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 翁新京：饥荒年的小狗，被喂30颗安眠药砸死了

作者简历

1972年的作者
翁新京，1955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到四川省内江市白马电建三公司，1971年在内江市五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乐至县石佛区泰来公社，1974年招生进四川内江铁路技术学校，后期成人教育毕业于内江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内江铁路机务段子弟学校、重庆铁路中学和内江铁路中学任语文教师，2010年退休后定居成都。

原题

童年散记

生命中那段饥饿的"主旋律"

作者：翁新京

我启蒙之前的幼童时期，是1950年代在北京良乡送变电五处家属区度过的。虽然那时年龄很小，但记忆力还好，至今家人和外人仍在夸我有“超强记忆力”，但我不敢苟同，因尚有自知之明。

幼童时期的记忆里，似乎没有五色的气球，没有绚丽的花衣，最鲜艳的色彩就是家家户户小院里盛开的牵牛花。夏日的清晨，从家属区一路看去，很多人家院落里枝繁叶茂，牵牛花的枝条钻出稀疏的篱笆舒展开来，枝叶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深红的、粉红的、天蓝的、洁白的，像一个个朝天的小喇叭，花瓣上洒满晶莹的露珠，晨风吹拂，花朵在枝条上颤动着，娇艳欲滴，美不胜收。我记得，孩子们只是驻足观赏，并不去采摘。

1957年全家合影

幼童时期的记忆里，似乎也没有幼儿园的载歌载舞、欢声笑语，但我稚嫩的童心却有一种对音乐、舞蹈朦朦胧胧的渴望。那是我国三年大饥荒之前，交谊舞正在北京盛行，每到周末，单位的礼堂里就会举办舞会。我只有四岁左右，搬着小板凳，坐在礼堂里靠近舞池的第一排，早早等待舞会开始，往往比跳舞的人们还早到。听到舞曲一响，我就兴奋不已，目不转睛地看着人们三三两两步入舞池，踏着音乐翩翩起舞，或旋转着身躯，或舒展着四肢。

我对人们的舞姿是否优美尚无辨识能力，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只有一对年轻舞伴，每次他们都是在舞场边上，男的耐心地教，女的认真地学。那个男青年穿着有些褪色的黄军衣，女青年一对长辫子，至今他们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还依稀可见。

幼童时期的记忆里，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那就是在单位家属区里住着的十来户朝鲜族职工和家属。那些朝鲜族妇女穿着民族服装，长长的裙摆几乎拖到地上，只露出脚上尖尖的朝里弯曲的鞋头。她们头上高高地顶着或大或小的物品，有时是包袱，有时是水罐，有时是脸盆，她们甚至不用手扶，昂首挺胸，摆动着双手碎步疾走，我常常看得发呆。

与我家同住一排房的也有一户姓刘的朝鲜族人，听家人说抗战时期这家的男主人曾在朝鲜杀死了日本人，然后只身游过鸭绿江来到我国东北朝鲜族地区生活，以后又到北京工作。三年饥荒开始后，那些朝鲜族职工和家属全部迁回了东北原籍。

幼童时期的记忆里，还有“一方乐土”。离我们家属区好几里地的西北边，有一座军用飞机场，那是孩子们最喜欢去集体娱乐的地方，因为机场经常进行飞行员训练，包括飞行比赛和跳伞比赛，还有滑翔机模型表演等。那时我跟随家人，与左邻右舍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一起，兴冲冲地朝机场奔去。

机场周围全是铁丝网，一般的人只能在铁丝网的外面观看。我们趴在铁丝网上，仰望着白云朵朵的蓝天上，不时飘落下来五颜六色的“蘑菇”，当跳伞员驾驭着大“蘑菇”飘然落地时，“蘑菇”瞬间平铺在绿色的草坪上，仿佛变成池塘里巨大的、彩色的荷叶。

一架架排列整齐的飞机轰鸣着从我们的头上飞去，片刻又轰鸣着飞过来，不时变幻着队形，改变着方阵，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心花怒放。每当此时，我不由心驰神往，梦想随着飞机在蓝天翱翔。

作者的哥姐1950年代合影

幼童时期的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是三年饥荒。

记忆很深的是，当时供应北京居民的食物有一种叫做“淀粉”的东西，那是用玉米杆、高粱杆等经机器碾轧再过滤后的沉淀物质。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常去良乡城里排大队凭票购买淀粉，我往往也跟着去。买到的淀粉都是用大麻袋装，湿漉漉、沉甸甸的，母亲带领着哥哥姐姐们用自制的工具——木头独轮车，费力地把淀粉弄回家，良乡城离家还有十来里地。在我的记忆中淀粉特难吃。

