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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刘海鸥：学生给我贴大字报，取个侮辱性外号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作者：刘海鸥
十一
世界归根到底不是我们的
1966.5—1966.10
1966年4月份全国都在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上升到了无产阶级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斗争的高度。我感到胆战心惊，原来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甚至北京市委都被阶级敌人把持了！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党，相信党的报纸，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大批判斗争。
初读“三家村”的文章，看不出什么问题。仔细阅读报纸上的分析批判，发现任何一句普普通通的话都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是反动的，关键是说话的人是谁，如果舆论告诉我们他是反革命，那么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每句话都是“暗藏杀机”的。我大梦初醒，那么我……如果把自己过去口无遮拦的自以为聪明的俏皮话甚至“落后话”与阶级立场联系起来看，简直不敢想。
我发现原来敌我之间竟是那么的接近，甚至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只要稍稍不注意思想改造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就要滑向修正主义甚至是反革命的道路……。为此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必须更加深刻地挖掘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什么叫“无限上纲”，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
我连着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写大字报，和学生老师互通有无。没事干了，就写日记写思想总结或捧着一本《毛选》读到天明，有的时候我夜间骑车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
社会的大动荡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新奇的，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的心每天都受到激励。5月份的一天，我和爸爸去看乌兰牧骑的文艺表演，演到一半时台上忽然冲上来一群年轻人，头戴黄帽子，身穿黄军装，无领章帽徽，朝气蓬勃，说话清脆，铿锵有力：“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占领无产阶级的舞台已经太久了，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要占领舞台，把封资修的东西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说着他们把乌兰牧骑挤出舞台（其实乌兰牧骑的歌舞已经十分合乎时代的“革命潮流”），边唱边舞起来，动作火爆有力，唱的歌也充满火药味。
全场人一时有点蒙，不知是该拍手好还是保持沉默。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煽动性的歌舞，心潮随之起伏澎湃。爸爸气愤地说：“这叫什么节目，简直是胡闹！”站起来离席。我不情愿地跟着爸爸走，对爸爸的评价感到很失望，我觉得他跟不上革命形势。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张大字报迅速传播开来。文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势头急速席卷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夺取学校党委的领导权，学校陷入基本瘫痪状态。
师院附中先是出现质疑校领导的大字报，针对校领导执行的教育路线问若干个为什么，结论是学校贯彻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然后有一些大字报则反驳说校领导是无产阶级的，好得很。课已经没法上下去了，上课的时间不是学报纸就是写大字报，开辩论会。整个学校几乎整夜灯火通明。
