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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吴景勤:一条“反标”,一场飞来横祸

吴景勤 新三届 2022-01-14


作者简历

作者知青时代


吴景勤,1953年出生,1968年初中毕业下乡插队,1971年进核工业部地质队,1986年江西省首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退休前为教授级高工。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自学成才标兵、全国青年地质科技大“金锤”奖、江西省十大科技精英奖、核工业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


原题

一条反动标语




作者:吴景勤



在我的知青岁月里,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
 
农村插队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从天而降,它像一阵险恶的风浪,把我这只小船冲到了暗礁林立的险滩。人身自由瞬间被封闭在令人窒息的反动标语案件之中。
 
那天中午,有几个学生在杨家山小学楼上的教室玩耍,突然发现教室的黑板上五个赫然大字:"打倒xxx"。
 
这可是惊天大案,震惊全县。县革委会将此案定为一号重大反革命案件,立马由县武装部组织了专案组,当天下午就赶赴杨家山现场,与公社大队干部一起,立即展开工作。
 
县革委会要求专案组一周内务必破案,为了完成任务,专案组速战速决,只经过一下午的初步调查,就确定我是重大嫌疑人,其理由有三:一是有作案动机,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被批斗靠边站,因此怀恨在心;二是有作案条件,住在学校楼上,夜深人静时,作案十分方便;三是我的住房进出必须经过黑板前,事发当天是星期日,我上午出门几趟,为何对黑板上的反动标语视而不见?笔迹虽然不象我的,但是可以伪装。
 
专案组得出上述结论后,趁热打铁,连夜对我进行审讯。
 
那天白天,我在田间劳动了十多个小时,累得浑身散了架,收工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我饥肠辘辘,盛了一大碗的剩饭,挖了二勺红剁椒,饥不择食地吃起来。狼吞虎咽过后,洗去泥土和汗水,往床上一瘫,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打开门一看是村里民兵队长。他急切地对我说:"有急事,快,跟我走!"
 
夜沉沉,野茫茫,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幕笼罩着山村,月亮躲在乌云里,只有遥远且微弱的星光在云层中若隐若现,整个杨家山村象死一样的寂静。
 
来到生产队部,看到大门外停着几辆摩托车。民兵队长推开一间房门对我说:"进去吧"。我惴惴不安地走进房间,映入我眼帘的是墙上刚贴上去的一幅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墙边放着一张桌子,中间正襟危坐着一位矮个子,旁边坐着一位大胡子和一位小白脸。
 
看到我进来,矮个子满脸严肃地问我:“你是吴景勤?”我点点头。“你知道有人在学校黑板上写反动标语吗?我们是破案的专案组,找你了解情况,希望你如实回答。
 
我一大早就出工干活去了,田间劳动时听到大家议论反动标语的事情,但万万没想到它会与我有关。我心中惶惶,忐忑不安。
 
矮个子并没有一上来就杀气腾腾,他态度还算平和,好像还和我套近乎,说我父亲是他的老朋友,眼睛却盯着我手上戴的手表。
 
这是父亲戴了几十年的一块旧手表,插队临行时母亲拿给我的。
 
矮子把我的手表要过去拿在手上,一边看看听听,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蛮神气吗,带着手表来接受再教育,应该给贫下中农也戴戴。”
 
然后内行似地告诉我说,这块手表是“细机”。虽然他说的“细机”我一点不懂,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与我聊什么“粗机细机”,
 
但他的态度似乎打消了我的一些疑虑和惶恐,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对我进行非常审讯的开场锣鼓。
 
接下来,矮子看似随意地询问我,是不是常常看书?看些什么书?我老老实实顺着他的提问一一回答。见我一步步被带进了挖好的坑,他话锋一转,口气骤然严厉得让我惊骇,他连珠炮似地大声质问我:你是不是因为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而心里痛恨毛主席?你昨天上午多次经过黑板前,为何没有看见黑板上写的反动标语?
 
我的心剧烈地震动了一下,这才醒悟过来——前面的所有对话都不过是他为审讯所做的铺垫。
 
此刻,我深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脑海里闪过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对于矮子的审问,我全部予以了否认,我的理直气壮,使矮子感到伤了自尊,再也没有了耐心,刹那间爆发出雷霆之怒。此刻,我在他面前已经不是一名知识青年,而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
 
他凶像毕露,嗓门变成了铜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老实交代,否则死路一条!"
 
