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与您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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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 陆耀文
1964年暑假,我和几个玩伴蹲在地上磨螺蛳壳。螺蛳壳磨出洞眼,用绳子串成手链状,可以来玩“造房子”的游戏。
一个小朋友突然说:“这里有反动标语。”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墙拐界石的低处,有粉笔写的四个字,第一个是“打”,空了一段距离,后面是“毛主席”三个字,“席”字写得很长。
大家莫名地激动起来,有人就报告去了。
吃过午饭,我被带到了“老巡捕”家里。“老巡捕”是解放前我们弄堂业主雇佣的看门人,平时也穿着巡捕的服装,相当于现在物业的保安。解放后,他还管着我们弄堂的治安,老的称呼一直沿用了下来。。
两三个人围着我,要我说说发现反标的经过,然后拿报纸,让我抄写上面一段话。整个过程是平和的,几个人都是老邻居,和颜悦色,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晚上,父亲下班回家,不知道在哪儿知道了这件事,勃然发作,要我和妈妈去说清楚,问问凭什么要我抄报纸对笔迹。
我当然不愿意去。我的感觉,人家根本没有为难我的意思,就是走个过场。再说我的字体跟反标的字迹完全不像,怎么都不应该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去找人家闹,是没事找事。父亲就咆哮起来,“你晓得伐,这是不得了的大事体,是政治事件。和这种事情搭上了,你一辈子就完了。”
我说,“搭上了,去吵去闹就不会搭上了?”他冲过来要打我。我豁出去了,说,“要去你去,你为什么不去?”他愣住了,“我为什么要去?”“你是我爷。”我说。他语塞,嘟囔着“我去做啥。”
我知道他再也不会去。他就是个“门档子里面狠”的人,在外面见谁都客客气气,面子看得比天大。我整理好语言,跟父亲说:“侬叫我和姆妈去,去讲人家了解情况不对,还是排查怀疑对象不对?给人家的感觉有点做贼心虚,你就不怕引火烧身?阿拉窝里又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恨共产党?再说,我的字跟那个字一点也不像,到哪儿也没有理由怀疑我。”他再也没有说话。
我离开了家,在外面晃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反抗父亲,也是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吃瘪,不免有点心潮澎湃。
隔天,父亲回家跟我说,我想了一下,你讲得有点道理。这个事算了,勿要去寻伊拉了。过了几天,他跟妈妈说,能不能想办法到派出所找人,把反标的照片拿来看看。妈妈横了他一眼,说:“你本事大,你怎么不去?”他说:“我就这样想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对我说,“他们没有再来找你,不一定说明这件事就这么了了。把你当怀疑对象,在你档案里记一笔,也是有可能的。”
好像听说有档案这种东西,记录你的言行,你本人永远也不知道上面的内容,但关键时刻它又会决定你的命运。我也有这种可怕的东西吗?
小孩子没有常心,恐惧感只能笼罩我几天,就消失了。但是,关系到人生去向的节点,它就会顽固地跳出来,再次让我害怕。
考初中,填报了一个重点中学,老是在想会不会不录取我。
学校里报考飞行员,检查身体视力2.1,参加复审,没过。因为什么,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跟几个要好的红五类同学参加了一个组织。父亲说:“你跟着人家混,好吗?你有理智伐?”
……
我的档案里究竟有没有留下父亲担心的那种记录呢?
