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丨刘克阳：单车被盗，车票遗失，居然还能物归原主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8-3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1972年
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

原题

出乎意料的事情

作者：刘克阳

这一辈子我遇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一件一件小事，但是难忘。

三年前我去澳洲探亲，姐姐在悉尼居住。姐姐受澳中友好协会之邀义务教澳洲人中文，每星期二到市中心上课，已经有二十多年之久。

一个星期二我与她同行，去城里上课，先乘公交车再换火车，在西方国家坐公交车，上车跟司机问好，下车说谢谢，已经是约定俗成，自然而然的了。

我们俩刚走近公交车站，眼看公交车离站开走，姐姐拼命招手示意，汽车还是扬长而去。姐姐着急地说：“这车怎么提前三分钟就开走了？”澳洲的公交车像地铁火车一样是有时刻表的，一般司机都会精准地按照时间到站，如果早到站了，就要等到这个站的发车时间再走。

姐姐住在郊区，公交车一小时一趟，如果等下一辆，姐姐就贻误了授课时间，那些洋人大叔大妈去上课都非常准时的。姐姐在站牌的时刻表上搜寻，找到了上面巴士公司的电话，于是她拨通了公司的电话，把她所在的车站位置，几点几分钟的车没有按时停站就开走了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投诉了。对方很客气地说：“女士，对不起，请稍等……”

姐姐挂断电话，不到一分钟，对方打来电话说：“抱歉，大巴车马上回来接你们。”几分钟后，远方开来一辆车，让我吃惊的是就是刚才开走的那辆，载着一车人又开回来接我们。我们上车跟司机道了早安，他黑着脸，头都不转不搭理我们，我们暗笑他的失误让公司呲他了吧。姐姐说这是新司机，她住这儿十几年，这条路上的司机都熟了。新上岗，难怪呢。

我和姐姐在澳洲

这事太出乎我的意外，想起在北京有时公交车刚关门，还没离站，一个要上车的人在公交车外用力拍打车门“开门！开门！”司机不理他，开车扬长而去。没敲开车门的人在车外破口大骂。

另一次，我看见一个赶车人气喘吁吁地登上正要关门，已经开始发动的公交车，上车后，他站在司机身边不依不饶地训斥司机：“看见我跑过来，你还关门，你还发动车，你想干嘛！妈的……有点人性没有……”他不停地口吐脏话抱怨。司机没吭气，直到他下车，关了车门，司机才解气地骂上几句最难听最解气的脏话。

那些年每坐公交车，必有吵架打骂，无非就是因为谁碰了谁，谁抢了谁的座。一次我和姐姐坐车，看见一个年轻女子骂一位老者踩了她脚，老者说，我要是踩坏了你的袜子，我赔。女子当众脱下玻璃丝连裤袜，摔在老者脸上。我姐姐实在看不过去，就上前批评女子几句，不料她突然抓起姐姐的胳臂狠狠咬了一口，竟咬翻了一块肉，把跟着姐姐的儿子吓坏了。

姐姐三岁的女儿一坐公交车就哭（后来她长大一些会表达了才知道她是晕车），一次在车上她又哭起来，制止不住，开车的女司机大骂：“他妈的你个小兔崽子嚎什么丧，再哭就滚下车去！”气得姐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抱着女儿下车。

一次我去澳洲，在北京机场搭乘飞机，结果因为天气缘故，所有飞机停飞，无限期地延误。我着急地到服务台询问，所有回答都是不知道，三个冰冷的字让我心急如焚，因为我要在广州转机，北京误了，广州那边如何是好，没有人能回答我。

我急得在服务台转磨时，发现一位男士跟我是同一班机，也是广州转机到悉尼，看样子他比我还着急，他在服务台态度强硬地坚持让工作人员马上找能够走的航班，我抓住他这根稻草，紧跟他，要求也给我找机票，此男士还算热情，每次重复诉求，都说需要两张机票。就这样，足足折腾了两个钟头，终于搞到两张马上要起飞的机票，我心有余悸地踏上旅途。

一个朋友跟我说起她的女儿在墨尔本的奇遇。她女儿在墨尔本上学期间，一个北京同学找她玩。两人游历完墨尔本，买了去离岛塔斯马尼亚的机票。

到了乘飞机那天早上，俩懒丫头一睁眼，脑子里反应出离飞机起飞已经不到两个钟头了，要整装出门，赶路，到机场办登机手续需要不止两个钟头，更何况机场每次都提示乘客要提前三个钟头到机场，她们自知怎么也来不及了，但是两人还是飞奔而去。到了机场早已经停止登机，服务员告知起飞之前多次广播她们的名字，请她们马上登机……现在晚了，飞机已经在跑道滑行。她们垂头丧气地走到服务台，要求改换机票，服务台的小姐打了个电话，和蔼地说：“请稍等。”没有几分钟，小姐告诉她们：“姑娘们，你们可以登机了。”女孩们问为什么，小姐说飞机回来接你们了。俩丫头惊得嘴都合不上，赶紧跑到登机口，坐上为她们转回来的飞机。

1965年大姐满怀豪情，更多的是满怀浪漫之情奔赴新疆，妈妈为她准备了充足的衣装，生活用品，远离父母的大姐并没有体会妈妈的担心忧虑。妈妈为她开了一封给西安市妇联的介绍信，让大姐在西安转车时到市妇联落脚休息。千叮咛万嘱咐，到了西安就写信回来。没想到的是，过了十天也没有大姐的信，妈妈打电话到西安市妇联，那边说大姐早就离开西安了……全家五颗心天天悬着，妈妈焦急万分，再也无法联系到这个不省心的大女儿了。

