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刘克阳：女中的男班主任，原来是大灰狼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8-3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1972年
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

原题

嗨，老师

作者：刘克阳

小学班主任老师

小学六年换了三个班主任，两年换一个，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事情。三四年级的班主任是黄老师，四年级时，一次黄老师上语文课，课程进行一半时，她突然说：“我给你们念一段向秀丽的事迹。”我们那时候都知道广州药厂的向秀丽为保护国家财产，舍身扑火，献出25岁年轻生命。黄老师拿着报纸还没念完，已经哽咽地说不出话，我们抬头看到她泪流满面非常悲痛的样子。我从没见过大人哭，更没见过老师当着学生痛哭，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直到黄老师说下课吧，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黄老师是广东人，她的广东同乡向秀丽那么好的姑娘牺牲了，悲痛由衷而来，我特别懂得，因为我也有一半广东血缘呢。

五六年级是于老师，一个没有笑脸的老姑娘。她即使偶尔一笑也是对她认为好学生的表示，我不属于好学生之列又胆小怕事，一般都是躲在后面偷看她。

一天晨检，就是老师检查我们的个人卫生，我至今不懂为什么要检查个人卫生，这跟学习有什么关系。于老师走到一个男生面前，二话不说，揪着他的耳朵拽出队伍说：“瞧瞧……脖子赛车轴！大家都看看……”顿时传来一些同学的嘲笑声，我难受地看着那个男生的表情，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脖子的颜色随之更加深了。我在后面缩着脖儿，我脑子里拼命回想自己洗没洗过脖子？只记得每天洗脸就糊弄抹一下，唯恐老师把我也扽出来。随后于老师没看我一眼走过去，我才心安理得觉得过了难堪的关。至于什么是“车轴”，不懂。

“车轴”这个词一直到上了高中学会骑自行车，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东西。

小学的三个老师从来不搭理我这个学习一般，虽然胆小又不太听话的学生，回想小学六年就是惦记玩，懵懵懂懂考上一所女中。

小学时期我和姐姐海鸥

中学英语老师

上中学，有英语课。那时候英语一定与美英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是带着阶级感情，作为战斗武器，解放全人类的信念去学习英语。我觉得学英语一点用没有，我们一群黄毛丫头怎么跟美帝斗。英语每星期就两节课，但是要应付测验、考试，所以还得背课文，背单词，弄清语法。学起来，觉得还挺容易掌握，渐渐觉得两节课太少了。

英语苏老师身穿一件咖啡色皮夹克，脚穿大皮鞋，洋派装束走进教室。他的英式口语，让我不清楚他说得是否准确，反正他不说中国话，进门就说英语。每次上课上来就提问，往往是问三个人，回答不上来，把我叫起来，我答对了。他面无表情地：“good！”然后让我和那几位同学坐下。此后一上课，其他人答不上来的，就把我叫起来，作为标准答案。以至于到了考试前，我有疑难问题去问他，他居然觉得我在刁难他，很不客气地说：“这……你还用问我？”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苏老师只是初中毕业，凭借他的聪明，解放后找到中学当英语老师的工作，直到退休。

至于英语我脑子只是残留中学时期的碎片，此后几十年没有拣起它。一次在澳洲探亲时，姐姐带我去一个洋人朋友麦肯姆家，饭后老先生让我读英语，我吓得哆嗦，麦先生是热心善良的人，十几年义务交中国留学生英语，他是一位药剂师，但是我总是把他当成老师。我看着书勉强念了一句，老先生说不错，姐姐居然对我说：“你发音挺好的呀。”让我受宠若惊。

我的那些语文老师

初中一二年级的语文是戴老师。我那时根本不会写作文，也不懂怎么写作文。小学六年写的是新时代八股文，只记得“开头，中心思想，结尾”三部曲。那时就因为家里书多，我就照猫画虎勉强拼凑每两个星期一篇的作文。没想到戴老师认真看每一个同学的作文，给我高分，并且让我上讲台前讲如何写作文，我哪知道如何写作文？我拒绝上台，戴老师威逼着必须给全班同学讲写作文心得。