1966年6月7日早上，全校正在听校领导的广播报告，一部分反对校领导的学生要抢占广播室念自己的稿子，抢占不到，就拉了一伙人到大操场上，揭发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黑线的“罪行”。党委委员杜老师也马上拉了一伙学生与造反派学生在操场上对峙，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师生站到这边来！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多数师生不明就理，在两派的号召下一会儿站到这一圈，一会儿又跑到那一圈，生怕站错了队。
我非常地迷惘，不知该站在哪一边。我心中赞同红卫兵们的造反精神，但又不觉得校领导是敌人应该被打倒。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只是站在一旁远远地观望。
下午一点钟，团中央候补书记胡启立亲自来师院附中处理对峙事件，并带来了大庆工人组成的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立即表态支持造反派学生，认为学校领导确有问题，号召大家展开批判。
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世界要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学生造反的时代到了。革命的浪潮正在以势不可挡之力把我卷入激流，我要以最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到斗争之中。但什么是文化革命，革谁的命，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只有一个信念，跟着毛主席和党的战略部署走定然没错。我在教员中第一个贴出了质问校领导的大字报。
尽管学生批评校领导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唯独我的大字报引起了拥护校领导的老师的不满，不知是人事处还是团总支把我入团时填写出身的事情公布于众，挑拨学生批判我。
一天早上，在显眼的位置，有一张学生批判我的大字报，用了一个侮辱性的外号“刘企鹅”称呼我，在“刘企鹅”三个大字下，质问道“你是人还是鬼？你这个大肥鹅是如何在师院附中爬入团组织的？你上窜下爬，四处游说，煽风点火，你目的何在？你这个笑面企鹅别想在革命队伍中投机！大蠢鹅，你胆敢隐瞒出身，以‘革命家庭’自称，混入革命队伍，欺骗群众，你到底要把群众引向何方？！”
这张大字报对我是当头一棒，且不说他们对我满腔革命热情的诬蔑我根本不能接受，也不说所谓的“隐瞒出身”无疑是团委或人事处的老师为自保而转移目标或对我不满而抛出来的档案资料（在文革中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仅仅是对我的人身攻击就已经极大地羞辱了我。我早就说过，我是一个不被当时中国人接受的“胖子”。我的身高刚刚一米六，体重却一百三十多斤。在整个少女时代，我不断地为此困扰，沮丧，尤其当我发觉我和其他女孩子一起在街上走路，男人注视的目光总是落在她们身上，很少注意到我，我对自己的体态更是悲观，对自己更是没有自信心。
这张大字报对我身体侮辱的冲击力大大强于政治上的攻击，我的心情坏透了，每次经过贴那张大字报的地方，我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从那以后，我走过校园，“刘企鹅”的恶意呼喊此起彼伏，让我这个十九岁的女孩子无地自容。
我开始意识到，在学生的眼里，老师就是革命对象，是不允许“乱说乱动”的，不管拥护校领导还是反对校领导的学生，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我甚至连唱革命歌曲都不配。我们教师宿舍楼被红卫兵把守和梭巡，一次我在楼道里哼了一句：“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这是《长征组歌》的曲目之一“入云南”，这支歌的头几句和其它组曲不同，最为抒情，曲调悠长旷远，还带着几分凄清悲凉。我曾奇怪，在节奏那么铿锵辉煌的长征歌曲中，这么抒情的调子怎么会通过检查。当然紧接下去的曲调就突然转变，节奏短促有力。我喜欢唱头几句，可能就是我的小资本性的自然流露。
忽然一个监视楼道的女红卫兵大喝一声：“住嘴！你配唱革命歌曲吗？唱得软绵绵的，你少糟蹋革命歌曲！”接着，她放开嗓门大声示范：“横断山 ……”唱得斩钉截铁，气冲霄汉。实在话，那女孩子的嗓音真是漂亮，但不适合唱这一段。从此我不再在红卫兵跟前唱歌，因为不论你唱什么，怎么唱，都会引发出“反革命”的问题。
为了离开这些不愉快的事情，６月下旬我和学生一起去农村夏收，我班的学生对我一直都不错。我们去的是北京西郊的苏家坨公社，本来在麦场上夜以继日的劳动让我的精神上感到十分轻松，但是一天来了几个高中学生接替了我的班主任工作，不允许我和班上学生有任何接触，然后学生对我的态度突然大变，不再搭理我。轮到我们班帮厨时，几个学生像防贼一样盯着我，我拿起菜来要洗，大师傅赶紧说你放下。菜刀不让我摸，包子也不让我做，总之一切进口的东西都不让我碰。甚至我住宿的贫下中农家老乡看我的眼神也改变了，如同看一个阶级敌人。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十分委屈。
