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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刁仁德:​那个姓秦的男生,绰号“寡妇”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刁仁德,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某大学。长期任教于上海某工科大学,主讲金融经济学。1987年起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现代金融词典》及大学教材一部。2006年退休,出版有学术随笔集《声声入耳的经济学》与《教育的经济学批判》。


原题

有关绰号的往事




作者:刁仁德


年少时读《水浒传》,记得是在初一升初二的那年暑假。大热天里,每读到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痛快,心头涌起一阵激动,手臂上即显出鸡皮疙瘩。《水浒传》中好汉全有绰号,绰号衬托人物个性,如响当当的“拼命三郎”,闻之令人热血沸腾;也有绰号让人唯恐躲之不及,如“母大虫”“赤发鬼”。

有趣的是,刚进初中不久,同学中竟也开始起绰号,但这与《水浒传》无关。自然生成的绰号有生命期,一经出笼即能存活。我进初中时,从家到学校,约半小时不足的行程。每天早晨母亲用铝制饭盒,给我准备好中午饭菜,学校食堂用大蒸笼加热。新认识的同学第一次在教室同用午餐,那种因新鲜感带来的愉悦,竟也终生难忘。当时没想到绰号与午餐,竟有割不断的关联。

我们那个年级共10个班,我在初一(9)班。时值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还是“老大哥”,学校从教室、门窗、讲台到所有课桌椅全是苏式:课桌与座椅相连,桌面成一个坡度,上有一层盖板。上课时放下盖板,桌面随之扩大。课堂上起立或取书包时,可顺手翻起盖板。座椅也不是平板,而是随臀部的轮廓形成小幅的波状。在一个新鲜的环境,大家一同边吃午饭边闲聊,能增进同学之间的情感,也为绰号的生成,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绰号与人名不同,人名仅仅是符号,起名还会跟风。上世纪50年代起,不少父母为子女起名,多选择“建国”“卫国”“建华”“卫民”等。文革开始后,人名中又出现许多“卫东”“卫红”“向东”之类。绰号自发生成,也绝不跟风,如果将“建国”“卫东”当成绰号,不仅毫无意义,也没有生命。

绰号仿佛含艺术元素,艺术将求真放第一位,绰号也必须求真。绰号的生命在于大家的认同,违背真实的绰号不会存活。某人的绰号通常不是空穴来风,也许与他的个性、外貌、处境或经历有关,这就是绰号的求真。真实姓名可能被张冠李戴,绰号永远不会张冠李戴。同学分手多年,姓名也许会遗忘,但绰号忘不了。

王了一在上世纪40年代的文章里谈到,欧洲人因同名太多,为避免误会常用绰号代替对方名字,时间久了原来的名字反而被绰号正式取代。如美国19世纪有诗人名叫Longfellow,直译就是绰号——长脚螺丝。20世纪前期法国一位总统名Lebrun,本也是绰号,原意为“棕发先生”。“长脚螺丝”或“棕发先生”一类绰号源自外貌,往往看一个人的外貌,绰号即呼之欲出。

几年前我在一篇小文中,谈到绰号叫“大红鼻头”的少年,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其实“大红鼻头”姓唐,为人爽快好动,外貌特征当然就是鼻子红,以至全班几乎没人喊他的原名,连性格内向的女生,也直呼“大红鼻头”,而且那口气认真自然,仿佛人家生来就叫“大红鼻头”。“大红鼻头”自己对这个绰号早已默认,无论谁只要叫一声“大红鼻头”,他立即如条件反射般地应声:“哎!”“大红鼻头”的本名,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才会偶尔点用。

另一同学绰号“三毛”,这个绰号与外貌无关,却有巧借的意蕴。文革前坊间流传的三毛有两种版本,一是头上三根毛的大头儿童,是张乐平《三毛流浪记》中的主角。另一个三毛,是滑稽戏《三毛学生意》中的成年三毛。我的同学三毛姓徐,在家排行也是老三,与张乐平的三毛无关,与《三毛学生意》中的三毛似乎有点缘分,只是年龄要差一大截。三毛与我从小亲密,我们同年龄,小学就是同班,他家到我家仅需几分钟,小时候常来我家玩,母亲对他也很熟。进中学不久,不知什么缘故,“三毛”这个绰号一下子就被全班公认,三毛自己不在意。升初二后,我童年时居住的小街渐渐消失,我们家迁居到稍远的公有住房,三毛很少再来。

