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下篇】37年前的今天,新三届人发起的那一次集体活动

徐世平 新三届 2021-04-24


   

        老编注:37年前的1979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大学爆发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次学潮,主因是要求归还校舍,无关政治诉求。学潮从肇起、酝酿、爆发、高潮、解决、落幕,前后不满一周,打了个漂亮的短平快。


        对于这次大规模的集体活动,该校77、78、79级2000多名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难忘记忆。科社系78级学生、时任校学生主席张晋峰,新闻系78级学生、时为校广播站记者徐世平,站在不同的视角,对此事有更为翔实、准确的记录和叙述。《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李晓斌、工经系78级学生王小工等,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现场画面。


       为了完整回顾人大“新三届”人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本号征集了相关文图稿件,分上、下两集推送。

        昨晚,推送了张晋峰的回忆文字+李晓斌的珍藏图片,阅读请点击:【上篇】37年前的今天……


        今晨,推送徐世平的回忆文字+王小工首度披露的珍藏图片



原题经历学潮


徐世平


        (一)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国庆,在北京度过。虽是大庆,则没有印象。那些天的日记,似乎也没有记下什么。国庆之后,我们迎来了1979级的新生。新生的入学,对学校原本已十分困难的校舍用房,则如雪上加霜。一场冲突,已不可避免。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自己创办的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在“ 文革”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几乎是革命干部的摇篮。文革之中,中国人民大学卷入了所谓的“二月逆流”,深受林彪等人的忌恨。1971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由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进驻。于是,大学便成了兵营。



        “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多次关心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问题。他曾经八次提及人大的复校事宜。最后,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拍板,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并在1978年开始重新招生。 


        1978年,当时的国务院曾下发了两个文件,即129号和166号文件,就人大复校的事宜,作出明确的批复。


        但是,文件下达之后,第二炮兵在退还人大校舍的问题上,则有点拖延。在他们占据的七万八千多平米的学校用房中,仅仅退还了一万九千平米的用房。



        为此,人大与“二炮”一直就住房的归还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但是,此项谈判,则由于二炮方面提出的“施工量不足“等等方面的理由,而没有任何结果。


        当年,人大 1979新生的招生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当时曾计划招生二千人,最后减到了六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发生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学潮。


        这次以罢课和示威游行为主要内容的学潮,其直接的导火线,则缘于一个十分偶然的事件。



        1979年10月8日上午,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同志,例行到阅览室去看望学生。这位校长,可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当年,他曾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另两位则是郭沫渃和郁达夫。后来他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曾在解放区的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任主要领导。


        成仿吾在看望学生的过程中,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个信息:为了解决新生的吃饭问题,学校党委已决定将这一个唯一的阅览室改成新生食堂。



        这一消息不径而走。当时,新闻系有几位同学在场,听到消息,便回来“广播”。我们这个宿舍,都是好事之徒。听到消息之后,本能的反应,便是要保住这个阅览室,而采取的办法,便是要将此事公之于众。


        在征得新闻系78级学生会主席鲁晓晨同学的同意之后,我们立即起草一个快讯,题为《大阅览室危在旦夕》。快讯由余良军同学起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快讯写完,决定由尹韵公和卓培荣同学用毛笔抄写,他们的书法不错,一式三份。



        下午两点,这份快讯便出现在红一楼西侧的公告栏、图书馆门前、以及阅览室门前。这一个快讯,一下子点燃了人大师生积压了一年有余的愤怒之火。


        快讯是用消息的形式写的,注重事实。因此,有不少学生发生误会,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校方。很快有不少的批评,直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于是,我们便酝酿起草第二篇文章,那是以新闻述评的方式写的,我执笔,题为《新同学为什么没有食堂?》。这一新闻分析,仍由尹韵公和卓培荣同学抄写。



        这篇新闻述评指出,校方欲将阅览室改为食堂,也是无奈之举。其根子则在于二炮拒不执行国务院文件精神,不愿意退出所占学校设施所致。述评明确提出,“忍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可以说,新闻述评,扭转了此事学潮可能出现的偏差。当天下午和傍晚,关于阅览室事件,成了全校舆论的中心。这大概就是舆论的力量。


        校学生会发出了召开各系学生会主席参加的联席会议的通知,讨论要求二炮归还部分校舍、限期撤出人大的问题。



        当天晚上,人大操场,刚好放眏电影。期间,还发生了部分学生抢夺话筒要求说话的事件。


        一场学潮,一触即发。


        (二)


