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自述丨陈辛：我在兵团被怀疑"五一六"打入另册

陈辛新三届 2019-06-07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女知青自述》系列文章，选自北大出版社1995出版的臧健、中陆、田小野主编的知青口述史《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作者简介

陈辛，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某杂志工作至退休，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原题

沉重的旅程

作者：陈辛

原载微信公号“熊窝XW”

1968年6月26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一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要去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做一名农业工人了。这可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是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争取到的！

能去黑龙江对我来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当时中苏边境形势比较紧张，被批准去北大荒的人必须“政治可靠”；我总算得到了学校的批准，就足以说明我的母校还没有把我列到“反动”之列。在学校里，由于我对文革中抄家、打人批斗持有异议，始终被视为异端；军训团的解放军干部也认为我这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思想很危险，甚至怀疑我是“五一六”分子。这种怀疑导致他们整理出一大批关于我的“黑材料”。当然都是捕风捉影，说明不了什么。

我是自愿到北大荒的，对艰苦的劳动早有思想准备。要适应这里的生活，成为真正的农业工人，必须经受种种磨练。

刚到北大荒，正值麦收季节。第一天分配我干的活就是在场院里编草帘子，这是最轻的活儿。哪知我的手一沾青草就红肿起来，奇痒无比，惹得不少职工家属都来看：“这么细皮嫩肉的，她爹妈怎么舍得让她来这儿！……”这真让人扫兴！我离开这伙“老娘们”（北大荒对结了婚的女人的称呼）去扛麻袋。在场院上，男人扛120斤的大麻袋，女人扛70斤的小麻袋。两个男知青把70斤的小麻袋往我肩上一放，我的右手赶快撑在腰间，左手举上来抓住麻袋口。还没走几步，身后传来一阵哄笑。

我被笑毛了，脚下一绊，整袋麦子扔到了场上，全撒了。队长过来说：“你是不是腰有病？刚才扭成那个样，都说你在跳舞！”我说：“腰有没有病您别管，我就是想学会扛麻袋”。他说：“扛麻袋一定腰腿有劲，你力气小，算了吧”。我坚持道：“我有力气，就是不会使。您教我吧！”他二话不说，双手提起一袋麦子，放到我的肩头，我一步一颤地往前走。队长嚷道：“腿不许弯！把腰挺起来！手把住了！脚下走稳一点！唉……算了吧”。又是一阵笑声——又撒了！

我心想，今天非学会不可！有个高个子男知青装好一袋麦子站在那里笑，我请他帮我把麻袋放到肩上。他一边帮我把麻袋放到肩上一边说：“我看你是重心不稳，所以才走得歪歪斜斜的，麻袋能不掉下来吗！”我似有所悟。这次不知道是麻袋放对了劲儿，还是经过两次失败有了点经验，总算是把这袋麦子扛到了粮囤里。

这年麦收，我扛麻袋入囤磨破了两件衣服；我肩膀上的嫩皮也由红肿而磨成了厚茧。70斤的小麻袋对我来说已不在话下，连120斤的麻袋都能扛了。当然我不是最能干的，因为有的女知青能像男人一样扛起150斤乃至180斤的大麻袋呢！

经过半年多的锻炼，我学会了各种农活成了一个粗壮的农村姑娘。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意志，使我能够熬过比艰苦生活更严酷的“政治严寒”。

1969年12月，结束了第一次探亲假，准时回到连队，直觉使我感到连里的气氛有些异样，正在暗暗纳闷的时候，一位团军务股长（这时农场已改成建设兵团）到连里“蹲点”来了。在全连大会上他发表了声讨“五一六”反动组织的讲演，然后“上挂下联”，把我当 “五一六”分子揪了出来。

会后这位股长和连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声色俱厉地又把我训了一顿。大概意思是“别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要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等等。“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我解释说，“你还要狡辩！明天把你所有的日记和信都交到连部来！”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我猜测这是一个留校做了革委会负责人的同学把文革中整的那些“黑材料”转过来了。心中无鬼不怕鬼，那些黑材料都是一些不实之词，日记和信谁要看就来拿，我不自己交出去！我拿定主意决不承认那些“没影儿”的事，更不嫁祸于人。要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第二天，所有信和日记都被指导员派来的人拿走了，连里并没有让我写什么检查交代，大概是那位股长已经拿着我的日记和信回了团部。