初一下学期,三毛把家里的《三国演义》带给我看。《三国演义》有古文成色,但明代话本的古文,比起唐宋古文,尤其比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古文,读起来容易。加上我自小看“三国”连环画,对“三国”故事略知一二,大体能看懂原著。书中细节脍炙人口,如“赵云救阿斗”“关公斩华雄”等,我兴致勃勃地吹给三毛听。下午自修课,我和同桌女生有时也轻声吹“三国”。自修课轻松且无约束,尤其是《平面几何》作业,根据已知条件求证,可自由讨论,偶尔也可走动,与课堂纪律的好差无关。如同中午吃饭,自修课上相邻同学之间轻声招呼,也多用绰号,有时候用真名似乎反少了一层亲切感。

我与三毛分手,原因是初二下学期,9班被学校拆散。我和几个同学被分到4班,三毛好像分在7班,人人仿佛都成了别人家的孩子。分手那天下午,其他班主任到我们教室,把我们分别带走,当时就有女生悄悄低头擦泪。学校为什么要解散9班?谁也说不清。

刚进初一时,班主任是教图画的方老师。方老师擅长国画,尤爱画虎,会操京胡,估计那时年龄在40—50岁之间,却是一派老先生的风貌。方老师秃顶,借助后脑稀稀拉拉的头发遮盖前额,鼻梁上架着眼镜,开口是夹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同学私下戏称“洋泾浜国语”。全班最胖的同学姓沈,绰号“阿六”。阿六会模仿方老师的“洋泾浜国语”,模仿得惟妙惟肖且带亲切感。大家尊敬方老师,也喜欢听阿六的模仿。下午的自修课上,阿六偶然得意,冷不防冒出一句方老师的“洋泾浜国语”,刹那间全班哄笑声一片,那气氛愉快至今忘不了。

方老师始终没听过阿六的模仿,阿六也不敢当面模仿,这倒不是怕。方老师的温厚,大家都感受到。初二换了班主任,所有同学事先全无心理准备。新班主任是教化学的女老师,姓曹。曹老师约30岁上下,波浪式的短发显示出几分时髦,普通话远比方老师标准且嗓音明亮。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及元素周期表,化学反应式,这些人名和知识,我在曹老师的课上第一次听知。“罗蒙诺索夫”这个名字从曹老师嘴里说出,似乎特别顺溜,让人听一次就能记住。后来知道,罗蒙诺索夫不仅是重要科学家,在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也有贡献。

9班解体后,大家怀念曾经在一起的往日时光。有时晚自修,会自发聚一起,互诉对新环境的失望。女生尤其怀旧,每次聚会多是女生串联通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朦胧觉得原来9班才是自己的班,好像是第二个“家”。与自己班的女生在一起,就算随便说一句话、甚至互用一块橡皮或草稿纸,或借用一支笔,好像都有天然的亲切感,只是从来没说出口。

师生之间似乎也讲缘分,如同水土服与不服的道理一样。方老师的时候,全班没人愿意让老师操心,换了曹老师不久,调皮同学竟一个个地冒出,其中原因无法说清。9班的拆散,或许与此有关。

三毛性格温和,课堂上插嘴不多,但每次插嘴必引得哄堂大笑,他自己却若无其事。可见“三毛”这个绰号确是“号”不虚传。其实此类调皮与道德品行无关,就像婴儿的啼哭一样,潜意识仅在于引起注意。不同的老师,对此有不同反应。有的老师跟着同学一笑了之,有老师认为这是影响课堂纪律。正如曹老师个子不高,同学大多不在意,但也有同学背地里给她也取了绰号——“矮子”,这对老师虽有失尊重,但也谈不上恶意。

最有意思的绰号,要数“咱班的王政委”。初一上学期的一篇课文,标题就是《咱班的王政委》,这里的“班”原是指部队的班。课文大意早忘了,此类题材我天性不感兴趣。部队有师长、团长……,也有相应的搭档——师政委、团政委。连、排不设政委,何况乎班!课文记叙部队某班的例外,这个班也有热衷于政治宣传的“政委”——“班政委”。

回到正题上,那时9班的班长是女生,姓周。班长显然比我们懂事,从小起就是当班长的料。无论方老师还是曹老师,都满意周同学这个助手,这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又是谁为班长安排一个“政委”作为搭档?