        1979年10月9日清晨,形势突变。


        历史系的学生,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居然在“二炮”司令部大楼(人大原教学楼)前悬挂出好几幅大字标语。强烈要求“二炮”归还校舍、撤出人大校园。标语甚至直呼“ 二炮”司令员李水清之名。


        李水清也是一位老革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候,他还同焦若愚等老同志获得了最高荣誉勋章。



        七点多钟,学校操场旁边树起了一块很大的语录牌(现在叫广告牌),新闻系学生在此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祁林同学撰稿的《逐步升级的冷战》系列文章,有之一之二之三……,披露了人大同“二炮”长达一年有余的索房谈判内幕。


        那时候,在人大就读的高级干部子弟甚多,比如,刘少奇的女儿等等。许多内幕,人大学生唾手可得。


        此时,冠以“新闻系某月某日讯”的消息,不断地在大语录牌上出现,全面报道各系学生在此事件中的各类活动。校学生会据此称赞新闻系学生是这次斗争的“尖兵”。



        九点半,课间休息。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的三十余名学生,齐心协力拆除了“二炮”设置在图书馆东侧的一段铁丝网,约五米有余。并收回一处平房建筑。当时,围观学生上百,大家齐声为世经专业的同学加油。当天中午,新闻系快讯发出:《世经同学首战告捷》。全校学生为之振奋。


        下午一点,原定在次日召开的校学生会联席会议提前召开。地点为哲学系78级教室。热情高涨的同学,将教室围了个水泄不通。


        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主持会议。会议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一派主张立即行动,并认为单纯采用校内大字报、以及和平谈判的方式,已不足以解决现实的问题。农经系的刘握忠同学在会上慷慨陈辞,听者均为之动容。中文系一位同学甚至大喊“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们不能再犹豫了”。



        另一派,则主张理性从事,视情而行。但是,行动派很快占据上风。会议通过了10月10日举行全面罢课和上街示威游行的决定。


        张晋峰主席在迟疑之后,作出决定:立即成立校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下设宣传、资料、谈判各组,以及学生纠察队,并提出了这次斗争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最低纲领其实要求不高,仅仅是要求“二炮”归还部分校舍,以解新生学习和生活所急。最高纲领也就是要求“二炮”按国务院文件精神,限期撤出人大校园。


        联席会议之后,各系学生会分头准备,比如,人手一面小三角旗,横幅、图板、漫画等等。



        我记得,有一幅漫画很有意思,是说北京之大,已容不下一张书桌。这是一张抗日战争期间反眏学生运动的著名漫画,有人将其改了,而斗争的目标,居然是当年的中共抗日英雄、著名将领李水清。历史真的很无奈。


        当天晚上,学校领导听到风声,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系主任和总支书记均参加会议,商讨对策。应该说,校方对学生的行动,多少有点暧昧。但是,党委会之后,仍有决定。


        一是八位副校长立即行动,分头前往国务院、中央军委、总参、总后,以及教育部、北京市委和“二炮”司令部汇报情况,陈之以急。



        二是要求各系主任和党的组织,分头做好学生思想工作。最终目标,是要劝阻学生上街。


        经过各方工作,有关归还校舍的谈判,预定10月10日上午举行“四方会谈”。参加谈判的各方是:教育部、北京市委、人大和“二炮”。但是,学生的情绪,依然高涨。


        迫于学生的压力,校学生会执委会表态:若次日的谈判在十一点半之前仍没有结果,全校学生将如期于下午上街示威游行,以表达学生合理诉求。



        10月10日八点半,全校罢课誓师大会在图书馆楼前的广场召开。学校的广播站,不断地重复广播着新闻系起草的《告“二炮”官兵书》。


        誓师大会由校学生会副主席倪小庭主持,另一位副主席刘宪苏宣读了罢课宣言,校学生会文化部长张炳昆和生活部长谢中枢分别宣读了《给华主席、党中央的请愿书》和《给全国各高等学校的通电》。     


         校学生会副主席赵传立(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去了中办工作)通报了一年来人大与 “二炮”谈判的情况。


         最后,张晋峰主席讲话,他要求同学们静待上午的谈判结果,在此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但是,学潮的程序一经发动,一切都难以控制。


        约二千名学生,干脆在学校内进行“预热”。示威的终点,是校长办公室。他们围住了谈判的地点。似乎要给谈判增加筹码。


        (三)


        “四方会谈”十点开始。然而,“二炮”代表,一位贺姓副司令员迟到了。会议推迟了十几分钟。与此同时,由校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派出的全权谈判代表、校学生会副主席赵传立被拒之门外。学生记者,亦不能进场。



