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其他
亲情丨刘克阳：丈夫其憨, 一个不惧强势的人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
吕其憨（1943年-2006年）
不惧强势的人
八十年代，我和丈夫其憨上下班常经过天安门广场。一天早上上班骑车路过广场，看见一个交通警察指着长安街上自行车流中的一个骑车人，大喊：“下来！下来！叫你呢……”停在十字路口的路人不约而同地四处张望，只见一个身穿褪了色旧工作服的中年人自惭形秽地慌慌张张下了车，推车站在路中央。与众不同的他是手扶的是一辆破旧自行车，车后架上带着一个木粪桶，还插着一把舀粪的长勺子，当年北京大街小胡同院子里的厕所大都需要掏粪工人一勺一勺地舀，一桶一桶地背到粪车上，看样子这个工人就是去掏粪的。
那个人忐忑不安地盯着警察，随即又陪着笑脸等警察发话，我和其憨正在等待绿灯，目睹眼前的一切。
其憨有些气愤说：“他凶什么呢？”“他”当然是指的警察。他毫不犹豫地推着自行车朝工人和警察走去。警察怒气冲冲地指着掏粪工人的鼻子大喊：“你干吗哪？谁让你走这儿的？”
掏粪工人低声陪着小心说：“我今天上班有点晚，想抄个近路，以后不走这儿了，我这桶每天都刷，不臭……”
“谁说不臭，你躲我远点！你回去！不能走这儿，这不是你走的道儿……”警察不由分说，命令掏粪工人往回走。
工人为难地四处张望，六七十米宽的长安街，他往哪儿拐都不方便，他还想为自己辩解说什么时，我和其憨已经推车走到他们面前了。
其憨严厉地质问警察：“你跟他凶什么？”
警察颐指气使地瞥了他一眼说：“他带着粪桶走广场，不行！这有规定！”
其憨一字一句地说：“谁规定带粪桶的自行车不能经过天安门广场？你不让他走这儿，你让他走哪儿？”
“他走哪儿，我管不着，就不许走这儿……”
其憨毫不犹豫地对工人说：“你走吧，我看着你走！这条路谁都可以走！”
警察一听，居然有人凌驾于他之上，敢违抗他的命令，面对眼前戴眼镜的白面书生，恼羞成怒地大喊：“我看你们敢！”
掏粪工人早已吓得无所适从，一看事态不好，对其憨说：“算了吧，我绕道，我绕道，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其憨坚定地对工人说：“你就从这走，没关系！不用怕，我今天就站在这，他要不让你走，我现在就到市政府问清楚，这是谁规定的？”
警察看着毫无惧色的其憨，狠狠地瞪了掏粪工一眼，自知无法坚持自己的无理“命令”了，僵持了几秒钟，他后退了两步转身面向上百辆等待绿灯的骑车人扯着嗓子大喊“绿灯，绿灯了，走了，走了……别看了，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给自己找了个下台阶的“理由”，悻悻地去指挥了。
我们身后的自行车大军定神看完这一幕，才浩浩荡荡地骑走了。
掏粪工人也推着车随着车流边走边回头，感激地说：“大哥，耽误你了，谢谢呀！”
对待当众羞辱工人的行径，我先生绝不会坐视不管，不管对方是谁。
同样也是八十年代发生在长安街上的一件事。
一天我和其憨下班经过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突然我们身边跑过去一个小伙子，紧接着听见后面有人喊“站住……”我俩看见一个警察一边喊一边追前面这个人。小伙子跑了几十米就被警察追上了，只见警察一把抓住小伙子的衣领，拽到旁边路北的北京市文化局的院子里。其憨骗腿儿下了车，对我说：“你先走吧，我进去看看。”我不放心他，跟着他走进了文化局的院子。院里，只见小伙子蹲在地上喘着气，警察站在他身边也呼哧带喘的。
我们老远就听见警察大声训斥小伙子。其憨走到跟前，问警察：“他怎么了？”
警察说：“我就是叫他站住，他跑。”
小伙子低头辩解说：“我没事……他一喊，我吓了一跳就跑……”他一开口，是河北口音，看样子是个进城的农民或是来北京打工的民工。
其憨问警察：“你叫他站住干吗？”
警察说：“我想叫他站住！他不听……”
其憨又追问：“那你凶什么呀？你把他吓坏了。你凭什么把他抓进来？”
警察理直气壮地冲着小伙子说：“我让你站住，你跑什么呀？”
其憨不解地质问：“他没犯法，你为什么凶他，还要把他抓起来？你是侵犯了他的人权。”
警察还继续蛮横地说：“他们这种人就得这么对待！我让他站住，他撒丫子就跑，我得问问跑什么？做了什么亏心事。”
其憨义正词严地说：“他跑，你就抓他？他有选择行为的自由，他想跑、想跳、想蹲下、想站住，是他的权利，任何人没有权利干涉！”
他说完这一番话，警察和小伙子一起抬头看其憨，小伙子感激地冲这个管闲事的陌生人点头致意，警察看着文质彬彬而又语气强硬的其憨，疑惑地问：“你是干吗的？”
其憨回答：“我是老师。”