1973年,我被村子列入推荐上大学的名单。村上搞推荐工作一直是学校的谢校长。他那天跑到我家,嚷嚷要我请客,说搞你的政审,忙了大半个月,明天就交上去了,他拍了拍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包,“为你的外调,我跑了两次上海了,还丢了皮夹子。”我连忙炒几个菜,陪他喝酒。
那次是我第二次被推荐,那时我挺“红”的,两次被评为知识青年优秀代表。
谢校长跟我说,他那天皮夹子丢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回不去了。正好前几天去过的三叔单位就在附近,他去找了三叔,三叔把他送回了旅馆。
谢校长醉醺醺地走了。收拾碗筷的时候,发现谢校长的包放在灶台上没拿走,迟疑了一下,果断地打开包,里面正是我的政审材料。我迅速浏览了一下,有我原来学校的、街道的和上海亲戚所在单位出具的材料,大多简单到了敷衍的程度。大队和知青办公室的材料内容丰富,都是肯定和鼓励。唯独父亲单位是个特例,还专门开了座谈会,我熟悉的几个与父亲要好的同事,说了很多鸡毛蒜皮的坏话。后来父亲退了休还在和那几个同事热络交往,一起去钓鱼、郊游,几次犹豫想要跟父亲说,还是忍住了。
谢校长大概是睡了一个午觉,晃晃悠悠地又来了,把包拿走了。
事后几次回想,那里面没有任何我所理解的“档案”里出来的材料,更不要说关于“反标”的内容了。要是档案里真有这个记录,政审会不去摘抄、盖章,形成材料?
随着1978年考上大学、再工作、入党,档案里究竟有没有那个记录,渐渐淡了。看来大多是没有,因为如果有,它肯定会干扰到我。或者说,即使有也不会对我产生多大麻烦。这种前后矛盾的想法,有时候也会冒出来。
2012年我退休的时候,按所谓政策,户口可以迁回上海了,但听到先走一步的邻居在办手续的时候都遇到了种种阻隔,就心意缺缺。后来,父母相继故世,上海房子成了空户,面临着各种麻烦。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户口迁回上海。
南京到上海、上海到南京,我来回奔波11趟,才把事情搞定。中间艰难困顿,难以诉说,尤其还遇到了一个笑话,真正活色生香的黑色幽默。我的姓名中间一个“耀”字,在废除了的第二批简化字里曾经改为“左光右夭”,那些证明我前半辈子来龙去脉的材料,有好多都是“左光右夭”的,就一点用也没有了。最后高人指点,在现在的派出所搞了一个“曾用名”的证明,才解决了那个“我”就是我的难题。
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让我欣喜的是,我终于亲自查阅到了我的全本档案。
我一共去了档案馆三次。那是第二次去,查什么,现在记不得了。工作人员说,没有你要的内容。我说,我上次来,好像还看到的。那人说,那你自己查。说着,就把档案递了过来。我还没拿到手,他又收了回去,说:“慢点,有些东西你还是不能看。”他迅速翻阅,把三处纸页折了角,又拿胶带封好。递给我,说:“不要撕开,惹麻烦。”
那次查阅,我还是没有查到我要的东西,只把两页有点相关的内容复印了下来,但是我把档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交代一句,那时候刚好是各单位把档案交给档案馆集中管理的时候,各方面制度都没有健全。我第三次到档案馆,就全是电子扫描版了,要什么,他们帮你查,查到,在显示屏上看,需要的就复印带走。
我发现,我档案里没有大学之前的任何记录,无论是官方的还是个人书写上交的,最早的就是大学入学时我的一份登记表。
档案的神秘以及对它的疑惧,都不存在了。但是又引发了我对档案工作的腹诽。那里面没有任何重要节点的材料,比如上大学、入党、职务调整时,那些签了字盖了章的外调材料、鉴定、干群意见都看不见,只有看似随意抽取而叠加起来的二三十份履历表、登记表、考核表、述职表。我注意到,那三处被工作人员折叠起来的纸角,都是在表格的最后,常常是安排“负责人意见”“单位意见”等内容的空间,那才是关键的地方。不过,现在对我也不起作用了。我解嘲般地对档案馆的人说:“一辈子写了那么多东西,你这里就这么一点点。”他说:“你还少?有的人只有两张纸。”
不知道我这种干干净净的情况属于比较特殊,还是常常听到的,档案里被塞进了什么阴冷的材料,关键时刻致命一击的情况属于特例。
算了,这不是我应该烦的事。走出档案馆,我在想,大半辈子的记挂都白费心了。
父亲被恐惧打败了,战战兢兢一辈子,小心翼翼逃过了无数次政治风浪。他把疑惧传递给我,让我担惊受怕半辈子,很难说我没有再把疑惧传递给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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