我只好拿起《人民日报》来学习，报上有一篇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里面说：“……自己有一些缺点错误，应当勇敢进行自我检查，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不要因为群众贴了几张大字报，提了一些意见，就表示不满，腰杆子硬不起来。”看到这一段，虽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心里也安慰了许多，帮大师傅扫地擦桌子，实在没事就打苍蝇。
哪知回到学校，谩骂和侮辱的大字报在等着我，初中小孩更是对我拳打脚踢，恶言辱骂，弄得我晕头转向。再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更是荒诞无稽，说我下乡劳动时在厨房捉苍蝇放到学生的饭菜里，把马粪放到粥里毒害革命学生，致使很多人生病拉稀。
原来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学生们随即召开我的批斗会，和我一起被批的还有一个老校医，她对学生特别好，关心爱护如同老母亲，全校师生过去一直尊称其为“老大夫”。现在因为她有过三青团的背景（又是被人事干部抛出来的档案材料），被学生辱称为“老对付”，这次被批罪名是在下乡时“乱下虎狼药，加害于学生”。对我们的批斗规模不大，可能多数学生并不相信这等荒唐事，只不过他们想表明和一切教师彻底划清界限的决心而已。
我的一举一动都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打击，没想到代培小组的组长也借机对我发起攻击，只是因为我曾经直率地在会上给她提过意见，此时她的批判明显地带有报复性。她质问我参加文革出于什么目的，说我是革命的投机分子，在战争时期就是敌人，现在也不能算是人民内部问题。总而言之，我根本不是在革命，而是借革命之机行个人之实，借红卫兵之言篡夺领导权，属于阶级敌人一类。
我十分迷惘，我真是个投机分子吗？可是又想不出我投什么机呢？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我不想当官掌权，不想出人头地，我所想所做的只是投身革命，在革命中触及灵魂，涤荡自己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已。而小组长的批评恰恰带有投机的性质，她顺着红卫兵的语气和意向来批判我，无非是取悦于红卫兵，当个革命左派而已。
我没有意识到，在红卫兵眼中，“革命”是他们的特权，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及他们的“狗崽子”投身革命，都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至少是“投机”。我也没有意识到。人性的弱点在这场革命中千百倍地发酵，把这场革命变成了攻讦报复，打击异己的闹剧。
我却还时刻想着如何在“革命”中洗刷自己。愚蠢啊！
到了七八月份形势越来越严峻。“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大中学校里成立，变得越发不可一世起来，中学的红卫兵是清一色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组成（也有少数工人子弟），他们身穿父亲的洗得发白的军装（如果是高干或高军出身的则穿将校呢军装），腰系三寸宽的铜扣皮带，红袖章有八寸长。骑着亮铮铮的自行车，车座拔到最高的限度。一大帮人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把人们分为两类，黑七类——地富反坏右黑资，包括他们的子女“狗崽子”。红五类——工农革军烈及其子女（实际上他们同样看不起和排斥工农子弟）。他们扬言“红色恐怖万岁”，对黑七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小学的叫红小兵，也是只吸收出身好的孩子，深深地伤害了小孩子们纯洁幼小的心灵。
七月下旬，师院附中的红卫兵从北大附中请来了红卫兵领袖彭小蒙等人来“煽风点火”。彭小蒙高喊：“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在学生中引起一阵阵狂热的掌声和口号，几乎要掀翻了礼堂的顶棚。
从她那里我还听到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些极有煽动性的语言，后来才知道这是毛泽东说的话，干部子弟们可以从父母处得到内部文件，知道的比普通人多得多，行动也快，超出一般人的理解水平。
这些话让我热血沸腾，但是也让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我闻到了血腥的气味，我知道他们的“我们”并不包括我在内，而且对我是有威胁的。
