这个计算器想必是许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计算器，其他同学也和我一样。

这是一个函数计算器，真是个神奇的小东西，积千累万，不差分毫；任意次的乘方、开方、正反三角函数、对数应有尽有；显示屏用的是数码管，绿色的数字亮晶晶的，非常清晰、醒目。同学们开始传看，这就是引起骚动的原因。

夏老师一点都没有生气，他笑眯眯地走下讲台，伸出手说：“给我也看一看，噢！真不错！”。

（后记：四年中各自忙于学习，没有和许志忻说过话。许志忻当年很英俊，个头不算最高的，脸面白净，戴黑框眼镜，是一副“书生模样”；今天说就是“帅哥”，很酷的“帅哥”，可惜是“无用资源”，因为男女生互不来往……）

（5）

1979年9月，在校办工厂实习一个月，工种有钳工、车工、锻工和铸工。

我被分到钳工组，但我非常想去学一下车工，这时，正好车工组的王琦说入校前就是工厂的车工，已经干了三年了！我和王琪找到夏老师，调换了名字，我如愿以偿学了半个月的车工。

真是太棒了！机声隆隆、卡盘飞转、切屑喷射，车床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厂里派一位岁数挺大的王师傅做指导，每天学一项新的操作技术，很有趣。车外圆、切断、车端面、内圆、锥面、最后是车丝杠和丝母。同组的同学有康玲和李淑琴，男生是谁却记不起来，让大家见笑了。

人的记忆真是有选择性的，我不仅没有记住同组的男生，半个月后调换工种，后来学的什么居然也没有印象。

1992年，自办小企业时，我自己搞来一台七八成新的车床，C16型，沈阳某军工厂出的，质量很好，操作起来得心应手。能学会这门技艺，要感谢夏老师和王琦同学，还有手把手教我的王师傅。

康玲操作的车床在我前边，有一天她正在工作时，“嘎噔”一声，卡盘带着卡盘钥匙顶在导轨上了——她启动时忘记取下来卡盘钥匙了！我赶紧停车过去，把撞歪的钥匙拔下来，所幸无大碍。我在废料堆里找到一个钥匙头，配了一截圆钢，一切正常了。当时康玲脸色有点发白，我对她说没事了，千万别把手挤进去！

（6）

交大的校园是美丽的，梧桐成荫、樱花惊艳，绿草茵茵、鲜花盛开，比对面的《兴庆公园》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年的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平静而单调的，偶尔也有一些风浪，今天看起来不过是水面泛起的涟漪，但在当时，尤其是对当事人来说，却无异于惊涛骇浪了。

1981年春，已经是大四的上半学期了，每天上专业课，但明显不如以前那么紧张了，暑假后将进入毕业设计阶段。  

大概是四五月间吧，有一天同学杨益民突然来找我，我看他神色不大对，原来是他的女朋友小红的父亲去世了，他想回北京奔丧。

杨益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过分重感情了，还没有结婚，就把女朋友的父亲当作亲人了。他主意已定，我也没有再劝他什么，约定是周五晚上出发，周六参加追悼会，周日返回，要快去快回，不能误了周一早上的课，这样，也不易被系里发现。

至于为什么不向系里请假？这个问题我和杨益民商量过，如果请假没有批准怎么办？那时再走就是公然抗命，错误可就大了。因为逝者不是直系亲属，连亲属也不算，请假被批准的可能性不大。这件事只能是破釜沉舟，冒险一试了。

接连两天都平静地过去了，我只希望杨益民能在晚上悄悄归来，平安无事。但是直到星期一早上，杨益民也没有出现在教室里，他是中午才回来的。

事后我问过他，他说实在不忍心在女友悲痛欲绝时抽身离去，陪她多呆几个小时，误了那趟特快列车。那时，北京和西安之间的列车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更不要说高铁了，特快每天只有一趟，直快要咣噹整整一天一夜！

后来系里找杨益民谈话，擅自离校的错误是铁定了，可能会有严厉的处分！可是没想到M指导员竟然怀疑和指责他是回京“活动”毕业分配去了，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让他又气又惊。这怎么可能？杨益民要是真有能力在北京“活动”，系里怎么敢动他一根毫毛？那几天他有些沉闷，有些郁郁寡欢，不仅是谈话的压力和无端的指责，另外他还惦记的北京那边。

系里是怎么知道的？不知道，他回京的事只有我是“同谋”，总之系里是知道了这件事情。

在此之后，杨益民又找到我，说一两天系里P老师要组织班里开会，他恳求我务必发言，狠狠地批评，千万不要顾及情面不表态，那样就是有集体对抗情绪，不利于教育大家，对他处理也会更加不利。他又找了同宿舍里几个同学，如此恳求了一番。

P老师当时大概是系党总支书记，年纪约四十左右，和同学谈话很严厉，眼镜片后边的目光炯炯，非常锐利，好像一眼就能洞穿你的内心。除了个子小和没有小胡子以外，有点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捷尔任斯基，令人敬畏；据说P老师是福建人，以前的名字叫“P美嫩”，后来改了，这个名字非常女性化，对他的革命形象太不给力了。