        总之,此次会议,有关方面态度很明确,不需要学生参与。同学们异常激动,场面有点失控。孙力余副校长出来做学生工作,晓以大义。


        没有学生代表参加的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谈判结果,“二炮”只愿意归还一处小食堂。“二炮”方面同时声明,他们归还这一用房,是早就计划好的,而并不是因为学生罢课闹事的结果。


        谈判结束之后,“四方谈判”代表的三方: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北京市委书记刘祖春(当年的体制设有许多书记)和学校方面,提出应与学生谈判代表见面。据说,“二炮”方面不同意,后经劝说同意参加,但又表明“不说话、不表态” 。



        张承先副部长主持“四方会议”代表同学生代表的谈判。张副部长有一个长篇的讲话,主要意思是劝说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一切事务,都应在理性的框架内解决。


        但是,张的讲话,被学生代表打断。学生代表明确提出了针对“四方会议”谈判结果的三项基本条件。一是立即归还图书馆东侧的食堂和东风二楼;二是归还八百人大礼堂和体育馆;三是限期退出人大,并制定一张由校学生会执行委认可的时间表。      


 

         显然,双方的差距太大,已不可能折中处理。十二点,谈判破裂。


        10月10日十三点,中国人民大学罢课学生,分两路按计划走上了街头。一路队伍由六百辆自行车组成,全部是北京走读同学。另一路,由四辆解放牌大卡车和三辆大客车,分两次拉学生进城。


        这些车,是不是学校派出的,我已记不太清。反正,学校对此事格外关心。


        下午三点:两路人马,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集合。然后沿西长安街游行 。队伍在天安门广场绕行一周,最后定格在中南海新华门……。



        游行队伍的基本口号:“ 大学不是兵营,二炮必须撤走”,受到北京市民的同情和支持。


        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在新华门前递交了请愿书。但是,国务院没有任何领导出来,请愿书只好交到警卫人员手里。同学们对此不满,便在新华门前静坐,要求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关心人大学生的疾苦。


        静坐示威,持续了三个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二千余人的示威活动,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甚至都没有影响交通。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学生纠察队。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示威活动在法律规定和理性表达的框架内进行。这一点,是我们当年这一批学生的优点。



        因为这一届大学生,成份复杂,其中有社会阅历的人较多,很多人经历过 “文革”动乱,经验教训不少,他们当然懂得分寸的把握和理性的表达。


        十年后的学潮,以及由此引发的流血,既有处理的问题,也有学生自身的问题,因为他们思想太单纯,成分太单一,而缺乏自身的制衡能力。


        晚上七点,游行示威结束。学校派了车来拉人。同时,随车还送来了吃的东西:肉包子和蛋花汤。回到学校,学生受到人大教师们的欢迎,包括一些著名的教授在内,如党史系的著名学者胡华等等。


        显然,学生的举动,是受到学校高度同情和暗中支持的。



        晚上九点,学校广播站突然广播,传来多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一是北京市委领导(据说是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对学生们表示慰问。

        二是国务院已召集有关方面开会讨论人大的校舍问题。

        三是人大党委对同学们致以谢意。


        这些消息,是否属实,不清楚。至少,对学生们来说,这些消息是很及时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索房示威活动,最终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其间,还发生过人大学生夜闯 “二炮”政委陈鹤桥同志私人住宅的事件,并扯出“反腐败”的敏感问题。这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于是,1979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耿飚同志(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下召集会议,据说,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副总参谋长杨勇、总后勤部主任王平、以及第二炮兵政委陈鹤桥等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作出先期退还人大一万余平米校舍的决定,同时,也传述了一位中央领导对人大校舍问题的意见。



        10月12日,学潮结束。这次学潮,鲜有文字记录,也不为后人议论。因为,这次学潮是纯粹功利主义的,目的具体,行动有限,而且收放自如。这一切,都是后来的学生运动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注定了后来者的失败。其代价太大,不值。


    编后:文稿在核实细节流程中,新闻系78级孟国治补充三点:

        一是游行的起始点是在复兴门。

        二是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三是后来邓小平表态:“有理也不许闹”


        没看上篇?请点击浏览:【上篇】37年前的今天,新三届人发起的那一次集体活动


    

(原文载《我们同学——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专辑,图片由王小工独家提供。小号获文图作者授权推送。文图非经许可,不得转载。)


相关阅读:

【上篇】37年前的今天……

胡舒立:黎海波的胸中丘壑

胡舒立:大真无争张善炬

李奇志:幽默豁达的智者王小波

蔡晓鹏:最难风雨故人来

张伟光:红旗下的蛋(A)

张伟光:红旗下的蛋(B)


长摁二维码关注我们。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