红卫兵运动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以后。毛主席在城楼上鼓励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要武嘛”。之后更有江青对普遍开始的打人现象发了懿旨：“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红卫兵得到来自最高阶层的支持，更是有恃无恐。他们高唱自编的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但是他们拿起的已经不是笔了，而是抡起带着大铜扣的军用皮带。
特别是中小学，“走资派”领导和出身不好的老师都受到了残酷的专政。不断传出老师被打死的消息，爸爸的大学校友，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就被一群女红卫兵活活打死。
师院附中地处各军种司令部的中心，军队子弟云集，打起人来更是凶狠。校长艾友兰被打得皮开肉绽，那天他又被打完，关在一个楼梯间里，我经过时向里望了一眼，只见他背向外，跨坐在一张椅子上，上身没有穿衣服，也不可能穿衣服，因为背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肉，全部开了花，血迹斑斑，像一块红白碎花布。还有苍蝇在上面爬来爬去。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对“黑帮”的痛恨荡然无存，完全由同情所代替。
我赶紧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群众运动是有过火的地方，要看大方向”来平息内心的惊悚，说服自己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一天一伙红卫兵呼啸着奔向师院（与师院附中隔一条街），我和一个代培老师也去看个究竟。原来他们是去揪斗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赵幼侠，她的家就在师院里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的幼小的孩子，赵主任长得不好看，精瘦，面色黄锈，暴牙，眼球外突如甲亢患者，可是她的四五岁大的孩子长得白白嫩嫩，大眼睛，漂亮可爱。他惊慌地看着那群闯入的红卫兵，不知外界发生了什么。他的奶奶极力护着他，把他拉入自己的怀里，挡住他的眼睛，不让他的心灵受到红卫兵的伤害。看着那纯真的孩子我真是觉得于心不忍，心中又在责备自己的资产阶级人性论。
赵幼侠被打得半死，还被剃了阴阳头，被令每天爬行入校。我总以为她一定会被折磨死，她那么瘦，怎么经得住如此毒手。她被折磨得一度精神失常，但是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喻老师的身体很胖，胖人在那场运动中的遭难比常人更加厉害，学校还有很多历史问题比她更严重的老师，却专门揪出她来折磨，不能不说与红卫兵对胖人的痛恨和戏谑有关。这里包含着某种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因素——胖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标配，人们看见胖子就不顺眼，就歧视，戏弄，侮辱。我从小就因为胖被街上的人骂“肥猪”“资产阶级臭小姐”，受到了数不清的侮辱，在师院附中的年轻老师中只有我一个人被学生特别歧视侮辱和殴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胖。
几年后我遇到了一件令人惊悚的事：八十年代初，我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是老家安徽临涣的亲戚。他说他是为母亲平反的事情而来的。他的母亲叫喻瑞芬，是师院附中的老师。我瞠目结舌，被打死的喻老师竟然是我家的亲戚！论排辈，她是我爸爸大姑的儿媳妇，也就是我爸的表弟媳妇，我的表婶。
老天！当初红卫兵要知道我和喻老师有这层关系，我还有活路吗？！
8月18日的城楼上，林彪发表讲话鼓励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从那天起“破四旧”成了红卫兵的又一狂欢节日。各个商店和街道的名称在一夜之间全改成“红旗反修东风永红”之类的名字。所有的商店门脸都涂成鲜红色，满大街红色扑面，被称为“红海洋”。红卫兵站在街上拿着剪刀见穿细腿裤（裤腿七寸以下为细腿裤），烫头发，梳长辫子，穿尖头皮鞋的不由分说乱剪一气。抄家更是红卫兵最喜爱和最得实惠的活动。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更为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推波助澜。
我们家也翻天覆地地造了反，保姆阿巧第一个带头把墙上的四幅湘绣条屏“春夏秋冬”摘下来剪碎，镜框也砸烂。把爸爸收集的两尺高的胶木唱片一张张砸得粉碎。那些唱片一半是苏俄歌曲，以前海燕经常带同学来，欣赏音乐，那些同学惊奇地说，你们家还有这么好的宝贝呢！另一半是豫剧唱片，常香玉、崔兰田的《拷红》《花木兰》《打金枝》《穆桂英挂帅》。爸爸极为喜爱豫剧，因为他的家乡离河南很近，从小就听豫剧。
