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读大学时的作者
吕青，1956年出生于上海。中学高级教师。1982年毕业于嘉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96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深耕中学语文教学三十余年，2012年从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退休。
原题
那些年我住过的地方
作者：吕 青
读过女作家程乃珊的小说《蓝屋》，也读过陈丹燕的散文《上海的弄堂》，对里面叙写的生活场景和鲜活的细节印象深刻，不由得感叹作者以住房及其环境为切入口的构思精巧，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住户们的生活状态和当时的社会风情。我也想写写自己幼年以来的几处住处，及其衍生出来的人生故事。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那个时候房子是用来住的，人们在单位分来的斗室里娶妻生子，根本不用去操心房子的升值贬值，只要能备齐每月几毛或一元几毛的房租就行了……房子不是家，但家一定和房子有关。发生在这些狭小房子里的故事是可书可写的，反映的是人间百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父母作为国家干部，分到了一间婚房——北京东路外滩处的一幢洋楼里、从过道里拦出的一间约十平米的小屋。他们当时没觉得这个地段的金贵，也没觉得这间小屋身世的寒碜，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建了个小家。两年后，因父亲工作调动，他们搬到了上海西南角、紧挨桂林公园的一栋刚盖好的红砖小楼里，和他的同事们成了这幢“红楼”的里第一批主人（见下图）。我们姐弟三人就出生在这里。
这里所处的环境不是“上只角”，也不是“下只角”，不是城里也不是乡下，而是一个紧挨着郊区的小小的“城堡”。八个门牌号里住着一百来户人家。户主们很少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都是来自外地(主要是江浙)的学校职员、教师和干部（由原先的上海市总工会干校和后来的化学高专教职工组成）。由于地处偏僻，又因为特有的文化背景，我们在这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有些清高、也有些满足。虽然会把去徐家汇说成“到上海去”，但并不艳羡“上海人”的生活。“城堡”门前是一条东西向的小路，与小路并行的是一条通向远方的小河，河里常有运输船只经过，也常有载着一家船民的小船短暂停泊。儿时的我，对那低矮船舱里的小世界总是充满了好奇。小路的尽头是漕河泾，那个小镇，是我们买菜或买一般的生活用品唯一去处。附近的桂林路上只有一家小小的水果店，漕宝路口有家被我们称作“鸡棚”的小饭店。没有繁华市井的纷扰、没有各种商品的诱惑，因此这里走出的孩子就少了些市侩气。至今难忘那一个个暑假，家家人家把地板拖干净，赤脚进房间，在地板上睡中觉，敞着门通风。楼道里隐隐约约飘着哪家收音机里的越剧唱腔，跟背景音乐似的。到了下午四点，收音机的声音突然响亮起来：“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嘀嗒嘀嗒”，这时候楼里的孩子们亢奋起来，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情，听起了属于自己的节目。我的心算能力是和邻居小伙伴们无数次“二十四点”的酣战中练就的，也是在这里，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因为即使在书籍匮乏的年代，小伙伴之间常有书籍传阅，记得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高玉宝》，《少年文艺》也不时能看到几本。那些都是我十岁以前的事了。1966年夏的那场运动，将所有的平静打破了，抄家、烧“四旧”、批斗大会……这一年的八月底，我弟弟出生了，九月，我们家被造反派抄家，妈妈从此落下了月子病。印象最深的是，门前小河里不时会漂起自杀者的尸体，城里的那些受不了欺凌的人，会到这里来寻找他们的归宿。我的童年就此结束了。母亲被揪斗，怕牵连孩子，把我们姐妹俩送到了当时在浙江南浔工作的父亲身边，把小弟弟托到南浔郊区一户农民家寄养。1968年的年初，正是寒冬，记忆中只有寒冷，无尽的寒冷。爸爸带着我们到十六铺乘船，颠簸一晚第二天凌晨到了南浔。