“老师？”警察满脸狐疑地上下打量其憨。几秒钟后，他确定这个措辞严谨而且态度严肃的人似乎真的是老师，轻蔑地甩出三个字：“老师呀？”冲着蹲在地上的农民小伙子喊：“走吧！还愣着干什么？”小伙子站起来，快步走出文化局的大门，我和其憨推着自行车也走出来。
骑上车没几步，听见一个声音冲我们叫：“大哥，大哥……”我们一看正是刚才那个小伙子，他躲在一根电线杆后面朝我们招手呢。我们下了车，他心有余悸不安地说：“谢谢大哥大姐，没有你们，我今天够戗！”其憨对他说：“只要没做错事，就不要怕，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就要维护。”
小伙子感激地谢了又谢，往远处走去。
其憨想起什么，若有所思地说：“噢，那个警察听我口气以为我是什么大干部微服私访呢，一听说我是老师，马上变得瞧不起了，老师地位就那么低吗？”看着他苦笑的脸，我无言以对。
他，一介书生，一生教书。
六十年前那个夏天，是他无法释怀的暑假，他没考上大学。18岁的他迈入教师行列，让他教语文，那并不是他的选择。他说他想学医或者法律“救死扶伤，与法律为准绳扬善除恶”。也许是他的操行评语不错，也许是他一贯学习成绩良好而分配当了中学老师。此后45年他还是全心尽力做好教师应做的每一件事。
1960年吕其憨（右）17岁（唯一年轻时期照片）
开始有自学考试后，他一鼓作气连续考了近二十门中文专业的科目，自学高考被百万学子认为“最难的考试”，他全部科目以高分一次通过，取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证书。我记得他到北师大答辩的那天，是病愈刚出院，没有一点精神，妈妈给我30块钱让我们一定打车去北京师范大学，我们这是第一次打车，妈妈的温情一辈子忘不了。
文革中，年仅23岁的他在一次全体老师会上眼看批斗一个党员老师，他立即站起来发言，力保这位比他大近十岁跟他只是同事关系的人，详尽阐明他没有任何问题，单枪匹马的他没有得到任何人附和。会后一个党员干部追上他责问：“小吕你怎么回事？怎么能敌我不分呢？”他立即反驳她：“这个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不能随便扣帽子，更不能划为敌人。”事实证明这个老师就是一个老实清白没有任何问题的人。
文革后，有好多老师跟我说在学校里最佩服的人就是吕其憨。
文革后期，知青返城大潮波及到全国几千万个家庭。他曾经帮助过七个知青办回北京。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老师，无职无权，但是有一颗同情心和克服艰难及排除繁琐层层障碍的耐心和恒心。一个朋友为了感谢他帮助自己的儿子从山西农村调回来，送给我一套日本寄来的女装，他得知后说坚决不能要，让我马上退了回去。这个朋友跟我说寄费和海关税费是这套衣服价钱的几倍，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有一段时间他在学校负责毕业生分配工作，工作中最难办的是一些身体有病的学生，哪个单位都不肯要。一个有心脏病的女生长久没有工作，家庭困难，焦急万分。一天这个女生送给我一块两毛钱的巧克力，我说什么也不要，她放下就走了。他得知后让我立即还给她，并让我转告她“没有工作，不挣钱，不要送任何东西。只要有合适的工作，一定给她解决，希望耐心等待。”我赶紧照办。于此同时，某教育局还有某学校负责学生分配工作和知青工作的个别人收受家长贿赂，礼物中有金项链等贵重物品，因此开除公职，甚至法办。
对待学生他是一视同仁，特别对待家庭困难的学生更是细心入微。一个学生跟我说她上学时家庭困难，上课经常犯困，大概是吃不饱营养不良。一次上语文课，她趴桌子睡着了，吕老师走到她身边，轻轻拍拍她，低声叫醒她，并没有像有些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喊醒她，她为这件小事记了几十年，她对我说“吕老师太好了。”
一个女学生母亲在文革受到迫害自杀，他倍加关心这个未成年的孩子，找她谈心，安慰她，开导她。后来女学生去陕西插队，劳动中骨折，他得知后给她寄了30块钱让她赶紧住院治疗。他那时的每个月工资是42块钱。她后来几次跟我说：“吕老师是唯一在我最痛苦最自卑的时候安抚我的人，也是唯一不避嫌的人。”
因为他有头脑，正直，清白，业务能力强，区委组织部长到我家，请他出山担任某个职务，当即被他婉言拒绝。决不当官，是他一生的准则。
他抱着病体，连续七年教了七届高三文科班，语文成绩都在全区名列前茅。他的论文获得东城区优秀论文一等奖及北京市优秀论文三等奖。这是该校有史以来获得第一个文科一等奖。