从此我成了 “阶级斗争对象”：失去了和家里、同学的联系——收不到任何来信，我要发信也必须经过连里的审查。我决计在没有恢复通信自由之前不写信了。当时我也不能随便出入连队，不管去哪儿，要有师部政治处批准。

对我的审查和批判根据上级的需要时紧时松，只要那位股长一来，形势立刻变得剑拔弩张。常常是白天上班晚上批判，要不又是连夜的逼供。他要我交代反动的组织纲领、计划，无休止地写各种材料，几天几夜不得安宁。

审问中，我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推测，因为大部分要交代的问题都同中学的文革运动有关。这位股长实在找不到像样的证据，居然把夹在我信件中的同学们画给我的两个团之间的行走路线图，当众污蔑成偷越国境的地图。甚至对到连队找我小聚的男女同学也要怀疑，逼着我交代与他们的关系。我一口咬定，就是正大光明的同学关系。

这时有位老职工很和蔼地说：“你是个痛快人不要挤牙膏似的，挤一点说一点嘛……要是有什么不好说的，会下可以和XX（哈尔滨知青女排长）说……”。会后我找到这位女排长，她经常在审讯我的时候坐在旁边，我说：“请你转告X股长，我没什么‘不好说的事’”。她很有兴趣地等着，似乎我能说出什么“爆炸性”新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不好说的”，原来就是想知道我和男同学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他们眼里，一个人如果是个“反革命”她一定就是个流氓。

从1969年底到1971年秋天，我干的体力活多是惩罚性的。没有休息日……包括女同志每月应该休息的例假。大家休息时我要到一公里以外的水房为大家挑水，而这水是轮不上我喝的，我经常只能喝路旁沟里的水。那里面有许多小虫子，当地的人都说不能喝。

砖瓦连在夏季要抓紧日照时间长的季节做出砖坯，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早3点至晚上8点）连续作战，一天要做出十几万块砖坯，或一天之内装、出几孔窑。每当此时，我都被点名做最重的活，比如，连续十几小时推独轮车给制砖的搅拌机供土，每车土都有三四百斤；出窑的时候专门让我在摄氏35度左右高温的窑里往外递砖……我一直自觉地承担起这些重活儿。

出窑这活儿从前一般是劳改犯干的，自从知青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倒是不分男女全都干起了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了。窑里的粉尘呛得人睁不开眼，而且鼻咽也因吸进了大量的砖末而过敏，流鼻涕、咳嗽。我的眼睛近视600多度，进入窑里又不能戴眼镜，只能凭感觉摸索着拣砖，而且速度一定要快。慌乱之中，被倒下的砖砸伤腿、脚、手、脸是常有的事。

况且同样是窑里面的人，别人干10多分钟就会有外面的人替换，劳动结束后还能得到各种表扬。而我不干完这一窑（约4万块砖）是不可能走出砖窑的，没有表扬，更休想有人替换，因为我是“反革命”！我在接受改造！每次出完窑，我的头发上、脸上、鼻孔里、耳朵里、嘴里、嗓子里、脖子里全都是红砖末，完全像一尊庙里的泥菩萨。

能和大家一起干活儿，尽管累，毕竟是一种“幸福”，最可怕的痛苦是遭到孤立，没人理。从1969年至1971年，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城市的知青源源不断地来到建设兵团，每来一批新知青，连领导都要介绍本连的“阶级斗争”，我就成了“不可接触者”，没有几个人敢接触我。

因此我常常独自一人去完成一种活儿。比如伐木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一把斧子在一片树林里伐树。那时我的力气很大，两三下就能砍到一棵碗口粗的杨树；需要用锯子的时候，我就带一把小手锯，也能锯倒不太粗的树。扛木头也很少有人帮忙。

记得几次扛木头，适逢生理期，感觉脚下像踩着棉花一样没有根。扛起木头，眼前金星直跳，腰也直不起来，脸上直淌冷汗。我总是咬紧牙关，心中默念着：“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这样的超强劳动大约持续了3年，直到发现身患各种疾病，再也不能做体力劳动了。幸亏那时我已被平反了。