旁边的大胡子也恶狠狠地帮腔:“你犯了这等罪行,还拒不交待,看来你是想到牢房里去呆上几十年!”
 
我瞬间石化,好像无数面大大小小的鼓在胸中咚咚咚乱敲。面对严厉的审讯,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我无言以对!
 
虽然用坚强不屈、无所畏惧来形容那时的我,太过夸张,但是当时我的表现的确出奇的镇静。我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没做的事,决不能承认,一定要挺住,千万别被他们吓倒。任凭他们威逼利诱,我半个字都没有吐出。
 
我的沉默,大概让矮子以为是他的威力起到了效果,就把嗓音稍稍降低了一点,态度口吻却依然是象训斥反革命: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标语肯定是你写的,你好好想想,为什么要写反动标语,谁指使你写的,想好了写在纸上,老老实实交待清楚。如果不老实交待,连你父亲也一起进牢房。
 
矮子说完带着专案组的人离开了审讯室,把我一人锁在里面写交待。此时,我不知道是深夜几点,看看手表,这才发现,手表给矮子拿走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心里一片空白,脑袋一阵阵痛得像要炸裂,好象堕入了万丈深渊,趴在桌子上昏昏沉沉睡觉了。
 
一阵开门声将我惊醒,我抬起头,看见窗外的太阳己升起一丈多高。
 
经过一夜的煎熬,交待书还是白纸一张。
 
专案组又开始继续对我进行审问,审问方式、程序、问话,完全是昨天的重复。
 
我依然是一句未说,一字未写。
 
为了让我尽快承认,专案组决定增加压力,将我押往大队部审问。
 
他们把我带上摩托车,十几分钟后来到大队部,将我关进大队办公室。为了监视我,晚上大胡子和我睡一张床。昏暗的灯光下,他坐在被窝的另一头,无聊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指头灼得焦黄,整个房间笼罩在呛人的浓浓的烟雾中。
 
当年我年仅十几岁,准确说还是少年,经过二天如此高压的审讯,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竟然没有流过一滴泪。
 
此刻,躺在被窝里的我,想到自己无辜地成了反革命,马上就要投入大牢,身陷囹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生怕被大胡子看见,把头藏进被窝里,无声地擦拭着眼泪。
 
不知是一整天的审问使我精神高度紧张,还是过度疲劳,我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昏乱的大脑出现了幻像,持着长枪的武装大汉将我带上手铐,押到山岩上,突然将我推下悬崖,
 
我哇地一声大叫,从恶梦中惊醒,大胡子呼地一下坐起来,大声呵斥我:"干啥?"我擦着惺忪的眼睛,喃喃地说:做梦!
 
恶梦将我惊醒,却惊不走我心头的恐惧和孤独。
 
我再也睡不着了,心想,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居然就给我定罪,根本不允许我申辩讲理,这简直就是栽赃!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真相也许会迟到,但决不会缺席。
 
就在专案组决定第二天将我押往县城,宣布案件告破,给我定罪之时,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机。
 
专案组接到上级通知,福建破获了一起"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案件,该组织有纲领、口号、经费和行动计划,主要任务是在福建、浙江、江西三省发展成员,开展活动。
 
扬家山一位甘姓富农也是主要成员。专案组接到通知后即刻控制了那位姓甘的,对他进行了审问。在他家里搜查到了救国军的军旗和标语。他巳招供,黑板上的反动标语,是他指使儿子书写的。他儿子已到现场指证,其笔迹一模一样。
 
真相大白于天下。
 
作为蒙冤者的我,免遭了一次牢狱之灾,无疑,这是莫大的幸运。但经历了这一切,备受煎熬,那种痛彻心扉的压力和伤害,给我年少的心理,投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此事过去很长时间,每每想起,心里还阵阵作痛,隐隐后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几个大字,在我眼前久久挥之不去。这场飞来横祸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对于我来说都是至暗时刻。后来,我的遭遇在知青中流传,触动过无数人。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讲述这段故事我还依然感到不堪回首。

知青队友合影,前排右二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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