阿巧的另一个壮举是烧书，她在院子的一角盘了一个灶，没日没夜地烧我家的书。我家的书有几个柜子，烧了三天也没烧完。烧得居委会上门来问，你家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要这样天天烧？幸而父母在胡同里人缘好，免去了更大的麻烦。妈妈责怪阿巧：“我家的书籍都是毛主席准许购买和阅读的，你怎么能乱烧？”阿巧说：“只要白纸黑字，就是四旧，就是资产阶级！”接着她又补充：“就是红宝书不能烧。”
阿巧造反不是出于对主人“剥削”的反抗，而是完全为了维护我家的利益。她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她本能地知道什么样的危险在逼近，而她的天职就是保护主人不受伤害。
除了书我家没有什么“四旧”或值钱的东西，唯一困扰父母的是家谱。爸爸的刘家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而妈妈的汪家则是春秋时期鲁成公二儿子汪颍川的后裔。家中有几经战乱保护下来的家谱，父母决定毁掉它们，爸爸说这些大家族的家谱在故宫都有记载，将来不怕查不到。妈妈把家谱一页页撕碎，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
文革后，一些亲戚对销毁家谱多有怨言，妈妈说，就在那天，隔壁墙外传来打人的声音和被打人的惨叫，打了一夜，第二天没声了。在这种形势下，保留家谱还有什么用处？
红卫兵又发出通告勒令所有房产主必须在三天之内交出私房，房管局的革命派也贴出大字报命令房产主立即上交房契。我和妈妈去交房契，房管局门口房产主们排着大队，悲悲戚戚愁云惨淡。
房子属于国家了，街道安排了四家人住进我家的四合院，独门独院变成了大杂院。
按红卫兵的要求，我家的银行存折也交给单位领导冻结。
我和克阳刘元都加入了破自家“四旧”的行列，一方面是受到革命的鼓舞，另一方面内心也生怕灾难上身。我们把北屋廊檐下两边柱子的木楹联摘下来砸碎（楹联写的是：“东鲁雅言诗书执礼，西京明诏孝弟力田”），贴上我自己书写的大红对联：“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出自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我们还把爸爸的精装俄文书的硬纸封皮撕下来，里边的书页当作废纸卖掉，爸爸下班回来看见顿足大怒：“都是有用的！都是有用的！”见爸爸真的发了脾气，我们也不再敢造次。
爸爸预感到我们家免不了抄家的劫难，怕院子里的大缸被红卫兵砸碎（拿不走的他们就毁），就把大缸献给了故宫，请他们来赶紧搬走。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一见此物即惊叹不已。原来，此缸乃是前清宫中旧物，名曰“金缸”，共有十二只，环列于太和殿四周，是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文物。现故宫博物院只有十一只，唯有此缸流入民间多年，渺无踪迹。故宫博物院多方寻访，了无结果。文物专家们感慨万端地表示，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想不到会在这里找到它。故宫博物院派来专人专车，将大缸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小心翼翼地装上车，运回故宫。
这大缸本不是我家的，是阿巧带来的。阿巧原来在一家满清贵族家当佣人，后来那家家道中落，欠了阿巧十年工资，就把大缸给她顶了债。阿巧把大缸带到我家又抵给了我爸，借了一大笔钱，买了三所房子出租。她的算盘是有了房子和租金，将来养老不愁。阿巧是“自梳女”，自梳女就是这样为自己的晚年打算的。
大缸摆在院中间，养鱼观赏，给我们的童年带来许多乐趣。
结果文革来了，阿巧的三所房子交了公，大缸献了国家，借给阿巧的钱化为乌有。唯一得到是故宫博物院给的一纸证明——某某捐献清初茶叶末大缸。同时赠送十张故宫参观券，那时参观故宫一毛钱一张票。
按照阿巧的话说“竹篮打水一场空”。
阿巧在我家终老，去世时还没有落实私房的政策，去世后没人知道她那三处房子在哪儿，只知道在公家那儿。
破“四旧”最激昂的行动是抄家。红卫兵闯入“地富反坏右黑资”和社会名人的家里，一车一车地把他们的浮财细软装进大卡车拉走。遇到抵制的家庭，就把人活活打死。通常金银珠宝据为己有，古董家具则送到委托商行寄卖。那一段时间，全市仅有的一两家委托商行（二手商店），家具爆满。
阿巧倒是有一点眼光的，有一天她把我拉到东单委托商行，指着一架标价80元的德国大钢琴说：“便宜呀，你赶紧买下来吧！”阿巧真不愧是在大户人家做过保姆的，知道什么东西高贵。我喜欢得不得了，我从小就对钢琴有解不开的情结，一直梦想拥有一架钢琴，但是当时“星海”牌钢琴也要三千多元，妈妈不肯给我们买。现在摆在面前的名牌钢琴竟只有四十分之一的价格，我实在动心，徘徊半天，觉得买是不现实的，第一，在这种时候买钢琴，纯粹是授人以把柄。第二，我给自己敲起了警钟：绝不能让资产阶级的思想抬头。但是我连着几天去委托行围着钢琴转，不到一个星期钢琴卖出去了。想到真有为钢琴而不怕死的人，心中暗暗佩服，又有几分后悔。