那天我站在讲台上吓得两腿哆嗦，口齿不清，语无伦次。我从小在语言表达上就很困难，就是因为说话还不利落就送进托儿所全托。在托儿所待了整整五年，不会与人交流。特别是第一次上台讲话，我心想原来“赶鸭子上架”是这么回事。戴老师给了我这次在全班露脸的机会，我知道我的作文被她认可。

初三是孙老师教语文，孙老师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他是南方人，小矮个儿，不知道为什么脑袋有些向右歪，女生们迫不及待给他起外号“歪脖”。他说话有口音，说的又快，上他的课，秩序很乱，下面一乱，他就停下来，目视着大家不说话，一点脾气也没有。

孙老师认真批改作文和一周一次的周记。我发现他的字很好，评语写得不一般，我觉得他有才气，他实际肚里有学问，初当老师口拙，不善于表达，又被每个教室里的四十多个青春躁动性格各异的女学生吓得手足无措。后来他注意到我的作文，每次都写很长的评语，让我受益匪浅。

文革中学校操场东墙上的大字报，居然点了我一个不满18岁学生的名字，我定睛细看“刘克阳拿着裸体画册给孙某某看，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如实交代……”我突然想起来，孙老师是个文艺青年，琴棋书画样样喜爱，我就把家里父亲珍爱的五十年代初在国际书店订购的两套画册——特列嘉阔夫画廊和俄罗斯博物馆的藏画拿给孙老师看，他非常激动能在北京看到这么精美的画册。这也是我们姐妹最喜爱的画册。居然被个别老师当成“裸体画”。我百思不得其解，文革开始不是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各级领导，这些世界名画难不成也是中国阶级斗争的反映。

那年代中国人要是经过法国卢浮宫的两个镇宫之宝“断臂的维纳斯”“胜利女神”，都得闭着眼睛赶紧走。

幸亏我没有因此自杀上吊，嗤之以鼻从大字报前走过去。

文革后孙老师调到人民大学清史所，他的学识有了用武之地。插队回北京我去看望学校的老教师，听说当年孙老师回到办公室就跟其他语文老师说我的作文如何好，把我的作文传给其他老师看，这些事我一无所知。老师们告诉我孙老师早已去世。我再也见不到英年早逝的孙老师，无法感谢他对我的肯定。

九十年代中我在《北京晚报》上看见一个人写的怀念孙老师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往事的短文，这是我最后看见他模糊的身影。他去世的那年没有能看见优秀的儿子当年考上北京大学。

高中语文老师

我想起了初三毕业考高中的作文题目是《我为什么考高中》。我一看题目傻眼了（估计语文老师也傻了眼，练习了那么多考题，也扣不上这个题目呀），我为什么考高中？为什么呢？为建设祖国？为革命事业？为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为不让父母失望，是否应该写“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满脑子已经是一团浆糊了。我不上高中还未成年能干什么去？谁出的这么缺德的题目？我看着题目发呆，用十几分钟苦思冥想，写不出一个字，我又不想违心写“八股文”，最终我大概因为胡写八道几百字，没能考上心仪的高中。

我一个亲戚是北京的中学老师，那年他参加中考语文阅卷，他跟我说他看了一份农村孩子的语文卷子，这个学生作文写“我家在农村，我是农村户口，我不上高中就得回家种地……”亲戚说我不知道怎么给他判分，他写的没问题，没有跑题，语句通顺，最后经过阅卷老师集体讨论给这个孩子作文及格分，当时作文满分40分，给他20分。我觉得给这个农村孩子的分太少了，万一考不上高中就得种地了。已经既成事实，我什么也没说。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倒霉的作文题。

上高二那年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走进我们班，她是北京师院刚毕业的藤老师，教我们语文。

藤老师走进教室让我眼前一亮，她不漂亮，白白净净的，显得很有修养的样子，让人感觉挺舒服的仪态。她穿着不一般，一看就是特意在裁缝店做的合体的衣服，新式的花布，做成当时最时兴的中西式罩衣，每天衣服轮流穿换，看得出她喜欢服饰。