南浔是浙北的一处安静而颇有底蕴的古镇，地方是不错，我们住的应该说——也不错，住在南浔镇上赫赫有名的“红房子”里（原名是“刘氏悌号”）。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南浔籍的成功商人花费巨资、倾尽心血而建的一所私宅，里面既有东方式的雕栏画栋，又有西方的彩绘玻璃和花式地砖。近百间住屋错落布局，庭院深深，不熟悉的人在里面很容易迷路。解放后，这里成了南浔的最高学府省重点南浔中学的教工宿舍。两个小姑娘，离开了熟悉的一切离开了妈，心中的凄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在“红房子”里也搬过家，刚开始住在主楼二楼朝南的房间里，不久就搬到了副楼最西面的房间。里面是一整排朝东的窗，没有窗帘，刮风的日子，窗玻璃哗啦啦地响，冷风从窗棂中直钻进来，屋内存不住热气。父亲当时是南浔中学的主要负责人，工作非常繁忙。我们父女三人靠食堂解决一日三餐。家到食堂的路不近，每天早上我从边门出来，走过长长的巷子，再小心翼翼地踏过一座缝隙很大的木栅栏小桥，再穿过操场来到食堂，把饭盒里的米淘好，放到大蒸笼里，再买了稀饭馒头回去吃。中午再去拿饭买菜、淘上晚上的米。晚上再跑一趟。没有好的餐具，我得挎着装饭盒的篮子，两只手上再各拿一只盛菜的碗，任里面飘上灰尘、还有雨滴和雪花。我们还要自己洗碗、洗衣、扫地、倒痰盂，自己照顾着自己的生活。有时父亲会用煤油炉给我们煎糖年糕吃，尽管有难闻的煤油烟味，但也是难得的美味啊。
我们姐妹聊天的主要话题是：什么时候可以回上海？妈妈什么时候会来看我们？当初的说法是，呆几个月就能回去的，哪知一呆就是整整一年半！中间没去过上海，妈妈的音讯也很少很少。期间妈妈来看过我们一次，毫无征兆地来了，我们欣喜若狂！直接要求妈妈带我们走，但是妈妈只能骗着哄着，第二天把我们支走后回上海了。记得我们发现后是去追的，抄近路、钻墙根追的，当然这是徒劳的，我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当时的情景了……读书的小学是在一个祠堂里，现在也是镇上的一个景观了。我读四年级，妹妹读一年级。我们很快和镇上的孩子打成一片了，放学后在小街上溜达，大声跟着唱当地的儿歌，在小石桥两边跑来跑去…… 那个时候我们忘记了“上海”。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在1969年的暑假，我们盼来了妈妈被“解放“的消息，回上海的日子终于确定了。爸爸说，稍晚几天他有空送我们回去，“不，不要送，我们自己可以回去!”我坚决地说，真是归心似箭啊！那个黄昏，我和妹妹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我们无数次来过的码头，乘上了开往上海的船只。就这样，妈妈接回了两个满嘴南浔话，已经长高了十几厘米的女儿。“城堡”里的乡亲陆陆续续向我讲了母亲在这一年半里遭受的折磨，至今感叹母亲的坚强，就像《芙蓉镇》里的一句台词：“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还要感恩父母，是他们，在那个特殊岁月里让我们回避了血雨腥风。在那些艰辛的日子里，比我的身高长得更快的是我的心智。虽然运动还没结束，但“城堡”还是让我感受到了温馨。邻居们叫着我久违了的乳名，在公共厨房里指导我烧菜，同楼层的小姐姐教我织毛衣…… 妈妈去长兴岛五七干校了，我每月拿着三十元带着妹妹过日子。除了买菜做饭，难得还会带着妹妹到”鸡棚”去改善伙食。我们还常常在化专礼堂看演出，我也在那里跳过舞。初二的时候，妈妈从“干校“回来了，弟弟也回来了，托邻居照管，生活相对平静。我喜爱我就读的学校上海师院附中（现在的上师大附中），那里有一大批当时正值年富力强的名师，他们的才学和富有创意的教学，让我受益良多，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到了1973年的年初，还有一年要毕业的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了。我作为家里的老大，轮到的“档次”是到近郊插队，对此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父亲力主我去湖州（当时他已经调到湖州工作），说湖州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多好多好；说我如果在近郊插队，因为妈妈的“问题"也很少有希望调上来，还不如跟着他前途会好一点；还说现在去会把我送到三天门的部队学校读一年高中……一边是已经明确了的郊区农民，一边是充满新奇的地方和充满可能的前途，我就懵懵懂懂地答应了。