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周彩莲：“三转一响”及那时的票证旧物

作者简历

准考证上的我

周彩莲，瑶族，乡村教师。湖南省永州市人。1973年冬季高中毕业，1974年4月上山下乡到江华县上游公社来富大队。1977年、1978年、1979年三次参加高考上线，1981年毕业于道县师范。2012年获湖南一师国培优秀学员。近两年随独生儿子在厦门生活 。

原题

那年那月

旧图里的故事

作者：周彩莲

改革开放前的“三转一响”之一：自行车

这辆我保存了近四十年的自行车，是1970年代上海市自行车公司出厂的“永久17型轻便自行车”。

1982年，我在乡村中学教书，平常就吃自己种的蔬菜，三天一次赶集才能买到一点肉，集市离学校六里地，兄长见我带着幼小的孩子生活不便，就将这辆好不容易从商业局弄到购物票买的自行车给了我，我就经常骑着这辆自行车买菜买米、带孩子看病、去学生家访贫问苦……

改革开放前的“三转一响”之一：手表

左一：1979年我几经磨难考取师范学校，父母为了奖励我高考终于获胜，也为了鼓励我在校努力学习，给我买了这块上海牌女士手表。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块手表！

右一：2006年在乡村学校教书，学校给每个教师分了两块地种菜，某一天我在地理割韭菜时发现了这块不知什么牌子的女士手表。当时在学校和集市都张贴过“失物招领”，没有找到失主，当年菜地边一条小路四通八达，不知道哪位匆匆过客遗失的这块表就一直由我保存至今。

改革开放前的“三转一响”之一：缝纫机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转一响”这类紧俏物质都需要凭票购买。先我两年出嫁的大姐会做衣服，父母就将家中唯一的“华南牌”缝纫机做了陪嫁。1985年我结婚三周年之际，母亲托一个在当地供销社工作的亲戚弄到一张购物票，花了180元买回这台“飞人牌”缝纫机，送到我所在的乡村学校。在那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乡村生活还很艰苦，我虽然不会做衣服，一家人缝缝补补、做鞋垫之类，就用上这台缝纫机啦。在乡村学校，我还经常用缝纫机帮助贫困学生缝补衣裤。     2015年已经退休的我，不惜花了高于两倍的钱，请人为这部缝纫机换了几个零件后，从县城的家搬到了市里的新家，修复这部缝纫机虽然也还可以用，但更多的则是一种怀念……

改革开放前的“三转一响”之一：收音机

1975年父母合影的背景是当年最时髦的家用电器收音机。那时我们家的屋门口，父母栽了一颗葡萄树，在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年代里，一家人晚餐坐在葡萄树下围着收音机听故事、听样板戏、听《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少儿歌曲也是非常开心的！后来我们兄妹先后离开父母成家立业，谁都没有带走这台收音机。因为父母慢慢老了，那是他们最奢侈的爱物。

红色藏书一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在高小读过的毛主席的书。文革时期没学什么文化知识，一般早读课都是阅读、背诵毛主席语录。十多岁的我，记忆力特别好，是全班第一个背熟《老三篇》的，当年背下来的毛主席语录有一百多条，至今还记得不少。那时父亲最爱哼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

红色藏书二

这本1980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1982年湖南省出版的《共产党员十二不准》的小册子，由父亲这位老党员收藏，父亲离世前交给了我。在今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拿出来重读别有一番感慨。睹物思人，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红色藏书三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这是系统总结党的三十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中国共产党以庆祝建党三十周年为契机，对党的革命斗争史和艰苦创业史进行深刻地总结。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我保存的这本繁体字竖版，是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距今66年。

“样板戏”演出本

这是我当年收藏“八个样板戏”中的四个演出版本。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不间断地上演，民间有“八亿人民看八个戏”一说。七十年代，县、区、公社都有专门的放映员，轮流到各村、寨、大队去放映。上游公社放映队里有一个当地回乡青年是我高中李同学，他练就了一项技术：一边放电影还能一边用瑶语做翻译，让那些听不懂汉语的村民看得懂电影内容，深受老百姓欢迎。

那个时候知青点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尽管一天劳作下来很苦很累，但只要听说周边村寨来了放映队，就都非常兴奋结伴奔去。反反复复看八个样板戏，部分知青都能背出整个剧本的台词，唱段演绎也有模有样了！放映队经常会在“样板戏”之前放一些《新闻联播》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专题纪录片。看多了也让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

