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丨陆耀文：上海穷人家孩子，怎么帮家里养活自己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陆耀文，1952年上海出生，江苏省溧水县柘塘乡艾园村插队九年半，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中学教师当校长至退休。

原题

那些年，怎么帮

家里养活自己

作者：陆耀文

孙子快四岁了，平时锦衣玉食，叫他拿下拖鞋，他弄不明白爷爷的拖鞋为什么要他拿，没有一点助人为乐的想法。不能打他，只好拿他爸妈“撒气”。

早年，老朋友戎东贵在跟我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时候说过，“要让孩子接受有保护的磨难”，深得我心。磨难可以让孩子得到锻炼，发展能力，积累智慧。但必须要在有保护的条件下，让孩子接触磨难，承受磨难，决不能让磨难伤其身体，萎其心智。可孙儿一代，别说磨难了，连劳动一下手脚都办不到，好吧，“儿孙自有儿孙福”。

回想我们成长的日子，我们父母可没有有意磨难小孩的意识，但是他们想尽养育孩子的努力，意外地做到了让我们在贫困中学了本领，长了志气。

当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有正常收入，母亲为了照顾我们五个小孩，辞去了固定工作，回来到里弄生产组，接点外包活在家做，收入高低全靠时间投入。生活（活计）忙的时候，两个姐姐和我都要帮着一起做。

记得最早的生活是拆纱头。就是把针织服装裁剪下来的边角料，拆解成纱线，用作擦拭机器的回丝。这活简单，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很熟练了。只是时间长了，大拇指指甲会痛，严重了会出血。后来，用汽水瓶盖子代替指甲，手指不痛了，效率也提高不少。

接着，妈妈到了绣花组。绣花组的生活很杂。在编织好的手套的手掌一面，缝缀上一块皮革，还有在毛线衣的肘部上用皮缝起来，针脚一横一竖，要非常整齐，这叫贴皮。在毛线衣成衣上把花样纸拿大头针固定住，然后按照花样绣上花，有长针脚、短针脚，要注意配色，还有颜色的渐变，这是包花。这两个活都是要出口的，要求很高，我插不上手。还有把机器编织好的衣片，用手工把它穿缀起来，做成成衣，这叫缝工。这我也不行。

我唯一能帮着做的，是在毛线衣上按花样，用元宝针或十字针绣图案。程序是这样的，毛线衣铺在桌上，上方用一块布和棉花包裹好的砖头压住，左手伸进衣服里，右手拿穿好毛线的绣针，从起针部位的左右，在左手的辅助下在衣层的中间换角度穿插几下，然后从起针处穿出来，这么做的目的是使起针的线头不容易脱落露出来。接下来就可以按照花样一针针绣下去了。绣第一件需要全神贯注，两三件下来，就能脱开花样，行针流水了。

这手艺以后在生活中常常用到。我儿子的毛衣上稀奇古怪的图案，引起同学的瞩目。自己的线衣上绣上一句英语金句，陡增不少逼格。还在单位的才艺表演上当场演示，设计图样，绣花成型。所谓设计图样，就是选好图案，在几何练习本上描摹线条画，适当删繁就简，然后在几何格子上用记号显示出线条，再配置色块，一个格子代表一个元宝针或十字针，简单得很。

妈妈的生活又换到了排书组。那种几联的发票、合同等，机器只能连着印制单色的，那一张夹一张按顺序成套的活，那时就要人工来做了。两手套上橡皮指套，左边夹一张放胸前，再上一张、右一张放胸前，就成一份三联单。要是四联单、五联单就好玩了，动作快起来像千手观音在跳舞。熟练了，顺序一般不会错。错误都是手指麻木了，一次夹了两张。到最后，发现有一色少了一张，连号的号码错了，就要返工检查，真是哭都哭得出来。

接到过一次奇怪的活。给印泥社做的铁盒子上面的图案，一排大楼楼顶上有三面旗帜，颜色是黑的，当时正破四旧，三面黑旗什么意思，是要翻天吗？因为第二天就要交工，一整天用红漆把黑旗描红，放在桌上、橱上、架起的木板上晾干，满屋都是。半夜，一只野猫熟门熟路从卫生间跳进来，弄翻一块木板，一声巨响，全家都吓得跳起来，野猫更吓得慌不择路，把晾着的铁盒子一片片地掀倒。作孽啊，半夜里全家起来收拾，返工，用香蕉水擦去污迹，再描红。第二天，邻居说：“啥人家半夜里放炮仗，不顾人。”

那时候，只能赚这点点死铜钿。乡下人弄来几十个鸡蛋贩卖，要没收；勤劳一点的做几双鞋垫卖卖，也要没收。但是，再严律峻法也有空子钻。跑单帮弄来一点黄豆绿豆蚕豆，自己在家孵发成黄豆芽、绿豆芽、发芽豆，邻居分分，赚点小利。买几辆滑板车出租，给邻居小孩在弄堂里玩，据说收入可观。

我们家没有做过这些生意，不过养过鸡。上海市区一般是不允许养家禽的，只是趁机会养过两次。一次是在三年灾害时期，那时候，每个月每人只有半斤肉、二两油，蔬菜每天只有几分钱供应。要想吃鸡，要到过年，一家一只冻鸡，小户只有半只。所以被逼得没办法动脑筋养鸡的人家好多，不能管，居委会要敢来管，养鸡的真会跟你拼命。

捉来六只小鸡，三只公鸡长到硬毛出来了，就早早地阉了，陆陆续续杀了祭五脏庙。三只母鸡留着，指望它们长大生蛋呢。谁知道，一场瘟病袭来，全死了。能不能吃，敢不敢吃，纠结半天，最后还是扔了。第二天，邻居说，有人把三只鸡从泔水缸捞出来，拿走了。