红卫兵终于破门而入。附近美院附中的红卫兵来抄家，为首的自报家门：“我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我倒想看一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怎样变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随后贪婪地把眼睛贴在书柜上。我们家书多，好几大书柜，古今中外的世界名著差不多全了，学校图书馆也不一定有这么多名著。这帮红卫兵还算平和，挑走了几百本自己喜欢的书而已，说实在的，爱书的人我倒不怎么反感。
接着，克阳的同班同学——女十一中的红卫兵又来抄家。她们也没料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家除了书，真的找不到什么东西，只好拉走了几车书。两拨人共抄走了一千多本，书柜里只剩了清一色的马恩列斯毛，外加鲁迅。我庆幸海燕此时不在北京，嗜书如命又心直口快的她，见到这场面还不和她们打起来？
家抄过了，本以为应该平安无事了，却不料厄运突然降临。那天妈妈让我写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我们的房屋已经交公，有几千元存款的存折也已经交给领导，由银行冻结，再表示一下我们彻底革命的决心。大字报贴在我家房前的花房玻璃上，为的是如果街道积极分子或任何闯进来的人都可以看到。
我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所有的大字报的共同程式是在开头要有毛主席语录，结尾要三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里我出了一个笔误，写成“……无寿无疆”。
当我发现了这个错误，全身的血液都僵住了。在红色恐怖漫天笼罩的时期，写错这么一个关键的字是可以送命的，不仅我一个，而且全家的命都可能送掉。写错字的人被当作写“反动标语”而活活打死，这样的事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就连一个八岁的小孩都因此丧命。因为红卫兵不认为你是写错字，而认定你是恶毒诅咒伟大领袖。把大字报撕了吧，绝不能，自从毛泽东说大字报好得很，只要大字报一贴在墙上，无论谁写的，就如圣旨上了墙，谁敢撕就是破坏文革，罪加一等。
家人围着这张大字报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我立即写了一份检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贴在旁边，但对这张“反革命大字报”又该怎么办呢？此时居委会已经闻声而来，居委会主任王大爷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平日对我家不错，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他也不敢作主，就报告了妈妈的单位妇联。当时妈妈正在上班，领导告诉她说，你家出了事，你女儿写了反革命大字报。妈妈立刻回家，妇联的领导也来了，他们的处理意见是，让我自己向师院附中的红卫兵报告。
听到这决定真如五雷轰顶，怕就怕师院附中的学生知道，他们刚刚打死了生物喻老师和数学老师田钦的弟弟，现在正抡着大皮带在社会上到处抄家打人呢，并且已经打死了校外几个人。可是不报告是不行的，妇联妈妈的上司是个极左分子，正在不依不饶地把妈妈往叛徒特务方面打。而她的女儿就在师院附中上高一，永远是一脸杀气腾腾，对我尤为仇视，一见我面就双目喷火，这一串关系我能躲得开吗？
全家人在坐立不安中度过了一晚上，我一宿简直没法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战战兢兢地返回学校，心情如同押赴刑场。万幸的是红卫兵中打人最凶的那一伙都外出打砸抢去了，红卫兵总部里留了几个不算太激进的学生。我颤声汇报了“反革命大字报”的事后，那个为首的面无表情地对其他人说：“走，去看看。”
为首的红卫兵据说是是民航局长邝任农的儿子，高个子。文革前不像一般的干部子弟那样朴素，他穿得很讲究，经常看见他穿一件天蓝色的开丝米毛衣，一条米色的卡叽裤子在篮球场上驰骋，上篮的姿势花得很。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公子哥儿类型的人。文革中倒是从未见他在整人的行列中出现过，比较低调。听到我的汇报，他也没有对我吹胡子瞪眼。
一帮人骑车来到我家，随便瞭了一眼大字报，也没说什么，他们感兴趣的是抄家。邝公子打开衣柜，把东西往地下扒拉，看见了妈妈的德国莱卡照相机，十分喜爱，拿出来把玩了一会儿，说：“这个得带走。”又翻出妈妈的皮大衣，说：“这个拿走。”
翻得差不多了，红卫兵准备离开，一个拿了妈妈的莱卡相机，一个拿了妈妈的皮大衣、爸爸的西装，一个女红卫兵抱着妈妈的“宝贝箱”。“宝贝箱”里是妈妈搜集的小东西，妈妈最喜爱小小玩意儿，并不值钱，三五毛钱买回来的，但非常可爱。
正在此时街道王主任来了，是阿巧急急忙忙把他找来的。王主任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他们说：“师院附中的。”王主任说：“我们这一片的抄家不归你们学校管，你们请回吧。我会通知我们这片的学校来抄家的。”那帮人也老实，说：“那叫我们来干吗？”放下东西，悻悻地走了。王主任当然不会叫人来抄家，全家人都庆幸躲过了这场灾难。