语文课时她干净亮丽地走进教室，大家的目光都会集中到她的衣服围巾上，因为是秋冬换季，她每天都会戴一条不同花色的纱巾，一天一样，与众不同。

她一进教室，我们都窃窃暗笑，不明白她怎么有那么多的绸子或乔其纱的围巾。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发脾气了，在课堂上把我们训了一顿，让我摸不着头脑，其实都知道是因为这群多嘴多舌的丫头们议论她的穿戴打扮而惹怒了她，但我还是喜欢看她走进教室的瞬间，能发现她又换了一件让我心仪的花衣服。她的服饰跟当时已经绷得很紧的阶级斗争艰苦朴素的弦背道而驰。我那时都以穿旧衣服补丁裤子为荣，还有一些干部子弟穿草鞋上学。藤老师我行我素，不管那套，让我养眼。

藤老师课教得很好，分析课文栩栩如生，小资情调的她对文学作品剖析很到家，我喜欢上她的语文课。

有一次她给我的作文100分，我完全忘记写的什么作文了。拿到作文后被周围同学看见一个鲜红的100分，引起轩然大波，“作文怎么能100分？”这是大多数人的质疑，更多的是不满，难道错别字，标点符号都没刨分……藤老师不为所动，不反驳不解释，让风波偃旗息鼓了。

我想给一个100分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恐怕藤老师并没认为我的作文如何美妙或如何符合当下的形势，只不过是16岁孩子写的几百个没有大毛病的字而已。我也没为此沾沾自喜，这只当作是藤老师对我的鼓励。

我知道她喜欢我的作文，大概受语文组一些教过我的老师影响，应该也有她自己的判断，毕竟是读了中文系四年的大学生。我没有跟她更多的接触，只是在课间休息时跟她随便地聊过几句，她也是很平等地跟我谈笑。聊天中我得知她妹妹和我二姐是女十二中同班同学。

1964年中学时期三姐妹刘元、我、海鸥

不久文革开始了，奇怪的是我再也没有见过藤老师。她去了哪儿一无所知。

我的作文水平从此停滞不前，平铺直叙，淡而无味。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中学时除了藤老师外其他两位语文老师,戴老师和孙老师。

高中班主任

高一开学第一天，石某走进教室，真不知道应该称他是老师还是什么？还是叫石某吧。他自我介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真是让我大跌眼镜，怎么是他？被高年级同学称之为流氓的人。看见他我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他不怀好意地扫视着全班四十多个女生，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算跟我们认识了。他教政治，贫农出身，工农干部，还是党员。他的丑闻早在学校传扬，我们没有证据，不敢罢免他，只好硬着头皮接受学校的安排。他教的所谓政治课不敢恭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照本宣科罢了。

我心想学校凭什么让他当我们的班主任，为什么没有处理他，种种疑点直到三个月后，突然一天，教务主任带进教室一个没有见过的男老师，宣布许老师接替石某当我们的班主任，石某从此在我们教室里消失了。但是在校园里偶尔还能看见他，他目光游移地不敢正视我。他住在学校单人宿舍，他的老婆孩子在乡下。

文革开始，大流氓石某被学生揪出来，学校上上下下贴满了揭发他的大标语大字报，大字报一直贴到他的宿舍门口，把门窗糊满了，经过的人简直不知道大字报后面是一间屋子。看了大字报我才知道他干了什么。他以班主任的身份找学生谈话为借口，就谈到他的床上了。他若想和某个女生睡觉，不敢在学校的宿舍里，在外边的小旅馆开房，而且不止一个女生被他带到小旅馆睡觉，有个别女生跟他保持着长期这种关系。直到一个女生的母亲到学校找女儿，事情才败露。学校并没有处理他，只是把他的班主任撤掉了，批评几句了事，对这个贫农后代网开一面。可怎么又让他当我们的班主任？谁的主意？

学生天天把他楸到操场的台上批斗，文革并不是打击石某这类败类的，但是他像落水狗一样立刻被提溜出来示众。校领导因为包庇他的流氓行径，也被示众批斗。他的流氓罪名最让人不齿，所以激愤的学生任意打骂他，把他折磨得不人不鬼的，让我看了觉得太过分了，看不下去。

