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马雅：教导主任对我说，你不像个干部子弟

原题

教导主任对我说：

你不像个干部子弟

作者：马雅

1978年的作者

我在北师大女附中的时候，自由散漫，爱看闲书。所谓闲书，不过是拜伦雪莱普希金海涅而已。

记得还是在小学一年级，被老师带着去了鲁迅博物馆，才被启了这个“看闲书”的蒙。尽管讲解员一再讲解：鲁迅先生对咱同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样量级的作品，对我这七八岁的学童来说，实在太重；倒是那几帧洋人的小像，一个个神采飞扬，很容易招小孩子喜欢。

总之，不管跟鲁迅先生有没有关系，我在女附中落下个“不正统”的名声。于是，教导主任刘秀莹差同住计委大院的一个高中生给我传话：刘主任要找你谈话。（今天的行话就是，“请你喝茶”。）

我当时上初二，被主任传话，再傻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情。进了刘主任的办公室，自然是一通训话。这么多年过去了，别的都记不清了，只是“你不像个干部子弟！”这句评语，至今言犹在耳。

“文革”以后，见到原在高教部工作的李阿姨。她告我，当年女附中的校长们都知道我，至少包括苏灵扬（周扬的夫人）和孙岩（林默涵的夫人）这两位，我吓了一跳。

作者拜访李力群阿姨

按说女附中里藏龙卧虎，花团似锦，有聪明的、漂亮的、家里是顶级大官的、出身名门的，断断轮不到我。我问：她们都知道我啥？李阿姨笑了笑，摆了摆手：她们说你“调皮”。

当初我少不经事，被主任训话，过不多久也就忘了。直到后来“成熟”了，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尤其是阴谋论盛行以后，我不禁发挥想象：是不是当年有人跃跃欲试，要拿我作“典型”？！你想想，身为干部子弟，却被定性为“不像干部子弟”，这顶帽子可不轻。夸张地比喻一下，就像是胡乔木点了于光远的名：“你的右倾思想很严重呀！”

不过，我当时确实有点不服气：要是我爹是谁谁谁，你会跟我这样说话！？而所幸我那会儿无知者无畏，所以并没有真被吓倒。

可笑的是，我虽不受刘主任的待见，却受到了干部子弟们待见。有力的证据是，岩岩不久就找上门来，要跟我“扎根串联”。

那是一个暮春的午后，岩岩神色郑重，跟我悄声说：今晚上到老刘家集合。傍晚时分，我如期赴约。老刘的家在后来声名远播的皇城根大院，归国务院管，原先的宅主郭沫若已搬迁后海。我们一共四人，岩岩、苗子、老刘，其中至少两位是老红军之后，都是“高干子弟“；而我爹在10年前就出事了，拉我干嘛？

岩岩开门见山：今天找大家来是为了“扎根串联”，就像当年在湖南农民暴动时筹建农会……我们几个马上正襟危坐，心跳也跟着加快，如同即将投身一场伟大的战斗。

然后，岩岩取出一祯精巧典雅的彩色信笺，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小楷一样地录下了我们的誓言：……统共四句，可惜我现在只记住最后两句，“忠于革命，永不叛党！”

那晚上，在王府的屋檐下，在参天的古树间，月明星稀，我们几个信誓旦旦，直到天明。我不知道别人是咋想的，反正我像是入了“同盟会”，更像是入了“共济会”，由于某种神秘而感到激动。

我们班是女附中首创的实验班，五年一贯制，英语又是自选的，所以所作所为自是与众不同。比如苗子，在班里就不算乖。那还是困难时期吧，连女附中都得烧煤球炉子。学期末了，试考完了，教室里挺冷。忽见苗子掀起煤球炉子的盖儿，往里头扔书，火苗呼啦啦地长起来了，大家都挺兴奋，岩岩往里扔，我跟着，老刘也来了劲，屋里转眼间就暧和起来了。

岩岩个子不高，黑眼黑发，总穿一身蓝。当年大家都衣着朴素，因此，那会儿谁精神就是真精神。有一天放学，我俩一边聊一边推车子出了校门，临了意犹未尽，干脆把车架起来，站在高教部的大楼对面，女附中的外墙墙根底下继续聊，好像是关于老师布置的作文题 “你最崇拜谁？”（当然，老师的题目不可能这么出，不过就是那意思。）我真写不了雷锋、王杰什么的，所以有点怵头。你猜怎么着？岩岩说她要写卡斯特罗！逗得我咯咯直乐。

岩岩有时是让我惊奇，她跟我讲红军里某某人抽大烟，跟我讲她妈是地主的女儿，十四岁就当了红军；跟我讲她还在上幼儿园的年纪，就随作使节的父母出国，而她最爱看的电影就是卓别林……她挺调皮。

尽管我不够积极，岩岩肯定觉得我还值得“争取”。不然，她怎么会在大热天，顶着烈日，用午休的时间打学校来探望这装病窝家的我，继续“扎根串联”？估摸这时节，社会上搞“四清”和“社教”正红火，风雨欲来。

说话“文革”就来了。那会儿叫得最响的对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说的就是女附中。细皮嫩肉、文质彬彬的女生，一夜间挽起了裤腿，扎起了冲天鬏，腰勒皮带，大爆粗口，率先打死了校长，成为社会的先锋。学校里老师和学生都没个跑儿。