居民粮油供应证

这是我家改革开放前的“居民粮油供应证”，我们那一辈人出生后，国家就开始计划供粮、供油。少年的记忆中每涨一岁母亲就拿着这种证件去粮站改一次供应的量（好像是大一岁增加一斤粮吧？）直到满十八岁（现在说的成年）就定量为30斤大米了，小时候没少跟挑着箩筐的母亲走到几里地的粮站去担米回家。

游泳证

三十多年前，我在道县纺织厂子弟学校工作。每到夏季就喜欢带着孩子去单位游泳池游泳。这是当年单位发的《游泳者健康体检合格证》。没有这个证件，工作人员是不允许下水的。这种管理模式有效地减少的疾病（尤其是“红眼病”）的传播。可惜如今没有这类证件了，游泳馆（特别是私人老板开的游泳馆）动不动就是要购买“年卡”“金卡”“会员卡”不再凭“健康证”了！

自行车行车证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单位发的《自行车行车证》。内容包括你所购买的自行车牌照、车的型号、颜色、样式等。

1990年代初有一时期，我所处的地域自行车被盗非常厉害。那时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无论是乡村赶个集还是县城办点事，免不了骑自行车去，找个地方停下来，办完事再骑自行车回，相比走路省了不少时间。小偷往往在停车地“守株待兔”，等目标一离开，立即撬锁骑车逃离到另一地点脱手贱卖，令人防不胜防。有了这类证件后，即使自行车被盗也可以通过当地派出所找回。如果骑的不是自己的自行车被人举报，会被派出所传唤问话，是买二手偷盗者的，就自己钱损失了。偷来的自行车销不了赃赚黑心钱，小偷自然就少了很多。

民间打击乐

这是我在1980年代初收藏的一套民间铜制打击乐。从解放前到如今，这类乐器与民间唢呐齐头并进，占据了乡村民间的红白喜事以及村镇文娱活动的主要阵地。

1980年代电风扇

这台“华生牌”落地式电风扇，是我1986年暑假在父亲承包的小小米粉早餐店帮忙，打工挣来的钱购买的。从此，我乡村中学的家就告别了在酷暑夏季手摇蒲扇驱热的状态，也告别了酷暑的晚上因为受不了室内闷热到外面露宿的历史。

1980年代中期，乡村学校这一块的社会治安比较好，进入夏季酷热难耐，老师们经常在晚上拿一床竹席铺在自己房间门口、教室走廊、井边、球场睡觉过夜，老师们互相信任互不设防，不用关门闭户，也没有小偷进屋，乡村树多风大会睡得很香。

算盘

这把算盘为我所用十多年。我原本是个文科生，代数、几何、方程什么的都学得不好，但对于珠算却比较在行。可能是学习珠算的阶段碰到了好老师吧。

我们这个小县城，民众普遍使用计算器是在1990年代。记得在此前，学校期末考试后，老师们都是用算盘将班上的成绩总分、人平分、合格率、优秀率等等计算出来上报给学校的，为了准确无误，每个项目通常都要用算盘计算三次，教务处汇总时也会采取一人报数，三位老师同时操作算盘的方式，如果计算出来答案一致则采纳，答案不一致再换操盘手重新报数再打，算盘劈劈拍拍的响声犹如美妙的音乐吸引老师们观战。那些熟悉画面如今依然旋绕在脑海……

1970年代的煤油灯

这盏煤油灯是我下乡时的领队朱详忠伯伯送的。在灯下，我看完了当年被列为禁书的中国四大名著；抄完了当年知青点流传的地下文学《第二次握手》；创作了诗歌《伟大的胜利》发表在《江华文艺》创刊号上……师范毕业后，这盏灯又随我转展多所乡村学校，在住校经常停电的日子里，照亮我批改作业、阅读备课……

1970年代的簸箕

这个簸箕是1970年代中期当知青时，大队老支书送给我的。我用它簸过豆子、芝麻，晒过红薯干、玉米粒，……簸箕是历史的见证，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

1950年代的挑箱

这担挑箱是母亲的陪嫁物。1981年暑期，我师范毕业分配时遭遇“档案掉包”，阴错阳差被甩进一个连自行车都骑不进的偏僻村小，无奈之下，用母亲给我的这担挑箱，一头装着简单的被子衣物，一头装着书籍日用品，挑着走进了大山深处的村小。漫漫长夜孤独无眠，寂寞难耐以泪洗面，在我踏上社会最落魄的日子里，望一眼挑箱恰似母亲在我身旁，母亲的陪嫁挑箱，伴我走过了人生旅途中最为艰难的岁月……