这只色狼要是祸害我们班的女生……我不敢想，幸亏来了新班主任许老师。那些跟他睡觉的女生不自重不自爱，没有人看得起她们。

许老师湖北人，不苟言笑。他很少到班里来，来了大家也跟他没话说，最多是找班干部开个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高一时我病了，在家休息，一天突然有人敲门，大白天很少有人敲门，邮递员都是从大门开的投递口扔进信报。阿巧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她看着陌生男人。我从屋子里走出来，原来是我的班主任许老师，我叫了一声许老师，想阻止他进来的阿巧这才放行。

许老师走进来望了望院子四周，高大的北屋，走廊被爸爸改造成玻璃房用于冬天放花的温室，典型北京的四合院，他一个南方人大概从没看见过这种院落，他发现整座院子里只有我和阿姨，静悄悄的，树木花草满院，既整洁又温馨，他迟疑地不迈步。

我把许老师让进屋里，许老师迈进门槛愣住了，屋子里满铺花砖地，进门就是沙发，墙壁四周立着酒柜书柜。他张望着走进屋，我让他坐在沙发上，他不自在地坐下，再也不敢动了，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是观察着我家的一切……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我上了十年学，从来没有跟班主任说过话。

许老师是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听说他是农民子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难怪他到我家有些不自在的样子，不知道他心里在怎么评价我们家。那时阶级斗争的意识已经开始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了。

高二快结束时，文革像飓风一样席卷而来，学业终止了。

我想如果再有一年我高三毕业，班主任许老师是否会先入为主，因为从农村进北京的他到过我家四合院，亲眼看见北京“资产阶级”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教政治的许老师会在我的评语上写“此生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学不予录取”吗？

那时候考大学的生杀大权有一部分是掌握在班主任手里，上面的旨意，他们绝不敢违抗。（我姐姐1965年高考分数够上大学的分数线，就因为班主任写的评语很差，加上其它因素没能上大学，但是后来她是他们北大附中高中班五十个同学里唯一读到博士的人。）

谁害死了她

1966年下半年开始打人杀人暴行像瘟疫一样传遍北京的各个角落，“要武”两个罪恶的字掀起了长达近十年的血腥历程。

我的母校女十一中一群丧心病狂的女暴徒毫无例外地卷入打人的暴行中。学校的所谓老红卫兵（联动）和追随她们的一大群自称是工人子弟、农民子弟（天晓得她们是什么子弟）把她们认为不顺眼的领导、老师及工人楸出来，每天轮番批斗打骂。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我敬重的女老师也被这些无法无天的女生揪出来站在“牛鬼蛇神”黑帮行列里，她是体育二级老师哈庆慈。

哈庆慈老师

哈老师是学校资深的体育老师，一般教高三年级的体育。

学校的老教师都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高年级的同学称哈老师为“哈先生”，我刚入学时认为被称先生的女老师非比寻常。老教师们的资历，他们的教学能力，他们的为人处世，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都是我们想探明的。

哈老师最透明，五十岁左右的她单身，独身一人住在学校，学校配给她一间屋子，她自己住，真正是以校为家。她所有财产都在这间屋子里。我们从来没有进过她的房间，这是她的私人领地。

她烫着头发，不漂亮，嘴有点歪，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喊起口令清晰有力。

她几十年在室外上体育课，皮肤晒成棕色，一年到头都是穿着运动服，我从没见过她穿便装的样子。每当我经过她身边都会注视她，她是让我好奇和尊重的人。

哈老师没有当过我的体育老师，但是曾经代过我们班一堂体育课。我记得那堂课我格外认真，因为听高年级的同学议论过她，知道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在东城区都是名师。哈老师沙哑的喊口号声音让平时对体育课松松垮垮的我们老实规矩起来。我们随着哈老师的口令，要求，完美地把45分钟课上下来。我非常欣赏她的教学，不呵斥，不喊叫，循循善诱。