班里开的并不是批判会，有一个很温馨的名称，叫做“生活会”。其实生活是不需要开会的，只有生活中出了问题，才开这样的“生活会”。

P老师主持会议，话题直指杨益民同学的“问题”，P老师讲话口才也很好，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度。他讲完后，杨益民做了检讨，沉痛、诚恳。

接着是同学们自由发言，我原以为班干部们会最先发言的，结果他们一个也不吭声，都不愿意伤及同学情分，会场出现“冷场”。杨益民事先叮嘱是对了，自我批评已经有了，这时候批评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我举手要求发言，痛批了杨益民一顿，什么自由主义、小资温情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擅自离校，耽误学习，身为学生会的干部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等等，能找到的“帽子”都给他扣上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表演的有点过了，发完言后，我感觉到P老师冷峻疑问的目光，没有一丝笑容。

在我之后，218宿舍的几个同学都相继发了言，班干部也发了言，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表态了，都对杨益民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有了清醒的认识。“生活会”开的很严肃、很热烈、很圆满，使同学们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

刘本玉发言时可能觉得一味的批评太过火了，先批评了一通，结尾时说杨益民同学是好人，给未婚的老丈人奔丧，有情义、有担当，难能可贵。

这几句话超出了“生活会”的范畴，偏离了大方向，好在刘本玉说的很真诚，没有出什么乱子。

程锡庚的发言最短，他说话有浓重的湖北西部口音，他说：“杨益民是个傻子（是个啥子？），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是自由主义，检讨的好，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生活会”开完了，后来再没有为这件事开什么会。

杨益民比较担心会不会背一个处分，那样肯定要影响毕业分配的。他是北京来的，当然希望分回北京。

有福气的人总会在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杨益民的父母早年曾和系里的J老师在一起工作，大概是J老师替杨益民说了情，总之后来系里没有追究此事。

北京来的同学也真是争气，五个人当中有三人考上了研究生（王芊，黎军和郑亦朋），空出了回京指标，杨益民顺利分回了北京，工作单位是轻工业部劳资司。

阔别三十六年之后，2018年春我见到了老同学杨益民，他是来参加母校《樱花诗会》的，对于他那些激情四射的诗句，我不感到吃惊，他就是这样的人，热情奔放，毫无掩饰，多年之后的今天，丝毫没变。

见面后得知杨益民后来与多年的女友小红结为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有两个孩子，在加拿大生活。杨益民给妻子讲过这件事吗？我想可能没有。其实讲讲也好，算是爱情的波折吧。

我们俩一起去看望住在交大一村的J老师，J老师已是满头白发了，身体尚好。杨益民给J老师抱去一大束鲜花，我们一起坐了很久，聊了许多往事，但谁也没有提及这件事情。

鲜花会枯萎，但师生情谊不会。

大学那些事，有些忘了，有些事记忆犹新，想忘也忘不掉。

（7）

年华似水，了无痕迹，往事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时常浮现出来。

1980年夏初，大三的上半学期末，全班集体去上海实习。列车沿着陇海铁路一路向东，迎着日出的方向疾驰，一路上看不尽的农田、树木和城镇。四十多个同学坐在一起，大家都很高兴，实习比上课有意思多了。大上海在向我们招手，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

实习的主要地点在上海锅炉厂，该厂地处郊区的闵行，厂区很大。我们住在锅炉厂的招待所，厂培训科的教室给我们上课用，在职工食堂就餐，条件挺不错。

6月的上海，天气很热了，工厂四周有很多稻田，蚊子不少，夜晚一片蛙鸣。同学们一开始还在互相“汇报”身上被咬起来几个大包，后来也就习惯了。晚上经常被热醒，浑身是汗，凉席中间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去洗澡间冲凉，自来水是温热的，管道从室外通进来，成了“空气预热器”。

每天是半天上课，半天到车间里参观，课堂上讲的内容和参观的制造工序基本互相配合。讲课的是章燕谋老师，火车上带队的是张永照老师。

大工业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在上海锅炉厂我们见到了平生从未见过的东西，有亚洲最大的车间，有号称“小电炉”的“电渣焊”，有不用焊接材料的“摩擦焊”，还有弯管机、自动焊机、卷板机等等。

实习期间还去过上海重型机械厂、汽轮机厂、上海工业锅炉厂、东方造船厂参观，看到了正在进行锻压工作的著名的“一万两千吨水压机”；所见到的机器都是巨大的，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装备，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上海工业锅炉厂（地名叫“鲁班路”）场地很狭窄，生产却极其繁忙，厂里到处都是锅炉的成品、半成品、零部件，连食堂餐厅里都堆着一捆一捆的铸铁炉排片。厂里介绍说每年出厂300台工业锅炉，接近一天一台！真厉害！

（4吨/小时的工业锅炉是该厂的主产品，主体自重大约29吨。）

上课的内容有锅炉制造工艺、钢材、焊接工艺、设备等等。章老师讲课讲的很好，天气热，章老师身体稍胖，他一边在黑板上写板书，一边用毛巾擦汗，后背早已让汗水湿透了。有这样敬业的老师，同学们自然是加倍努力学习。章老师每天都布置作业并仔细批改，课堂笔记也要检查。有一次的作业是关于焊接工艺的问题，我的笔记和作业，章老师批注了“很仔细，很好！”