哥哥姐姐还常带着我去挖野菜充当口粮。有一种野菜叫“酸不溜”，当时感觉生吃的味道不错，有时挖出来就用手擦一擦直接入口，酸酸的，有点清香，没有苦涩的味道。此后几十年一直到晚年，我都不太惧怕酸味的东西，也许就是那时练就的“功夫”。还有一种野菜叫“马齿苋”，放一点盐炒熟，感觉清爽可口，家人都说好吃。

那时连酱油都很难买到。记得有一次二姐和我清晨三四点就起床，用篮子提着大大小小的空玻璃瓶子，与邻家孩子们一道乘火车到离家一二十里外的长辛店打酱油。我们坐在闷罐火车的地上，列车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我紧紧靠在二姐身上，睡眼惺忪，困倦不已，随着列车的摆动摇晃着身子，至今那“哐当”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火车到达长辛店天未见亮，我们坐在商店门口冰冷的台阶上，排着大队等候开门。买到酱油后，我们就匆忙乘火车赶回家，长辛店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没有看到。

早熟、懂事、勤劳、能干的哥哥姐姐们，尽力为父母分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也为填饱自己的肚子。

哥哥姐姐还利用课余时间养兔子，辛辛苦苦打兔草，那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为了卖给收购站挣钱贴补家用。冬天兔子没草吃了，幼小的我还曾跟在哥哥姐姐身后，学着他们的样子把人们丢弃在地上的洋白菜疙瘩，用一根长长的粗铁丝扎起来放在筐里拿回家喂兔子。父母偶尔宰杀一只兔子给我们补充严重缺乏的营养，全家如同过年一般喜气洋洋。

在课余时间，我哥和邻里孩子一起，常到收割之后的庄稼地里捡拾散落的粮食拿回家当口粮。当时十一二岁的哥哥是家里的主劳力，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而且是勇于担当的男孩儿。但在庄稼地里捡拾粮食，农民是不允许的，那是他们的劳动果实。有几次，我哥的红领巾和书包以及捡到的粮食都被农民没收了，我能想象得到当时我哥受到的辱骂和欺凌。我哥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但是在苦难艰辛的生活面前，为了生存只能忍辱负重。

几十年后，我听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感言，其中莫言回忆小时候，母亲带他去村里收割后的麦地捡麦穗，为此他和母亲都遭遇恶人打骂凌辱。这时我又想起了我哥那时的境遇，也许同样挨过打，只是我哥回家不说而已。

我还记得，单位一处堆积的废木料不慎失火，木材全部烧着，最后只剩下大片的木炭。家属区的大人和孩子们争先恐后，不顾木炭的余热奋力捡拾，以备家里冬天取暖。哥哥姐姐也去了，他们捡回了不少，每人脸上、身上都弄得花猫一样，就像捡煤渣的小孩儿。

放暑假时，哥哥姐姐们还在母亲的带领下，到离家很远的大清河、小清河一带割草，以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军马场，卖的钱仍是贴补家用，军马场将青草留作冬季的马饲料。

那时，父亲经常出差在外，只有年幼的我和更年幼的妹妹待在家里。我的脑海里永远浮现一幅遥远童年的画面：我和妹妹在家待了一整天，翘首以盼母亲和哥哥姐姐归来。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和妹妹搬着小板凳坐在小院门口，眼巴巴望着徐徐下沉、光芒渐弱的太阳，这时落日的余晖绚烂无比，把妹妹的小脸映得红红的。然而此时，那晚霞染红的天际在我的眼中已不是炫目的美丽，而是让我心中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与无法言说的孤独充满恐惧和无助。

当我和妹妹远远看见汗水湿透衣背，神情疲惫不堪的亲人们归来，就会欢呼雀跃直奔上前，一头扎进亲人们的怀抱，仿佛久别重逢一般幸福无比。然而，年幼的我无法想象，整整一天，母亲和哥哥姐姐是怎样头顶烈日、挥汗如雨、弯腰割草、肩扛手提、推拉奔走，全凭力气将一捆捆沉甸甸的青草送到距离并不近的军马场卖掉，才换回微薄的收入。

我长大以后，只要“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唱响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会陷入童年无边的回忆之中，我的心里就会涌动对亲人们艰苦劳作的深深痛惜。

只要父亲出差，我和妹妹就满心欢喜充满期待，因为父亲回来总要带一些好吃的东西，比如在河北满城买回羊骨头，在内蒙古买回土豆等等。有时父亲还要冒着所谓“在黑市交易”的政治风险。为了家里饥饿的孩子们，哪怕单位要父亲写检查，父亲也无法顾忌。