文革刚开始，一群老红卫兵就把哈老师揪出来，与校领导及一些有历史问题或者有“流氓作风”的老师站在一起。哈老师的罪名是生搬强加的，如资产阶级作风，对老师学生态度恶劣等等。

我看见有老师把哈老师的父兄辈历史抖了出来（她的两个在台湾的哥哥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写大字报贴在墙上，这足以让丧失理智没头脑的红卫兵把哈老师置之于死地。

哈老师的工资高又是一个人独享，这就让一些多少年不长工资和更多低工资老师产生嫉恨情绪，于是趁文革的混乱转化成仇恨像疯狗一样乱咬哈老师。

请问当年是谁指使把哈老师的档案公布于众？谁把哈老师的收入情况写出来，让群众斗群众的混战达到顶峰？

一群不明真相的学生造反派高喊“打到资产阶级哈巴狗”，红卫兵残暴的鞭打踢踹，以及居心叵测的个别老师的加油添醋让哈老师陷入灭顶之灾之中。

更多的老师早已惶惶不可终日，明哲保身还来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无数的棍棒打在几十年的老同事身上。

哈老师是被批斗的唯一女老师，她每天拖着满是伤痕污泥的身体站在烈日下挨打挨骂，忍受着花样翻新的侮辱，惨无人道的折磨——剃头，身上泼墨，用嘴啃土，邪恶的学生吐了痰让哈老师吃，让哈老师站在烈日下暴晒。

她紧闭嘴一声不吭，平日整齐的卷发耷拉在脸前，任汗水血水流下来，直到倒下去仍然被棍棒殴打。心狠手辣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路过躺下的哈老师都要上前骂两句，打几下，我不明白受过伟大党教育十几年的文静善良的学生怎么突然变成恶魔。

我最后看见哈老师，是她被打倒在操场的地上，这是她站立了几十年的地方。她不甘心这么倒下，她永远都是骄傲地站在操场喊口号，吹哨子，严肃认真，俨然是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指挥官。但此时，她的脸惨白，棕色的皮肤失去光泽，披头散发，全身污浊，酷夏的炎热，暴雨的浇淋……在恶行累累的“红八月”，哈老师就这样倒在她心爱的操场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当我听说哈老师惨死的消息，心里极其愤怒，在这所讲着文明道德的学校里居然发生如此惨无人道的杀人事件！所有的打人者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继续着对那些无辜老师打骂。

我没有能力没有胆量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女生抗争，她们已经不是人了，是吃人的野兽，吃人的野兽你怎么敢靠近。我承认我无能，软弱，我从小胆小如鼠，我从心理到眼睛无法正视哈老师可怕的面容及身体扭曲的形象。

我永远听不见我最尊敬的哈老师那长期喊操有点沙哑的嗓音，永远看不见她那善良的面容，永远看不见操场上她飒爽的英姿了。

我打听到哈老师的宿舍位置，就在我的教室的楼下，我没去过那间屋子甚至没有从那里经过。

我怀着无以名状的心情默默地走到哈老师宿舍门前，让我吃惊的是房间门大敞，显然家具已经不在原位，胡乱摆放，千踩万踏的白被子床单耷拉在地上，抽屉拉开，柜子门大敞，衣服纸张扔满地，白墙上用黑墨刷着辱骂哈老师的言语……一看便知是遭过多次劫难的地方。

哈老师去世前早就不许住在这间属于她的房间了，跟那些牛鬼蛇神关在另外一处我不知道的地方。

哈老师临终前再也没回到自己的宿舍，打扫一下卫生，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后来听说哈老师房间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现金、存折、首饰、衣物统统消失了……被谁抢走，没人知道。

哈老师不能按照回民的习俗土葬，而是草草的送走火葬了。

五十年过去了，没有人站出来道歉忏悔，没有惩办杀人凶手。哈老师的死是母校的耻辱，也是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亲爱的哈老师更是不能安息。

我从此再也没有迈进这所我度过八年青春的地方。

遗憾的是我没有老师们的照片，但是我时常想起他们，授予我知识的他们。

1968年12月我在北京站等待赴山西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