第二次养鸡是在1967年“文革”期间，逍遥在家，还是养了六只鸡，那时，是真的没人管。阉鸡、吃鸡，一如往常，天杀的鸡瘟也如是到来，几只一天里死了一地。幸运的是，有一只健壮的公鸡挺住了，独独没死。这只长命的公鸡，后来长得高大威武，一点不像阉过的，毛色绚烂锃亮，尾毛翘上天又弯迤及地。非常懂事，我们吃饭，它能够到桌面，挑拣残食。天天用我给它准备好的一盆水自己梳毛洗澡，天天自己回窝。

它不打鸣，因为是公鸡嘛，但在某一天早晨，它叫了。叫声嘶哑短促，像“声带开过刀”。看它顽强不屈地一声声嘶鸣的样子，真为它难受。但是，它的啼声一天天正常，一天天嘹亮，到最后，终于能像正常的公鸡一样啼鸣了。

它很孤独，因为周围的鸡都得瘟病死了，连打架都没对手。天天跟在我后面，我到哪儿它到哪儿。有一天，它不见了，过了一个小时，它回来了，后面跟着一只母鸡。真神了，只听说鸽子能够拐带同类，公鸡自己娶亲谁见过。三天后，妈妈散出去的寻找失主的消息有了回应，一个女人千恩万谢，把母鸡抱走了。

这下麻烦大了，公鸡三天两头要往外走，它认识它媳妇家。把它圈起来也不行，它能飞。怕它途中出事，只好我跟着，送它去探亲。回来就用绳子拴住，一个星期送去一回，慢慢它也习惯了。探亲日子临近，它有感觉，躁动不安。可是，没过几次再去，它媳妇被杀掉了，人家也怕麻烦。可怜啊，还有没有鸡道啦！

要过年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杀公鸡。我也知道，不杀是不可能的。它有九斤多重，足够让家里过个好年了。杀吧，明年再养。

定好年三十这天杀，到二十九，它极不正常地在晚上啼鸣了。叫声时而婉转绵长，时而雄壮不屈。叫吧，叫吧，知道你是个妖，谁让你投胎投错地方。

杀了，发现这鸡肚子里有一只睾丸，阉鸡师傅马虎了。这只睾丸特别大，像个鸡蛋，这鸡的生物补偿作用有这么大？

前面说我们家没有做过生意，现在想起来，并不准确。我卖过一阵棒冰。

那是1965年夏天，放暑假，找一个旧木箱，里面衬点棉花，用布包好，配上一根背带，带着妈妈好容易搞来的许可证，就去冷饮厂批棒冰了。

开始几天生意不温不火。下午去批一箱棒冰（上午基本没有销路），几个邻居伙伴凑热闹，陪我一起去，轮番叫卖，也不见得难为情。卖得好，天黑前卖完，算算有靠一块钱进账。卖得不好，到天黑只好背着剩下的十几根棒冰回家，给邻居小朋友分分。算算账，不赔本就是好事了。

新鲜劲一过，几个伙伴逐渐退出，只好自己硬着头皮，一个人叫卖，开始有点放不开，时间一长，什么脸皮，什么尊严，不值两根棒冰。

我的定点在上海音乐厅，这里人流大，而且来这边都是带着钱的。特别是电影散场、开场之间，人潮汹涌。这时头子就要活络点了。看见大人带着小孩，就对小孩说：“小朋友，棒冰吃伐？赤豆棒冰噢。”两个青年男女过来，要对男伴说：“阿哥，来两根棒冰好伐？”

棒冰生意好坏，和天气直接相关。气温高，箱子里棒冰存量下降快，天气凉快，销路就温吞水了。在毒辣的日头下穿梭叫卖，心情和一千多年前卖炭的老人是一样一样的。

那天，温度出奇的高，一箱棒冰半个小时就卖完了。我妈叫我卖完一箱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今天难得天气帮忙，我就奔到冷饮厂又批了一箱。回到上海音乐厅，没卖几根，狂风暴雨突然降临。我躲进音乐厅的门廊，以为这雨下一阵会停。一会儿，电影散场，没带伞的散场观众把门廊挤得死死的。我不死心，还一声声傻傻地叫卖，可盼望大雨赶快停下来的人，哪有心思吃棒冰。那几个小时真是难熬啊，这箱棒冰卖不掉，等于我三四天白干。

天还是黑了，只好回去了。上海音乐厅离我家隔三条马路，一会儿就到家了。没想到，离家还有一条横马路的时候，瓢泼大雨又下下来了。我想一口气奔回家，刚跑一段路，满箱的棒冰颠得把背带颠断了，棒冰撒了一地，赶紧一根根把棒冰捡起来，抱着箱子走回家。

妈妈老早就在等了，看到我的狼狈样子，心疼得不得了。换衣服，洗澡，烧姜汤，可我还是一遍遍地告诉她，我已经卖掉一箱了，她听烦了，说：“听到了，听到了，乖囝，侬要是生毛病了，卖特再多棒冰也补勿回来。”

夜里，我发烧了。中午起来，看到我的棒冰箱被妈妈劈了，堆在角落，成了引火柴。

可惜，一个商海奇人，就这样被妈妈的自疚给扼杀了。

要是说，苦难让我成长成人，但苦难又让多多少少人身残志消啊。从这个意义上说，磨难绝不是一个可以滥用的助人生长万试万灵的法宝，磨难也必须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对它的衡量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难不值得歌颂，民族的苦难更必须深刻反思。

陆耀文专列

纠缠我大半辈子的档案疑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