他敢于挑战权威，他写了三篇论文与当时某大学附中校长特级语文李老师商榷。他开头写道“读了李某德同志的文章颇受启发。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与李老师商榷，并就教于同行们。”文稿到编辑手中，立刻要采用，编辑很快把电话打到家里，首先表示马上要发表这篇论文，但是请把李老师的名字及第一段删掉，为的是尊重这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位语文权威文章的论点需要探讨，不指出他的问题就无法达到真正目的。最后在编辑的再三说服下他不得不屈从，但是事后他立刻把删去的部分投给另一个杂志社，那边的编辑全文刊登出来，他觉得这样才完整，达到他对语文研究的高度负责。
一次高考前半年的高三老师会上，校长提出“请班主任老师劝班上学习不好的学生尽快转学。”不言而喻，怕他们影响全校的高考成绩。他不容分说打断校长的话说：“我反对这种做法。这个时候让这些学生走，你让他们去哪？哪个学校会接收他们？当初你收下他们（大多数是走后门进来的，还有交了赞助费的），现在临近高考，不管成绩好坏你就得负责到底。”校长哑口无言，所有之前不敢吭声的老师们一致赞同他的意见，特别是班主任们因为得到他无私的直言，卸了“劝退学生”的大包袱。
他的同学书写条幅怀念他“两袖清风研学问，一生勤勉育英才”
他说“自己并不勤奋，也不热爱这份并不喜欢的工作，但做事严谨、求实、有创新精神，自强不息。”我知道他体弱多病，别无所求。
他受到学生的尊重和爱戴，下面摘录部分学生给他的留言：
学生范艳瑾
92.12.28
范艳墐的信
（孙楠于1998年考上人民大学）
孙楠的信
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的信
延伸阅读
永远的怀念
——忆恩师吕其憨
学生：吴克艰
我和吕老师已经三十多年没见面了。
当我得知他在两个月前离我们而去时，心里真是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是悲痛、是思念、是悔恨，泪水遮住了双眼……我不知该说什么，语言变得那样苍白，待心情稍微平静些，我去了老师家。
我看着老师的照片，他两鬓斑白，苍老多了，但还是温文尔雅，气质依旧。时间这把锋刀利剪，剪断了往事的回忆，但那深刻的片断，不停地在脑海中盘旋，破碎的记忆像水面上的油星一点点聚集，聚集……把我带回难忘的少年时代。
记得第一次见到吕老师是1965年9月开学前的一个中午。那天，我满头大汗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坐在闷热的办公室等着我，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坐下，亲切地像对待大人一样接待我这个刚升入初中的新生。我有些胆怯，不知该说什么。我抬起头看着我的新班主任—迈入中学接触的第一位老师。他，高高个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似乎有些严厉。他语速慢，语音很轻，对我说：“我是你的班主任，姓吕，教你们语文。我找你来，是想问你愿不愿意帮助老师做班里的一些工作？” 我说可以试试。这是吕老师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初次印象。
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讲的是学习语文的重要性。因为那时候，语文并不像现在看得很重。他说：“俗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殊不知，这语文乃是学好数理化的基础，读书是帮助我们分析问题、理解问题的一把钥匙，我们要靠这把钥匙去解开一个个难题。试想，一个连文章都读不懂的人，他怎么能学好科学知识？不仅如此，学好语文知识，还能帮助我们去欣赏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的诗文，得到美的享受。” 此后，我便喜欢上文学。后来我虽长期在工厂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畅游文山诗海，但我借助老师说的这把钥匙解开了不少难题，而且这也让我在自学道路上受益匪浅。
我最爱上他的课，爱看他那专注的神情，爱听他那生动而又沉稳的阐述。他会把你带到课文中所描述的每个角落，从果实累累的荔枝园到风雪交加的老山界，从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到曲径幽深的胡同小巷，甚至小小的核舟……吕老师的讲述是那样栩栩如生。他分析文章层次清楚，中心思想明晰了然，他剖析人物入木三分，他不因循雷同，常有独到见解。
那时课下作业最多的是背课文。凡是好的文章老师大都要求背。他告诉我们读书要一句一句地读，每句要读懂，还要读懂每一段，弄懂每一篇课文讲得是什么？他还要我们多读书，多看报，多关心国家大事，不要把视野局限在课本这小小的天地里。他常说：“只有记得东西越多，用起来才越顺手，写文章时才可信手拈来。”