我怀疑真有“分片抄家”之说吗？我觉得这是街道主任保护我家的托词。后来看到很多回忆文章说街道积极分子充当带路党，引领红卫兵抄家，可是我们碰上了好人，我们一家都感谢王主任。当然这也归因于父母一贯平易近人，在街道上很受敬重。
第二天到学校没有发生什么事，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岂料下午回家的时候，经过校园门口的花坛。花坛边上坐着一圈初中的红卫兵，其中有打人最厉害的初二学生丁四野，听听这名字就知道他的父亲是个打过仗的军人，而且是对军旅生活特别留恋的人。那个孩子文革前就是个学习纪律都特别差，混蛮不讲理，无法无天的问题学生，文革中打人如同恶魔，老师人人见了都害怕。平时他见了我总是恶狠狠地瞪着我，像要吃人，并且一定要辱骂几声。这时他勾起一个手指头把我叫到跟前。
他问：“听说你写了反动标语？”我答：“那是笔误。”他一下子火了起来：“你竟敢狡辩！你什么出身？”我老老实实地答：“职员。”“你爷爷呢？”“地主。”我真蠢，为什么想当然地说爷爷是地主，几十年后我才知道爷爷根本不是什么地主，而是一个精忠报国的辛亥革命元老，参加过几次与日本侵略者大会战的国军将领……“你这个反动地主的狗崽子，竟敢隐瞒出身，冒充革干！”又是“隐瞒出身”的罪名，全校都知道！我语迟，不知怎样解释这件事情。说时迟那时快，他上前猛然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又一个耳光，再一个耳光。我的头发披散在脸上，不说话也没吭声。
我的沉默更惹起他的怒火，他抄起一把铁锹（我现在总想不明白他手边哪来的铁锹呢，也可能是随身携带的一条铁锹随时打人用）照着我的背上臀上腿上浑身乱打，我没有躲闪，只是本能地背转身，避免他打着我的前身。因为我的一声不吭，他越打越上火，铁锹柄竟打断了，铁锹头哐啷啷飞出去老远。他用手中剩下的铁锹短把，更加死命地抡在我的身上。似乎还有人一起打，我已经蒙头转向看不清了，但我尽量地保持平衡，我知道一倒下，那帮人蜂拥而上，我的命就没了。
我自始至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哼。命不该我死，正当我趔趔趄趄快要招架不住他们的扑斗，过来了一个高二的学生，汤晋平，红卫兵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同学们都叫他的小名“二七”。文革中他的调子不高，不像多数红卫兵仗恃家庭出身好，上窜下跳，完全变了人性。汤晋平走过来，并不看我，拉开了四野，和他称兄道弟地揽起他的肩膀，把他带走了，不露声色地制止了这场恶斗。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嘴里骂骂咧咧地也就无趣地散开了。
汤晋平的家庭不久也遭变故，他的父亲汤平——总后勤部的副部长——自杀。我不管他当时和后来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只记得他救了我一命，所以我一辈子都感激他。
我推着自行车离开校园，自行车横把上立着我制作的毛主席像镜框。那阵时兴在自行车前放置主席像，意思是“毛主席指路我前进”。我做得非常精巧，把主席彩照装在一个小镜框里，又在车把上做了一个支架，支撑着像框，这个装置引起了很多人的赞叹和羡慕，甚至连一些红卫兵都向我订做。我忍着疼痛骑上车，麻木地行进着，眼泪流下来，在泪水迷蒙中由毛主席指引着前进的道路。
回到家我的脸已经青肿，妈妈惊奇地问，脸怎么了。我说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栽到路边灌木丛中。可怜一辈子不会骑车的妈妈相信了我的谎言：“哎呀！骑车怎么那么不小心，眼睛都会戳瞎的！” 她不知道这需要多高的技巧才能倒栽葱地扎进灌木丛里。
晚上洗澡时看见背上屁股上腿上全都是青紫色，那些天尽管是盛夏溽暑，我在家里只能穿着长袖衣裤，生怕爸爸妈妈看见伤心。
我的想法很奇怪，认为这件事是我的耻辱，因此我从来不提被打的事。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任何人都不知道。爸爸去世后，一天我和海燕发生争辩，她情绪激烈地控诉我极左，理由是文革中带红卫兵来抄家，说爸爸至死对这事都很伤心和气愤。至此我才知道原来爸爸是这样看我的。红卫兵抄家那天必定是他下了班阿巧告诉他海鸥今天带人来抄家。爸爸从来没问过我什么，但是把对我的不满一直存在心里。
我给海燕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述说了事情的原委（海燕文革时在新疆，对抄家事更是道听途说），海燕看完信对我说了句“对不起”，可是爸爸呢，他带着对我的芥蒂离开了，永远无法再知道真相。
我当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我没错，是红卫兵的恶行应该昭告于天下。
文革开始我像傻瓜一样心潮澎湃地高诵和高唱：“世界是你们的……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经过了血与火的煎熬，我开始明白了，世界不属于我，过去不属于，现在和将来，归根结底都不属于我。世界是他们的。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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