瑶族八宝被

江华瑶族八宝被近年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床八宝被是我的婶娘在文革时期织成的。被面织进了毛主席的一首七绝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可见当年没有文化的婶娘手有多巧！如今，手工编织八宝被的传承人已经凤毛麟角，市场上的八宝被多为机绣的啦。

新婚奢侈品——湘绣被面

1982年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月工资只有35元5角钱，春节结婚时花了120元托大哥特意到长沙帮我购买了这床湘绣被面，我一直用到2012年。期间不知道换过多少床被里。退休后我才将它收藏起来。

文革时期的红袖章

这个是我保存了半个世纪的“红卫兵”袖章。因为文革时期父亲是专政对象，我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1972年我进入高中读书，原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当了单位领导被扣上“坏分子”的父亲获得了“解放”，我才加入了“红卫兵”。文革后期的“红卫兵”组织虽然存在，但不再狂热激进，班上一位班干部发给我的这个“红卫兵”袖章，只是在1973年12月高中毕业的班干部合影中戴过，就作为收藏品啦。

童年的“小人书”

这些是我收藏了半个世纪的连环画。我们那一辈人的童年、少年时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就迷上了看书，我的知识积累就是从看这些“小人书”开始的。那年月书很珍贵，谁家有一本“小人书”都感到无比荣幸，都要拿出去“显摆”，自己看完就与班上的同学、邻居小朋友互相交换着看，没有书就向有书的借阅，如有不小心弄坏了，都能自觉叫大人用几粒糯米饭粘好再归还，借来的书都会抓紧时间尽快看完，以便书的主人再借给下一位看。我们就是从这些“小人书”中学会了做人善良果敢；学会了崇敬英雄模范；学会了抵制歪风邪气；学会了树立正确三观。这些儿时被众多小读者翻阅过的“小人书”，虽然破旧不堪，却依然被我收藏。

1979年准考证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知青的命运。我历经三届国考终圆读书梦。77年政审不过关，78年身体不过关，79年在经历大手术半年后，我就拿着这张准考证第三次走进考场……

初中毕业证

这是1972年1月31日，我在矿山子弟学校初中毕业时学校签发的毕业证。单位（学校）名称有些长：“七二九矿革命委员会五七学校革命领导小组”

1970年后文革时期初中学制为两年，学校最高机构为“革命委员会”。当年我读初中的矿山子弟学校是按照部队编制称谓建校的：组为班，班为排，年级为连，校为营。一个班的班长我们就叫他“排长”。我当年职务是“连指导员”，被选为“校革命领导小组”的学生代表。青春年少懵懵懂懂，也不知道这个职务有多大、是干什么的？就晓得老师布置的任务去积极完成，同学问我作业就热心讲解，学习毛主席语录积极背诵，斗私批修班会带头发言……

初中两年学文化知识的时间不多，学工、学农、学军是常态。我们经常到车间用机油洗螺丝钉，跟着工人师傅看高炉出铁水帮浇注模型；还经常去矿山周边的大队支援“双抢”；体育课、自习课经常请部队复员的校外辅导员教我们用红缨枪、木棒练习刺杀，学校还组织各班挖防空洞搞野营拉练。真正做到了：不怕脏、不怕热、不怕苦、不怕累！

计划经济时期粮票、购粮劵

1989年元旦过后，我带着六岁的娇儿到省城看病，在附二医院工作的唐同学家吃住半月有余。那时家庭都是按人口计划配给粮食的，我寻思在同学家吃了这么久，他们家到月末就会不够粮食吃的，离开省城时准备将父亲为我兑换的全国粮票和自己的一点湖南省粮票给同学，结果同学念及我在乡村学校生活困难，怎么都不肯收，我带着儿子和这些粮票含泪离开省城、离开唐同学一家，这份同学情深深感动着我，让我铭记于心！