那时，班里许多同学的字写得不好，吕老师的字工整、清秀。他要求我们练字，并且把写得好的贴出来，让大家观摩、学习。一时间，班里练字成风。老师说：“不要小看写字，它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 我也从中受益。
遗憾的是他只教了我们十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但他诲人不倦的态度，严谨的教学，传授的语文知识和学习方法让我终身受益。
他关心班里每个同学。我们9班四十一个同学的每个人的家都家访过。记得当时有个同学家境困难，她母亲一人工作，抚养四个孩子。吕老师常对我们说：“她家挺困难的，家务又重，又要照顾弟妹，学习有些跟不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她。”在吕老师的倡导下，我和几个同学去过她家好几次，力所能及地帮助她。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吕老师经常鼓励他，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他，说：“你很聪明，乒乓球打得非常好，在全国比赛中取得了名次。我希望你在学习上和打乒乓球一样努力。”在老师激励下，他的成绩有了提高。
1966年，邢台地震波及北京。那天，正在上课，忽然头顶上的灯晃动起来，桌椅也微微颤动。吕老师大喊一声：“地震了！快往外跑！” 从没经历过地震的我们都涌向门口，吕老师让大家不要惊慌，尽快离开教室。班里有个同学腿不好，拄着拐，个头又大，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吕老师连拉带拽，把他拖出了教室。地震持续了几分钟，老师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在危急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深深感动每个同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弥漫着批判、斗争的气氛。可走遍学校，却看不到一张吕老师揭发批判他人的大字报。凡事他都有自己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
1968年夏天，我的母亲，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被隔离审查，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时隔不久，她经不住残酷的打击，愤然离开了人世。
我父亲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瞒着我和8岁的小弟弟。当我问起父亲此事时，父亲只说：“你妈妈是大出血死的……” 他不相信我母亲会自杀。没几天，这事传到学校。在那个年代，“反革命子女”被人看不起，悲痛和压力让我抬不起头。
一天，吕老师把我找去，老师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等着我，我低着头，他让我坐下，温和地对我说：“你妈妈的事我知道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相信你妈妈是好人。我和你妈妈谈过话，她很爱你，希望你努力学习，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她不该那么做，你知道自杀意味着什么……她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但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问题最终会搞清楚。我希望你放下包袱，振作精神。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不要闷在心里。”
我望着他年轻的面容，听着他宽慰的话语，泪水禁不住流下来。在那“红色恐怖”的日子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别人避之不及的时候，是老师抚慰着我的心，向我伸出诚挚援助的手，让我坚强起来。吕老师是在那个我最难熬的时期唯一安慰我的人。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做得最好，不能让别人瞧不起 。吕老师那年才25岁，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在那样动乱的年代，他能有如此见地，如此胸怀，实是难能可贵。他那润心沁肺的话语，我终身难忘。