我最喜欢的是父亲买回来的“江米条”，那是一种糯米做的糕点类食品，特点是香甜酥脆，那是我童年的最爱。我还记得，一天半夜我饿醒了，像往常一样连声呼唤：“妈，我要吃菜窝头！”而菜窝头是第二天的早饭，我半夜吃了，早饭时母亲就只有把她的定量分一些给我。正在这时，父亲出差回来乘夜间的火车到家，我欣喜万分，从床上爬起来边跳边喊：“我不要菜窝头，我要江米条！”妹妹也高兴地和我一块儿在床上蹦跳喊叫。

妹妹也实在可怜，也许是因为先天营养不足，比我更爱吃零食，然而那个年代哪有零食可吃啊！一截高粱杆或者玉米杆，她都爱不释手，当成甘蔗啃得津津有味。

我记得邻居袁婶从东北老家回来带了一些苹果，给了我和妹妹一人一个。那年头，苹果是多么珍贵的稀罕物啊！妹妹吃完以后对袁婶说：“袁婶，我还想吃一个。”袁婶又把不多的苹果给了妹妹一个。

有一次父亲出差，母亲烙了几张饼给父亲带到火车上当干粮，我们姐妹们围在锅台边，眼馋地看着母亲烙的香喷喷的饼。二姐带着我和妹妹送父亲到火车站，在月台上，妹妹仰着小脸对父亲说：“爸，我想吃饼。”父亲望着妹妹饥饿和渴望的眼神，就从包里取出一张饼给妹妹吃了。我和二姐毕竟大一些，知道不能要饼吃。

回家后二姐和我就告诉了母亲，母亲不由责备才三四岁的妹妹：“谁让你要的？你爸在火车上就不够吃了！”一边是出差在外、辛苦奔波的丈夫，一边是年幼受宠且饥肠辘辘的的小女儿，此时的母亲是多难啊！至今我想起来还心酸不已，眼眶湿润。

当时北京居民的生活相比外省人好一些，基本口粮并没有减少。粮食定量标准虽然没变，但质量下降，有时用豆饼、淀粉、地瓜干等充当粮食定量，一般供应是玉米面，副食供应骤减，肉类和食用油奇缺。虽然我们在北京没听说过像外省那样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但“撑死人”的事情我却记忆犹新。

离家属区不远有一处军营，一位从外省到军营探望儿子的父亲，在路途上饿了几天之后，终于在军营吃上了饱饭。但不幸的是，由于他饿得太久又吃得太快，功能衰弱的肠胃一时吸收不了导致他猝死，人们说他“撑死了”。我还记得，大人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谈论着，都唏嘘不已。我钻进人群听大人们议论，望着那一张张充满同情的脸庞，心里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撑死？而我经常是饿的呀！

在那全民饥饿的年代，人们仍然恪守着做人的底线——遵纪守法，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善良的百姓和全国人民一样默默地共同承受着苦难，据我所知，首都没有因为饥荒发生过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是，却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践踏“有难同当”“人人平等”的淳朴民心和道德准则，而这种人在我身边就有。

住在我家前排房子有一户人家姓张，男主人是单位食堂管理员，大约四五十岁，长得高高壮壮、红光满面、酒糟鼻子。年幼的我本来对这家男主人不会留有什么印象，但突然一天发生的事儿，却让我终生记住了他的模样。

那一天，前排宿舍突然传来闹哄哄的声音，还有不少人朝那儿奔去，我和小伙伴们自然也跑去看热闹。那户姓张的家门口和院里站满了围观的人们，还有好几个穿公安制服的人进进出出。这时我们才知道，公安人员是在张家抄家，那男主人是贪污犯已被批捕。

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义愤填膺：“咱们饿肚子，他们家凭什么吃那么好？”斥责声不绝于耳。无疑，这“贪污犯”的罪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极具震撼力的。最后，公安人员押解着张姓户主从屋里走出来，当他耷拉着脑袋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那极富个性的形象就永远植入了我的脑海，再也抹不掉了。

幼童时期的记忆里，心灵的最大创伤是来自我家喂养的一只狗的悲惨结局。

家属区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后店”，我哥与后店村里的孩子们经常一起玩耍。村里有一个男孩儿把家里的狗仔带出来玩儿，我哥非常喜爱，抱着就不放手。那个男孩儿叫我哥拿十八本小儿书（连环画）来交换狗狗。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看书难，但家里的小儿书也是哥哥姐姐们的宝贝啊！我哥爱狗心切，瞒着姐妹们翻箱倒柜把家里的小儿书几乎全部搜走，换回了这只小狗。