车间里面讲解比较吃力，有机器在轰鸣，噪音较大，章老师在大声讲，嗓子有点嘶哑了，但四十多人围着一台机器（摩擦焊机），仍然有些同学没有听清楚，我自认为是机械通，便站出来给没有听清楚的同学再讲一遍，为此，得到阎维平班长的表扬一次。

我们就餐的职工食堂，有上千人就餐，伙食之好，令人咋舌。大米饭每顿都有，不用担心去晚了买不上；六分和一角钱的菜已经很可口了，两角钱是西红柿炒鸡蛋，三角钱可以吃到红烧带鱼，五角钱是单炒，如炒鳝丝、回勺肉等等；五分钱一勺白糖绿豆沙，用冰水冲开，就是去暑热的绿豆汤了。上海的生活水平果然高，一个普通工人吃的饭比西北地区的县长要精致的多。  

车间里边有大保温桶的清凉饮料，比街头卖的桔子汽水还好喝，冰凉爽口；厂里有生产服务部，每天给各个车间送冰镇饮料好几次，我们可以尽情享用，在这炎热的天气里，真是惬意的很。

每到下班时候，厂区里开进来一长溜崭新的大轿车，都是接送职工上下班的，颇显国营大厂的雄风！职工们都换上了整洁的衣服，一群年轻的姑娘衣裙摇曳登车而去，只留下一串吴侬笑语。

因为闵行离市区较远，实习的最后几天住到了上海交大，虽然是打地铺，但地面是高质量的木地板，也很不错了。可见这两个交大还是有渊源、有交情的。

跟同学们一起逛了几次大上海，领略了这座东方大城市的风采。黄浦江上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船只，著名的外滩附近一座座风格迥异的雄伟的老建筑，门前硕大的铜狮子，昂首怒目，睥睨着四周。这些都是《旧上海的故事》这本书里边讲述的传奇，如今就在身边，触手可及了。还有南京路万头攒动的人流，商店橱窗里展示的花花绿绿的“舶来品”，真有点目不暇接的意思。

我和同宿舍的蒋永康上过几次街，发现他会说上海话！再问，得知他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等一大群亲戚都在上海，原来他父母是五十年代自愿去西部工作的，任务是找铀矿、提炼制造原子弹的原材料。和他一起出去，就像有了一个“翻译”，不再头疼听不懂上海话了。

说实话，我对上海有些看法，当年上海有些鄙视外地人，当然不是全体上海人都这样，但上街只要遇到一个不搭理你的，就很扫兴了。和杨益民一起上街，他说的上海话不十分好，但完全能听懂，也挺不错了。

和郑亦朋一起出去，我很佩服他那种老北京人式的悠然自信，即便走在巴黎伦敦的街头也完全不会有丝毫胆怯。在一个商店里，他用英语和老售货员攀谈，然后告诉我，这位老售货员解放前是“永安公司”（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的店员，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老郑还带我在南京路上去过一次西餐厅，开开“洋荤”，他昂然端坐，把服务员递过来的菜谱略翻了几下，熟练叫了几样，边吃边告诉我，不要点牛排，太贵，要点猪排，又好吃又不贵。

在火车上，我殷勤地给张永照老师打开水，结果把旅行杯打碎了，还差点烫了手，真是笨人帮忙，越帮越忙。

那个旅行杯是玻璃的，刚开始流行，有浅蓝色花卉，蓝色塑料盖，非常漂亮。这时康玲主动把一个新买的旅行杯给我，意思是让我赔给张老师。虽然后来张老师没有要，但情义无价，至今难忘，非常感谢康玲同学。
   

离开上海前，周仕明向我借5元钱；我没打算借给他，就问他借钱干啥？他说家中老母亲用大铁锅烧开水，然后一瓢一瓢舀到暖水瓶中，挺辛苦的；现在街口有一个卖处理大铝壶的，他想给母亲买一个。

我一听，立刻拿钱，跟他说赶紧去，别卖光了。

9月份开学后，他先来还钱，然后在开实习总结会时，极认真地表扬了我一顿。我和他开玩笑说：周仕明你这不是揭发我是资产阶级吗？

上海的商品的确是又便宜又好，但大多要上海市工业卷。住在上海交大时，王宗琪同学买了一条裤子，是当时流行的筒裤，浅银灰色的，面料叫“中长纤维”，居然没要工业劵，大家戏谑说这应该评为锅炉班的“最佳裤子”。

在商店的橱窗里，第一次见到“12变速自行车”，上边有标价，三百多元，“花劵”15个，惊异！要粮票吗？后得知，“花卷”是指“侨汇劵”。

文章发至微信群里，勾起很多同学的回忆，并且认定金工实习是在1979年9月；而去上海锅炉厂的实习是1980年的暑假前，带队的还有张健民老师，我以前的文章记忆有误，特此更正并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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