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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葛剑雄:“放卫星”与饿肚皮的无奈青春

葛剑雄 新三届 2021-04-24

  

  学者简历

本文作者


葛剑雄,1945年出生于浙江吴兴,1964年高中毕业后接受师资培训,1965年上海市古田中学教师,1978年10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83年在职获博士学位,1981年12月留校工作,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校务委员、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


原题

青春无奈





作者:葛剑雄



  

这几年常见到“青春无悔”的口号,特别是用于回忆知青上山下乡、或经历文化大革命及各种政治运动,以表示回忆者的达观,显示其“革命豪情”,并影响没有这类经历的青年一代。对此,我绝不赞成。
  

这完全是歪曲历史。所谓“无悔”,只能是就个人曾经作出的选择而言,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完全是在被强制或受欺骗的情况下才参加或卷入,只能说是无奈。
  

这完全是在欺骗。既然“无悔”,何不干下去?但高唱“无悔”的人今天基本都是官员、企业家、学者、富人、名流、留学生,至少已回到城里安家立业并进入小康,有几个还在农村、山区战天斗地?既然“无悔”,完全可以回去,或者把子女送去,但这些人中还有人这样做吗?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那些人“无悔”的事物,都与文化大革命和此前的极左路线密切相关,他们“无悔”的结果,岂不是在用事实肯定这场浩劫和此前的序幕?莫非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所以,当我在回忆自己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至“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时,深感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并非是由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这段历史所造就的。是的,我们曾经被愚弄,被欺骗,被压抑,也曾经被煽动,被吹捧,被利用,既作为“革命动力”,也当过“革命对象”。我们当然应该深刻反省,毕竟青春无奈!
  

中学生活自然也给我留下过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在人到中年后,更免不了会感叹岁月无情,青春难再。但我宁可为了未来而走向死亡,也不愿意再回首那无奈的青春。不过,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历那样可怕的年代,我不得不一次次回忆并记录下这段无奈的青春。下面先摘录二则:


中学生的“大跃进”


  我是1957年进中学的,“大跃进”兴起时正读初二,当时的狂热和荒唐至今记忆犹新。
  

印象最深的几件事,一是“放卫星”。


  当时报上每天都在“放卫星”,各种奇迹不断涌现,产量天天翻番,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哪里知道什么真假?整天唱着“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沉浸在狂热之中。不知是出于学校领导的布置,还是少先队员出于革命热情而自发行动,或者兼而有之,学校里也开始“放卫星”了。


开始的口号还比较谨慎,如有的班级提出“消灭不及格”,但在其他班级“消灭3分(五级记分制,相当及格)”的口号面前,马上有人放出了“全部5分(优)”的“卫星”。可是不几天,“全部5分”的口号也显得保守落后了,因为据说别的中学已提出在初中学完高中课程,有的学生还准备著书立说。


  于是,一个个具体的“卫星”放起来了。如三天消灭错别字,办法是每天测验几次,教师来不及批改,就组织学生批改,甚至同一座位互相交换批改。很快就有班级向校党支部报喜,最近一次测验证明全班已消灭错别字。消息传出,其他班级也喜报频传,不到三天全校就放了“消灭错别字”的“卫星”。


  又如全部通过“卫劳制”(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标准,初中生虽然是初级,但也有规定的指标,如60米跑、400米跑等都有具体的时间,短短几天之内如何能全部达到?于是没有通过的学生就在操场上不停地跑,累了就歇一下再跑。在这种情况下,照理不可能越跑越快,但一遍遍下来,不通过的人居然会越来越少。直到天黑,不知是学生们真的越跑越快,还是计时的教师也放了卫星,奇迹终于出现,全校学生全部达标,报喜的锣鼓又敲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门前。


  二是大炼钢铁。“钢铁元帅升帐”似乎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记得具体的口号是“为1080万吨钢而战”,以后指标又成了1800万吨。不久就轮到中学“大炼钢铁”了,教师和一些身高力壮的学生在操场上建起一座炼钢炉,其他学生全出动收集“废钢”。


我们那所中学是新建的,实在找不到什么废钢,学校周围是棚户区,都是非常简陋的房屋,几乎没有钢铁可拆,大家就跑到苏州河以南的住宅区,将弄堂口的铁门、一些房屋上的铁栅铁栏全部拆下砸碎,有的同学还把家里的铁器拿来,有的工厂放在马路上的零件也被当废铁搬了回来。


晚上操场上炉火熊熊,师生们挑灯夜战,终于把“废铁”炉成了一堆黑乎乎的“钢”,接着就是抬着这堆“钢”报喜——不是向本校党支部,而是游行到区委。


  再就是消灭麻雀。除了平时用各种方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外,还有集中的行动。记得全市消灭麻雀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到了学校,我分到的任务是和一批人一起爬上三楼屋顶,见到麻雀飞过就高呼驱赶,不让它们停留。四周到处都有人放鞭炮,敲锣打鼓,挥舞旗帜,奔跑呼号,各显神通,据说战果辉煌。虽然我们在屋顶没有抓到一只麻雀,但都相信自己为“灭四害”尽了力。


  除此之外,我个人还有过一项“大跃进”的成果。我们去育才中学参观了教育革命展览会后,学校提出要实现“电化教育”。我积极响应,向地理教师建议制作一件“电化教具”。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木框上放一张全国地图,底下用不同线路安装不同颜色的小灯泡,用开关分别控制,演示时根据需要开灯,分别显示城市、铁路、河流等内容。学校给了我们一笔经费采购小灯泡、电线等,木工为我们做了木框,我和一位同学夜以继日忙了几天才制成,送往展览会向党献礼。但以后再未见到这件教具,教师自然没有用过。