就这样，我在没有政府动员、没有政策驱使的情况下，来到了浙江湖州，直到1992年才回来。1973 年春节刚过，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浙北重镇湖州。谁也没有告诉我会来这里多久，因为户口还在上海，我就像体验生活那样，懵懂而好奇地踏上了这片土地。虽然十岁以来目睹和经历的那些事，在我心里已经刻下了深深浅浅的伤痕，但注视世界的目光依然是清澈的，对人生、对前景依然充满了幻想。只是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在湖州一呆就是近二十年!，在那贯穿我整个青年和部分中年时代的二十年里，我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历练。四十多年前的湖州，还保留了浓郁的水乡市镇的特色，龙溪江穿城而过，石拱桥一座又一座；白墙黑瓦的旧民居举目皆是；街巷蜿蜒，行人步态悠闲，不时有几辆自行车骑过。那么多年过了，我依然记得刚到湖州时的情形。那是一个阴冷的下午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位于朝阳巷的父亲居住的教育局宿舍。踩着嘎嘎作响的木楼梯，来到二楼父亲的小屋前，意外的是铁将军把门！不知是因为通讯不便还是搞错了日期，父亲出差在外，房门紧锁。人地生疏，这可难住了我！是楼上最西面那家有三个男孩的夫妇帮助了我，让我在他们并不宽敞的家中住下来，并一再安慰局促不安的我，”住在这里不碍额，你不要拘束，谁都难免会遇到意外的事……”这些拖着尾腔、有几分蜿蜒软糯的话语，是我对湖州方言最初的印象。就这样，我在他们家那张有镜子的老式床上睡下了。两天后父亲才回来。父亲忙于新学校的筹建，很少回朝阳巷这个“家“。这里是一个无暇顾及生活的单身男人的家，简陋得可以: 一张旧书桌、一张吃饭的小圆桌、两张床、几个箱子，还有一个脸盆架。由于房子老旧，只要刮风，屋顶就会落下很多黑灰，每次回去都要擦很久的灰。
寒假快结束时，父亲为我联系好了离湖州二十多里地的三天门的一所部队子弟学校，看中的是能住宿。我将在这里完成“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业。学校在铁道兵某留守处的部队大院里。一排排平房散落在约两平方公里的营地里。这里除了有一条公路通向外界，其他就是远远近近的山丘，还有一条穿过营地终日流淌不息的溪流。天天听到各种军号声，看到的是步履匆匆的军人，还有操着北方口音、穿着宽大棉衣的军属大妈们。我被带入到了全新的生活场景中。刚开始我很难融入新的班级，可能因为我是上海来的，同学们对我比较疏离。是排练节目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因为要参加大院的慰问演出，我把在上海学的舞蹈《采药》教给了大家，演出受到了极大的好评，我们共同品尝了成功的喜悦。同学们的家大都在大院里，只有我们外来的五位女生住校。宿舍很宽敞，就在教师宿舍后面，和老师在一个食堂吃饭。老师们主要来自上海、杭州和湖州城里，大都年轻，听他们聊天、打趣，是我们住校生活的一抹别样的色彩。
2018年冬天专程来三天门寻访，部队大院已夷为平地，只找到了一截围墙
教学还是很规范的。课程齐全、作业不多，也有阶段考试。老师们教学很用心，想学的同学是能学到东西的。毕业三年多后，偶遇到我一直有点怕怕的教数学的蔡老师，他问了我的近况后，很认真地注视着我说：”你有没有准备参加高考？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啊，我可以辅导你。”我至今很感念蔡老师对我这个数学并不出色的学生的重视，但是当时我已是校办厂的一名青工，时间上不自由，也怕考不上会辜负期望，就含糊过去了。但是不久后我还是悄悄地开始复习了，每天下班后在小屋里看书到深夜，一本《数学手册》几乎翻烂，各种复习资料（主要是要背的各种名词概念）贴满了墙壁。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省内众多文科考生中成功上线，考上了一所三年制的高等师专。命运从此改写，为我日后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这些生长在特殊年代的人，从小饱尝了生活的各种滋味，在一次次迁徙中忍受着思念、期盼、孤独甚至绝望，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勉力奋进，生命因此有了几分厚重，对世事也多了几分达观。感谢生活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