这个搭档就是“咱班的王政委”,当然“咱班”指的已是我们9班。“王政委”的本名王某某,碰巧读音与“王政委”相近。一篇课文的标题,就这样轻易带来一个绰号。其实王某某完全谈不上作为班长的“搭档”,妙就妙在“搭档”与“搭配”的含义相近,但如果改用“搭配”,也许仅因其中一个“配”字,恐怕就把这一层纸给捅破了。

这层纸没人捅破,因为大家明白“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于是全班男生在一起,不再呼叫王某某,一致改称“王政委”。三毛常爱用全称——“咱班的王政委”,只有“王政委”自己拒不认账。“王政委”越是不认账,大家越在乎这个绰号。

说来好笑,也许正因为这个绰号的弦外之音,每当班长在场的时候,“王政委”总有几分不自在,甚至显得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样子。离开后,立刻又谈笑风生,露出嘻嘻哈哈的本来面目。加上那时在班上“王政委”的个子最高,两道眉毛像“八”字挂在脸上,笑的时候上下眼皮挤成一条缝,只要班长不在场,“王政委”仿佛就敢肆无忌惮。凭心而论,班长通情达理、性格温婉。虽明白“王政委”这个绰号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然而班长表现大度,只当没有这回事。

还有个绰号叫“寡妇”,绰号的得主,是名为秦某某的男生,令人啼笑皆非。后来我稍有所闻,秦同学童年起与寡母相依为命,父亲早亡故。

与“秦寡妇”一同升入中学的同学姓韩,绰号“甲长”,这个绰号也是全班公认的。韩甲长刚进中学就是近视眼,这在那时很少见。甲长这个绰号的由来我忘了,好像是从小学带来,全班几乎把“甲长”当成原名,张口闭口就是“韩甲长”,连他自己恐怕也以为就是“韩甲长”了。

“秦寡妇”的母亲帮人当女佣,借以维持生计。夏天的时候“寡妇”在街头棒冰,挣点钱补贴家用。光明牌赤豆冰是那时大众化消暑饮品,单价0.04元。“秦寡妇”碍于面子,在学校努力掩盖此事。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秦同学对“寡妇”这个绰号虽反感,但也无奈,因为当面直呼“寡妇”的同学脱口而出,听不出有恶意。“王政委”谈起“秦寡妇”,总是嘻皮笑脸的样子。

那时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学校小卖部里出售糕团点心,有条头糕、赤豆糕、松糕……,“秦寡妇”几乎每天不落,也许就是为了向同学证明“我不穷”。如此做派,反让大家对他流露出些许无形的不屑。“寡妇”可能感受到,不久第二节课后买糕点也不再踊跃。9班解散时,“秦寡妇”分入几班我忘了,高中和我又在同一学校,虽不同班,与我的友谊却进了一步。

在9班的岁月里,我对他从未当面以“寡妇”称呼,高中时他向我透露家里的私密——他的父亲在政权更换时期去了台湾。庆幸的是,9班解体后,“寡妇”这个绰号总算被大家淡忘了。

有关绰号的往事,与9班短暂的历史连在一起。初中毕业同学离散,5年后文革爆发,此后再也没有相聚。谁料岁月沧桑,大家虽天各一方,却共同经历了十年动乱与改革开放。

转眼一个甲子已逝,暮年又同时遭遇病毒肆虐与封城之痛,往日的绰号早已无人再提,三毛、阿六、王政委、大红鼻头、韩甲长……,也早已不再是当年的三毛、王政委、韩甲长……了,但与绰号有关的那些往事,9班每个人都会永远珍藏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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