时隔十年，1978年秋，我母亲的问题终于彻底平反了，沉冤昭雪。她的学校为她开了追悼会，承认她在文革中是被迫害致死，肯定了她在数学教学中的成绩，肯定了她对国家做的贡献。这一消息，我最想告诉的人就是吕老师。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令一下达，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向农村，“家庭有问题”的我是不能留在北京的，下乡插队成了我唯一的出路。我瞒着家里人迁了户口，我成为9班41个同学中去陕北插队的唯一的人。父亲得知后无奈地埋怨我：“克艰，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跟家里商量呀？” 我安慰他说：“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好，我们会互相照顾的。”
1969年1月15号，是我们出发赴延安的日子。那天，天气阴冷，寒风瑟瑟，站台上挤满了人，大喇叭广播着毛主席语录。吕老师也来为我们送行，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帮助，要搞好团结，要注意身体，让家里人放心。他说：“你们这里面吴克艰最小，大家要多关心她。你们有空看看书报，遇到困难说一声，别忘了给我写信……”我父亲从单位赶到车站，气喘吁吁，他显得那样苍老，望着他，我心中十分酸楚。在车站，父亲第一次见到吕老师，老师礼貌地和父亲握手，把不多的时间留给了我们父女，这几分钟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老师放心不下一个心中有冤屈的16岁女孩子就这样孤单地远行了。
列车开动了，顿时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没有哭，我不愿给爸爸增添痛苦，更不愿在老师面前掉泪，苦涩的泪在心里流淌。我透过车窗凝视着缓缓移动的人群，吕老师一直站在那儿，向我们挥手，吹起的头发在寒风中微微摆动，我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眼泪情不自禁地掉下来了。
时隔不久，父亲也去了湖北干校，家中只留下奶奶和8岁的弟弟。
到陕北农村插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事无巨细，一切都得自己动手。我分配到延安地区安塞县，就在当年张思德烧木炭的那个地方。我和王桂英等十个女生被分在鲍家湾生产队。这个小小的村庄，加上我们知青才121口人，我们分住在三个山坳里的窑洞。我们和老乡一样，春种秋收，夏天锄草割麦，冬天上山打柴。我们要碾米、磨面，自己烧火做饭。夜晚，在油灯下，我给吕老师写信，告诉他这里发生的大事小情，让他放心，向他倾诉思念之情。他每每回信都会鼓励我们好好干，搞好团结，向老乡学习，别忘记读书、看报。
有一次上山砍柴，我不慎摔伤了脚，同学们把我背回窑洞。生产队长找来赤脚医生，给我糊了许多中药。但过了好长时间，仍不见好转，还是疼痛难忍。
我一个人躺在炕上时，常默默流泪，怕一辈子就这样残废了。同屋的王桂英见我总不好转，劝我到医院看看，可哪有钱看病呢？那时，我们家境都不富裕，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生活费要分为三处，我不好再跟家里张口，伤病的事更不敢告诉父亲和老师，怕他们为我着急。村里很穷，队里也没有多余的钱，老乡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没有钱治病，天天忍受着钻心的疼痛不能下炕，我们真是犯了难。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决定拿队里分给我们的土豆、瓜菜去延安换些钱来为我治病，但这点钱也远远不够。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吕老师寄来的30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事的。看着这钱，我心里真不是滋味，眼里充满了泪水……这可是他将近一个月的工资呀！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每月挣的是三四十块钱，一般人手中没有多余的钱，吕老师也并不富裕，他要抚养年迈的母亲，我不知他是怎样节衣缩食攒下的这些钱？这钱的分量太重太重了，深深地压在我的心上。