特种票据

1980年代很多物质都是凭票供应的。没有票光有钱也都买不到。这都是我们家曾经有过的菜票、布票、棉花票、肥皂供应票。

计划经济时期的布票

计划经济时期极少有衣服买卖，人们都是扯布做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国家按家庭人口每人每年发给六尺布票、一斤棉票。记得童年时期兄姐多是捡长辈的旧衣服改小来穿，我多是捡兄姐的旧衣服穿，只有等到过年时，父母才扯布给我们做一件新衣服，次年过年再做一条新裤子，我的记忆里很少见父母做新衣服，她们要将布票省下来扯布做被子。

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物质丰富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什么时候都能够穿新衣盖新被。凭“布票”扯布做衣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

两个特色信封

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写信是我们互通信息的重要方式。1976年，我从知青点被派到大队村小当民办教师时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印制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还印制了一条“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

1984年我在乡村中学教书时，收到一封信，信封有“庆祝建国35周年”的图样和文字。随着时代的进步、手机的普及，如今很少有人写家书了，我所保存的一百多封家书就成为个人珍贵的历史资料。

特色信纸

这是1978年高考前夕我收到的一封信，书写信的纸张很有时代特色：当年来自湖南省财税管理站革命委员会这个单位的信纸，行头上面印有从海面升起一轮光芒万丈的红日，配文是“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旧绒毯

1975年9月以后，我在下乡的大队村小当民办教师，当时的报酬是：每年大队分给我600斤稻谷，由各生产队摊派，如果有收成不好的小队可以用红薯、玉米折算给我。另外，当地教育部门每月补助我5元津贴。在缺衣少被的知青年代，冬天的夜晚寒冷更觉得漫长。我用积攒了两个月的津贴买了这床当时售价9元的粗绒毯。后来考取师范乃至在乡村学校工作，这床绒毯就成了我的主要生活用品。一直用到2005年。绒毯才“正式退休”被我放进收藏箱。

1980年代的木炭火锅

1980年代中期我在乡村中学工作，经常会有上级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因为简陋的学校食堂没有火锅，冬季我们家就成了“招待领导吃饭的点”。那个时候买一个猪腿用高压锅炖好倒在火锅里，将烧红的木炭夹进火锅中间，再到自留地里扒一篮菠菜、砍几颗白菜去井边洗净放在桌上，就是上好的待客之道啦！

父亲做的折叠椅

1970年代我们一家七口（兄妹四人加父母外婆）挤在矿山家属区两间很小的平房里。为了利用有限的空间，父亲从木工房找来废弃木头的边角废料，买回一些廉价的旧铁钉，向邻居借了斧头刨子，自己动手做出四张这样的小椅子。平常折叠起来靠墙放着，吃饭时再打开围在桌子旁边，供一家人坐下用餐。晚边就将折叠椅子拿到屋门口葡萄树下坐着，时而一边纳凉一边听外婆讲古（故事）；时而一边纳凉一边听收音机。父亲闲时也陪我们坐坐，给我们讲矿山的新鲜事，母亲则到厨房忙家务，偶尔出来招呼我们早点回屋睡觉。

母亲做的棉鞋

1979年我考取师范学校。母亲担心我冬天在教室上课久了会冻坏脚，就不顾自己眼角膜发炎，摸索着给我做了这最后一双鞋。母亲先去一个专做衣服的熟人那里讨要些新碎布用软软的糯米饭粘好，再一针一线地纳出千层底，然后去商店扯了两尺黑色灯芯绒和两尺棉纱布，夹进适量的新棉花做成鞋面，最后将鞋底鞋面用麻线串起来，一双新鞋就成功了，穿在脚上特别舒适。这双漂漂亮亮的棉鞋被我穿了十年就穿成了这般模样。在那十年里，无论冬天怎么刮风下雪，怎样的寒潮来袭，我的脚总是暖暖的，从来没有生过冻疮，没有受过风寒。如今，母亲离开我十年了，这双破旧却干净的棉鞋让我心中非常温暖，时刻感觉母亲依然在我的身边……

高中老师的信

1973年12月，我在涛圩中学读高中，某天师生们都在教室上课。邓祖辉老师的妻子将中药罐放在炉子上熬药，就离家去井边洗衣服，一节课还没上完，房子突然浓烟滚滚火苗乱串，师生们当即冲出教室提水救火，及时压制了火势蔓延波及其他老师房间，但这场火灾还是烧光了邓老师的家当。危难之中许多师生自发捐助。当年我们家经济状况不好，父亲每月工资不足50元，要供我们四兄妹读书，还要赡养外婆，只能勉强维持一家温饱。母亲知道家中无钱，就让我拿了七尺布票到学校，说是给老师扯点新布做件衣服，以尽微薄之力略表心意。没有想到在我高中毕业两个月之后，就收到老师这封信，信里还夹着七尺布票。当时我说过布票是给老师的，后来老师想要还给我，就在信里说“借的”啦！可见当年的师生关系是多么纯洁无私！