又过去将近二十天，一天有人敲大门，我跑去开门，看见是东四邮局的邮递员敲门，我很惊讶，东四邮局的邮递员对我家太熟悉了，每天都有信件及各种报刊送来，平时投递信件报刊都是从大门的一个投递口子扔进来的，这次……邮递员递给我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问：“这是你们家的信吧？”我们都纳闷，邮递员为何这么问？我看信封是大姐的字迹，赶紧说是我家的，感谢了邮递员，回到院子里，大家围看信封，上面豁然写着“隆福寺崔府夹道15号汪容之收”（妈妈的名字）居然没有北京市三个字，邮递员竟然把这封抬头没有省市的来信送到我们家了，真是奇迹。神奇的事还有呢，这个辗转近一个月的信封上盖了几个红戳，“试投河南”“试投香港”“试投北京”……最后“试投”到北京我们家了。

文革中家中所有的信件都销毁了，包括这封当时全国模范邮局东四邮局投递的珍贵“瞎信”。

1965年海燕赴新疆前全家合影

妹妹刘元文革串联时交了一个14岁的朋友，是个贵阳小姑娘，临走时留了自家地址给她。一天妹妹收到了小姑娘的来信，令人惊奇的是信封上只有八个字“北京东寺陕道汪元”。正确的地址和收信人应该是这样的“北京东四隆福寺崔府夹道16号刘元”十五个字中她只写对了五个，小姑娘一定是丢了地址，根据模糊记忆写的（刘元在贵州确实用的名字是汪元）。这封信竟然就送到了我们家。全家人爆笑之余惊叹邮局的责任心和智力，直到几十年后爸妈提起这事还在感叹“不可思议！”这个投信的邮局仍旧是全国标兵东四邮局。

妹妹收信后遇到的事就不那么令人高兴了。贵阳女孩的信中请求妹妹帮她买一条“帆布武装带”。妹妹买好后到邮局去寄，她正趴在柜台填写地址，旁边一个男人看见她往贵阳寄帆布带，说你不用寄了，我正好要去贵阳出差，我帮你带给她好了。十六岁的妹妹想也不想就把帆布带和地址交给了他。当然贵阳小姑娘什么也没收到。

妹妹一直保存贵阳小姑娘（左）的照片

1967年文革中，大姐从新疆伊犁历经艰辛回北京想见两年多没见的爸爸妈妈。

她是没有得到兵团层层领导的批条偷跑回来的。在北京没待几天踏实日子，嗅觉灵敏的街道积极分子就找上门，勒令没有北京户口的人限期离京，加上姐姐的好朋友被抓捕，爸妈怕她受牵连，赶紧买了火车票到东北佳木斯林场的亲戚家躲避。

一天晚上我陪她到人民市场买东西，回到家她整理行李，突然惊叫“火车票没有了……”我们几个四处找，哪儿都没有，急脾气的她顿时眼泪就出来了，我的脑子里闪现家里、院子、胡同、人民市场……大姐说走，去人民市场，我跟着她往市场飞奔。到了市场我俩找到失物招领处，就是一个简陋的柜台，我们抱着一线希望问：捡着一张火车票没有？一个年轻姑娘说：有人捡了火车票，你们的票是去哪的？姐姐激动地说是去黑龙江的，姑娘拿出那张只有长5厘米宽2厘米的小小火车票交给我们，什么叫喜出望外，那一刻才体会。

我们无法找到捡火车票的人，如果这张北京到黑龙江佳木斯三十多块钱的火车票被居心不良者捡到可以到北京站退票，不需要任何手续，得到的钱足够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偌大的人民市场，昏暗的灯光，熙熙攘攘的购物人，居然有人能看见地面上这张不起眼的小硬纸片儿。

在新疆伊犁农场宿舍的大姐海燕

我联想起五十多年前也是文革中的一件奇事。

文革中，我家四合院的门大敞，随时“迎接”抄家破四旧的红卫兵或者街道积极分子随便出入，从此再没有闭门安宁的日子了。

我家的三辆自行车还是依旧放在大门洞，也依旧不锁车,无丝毫防人之心。一天，姐姐和爸爸把两辆车骑走了，门洞就剩一辆26的女车，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不见踪影。那时候社会混乱，我们认为不可能找回来，北京那么大，丢失一辆自行车怎么让警察破案，就想算了。

过了半年，一天我一个人在家，从门外走进院子两个穿便衣的陌生男人，看见我在屋里，问“你们家丢了什么东西吗？”我迟疑一下说“丢过一辆自行车……”他们走进屋，我请他们坐下，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你们的自行车找到了。”我非常惊奇地问“在哪儿找到的？怎么能找到？”他们说在大兴县，是那儿的一个人偷的，我简直不相信那时候社会一片乌烟瘴气，居然有神探在远郊区找回我家的自行车，他们说自行车在郊区的某派出所，我们随时可以去取，他们还说“今后你们要小心，把车锁好。”我点头称是，仍旧不解地问“小偷怎么能说出我家的地址？”他们说他偷了什么东西，在哪儿偷的，都能记得，我们也得问清楚，把赃物归还失主。

他们告辞走了，我把他们送到门口，望着两个又高又瘦的身影走远。过去了近六十年，难忘的警察，奇迹般归来的自行车时时浮现在眼前。

意料之外遇到的事和人，还是好人好事多，让我感动。

刘克阳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