这30元钱派上大用场了。同学们赶着小驴车走了四十多里山路，把我送到延安医院，给我办了住院手续。医生诊断我是脚踝骨骨折，且骨刺严重，如不及时治疗，就会影响今后的正常行走。手术近四个钟头，大夫用钢锯锯掉骨刺，脚打了石膏。在医院住了几天，我担心30元钱不够付住院费的，更想省下几块钱留作日后的生活费以及回北京的路费，在那个年代，30块钱对我来说是解脱痛苦救命的希望。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很快就出院了。
回北京探亲时，父亲让我陪他一起去看吕老师，向他道谢，遗憾得是他带学生“拉练”下乡去了，没能见到老师。
得到帮助的人们会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可恩未报，人已去，我再没有机会了。
我在外漂泊了二十多年，1992年才回北京，后又去西安办工厂。插队、干校、工厂，我辗转各地，无论走到哪儿，我心里都记着老师的谆谆教诲：不夸夸其谈，脚踏实地做人，凭真本事吃饭。我潜心钻研技术，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工作中尽自己的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多次被评为厂级先进，技术标兵，优秀党员。虽然我努力了，但丝毫不能减少我对老师的愧疚。他对我寄予厚望，我却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心中十分后悔，我辜负了他。
这些年，我父亲岁数大了，总爱提起以前的事，每每谈起吕老师，他都充满感激之情。他常说什么都能有，不能有病；什么都能没，不能没钱；什么都能忘，不能忘记恩人。当我把吕老师病逝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流泪了，只说了句：“老师对你有恩哪，我早该让你去看他。” 我无法原谅自己。
与吕老师失去联系多年，我听说这么多年，每当9班同学和吕老师聚会时，他总是提起我，让同学们找到我，但老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见到他最放心不下的我，我欠他给予我的恩情真不知怎么偿还？
他是这样一位老师，用诚心在教育学生，他用行动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个人；他不仅教你知识，还教你怎样做人；他教学严谨，立异创新；他真诚待人，充满爱心；他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他锐意进取，永不放弃。在当今这个需要真诚和谐的社会里，他不愧是楷模，他是我的榜样。
他那儒雅而善良的微笑，坚定的声音，无法从我的眼前耳边消失，我好像还是那个夏天站在吕老师面前的小姑娘，望着文质彬彬的他，不知所措……吕老师，我好不容易找到您，又永远失去了您，您在哪儿……我永远为您祝福。
1988年其憨、母亲、我
刘克阳专列
两情缱绻
王小玲：假如那天他不去钓鱼，我不去散步敬源凌：爱上一个漂亮女兵，恋爱谈出哲学论文赵刚：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让我又一次闯入禁区 赵刚：黑五类男生+老红军女儿，违禁的初恋难逃宿命谢悦：新冠时期的爱情
吴玮：蟹为红娘，我们良缘偕老徐晓：与丈夫有关的日子
谭丹柯：我没有入团，却娶了团委书记当媳妇高峰：满山叔的白日梦黑五类子弟之乡村插队结良缘六十年代之乡村爱情胡发云：我们七十年代的“异端”爱情龚国庆：我们夫妻的相处之道谢咸玉：我和我的咸菜妻子胡敏：上海知青阿佤女，五口之家的悲欢离合
卢治安：她和我一起解说“收租院”1978，我那没有发声的初恋韩晓秋：家有憨夫，咱有话好好说
葛有彦：我们三岁相识牵手到七旬徐瑞清：蜜月里，新娘送我上大学
卜新民: "北漂"四年鸿雁传书纸短情长
张玉秋：男同学给我课桌里偷塞水果
马莉：解冻时期的校园爱情故事刘晓华：别了，我的爱人
周永威：悬崖边边上的师生之恋
陈希米：要嫁就嫁个世上最优秀的梁晓声：幸运的初恋，在环境压力下无疾而终卢治安：塞北初恋，此情绵绵五十秋陆伟国：我的初恋陈新华：军嫂是这样炼成的陈好梅：半世纪前的“乡村爱情故事”高尔泰：月照大漠，天空地白，24岁的妻子就这样走了张严平杨南生：一段纯粹而浪漫的忘年恋赵建伟：革命少年，荷尔蒙何处安放？
严向群：革命时代中学生与男女界限革命时代的性压迫与“作风问题”王彬彬：女特务，禁欲时代性启蒙冯印谱：革命年代的“革命婚礼”
请关注备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