在校园里，操场是主战场，大家逼着校领导自己敲脸盘当破锣，唱“牛鬼蛇神”歌，然后再用篮球拽他们，往他们身上泼墨……我对这“热闹”看不下去，能躲就躲。而听说有一帮子在老师们的宿舍开批斗会，心说那里或许是动口不动手，于是就跟着去了。

到了老师宿舍的院里，没想到里三层外三层，围住的竟是刘秀莹，刘主任。那个义正辞严呀，那个骂声震天呀，人人争先恐后。显然，骂得最凶的都是她从前的大红人儿。刘主任虽脸色苍白，可还是留神看了看周围的女生，无意间竟与站在外围的我，四目相对。可能也就剩下我，没冲她大声嚷嚷了。

同学之间也反目为仇。像我们班的雯雯，她妈是北京某有名中学的校长，所以她成了学校重点的培养对象，文革前正打算发展入党；而根据爆料，她分数不够却升入女附中高中，并插进了我们重点班。于是，她作为“黑苗子”被全校批斗，还为校长、主任这些“走资派”们陪绑。

再像我妹妹恬恬，跟我同校，正上初一。她们同级那位即将被“炮打的司令”的女儿，在走廊里撞见她，恶声恶气，撂下一句狠话：“我们刚刚抄了某某（其父为学部头头）的家！”不但如此，恬恬的同桌、从前的“好友”、某烈士的后代，也给她递过一张条子：“咱们以后就别来往了。”

我居然平安无事，没受过这等侮辱和威胁。

那年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我这儿“辞儿”还挺多。首先，我家明摆着有问题。虽然党内的故事多多：有叛徒嫌疑的、有自首的、有脱党的、有在井冈山就站错队的、有1959年跟彭德怀划不清界限的、有苏修特嫌的……简直多了去了，党内的高层对此心照不宣。可我爹就不同了，那是解放后第一次全党、全国通报，上了每一张报纸，“文革”后还不失时机地赶上最末一班车，上了《毛选》五卷的。其次呢，我本人又被贴上“不像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的标签。柿子捡软的捏嘛。实话说，我家和我在运动里根本微不足道，可要是人家想整你，那就一点辙都没有！你懂的。

作者与父亲，1980年在巴黎

我知道岩岩等人进了校革委会，倒没见和听说她们自己有什么过火的行为。而我自己不仅没事，还“无功受禄”地被推选为“革命群众”的代表，参加了“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盛会。套用当年的老话，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毛主席身材魁梧，容光焕发，向广大革命群众招手……可我实在离得太远，啥也没看见。岩岩她们倒是上了天安门，第二天还见了报。

那天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清场很快，秩序井然。等我从中山公园存车处取出自行车，多半是还没恢复正常的车辆通行，长安街上空空荡荡。记得我骑车西行，经过新华门时，满街的高音喇叭都在反反复复地反复重播林彪林副统帅的讲话：“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问好——……”他湖北口音，音调拖得特长，在空阔的大街上久久回荡；一个喇叭接一个喇叭，此起彼伏。而那天的太阳也显得特别晃眼。

后来，我得空就赖在家里，成了“逍遥派”。只有一次，班里的“文革小组”给我来电话，催我“回校闹革命”。回校一看，那简直是天地翻覆，黑的变红，红的变黑；从社会折射到校园，从家长连累到子女，断崖式地倒下一片。所以，我这个从前“不像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现在变成了“黑帮子弟”，也就跟“党内第一、第二号走资派的子女”，没有多大的区别了。还真得服岩岩，不但根红苗正，还见多识广，不跟某些人一般见识。

“文革”中，每个人及其家庭自有一番起落。“文革”后，也照样，呵呵。

后来，岩岩上了北大，我上了北医。记得那阵子，她借给我三岛由纪夫，并在国际俱乐部替我买了一件黄色的尼龙游泳衣，好像她就该着罩着我似的。

记得我在赴美之前，又跟她见了一面，还在她家门口的小饭馆混了一顿。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也联系不多。可我在天涯海角，只要抓起电话，她总是有求必应。

我同其他的另几位，联系更不多，而但凡联系，无事不登三宝殿，都是别人给我输入，我从来没有任何输出。在如今这个金钱挂帅、等价交换的社会里，可谓稀罕，靠的还是当年的“扎根串联”。

最近，跟岩岩通话，她提到“百年的共和国”。她这人从来不装腔作势，我这人也从来不假积极，而我能觉出她话的分量。

有时候想起在王府的老刘家，月明星稀，我们几个信誓旦旦，有点“三剑客”的劲头；又想起当年有人势利眼儿欺负人，而岩岩仗义，有侠气。我们当年都只有十五六岁。

“文革”中在女附中，我没受过什么大气，甚至比我妹妹都活得轻松。这是因为比“红卫兵”还早先一两年，我就“入了会”，而友谊地久天长？还是亏了刘主任的及时训斥，我对“文革”已经提前“热身”？再后来眼见着无数整人的人挨整，形同报应，更对那一套整个地兴味全无。

作者和母亲

马雅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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