正值三年饥荒，人们都吃不饱饭，终日饥肠辘辘，拿什么喂狗呢？我哥害怕带小狗回家挨父母责骂，就在附近的玉米地里搭了一个简易狗窝，让狗狗待在里面，每天瞒着家人偷偷把自己的口粮带一点出来喂养它，宁愿自己饿肚子。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天气渐渐冷起来了，狗窝无法御寒，小狗冷得瑟瑟发抖，我哥只好硬着头皮把小狗抱回家，忐忑不安等待父母发落。当全家人看到这只可爱的小狗时，喜爱、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父母允诺留下小狗，我们欣喜若狂。

这是一只土狗，几乎全身黑色，只有眼睛上方分别有两团白毛，我哥给它起名“四眼”。我哥耐心细致地照料它，放学后就和它在一起，简直形影不离。四眼活泼可爱，又通人性，受到全家人的宠爱。

四眼长大了些，那个男孩想毁约，几次上门找我哥想把四眼要回去，我哥当然不答应，双方起了摩擦，闹得差点儿打群架。

长大以后的四眼忠于职守，它不但会看门护院，而且会替家人守序站队。那个年代凭票证供应，排大队购物是人们生活的常态，每当家人排队购物时，只要对它说一声：“四眼，排队！”它就会乖乖地趴在队伍里面安静地等候，并随着前面的人移动自己的位置，也绝不会“加塞儿”。这成了那时家属区排队购物时人们眼中的“一道风景线”。

四眼还有超强的记忆力，我家距离良乡城有十来里地，它可以按照家人的指令轻车熟路独自往返。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和四眼进城买东西，到了城里后突然想起上班的父亲未带钥匙，母亲就把钥匙挂在四眼的脖子上，对它说：“四眼，回家去！”于是，它就乖乖地把钥匙送回家。

四眼和我们一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却始终对主人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就这样过了两年。然而，谁也想不到厄运还是降临到它头上。

在大跃进时期大张旗鼓的“除四害”运动之后，接着又开展“除狗”运动，理由是狗不仅与人争食，还传播狂犬病，影响环境卫生，噪音扰民等等。这自然殃及到我家的四眼，单位还派人到家，多次劝说父母要响应上级号召，顾全大局，把狗处理掉。

父母开始不理会，想拖延下去。这时有街坊邻居相劝说：“别较真了，狗肉可是滋补祛寒的好东西，何不打死四眼炖了，包治好你大女儿的体虚病呢！”当时，我大姐十四五岁，因为缺乏营养十分虚弱，常虚汗淋漓，即使大热天全身也是冰凉的。尽管这样，生性善良慈悲的父母仍不肯伤害四眼。可没过多久，单位向父母下了最后通牒：若不除狗，就别来上班了！

我不知道父母经过怎样的熬煎，但我长大终于明白：尽管四眼是一只能通人性的狗，也是家庭的一员，但在那处处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里，一道除狗令就等于判它死刑，无论父母想出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四眼的厄运。

那天，院子里围了许多手拿棍棒绳索的“打狗队员”，大喊着：“翁大夫，你家的狗今天必须打死，不然我们就不走！”母亲知道四眼完了，含着泪说：“可怜四眼到咱家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让它好好吃上一顿再走吧。”母亲专门为四眼蒸了一碗白米饭，之前全家人很久都不曾吃过白米饭了。

让它好好吃了一顿后，一家人流着泪给四眼喂了三十颗安眠药，然后静静地围在它身边，陪伴它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希望能减少它的痛苦。可四眼生命却很顽强，它歪着头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吐着白沫，四肢不停抽搐着挣扎着，双目暗淡凄凉，好像在发出哀求，那是多么揪心痛苦啊！

无奈之下，父亲举起家里的小炕桌，闭着眼睛砸向奄奄一息的四眼，“哐当”一声，炕桌顿时四分五裂，四眼一动不动了。

这一幕场景就像一把利剑狠狠地插在我的心上，成了心灵永不愈合的伤痕……

后面的情景我已经不记得了。听家人说，当我哥端着盛着狗肉的饭碗时，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啪嗒啪嗒”滴落在碗里，那是心在淌血啊！而大姐吃了四眼的肉，却神奇地好了起来。

数十年来，每当我们一家人聚会时，回忆往事谈起四眼时，我哥的话语最少，他总是紧蹙眉头，深深地沉浸在痛苦之中。其实，在我心中何尝不是这样！四眼生前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和温馨，却在荒唐的年代不能与我们终身相伴，还用肉体换来了大姐的健康，怎么不让人感到永久的愧疚和悲痛呢！

处于特殊年代的幼童时期，虽然已经遥距六十年了，但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那些景、那只狗、那些泪……时时清晰浮现眼前，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2021年8月18日完稿

翁新京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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