饥饿的记忆


  初中时,学校附近的街道办了食堂,虽然还不像一些“共产主义”的典型或农村那样“吃饭不要钱”,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我还能从有限的饭钱中省下几毛钱买书。可是等我1960年进高中时,粮票的重要性已经尽人皆知。本来在饭馆用餐,在点心摊买早点是不要粮票的,但不收粮票的地方越来越少。特别是廉价饭馆和点心摊,每天供应的数量已很少,顾客必须提前排队,或等上很长的时间,才能买到限量供应的一份。


为了省下粮票,家里人曾几次到浙江路一家面店门口排队,轮得到的话,每人可吃一碗素交面(就是在面条上放几小块冬瓜)。不久,所有的漏洞都给堵死了——饭馆、点心摊凭“就餐券”供应,食品店的饼干糕点凭“糕点券”,与粮票一样严格配给。


  进高中后我一直在学校的食堂吃包饭,午、晚餐都是八个人一桌,饭量可以各人自定,每人有固定编号的碗。女同学大多定三两一顿,男同学普遍是四两,个别有定五两的,食堂根据所定数量放米蒸饭。


由于炊事员放米放水未必精确,有时四两的饭还不如三两多,有时同样的定量却相差很大,当时同学间虽还相当克制,但心里却不能不计较。如果同学间拿错了碗,定量少的吃了定量多的,那就更加尴尬。


轮到十天半月一次吃肉,大家就像过节一样,但轮到分菜的同学负担就特别重,要是菜盆中的八块肉大小相仿还好办,要是有大有小就麻烦了。开始时菜盆里的青菜数量还是充足的,尽管几乎没有油水;后来连青菜也不见了,只有一些卷心菜的老叶。


到了冬天,饭碗里经常是“光荣菜”。所谓“光荣菜”,就是以原来喂猪的豆腐渣为主,放少些菜叶、豆腐一锅煮成的。味道是不能计较了,再说这是“政治”立场,再不好也得吃。由于数量不少,吃下去的时候倒很饱,只是维持不了多少时间。


  在家吃饭也同样吃不饱,因为除了凭小菜卡按人头买到的蔬菜(基本都是卷心菜的老叶)和凭票买的几两肉、几分钱豆腐外,一切食品的来源都已断绝,所以每家每户都在为了让这少米、无米之炊塞饱家人的肚子而各显神通。


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办法是先将米炒熟再做饭,原来一碗可以变成一碗半,吃饭时虽皆大欢喜,却解决不了吃下一顿前的饥饿。报上还介绍生产小球藻,用人的粪便喂猪,将饲料省下来渗入粮食一起吃。


学校的生物教师辅导大家养小球藻,到处是一个个放着发绿的水的瓶子,可以从来没有人吃过据说极富有营养的小球藻。用粪便喂猪的确实行了,但人本身已极其缺乏油水和营养,粪便中还能有多少有效成分?所以当时偶尔吃到的猪肉也是一层皮连着瘦肉的薄薄一片。
  

最倒霉的大多是各家的主妇、母亲,为了让家人和子女多吃一点,往往只能自己忍饥挨饿。但在一些多子女家庭,即使母亲整天挨饿,也无法解决子女间的争夺,往往只能采取分食制。我家的邻居家有六七个孩子,最大的是我同学,每天早上,母亲按各人定量将全家当天的粮食分好,然后各人自己决定如何吃。所以他家的煤炉整天没有空,特别是分了面粉后,有的做面条,有的摊饼。当然母亲做好了菜后也得分配,否则就无法使每人都吃到。
  

在饥饿的日子里,吃了上一顿就在等着下一顿,特别是上午第四节课时,都在盼快点下课。当时高中生根本没有手表,个别家里有钱的同学也不敢戴手表。轮到我们坐在靠窗一排时,就在课桌上放一个钢笔套,记下太阳影子的长度,用这方法来估计时间,又通过手势或纸条告诉其他同学。


饥饿和营养不良不仅使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人发育推迟,身材矮小,而且患上各种疾病,每次体检都有新的结核病人被发现。我在1962年5月的体检中查出患上了浸润型肺结核,只能立即休学,一年半后勉强复学,因原班级已毕业,转入下一级。但到1964年高中毕业时,肺结核尚未钙化,体检仍不合格,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


  经常性的形势报告和政治学习,使我们深信,饥饿是由“连续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并且是暂时的。当我们听到“毛主席已不吃肉了”的消息时,更感动万分,因为我毕竟每旬都有二两肉票呀!伟大领袖的生活比我们还艰苦,于是咬着牙省下一二斤粮票上交团支部。


我们更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虽然吃不饱,但党和政府还配给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会管吗?要是他们那里遇到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劳动人民不知要饿死多少!


  在学校附近的北火车站一带曾出现一些从乡下逃出来的饥民,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先是要饭,说快饿死了,哀求救他一命,但哪里要得到?于是就开始抢吃的,从别人手里抢过大饼、油条,拼命往嘴里塞,任凭如何打骂,他们一概忍受,只是死不吐出到了嘴的食物。实在无法一口吃下的,如半碗稀饭,也会吐上一口痰,使你只得让他吃了。


学校立即进行思想教育,说明这些人都是农村的地富反坏,不愿老实接受劳动改造才逃出来。不久这些要饭的果然被统统赶走,我们自然毫不怀疑他们是罪有应得,共产党领导下还会有人饿死?


  (本文摘自《葛剑雄文集》第6卷《史迹记踪》,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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