原始调资关系转移证

1981年我师范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工资是34元5角，半年后工资调到40元5角。这张保存了39年的“教职员工调资关系转移证”记录下我参加工作一年后的1982年工资上靠5角钱，每月工资是41元。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40年弹指一挥间。社会不断进步，经济飞速发展，今非昔比，我的退休工资翻了超过百倍。然水涨船高，物价也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1980年代结婚证

因为1981年师范毕业分配的不幸遭遇，我来到偏僻的教学点任教，三周后的一个晚上，独自睡在墙裂窗破的教室后面，半夜被当地“烂崽”敲门吓出“神经官能症”。在住院三个月后，为了尽快逃离那个花季女孩难以生活的环境，我无奈被动地接受男同学的求婚。原本是想在寒假的春节去他的农村老家见见他的父母，了解他的家庭情况的，没有想到一进家门，他父亲就给了我这张结婚证。我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那个时候没有单位证明、没有我本人到场，当然更没有现在的身份证。这张结婚证是怎么开具出来的呢？

生育申请书

这是我在1982年5月写的生育申请书。

1980年代青年男女结婚后，夫妻想要一个孩子，必须向单位领导写出书面申请，单位党支部讨论批准同意后才能怀孕。否则，就要按违反计划生育论处。在计划生育政策最紧之时，我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对下半年结婚的新婚夫妻申请生育，巧的是那一年他们单位的生育指标在上半年分派玩了，领导就动员他们次年再要孩子，年轻夫妇一不小心怀上了不愿意终止，心想反正是第一胎，到时请求领导开恩吧，几个月显型后被计生专干发现，怎么哭求都没用，还是被强拉去医院做了人流。

独生子女申请表

1982年12月，我刚生完孩子不足一月，当地计生专干就上门服务，拿着这张表要求我填写“自愿终身只生一个孩子”。无论我本人有多么的不情愿，都必须违心填写，否则工作不保，会遭到单位除名“双开”，“一对夫妻一个娃”是那个年代的基本国策，我们只能舍小家为国家。

独生子女优待证

在“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号召下，我们这一辈只要有工作单位的人，大多都是独生子女，都有一本《独生子女优待证》。当年根据单位效益，凭此证件每一年可以领到四十元左右的独生子女优待金。

如今我们老了，当年的独生子女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孩子离开我们千万里，在外打拼不容易，空巢老人的晚年注定孤独寂寞凄凉。当年为了响应党和政府计划生育的号召，我们是委屈自己为国家做出了奉献的。期待现在的年轻人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克服教育、住房等经济压力，主动生育二胎、三胎。

下面是一组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奖状，从背景到文字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诸如：“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就是那个年代老师经常用来激励我们努力上进的语录。

而农村来的先进、优秀人员奖状，基本都会有“为普及大寨县作出新贡献”这些激励上进的句子。

这里每一张奖状都有着它们的故事。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张在县里五四青年节荣获“优秀演员”的奖状。

那一次汇演聚集了十来个区和所有的县直机关的二十多支参赛队伍，我代表祥林铺区与一位男教师跳双人舞《血染的风采》参赛获一等奖。

带队的区委书记大喜过望说：“之前想着那么多代表队参加的汇演，我们能得个三等奖就不错了。”

平心而论我们的节目舞蹈元素并不完美，主要是我这个编导加主演在细节上有一些大胆创新：男教师一身军装还从武装干事那里借了一支没装子弹的真手枪佩戴上场，我则是一套那个年代少见的漂亮大摆裙。在当时并不开放的小县城，评委们看到了我在舞蹈中设计了用拥抱、欲吻送别即将上战场的“夫君”；看到了“军人在炮火中倒下”，我“大跳跃、大劈叉”后扑在“遗体”上涌出的真泪；看到了死而复生的军人在我舞动的国旗下标准的军礼……于是，评委们一致亮出了《血染的风采》最高分。我这个主演就获得了优秀演员奖。

如今，芳华虽逝，但时光却带不走青春的美好瞬间！

 旧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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