在令人窒息的压力下，我时刻用两句话来鼓励自己：“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没人理我，我就在日记上和自己交谈，但是所写的日记又被收走了，还会“罪上加罪”，所以我就和书交谈。我爱读书，当时只能读毛主席著作。买了一些马恩列斯的书来读，就被说成是用“马恩列斯来反对毛主席”。对于这类荒唐的指责，只好置之不理，这当然又会落下“顽抗到底”的罪名。

我的铺位在女宿舍的角落里。又冷又潮，冬天墙上永远挂着冰霜，没人愿意来，对我来说可是一块独处看书的“宝地”。当然，会有一些人突然过来质问“你在看什么？”甚至抓过去审查。每逢这时，我总是默念着“不要和群众对立”，不能生气更不能发火。不能扩大这种人为的隔阂。在宿舍里，我主动承担挑水、修整厕所等，但还会被说成“拉拢腐蚀小青年”。

真诚地求助于党组织，把心里想不通的问题向连领导倾诉，这大概是唯一可以和人沟通的途径。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处境有所改善：家信能收到了，要求去看望弟弟妹妹或同学也能获准了，在连里，来找我谈话人也多起来了。

相信党的政策，否则难以熬过那“可怕的寒冬”！我也理解连长和指导员的苦衷，他们还是比较讲政策的，甚至还暗中派人看守着我，怕我因想不开而自杀。

珍宝岛战役打响之后，所在的建设兵团搞了几次“一级战备”。过年时全连男女老少必须衣不解带马不卸鞍，招之能来，来之能战。宣布“一级战备”那天，家属区一片哭声，一些老大娘都吓瘫了。女生宿舍里也乱作一团，相比之下北京姑娘们比较镇静，毕竟是首都来的，在中学参加过军事拉练。我们只是默默地按规定收拾行装。我实在舍不得我自己的书，那都是我探亲时从北京旧书店里买来，又千里迢迢地背到北大荒的。

忽然间想到，如果真有敌情，连队需要行军打仗，肯定是要在行动之前除掉我这个“阶级斗争对象”的。能不能带上这些书，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赶紧写了一封信，把它藏在身上，希望有机会寄出去。告诉父母眼下的情况，我只想家人知道：我是准备去打仗的，不是胆小鬼，并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如果我不得不死，希望家人能了解真相。

林彪事件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很大的触动。此后，再没有人向我逼供审讯，我究竟是不是“五一六”分子，是不是 “反革命”已不言而喻了。但是，我在连里仍是“异己分子”，这个“阴影”在平反之后还跟随了我数年。

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团、连各级领导，要求给我一个结论。那时我已经快满25岁了。

终于，1973年的春天，团军务股找我去谈话。一位现役军人（不是当初那位股长），当着我的面把所有“黑材料”投进炉火中，其中也有我写的检查和交代，还有他们收走的日记和信。他承认整错了。我要求在我所在的连队宣布此事，他答应了。

此后不久我就病倒了，病了很长时间。连领导看我再也不能承担重体力劳动了，就让我负责连队的黑板报、文化夜校和为宣传队编写节目。我很喜欢这些工作，边学边干，后来成为团宣传队的专职创作人员。

1973年我父亲被重新起用以后，上级领导考虑到我家的实际困难——家里3个大孩子都下乡，我母亲已病卧在床多年，小弟弟在学工劳动中瞎了一只眼睛——决定帮助我的父母调回一个下乡的孩子。1975年的春天，负责团宣传队的一位宣传股长出差到了北京，去了我的家。回来后，他同连长谈了好一阵子。后来连长把我叫去说：“快回家看看你妈妈吧，X股长说你妈太想你了，你再不回去，怕是不行了”。

1975年6月26日，我办好了离开北大荒的手续，结束了整整7年的北大荒生活。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事有凑巧，1981年我在北京的某中学毕业实习的时候，遇到了母校那位给过我极大“恩惠”的革命同学。她急忙向我道歉，说：“对不起老同学”。我劝她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了。她解释说，她整了那么多的人，总以为自己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直到他的父亲也被划为“五一六”分子，她才怀疑是不是都整错了？我想，这是她的心里话，我可怜她。

回忆起在北大荒的岁月，我的感情是复杂的——自豪总是和苦涩掺在一起！我在人生的沉重的旅程中认识了社会，更认识了自己。值得庆幸的是我保持了一颗赤诚的心和奋发向上的坚强意志。

（写于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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